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摘要]目前我国居民消费率持续偏低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隐患，而居民消费率难以提高是最终消费率持续走低的关键。居民消费率的提高具有极其复杂的原因，本文从公共产品供给的角度入手，以几种典型的公共产品为例，探讨了其供给不足对我国居民消费率提高地制约，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关键词]居民消费率；公共产品；供给不足
       [中图分类号]C9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08)02-0191-03
       一、我国居民消费率的现状
       我国目前强劲的投资有力地拉动着国民经济一路快速前行，但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却在不断降低，最终消费率已呈现出明显的逐年下降趋势。数据显示，我国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已从上世纪80年代超过62％下降到2007年前三季度的51.1％；居民消费率也从1991年的48.8％下降到2005年的38.2％，均为历史最低水平。而消费率长期偏低，会使投资增长最终失去消费需求的支持，导致生产能力闲置，造成部分行业产能过量、供求失衡，引发企业效益下降、失业率上升等一系列问题。长此以往，势必成为经济发展的隐患。为此，“十一五”规划把促进消费作为今后重点解决的重大战略问题。那究竟应当从何人手提高居民消费率呢?首先应从制约消费率提高的因素人手。其中，公共产品严重短缺对居民消费率提高的制约是不容回避的现实。
       二、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对居民消费率提高的制约
       对于公共产品的划分和厘定，相关论述已是汗牛充栋。学术界采用较多的是萨缪尔森在《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中的定义，纯粹的公共物品或劳务是这样的产品或劳务，即每个人消费这样的产品或劳务不会导致别人对该种产品或劳务的减少。这样的纯公共物品或劳务具有三个特征：效用的不可分性、消费的非竞争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随着城乡居民收入的持续增长，消费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对公共产品的消费需求不断上升。而与日益增长的需求相比，公共产品供给缺口较大。公共产品供给不足会制约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从而制约居民消费率的提高，以下以几种典型的公共产品为例进行具体分析。
       1、制度类公共产品：政府对消费市场的规制制度
       制度是一种公共产品：它不仅具有消费的非竞争性，而且具有非排他性，甚至具有某种程度的强制性，制度一旦实行，只有当大多数成员都遵守时才有意义。从根本上说，制度是个体为降低彼此间的信息沟通和交易成本，增进自身福利水平而以集体的方式共同实行的行为规则(臧旭恒、曲创，2004)。消费市场上如果缺乏相应的规制制度会导致市场秩序混乱，消费者权益得不到有效的保护，从而加大了消费的风险，阻碍了居民消费的提高。以2005年为例，从苏丹红事件引发肯德基、享氏等知名企业公众信任危机，到强生公司的婴儿护肤产品被疑含矿物油，因产品安全隐患引发公众信任危机的事件此起彼伏。而这些事件的直接后果是消费者回避消费：知名企业如此不可信，更不用说其他企业了。在消费市场上，生产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广泛存在。由于消费者的信息劣势，市场上会出现逆向选择，假冒伪劣产品充斥市场，破坏正常的市场秩序。同时，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生产经营者会产生道德风险，以虚假信息和夸大性广告对消费者进行欺骗和误导。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政府建立相应的规制制度减少信息的不对称，保证产品质量，维护消费者的权益。而我国目前对消费市场的规制制度的供给明显不足。首先，消费领域还有很多“无法可依”的情况，消费者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其次，相关质量安全法制和质量标准体系的建设还有待加强和完善。最后，现行制度对生产经营者的处罚程度过轻，基本上只限于赔偿对消费者已经造成的损失，根本谈不上“惩罚性”处罚。由此可见，消费市场上规制制度的不完善，严重制约了居民消费率的提高。
