[摘要]佛经翻译在历史上曾对中国文化产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概言之，在哲学方面对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逻辑理性、宋明理学中的心性概念和中国哲学的思辨精神等都曾产生积极的影响；在艺术方面，对中国的建筑、雕塑、绘画、音乐、书法等的发展发挥了重大促进作用；在文学语言方面也有着巨大而积极的贡献。
[关键词]佛经翻译；文化；影响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08)02-0198-03
佛经翻译作为中国翻译史上的第一次翻译高潮，不仅孕育了以鸠摩罗什、真谛、玄奘和不空“四大译师”为代表的译经名家以及中国早期的基本翻译理论和思想，而且对我国的哲学、艺术、文学、语言乃至整个中华文化的方方面面，都产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一、佛经翻译对中国哲学思想的影响
从历史上看，古代中国人的哲学思想对道德的说教色彩较重，而对形而上的思考较少，逻辑性较差。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尤其是佛教的唯识、般若等思想，对中国传统哲学的逻辑理性、宋明理学的心性概念以及中国哲学中的思辨精神的提升都有深远的影响。
汉魏之际，当中国文化正处于不能满足和慰藉人们的心灵需求之际，而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文化，提出了前世、现世、来世的人生观和追根究底的因果关系以及不生不灭的西方极乐世界的新观点，让中国人眼界为之一开，仿佛看到人生的一线希望。于是，随着佛经的大量翻译和传播，佛教文化在中国迅速地由点到面扩展开来。之后，印度佛教的唯心主义哲学与我国原有的老庄哲学相结合，逐渐推动了我国道教的创立和宋代理学的产生。佛经翻译对印度的因明学的介绍，还促进了逻辑学在我国的发展。到南北朝时期，中国化佛教已进入独立发展阶段，并有了中国独立的佛教学派。至隋唐时期，中国佛教进入了它的极盛时代(刘祥清，2006)。
两晋以来，士大夫们与僧人的往来成为风尚，如宋苏东坡笃信佛教，自称“居士”，与禅僧们往来密切，共研佛理。佛教大师有很多都是学问高深的学者。这些古代文人雅士的行为，无疑促进了中国哲学思想的多元化发展趋势。而儒释道之间持续不断的排斥和调和，不断地推动着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最终形成了儒释道三教合流并立的局面。宋代兴起的理学，便是儒佛道融合的产物。以宋明理学为例，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华严、禅宗和另一部分佛教理论的刺激和影响而产生的。周、程、朱子等之理学，及陆象山、王阳明等之心学，无一不受佛教禅宗思想的影响，这是思想界公认的历史事实。
二、佛经翻译对中国艺术界的影响
佛经的翻译与流传，对中国艺术界的影响更为广泛。历代艺术家将佛法的意境融入中国的建筑、雕塑、绘画、音乐、书法之中，在中国文化史上写下了光辉篇章。
1、建筑艺术。佛教的传人由于得到了历代统治者的大力支持，所以在魏晋六朝时期发展得非常迅猛。随着佛教势力和影响越来越大，全国僧人越来越多，于是全国寺院也越修越多，越来越华丽，这就大大推动了中国建筑艺术的发展。现存的上海龙华寺塔和苏州报恩寺塔，都是在公元二至三世纪三国时代创建而经后人重修的。四世纪到六世纪，全国各地都有壮丽的塔寺建筑。世界闻名的佛教石窟寺，如敦煌、云冈、龙门以及其它同等重要的石窟寺——这些古代雕塑壁画艺术的宝库，西至新疆，东到辽东，南到江南，都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动工的，随后持续了数世纪之久。随着佛教的传入，建塔造像的艺术很快地便风行于中国各地，全国各地兴建大小不一的寺院数不胜数。可以说，没有佛教建筑的传承就不可能留下这么多文化遗产。
2、雕刻艺术。宗教是推动艺术发展演进的主要原动力，全世界最好的艺术作品，就是佛像。在我国，通过历代修建各种大规模的石窟寺，如克孜尔石窟、伯孜克里石窟、云岗石窟、龙门石窟、敦煌石窟、麦积山石窟、天龙山石窟等，创作出了难以计数的佛教石刻造像。人们瞻仰佛像的清净庄严，内心也被洗涤得清凉自在。在我国的艺术瑰宝中，敦煌壁画、云岗石窟、龙门石窟的唐朝佛像最为鲜明，其吸收了犍陀罗和印度的风格而发展成为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造像艺术，是我国伟大的文化遗产。
3、绘画艺术。佛教绘画主要是壁画。现存于敦煌石窟中的壁画，给我们提供了非常丰富的艺术和历史的资料。值得注意的是，最初盛行的佛陀本生故事画，发展到唐代，逐渐为“经变”画所代替。佛画中的“经变”，也就是将佛经中的故事譬喻演绘成图。经变画的兴起，使壁画内容大为丰富起来，因而唐代佛寺壁画之盛，达到极点。当时名画家辈出，在姓名有记载的数十人中，如阎立本、吴道子等，大多是从事于佛画的。由此可见佛教对当时绘画艺术所起的作用。中国画家中由王维一派的文人画而发展到宋元以后盛行的写意画，则与般若和禅宗的思想很有关系。佛教版画，随着佛经的刊印而很早就产生了，现在所看到的中国最早的版画是在大藏经上面的佛画。房山石经中有唐代的石刻线条佛画，宋元以来的观音画、罗汉画以及水陆画等都是很流行的。
4、音乐神韵。中国古乐甚佳，但佛教来华，有新调加入，使旧调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有了特别的发展。如“鱼山梵呗”“寺院钟声”等乐曲，皆摹佛经之梵音。佛寺中档磬钟鼓等，皆僧众起居与共之礼乐，使人闻而俗念顿消。中国诗人多喜闻佛寺暮鼓晨钟，从而歌咏出绝妙诗词歌赋。即使是现代乐府，也多取韵于佛教唱诵，可见佛教音乐之感人。由于佛教音乐使人听后有一种神清气爽之感，所以至今仍在民间十分盛行，特别是五台山、峨眉山，更是佛教音乐极为盛行之圣地。
5、书法艺术。曾有人说：“若将佛教书法的部分拿掉，中国书法史将失去一半的光彩。”可见佛教影响书法的贡献是不容置疑的。后汉开始，抄写经书成为一种专门行业，出现了“写经生”。“经生”们大规模的写经、抄经，甚至刻经的书法实践，累积了无数有关书法文化遗产，对书法字体的演变、书法艺术的繁荣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它不仅促进了隶楷的演变进程，也为之后唐楷的产生作了铺垫。
而佛教对书法的影响，从更高的层次上来说，是佛学思想对书学理论的渗透和拓展。这种渗透和拓展主要体现在历代书法理论家对佛学的接受和在书学理论上的应用。如虞世南在《契妙》里提到“绝虑凝神、心正气和”；王羲之在《启心章第二》中说：“夫欲学书之法，先乾研墨，凝神静虑。”以及在《教悟章第七》里的“悟”皆为佛语等等，可见书家们已经把佛教修行的方法引入了书学的理论中，有些还直接用了佛教术语，其中依稀可见书家们对佛教的接受。另外，像“意象说”、“顿悟说”、“凝神观照”、“意会”等，原本皆为佛家语，用到书法上却也不失精彩与深刻(黄鸿琼，2000)。
三、佛经翻译对现代汉语的影响
1、音韵学方面。佛教经典的翻译对中国音韵学的影响
至深。如过去中国字典上通行的反切，就是受梵文拼音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四声”的确立也与佛经的翻译有关。张建木在《佛教对于中国音韵学的影响》一文中指出，佛家对中国音韵学最重要的影响有三个方面：一是四声，二是字母，三是等韵图表(杜爱贤，2000)。翻译佛经时汉文梵文译者都难学对方的语言，前者是象形文字，而后者是字母文字，译者难以记忆，于是他们根据梵文字母创造了汉字的拼音方式。业已证明汉字拼音的原辅音实际在梵文的影响下在唐代形成。音韵的另一领域韵律也是如此。中国古音乐中五声——工、上、交、子、乐，同时应用于汉语拼音，但现在汉语中只有四声，这也是受佛经翻译影响的(曹冬梅，2004)。据陈寅恪先生说，宫、商、角、徵、羽是中国的本体，平上去入是西域输入的技术，入声最易区别，平上去三声分别是由于当时佛教徒转读佛经三声，与印度古《声明论》(印度佛教“五明”中的“声明”，相当于今天的语言学)的三声(svara)相符，和入声相配，便成为四声了(马祖毅，2001：85-86)。