       2、教育类公共产品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英国经济学家米德认为，教育是影响人们获得收入能力的一种重要形式的投资。长期以来，消费结构的改善和升级，以及消费层次的提高必须以人力资本的不断积累为基础，而后者又要求社会提供充足的教育类，尤其是基础教育类公共物品，但目前我国这类公共物品的供给明显不足。一方面，总量供给不足。据光明日报2005年1月1日登载，教育部、国家统计局和财政部公布的2003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显示：2003年我国政府教育投入总量为6208.27亿元，比2002年增长了13.29％，但预算内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比例和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分别比上年下降了0.08和0.04个百分点，其中1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没有达到教育法规定的教育投入增长要求。总量供给不足增加了居民的教育预期支出，忧患意识导致储蓄倾向过高，弱化了即期消费。尤其在农村，这一问题更为严重。另一方面，我国政府对教育类公共物品的供给也存在着结构上的问题。教育是一种介于纯私人物品和纯公共物品两者之间的“准公共物品”或者叫“混合物品”，除直接消费者本人能从接受教育中获益之外，其他人也能从中获益。扫盲教育可以看作是一种“公共产品”，社会和他人从中受益很大，因为文盲和非文盲是质的区别，其他人也会从中受益，但其公共性已近很小，因而政府在教育投入中应偏重于公共性较大的基础教育。但我国的实际情况却与此相反，目前我国教育经费的94％都投向高等教育，只有0.4％和0.1％的经费投入到中学和小学。教育类公共产品目前在总量和结构上的问题，加大了居民的负担，阻碍了消费结构的改善和升级，居民消费率难以得到提高。
       3、社会保障类公共产品
       按照国际劳工局的定义，社会保障是指社会通过一系列的公共措施来向其成员提供保护，以便与由于疾病、生育、工伤、失业、伤残、年老和死亡等原因造成停薪或大幅度减少工资而引起的经济和社会贫困进行斗争，并提供医疗和对有子女的家庭实行补贴的办法。它作为一种重要的公共产品，其首要作用是尽可能体现社会公平，保证社会的稳定。同时，它的建立和完善对于经济的宏观调控尤其是对于消费需求的宏观调控，也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社会保障机制在运行过程中，通过向低收入者及丧失了收入能力的人群提供收入支持，实际上是对市场化收入分配机制的调节。在一般况下，消费者收入水平越低，越是低于或接近于满足基本生活需要所需水平，消费倾向越高。社会保障虽然不能消除收入差距，但由于高收入水平消费者的消费倾向小于低收入者，因此，从宏观上看，通过社会保障机制普遍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收入分布，也具有提高全社会平均消费倾向，从而提高最终消费率的效果。
       我国目前社会保障类公共产品的供给极不完善。一方面社会保障支出占政府财政支出的比重偏低，仅为10％(加拿大为39％，日本为37％，澳大利亚为35％)。另一方面，
       社会保障的覆盖面较窄，覆盖率较低，尤其是广大农村居民被排除在外。不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增强了居民未来支出预期，强化了预防性储蓄动机，削弱了居民消费能力，严重阻碍了居民消费率提高。
       4、就业机会
       就业机会具有以下两个特征：一方面，它是向整个社会共同提供，全体社会成员联合消费、共同受益的，即它具有效用的非可分性。另一方面，它技术上没有办法将拒绝为其付款的社会成员排除在受益范围之外，即它具有受益的非排他性。任何一个人，只要具备一定的生产能力，就可以向社会提出就业要求，而不管是否支付了“费用”。因此，就业机会符合公共产品的基本特征，政府有能力也有义务为社会提供就业机会(冯彦明、夏杰长，2004)。就业机会的充足与否直接关系到消费者收入的增加，从而影响居民消费率。我国政府目前提供的就业类公共产品不足，未就业和未充分就业人口占总劳动人口的比例较高。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统计，2004年，城镇新增就业人数980万人，比预期目标多80万人；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比上年下降0.1％。如果考虑从农村进城务工的农民约有9400万人，比国有企业员工还多2600万人，则真实的失业率更高。这一结果与我国很多地方政府片面追求GDP的规模和增长速度，盲目投资一些资本密集型产业，忽视对创造就业机会有利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投资有关。充足就业机会的缺乏，消费者的收入不能从根本上得到增加，不利于居民消费率的提高。
       5、基础设施类公共物品
       基础设施类公共物品的供给不足迫使个人不得不自行提供，这不仅造成了这部分公共物品供给效率低下，同时也降低了对当期消费的有效需求。在基础设施类公共物品中大部分是日用必需品，政府供给不足必然会迫使私人提供(如防盗门)。这样不仅会降低公共物品的供给效率，还会影响当前私人消费品的消费。另一方面，基础类公共设施类公共物品与多种私人物品之间存在高度的互补性，前者的有效供给是后者消费的前提条件，因而这一类公共物品的供给不足会制约个人对某些私人物品的消费(如交通拥挤和高的行政费用限制了汽车消费市场的启动)。基础设施类公共物品供给不足对消费的限制在农村更为明显。截至2004年，扶贫重点县通公路的自然村比重为77.6％，通电的自然村比重为95.1％，通电话的自然村比重为64.4％。尽管农村基础设施的拥有率比往年有所增长，但与发展农村经济所要求的基础设施拥有率仍存在很大缺口。农村水、电、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严重不足，导致农村部分存量消费需求未能释放。一是用水不便，严重影响了洗衣机的消费；二是电费高，电压不稳，尤其是农忙季节，停电更是家常便饭；三是交通不便，出行难，对农民取得收入和实现消费双向抑制；四是电讯信号服务落后，这显然影响各种家电的消费。由此可见，农村基础设施类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使庞大的农村消费市场无法得到充分发挥。
       三、结论
       消费率决定着国民经济的“总盘子”(基本比例关系)。适当提高居民消费率，应当作为新形势下经济工作中一项紧迫而重要的任务。我国居民消费率偏低，是多种原因共同造成的，单一的突破点难以奏效，需要多方面的改革和政策配套推进。而公共产品供给不足问题的解决应作为政府管理的重要任务。因此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解决公共产品供给不足问题，对我国居民消费率的提高具有积极的意义。具体措施有：
       1、建立和健全对消费市场的规制制度
       政府在继续完善各种法律和法规的同时，要尽量减少信息不对称，改变消费者在买卖中的弱势地位。一方面要加强对消费者的商品信息引导，保证生产者所提供商品信息的正确性。另一方面政府要加大对消费市场的规范和监督力度，严厉打击制假售假、价格欺诈等违法行为，加强消费投诉、纠纷的处理工作。同时，通过一些制度措施降低民间监督的成本，充分利用民间力量加强对生产者的监督，以充分保证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2、加大基础义务教育的投入
       政府在继续增加教育投入总量的同时，改变目前教育投入的结构，加大基础教育的投入比例，确保在全国城乡真正实现免费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减轻农民的子女教育支出负担。
       3、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政府要进一步加大社会保障的改革力度，尽快建立覆盖面更广、安全、规范的社会保障制度，尤其是要加大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力度，早日建立起全社会人员参加的社会保障体系。有必要设立、开征社会保障税或先建立用于社会保障体系的专项国债，实行社会保障资金国家统筹，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向贫困地区、低收入群体倾斜。在农村，加快建立和完善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探索建立农村社会化养老制度，加快推进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4、积极促进就业
       政府应进一步制定积极促进就业的政策，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加大考核各级领导解决就业问题指标的力度，大力完善劳动力市场并充分发挥劳动力市场对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努力发展第三产业与劳动密集型产业，充分发挥财政、税收与投资对就业的促进作用。加强劳动职业培训，引导职工转变就业观念，发展灵活多样的就业方式。
       5、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并从始至终把农村地区作为工作重点
       政府应以提高居民尤其是农村居民消费率为重点，财政支出向农村大力倾斜，尽快改善农村生产生活的基础设施，逐步启动庞大的农村消费市场，推进农村消费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要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引导他们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同时，国家财政要通过直接补助资金、补助原材料或“以奖代补”等方式给予鼓励，引导农民对直接受益的公共设施建设投工投劳。要加快建立全社会参与的激励机制，鼓励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责任编辑：王成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