2、词汇方面。佛经翻译还大大丰富了中国语言中的词汇。汉语史上外来成语90％以上源于佛教(史有为，2004：173-212)。在佛经翻译的过程中，不少佛教外来词被随之引进。在唐宋人编写的《切经音义》和《翻译名义集中》所收的佛经词汇就不下干条。这些词汇，随着历史的发展，有的成为汉语词汇的组成部分，促进了汉语中大量新词汇的出现。杜爱贤先生认为，从这些词汇的构成来看，佛经翻译的影响有五种情况：汉词佛意；意译词汇；梵汉合璧词；利用新造汉字组成的词；源于佛典的成语与熟语(杜爱贤，2000)。语言学家们现在通过仔细分析得出结论：汉语中约有35000单词出自佛经翻译，今天还在使用的“天花乱坠”(《心地观经·序分》)、“作茧自缚”(《妙法圣念处经》)等词语也源于佛典的成语和熟语(骆贤凤，2006)。
3、语法方面。除词汇的输入之外，佛经对于古汉语的语法影响也不小。翻译佛经中，当时流行的骈文家的绮词丽句，被大量的倒装句、提问句以及解释句取而代之。例如，“如是所闻”，在语法结构上受了梵文的影响。汉语助词“于”字，在先秦两汉书籍中从来不用在动宾之间，魏晋六朝时译经，为了凑韵文字数，才有了这种用法，如鸠摩罗什译的《法华经》中就有“击于大法鼓”，“供养于诸佛”这类的句子。此种用法，后来传到皮簧戏词里，就出现了“打骂于他”，“取笑于我”的说法(马祖毅，2001：84-85)。汉魏六朝时期的佛典中，开始出现由“把”、“将”、“着”、“了”、“便”、“就”等构成的新兴语法成分。
四、佛经翻译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佛教为中国的文学带来了许多从来未有的、完全新的东西——新的意境、新的文体、新的命意遣词方法。马鸣的《佛所行赞》带来了长篇叙事诗的典范，《法华》、《维摩》、《百喻》诸经鼓舞了晋唐小说的创作，《般若》和禅宗的思想影响了陶渊明、王维、白居易、苏轼的诗歌创作。佛经的翻译是我国翻译文学产生的标志，汉译佛经的流传产生了变文、俗讲、语录体等文学形式。中国的评话、评书、戏曲文学也深受其影响。佛教对中国文学和思想文化影响巨大，许多文人墨客往往在文学作品中流露出这种佛教思想。
1、白话文的产生。为了普渡众生，佛教用语一般都通俗易懂，佛经翻译也力求明白晓畅。既不用古文家的绳墨格调，也不用骈文家的绮词丽句，“之乎者也矣焉哉”等古汉语句子中常见的词在翻译的佛经中几乎找不到。随即，白话文初见端倪，为汉语言开辟了一方新天地。为了方便给一般不识字的普通信众讲说佛经故事，还产生了宝卷、讲俗等，后发展成为通俗的小说。尽管白话文对当时文学的触动不大，但是佛教经典的尊严毕竟抬高了白话文体的地位，佛寺禅门逐渐成为白话诗文的发源地。
佛经中散文和韵文交错使用的活泼风格是佛教来华前汉语文章中不多见的，而这种活泼的文体风格，很大程度上导引了唐代以后变文的形成，为汉语向口语化方向发展作了前期准备。变文是为佛教普及的目的而产生的一种特殊的文学，也就是把佛经内容演为便于讲唱的通俗文词。敦煌石窟发现的各种变文，是文词酣畅想象力非常丰富的大众化的文艺作品。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出后来的平话、小说、戏曲等中国俗文学的渊源所在。此外，还有由禅师们的谈话和开示的记录而产生的一种特殊文体——语录体，这种朴素而活泼自由的口语文体，后来被宋明理学家仿效而产生了各种语录。可以说，佛经汉译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我国文言文的统治地位，推动了汉语的口语化发展。
2、想象力的丰富。佛经中的幻想、夸张等艺术手法对中国小说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佛教文学多赋想象力，尽管有时有些不合理，但却把相对沉闷的古汉语文学解放出来。佛经翻译同时把印度浪漫因子注入到了缺乏想象力的中国古文学的土壤之中。佛经长于譬喻，如佛教《百喻经》的翻译就为中国文学带来了大量的生动形象、极富想象力的比喻。所以，中国文人皆爱好读佛经以助其文章之妙思，进而想象力不期而增加，诠写方法不期而革新。佛经直接影响了中国文学的发展。
佛经的传人，使我们有了《封神榜》、《
西游记》等小说，其中超自然的想象人物孙悟空、哪吒和其他不朽的众神鬼怪深深吸引了我们，“三头六臂”、能变身形等在每一个中国儿童的心里播下了想象的种子。吴承恩的《
西游记》虽说以唐玄奘到天竺取经为原型创造，但唐僧师徒除妖斗魔的惊险却随着孙行者的一个筋斗跑出了十万八千里，中国人的思维终于沾上了佛门仙气，开始进入“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自由境界。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中国的浪漫主义文学就是印度佛经的产儿。再如曹雪芹的《
红楼梦》除描写主人翁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之外，第一、第五回还揭示了人生的因果报应。出现在开篇的《好了歌》，那种好就是了、了就是好的思维方式与行为规范，即暗含了佛教的哲理，得到了现实社会的认同。这部小说成功地把出世的佛法蕴涵在愤世嫉俗的现实主义文学的描写之中，很好地体现了儒道融合、以道释佛的文化心理。正如梁启超所言：“我国自《
搜神记》以下一派之小说，不能谓与《大庄严经论》一类之书无因缘。而近代一二巨制《水浒》、《红楼》之流，其结体运笔，受《华严》等影响实甚多。即宋元明以降，杂剧传奇弹词等长篇歌曲，亦间接汲《佛本行赞》等书之流焉”(梁启超，1920)。
3、故事性的加强。佛经文学往往注重形式上的布局与结构，《佛所行赞》、《佛本行经》是长篇故事，《须赖经》是小说体的作品，《维摩诘经》则是半小说、半戏剧体的作品。这种悬空结构的文学体裁是我国的古文学所没有的，他们的输入对后代弹词、平话、小说和戏剧的发展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一些佛经本身就是文学作品的典范，译者用优美的语言翻译过来，社会上人人爱读；即使不信教者，亦心醉于其字里行间。如《四分律》卷四十九至五十里写了一个妓女的儿子成为神医的事迹，除了首尾部分外，并未宣传佛教思想，却重在阐述国王的无耻与残酷。这样的经文数不胜数。佛经中记载的大量故事，随着佛经的翻译传入中国，并且流传到民间，加强了中国文学的故事性与可读性。
中国文学有的故事就是直接来自佛经，而后又在小说里改写为中国本土的故事。如(梁)吴均《
续齐谐记》里所记“鹅笼书生”的故事。有些则是印证佛教思想的中国本土产生的故事，如《
幽明录》等书中大量的记载。南北朝时期，记载因果报应之类故事的小说大量出现，显然与佛教有关。鲁迅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魏晋六朝志怪小说与佛教有密切关系。另外，中国戏曲的故事情节也深受佛教故事的影响。像元杂剧中的许多剧情都取材于佛经故事，如李好古的《沙门岛张生煮海索妇》中张生煮海索妇的情节等等。
历经草创、发展、鼎盛和衰落四个阶段的千年佛经翻译，不仅引发中国翻译史上的第一次翻译高潮，而且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呼唤中国自己的翻译理论体系的今天，对佛经翻译多角度、深层次的研究，也应是我国译学研究者们不容忽视的重要一环。对我国传统译学的研究和继承，同对西方现代译论的接受和吸收一样是不可或缺的，二者皆为我国科学的翻译理论体系赖以构建的坚实的基石。
责任编辑：公 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