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知识分子在国民政府国营企业的发展中发挥着主导性作用。在学理层面，他们阐述了在现代中国发展国营企业的历史合理性，及其现实意义和未来意义；在制度层面，总结了历史教训，研究了国外的经营管理模式，讨论和设计了其经营管理机制的改革问题。同时，他们还是实践层面上的基本支撑力量，其主导下的国营事业，经营方向与宗旨得到初步实现，技术创新能力显著增强，经营效率有程度不同的提高，与传统的官营事业有着很大的不同。简言之，知识分子在国营事业领域是“核心”的而不是“边缘”的。
[关键词]知识分子；国民政府；国营企业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08)02-0159-06
近年来，学术界对国民政府国营企业已经做了很多研究，对其发生、发展的历史有了更加深人和准确的认识与定位，但亦不乏笼统与粗疏之处。国营企业中的知识分子问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迄今尚缺乏系统而专门的研究。本文即是基于此而进行一个尝试，请方家指正。
一、知识分子阐述了在现代中国发展国营企业的合理性问题
官营经济在中国有着长久的历史，但从总体上看其管理经营并不理想，以失败者居多，即使使用了近代科技的洋务企业也不能幸免，并因此而饱受社会诟病。民国之后，随着自由经济思想的广泛传播，各种批评也不断升级。针对这些怀疑与批评，思想界多角度地阐述了在现代中国发展国营经济的合理性。
(一)在梳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基础上，阐述其历史的合理性
从历史知识中寻找合理性，是中国传统士人的一个基本思维特质。虽然近代知识分子的价值理念越来越多地建立在西学基础之上，但此种传统并未中断。早在孙中山构筑其民生主义经济理论时，就十分重视从历史传统中挖掘合理因素。他曾说：“考诸历史，我国固素主张社会主义者。井田之制，即均产主义之滥觞；而累世同居，又共产主义之嚆矢。足见我国人民之脑际，就蕴蓄社会主义之精神”。国民政府时期的学者也多有此种思维。吴鼎昌在1927年撰书认为，中国五千年经济政策“以均富为主，始终一贯”，并坚信此均富主义与近世各种经济学说“有兼容并收之量”，“苟能发挥广大之，必足以风靡世界。”经济学家马寅初也认为，中国历代经济思想与政策均取全体主义精神，以国家利益为前提，由政府直接经营重大事业；认为世界潮流已“进入于全体主义”，中国之复兴“亦惟有上法先王之精神，近取先进各国之政策”。地质学家翁文灏在论及传统官营经济时，也不无赞赏地说：“吾国自很古的时候，已看到国营的需要，并且历经着手实行。如同汉唐盐铁制度以及隋唐的实行均田，虽无国营之名，实具国营之意。”
事实上，将均富主义、全体主义简单地视同民生主义或社会主义显然不妥，而现代国营经济与传统官营企业也有本质性区别，不能简单地相提并论。但这种逻辑上的合理性恰恰不是其关注的重点，他们所要搭建的是文化的合理性，即求得国人“历史即已如此”的文化认同感，为其政策的推行营造社会思想基础。
(二)阐述了在现代中国发展国营经济的急迫性与必要性。亦即其现实意义
与西方早期现代化国家相比，作为一个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要实现现代化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更加复杂，现代化所要承载的任务也更加繁重。因此，确定一个正确的发展战略与方向，就成为确保现代化顺利实现的前提条件。在国民政府时期的许多知识分子看来，发展国营经济就是唯一正确的战略与方向。产生这种思想，除了受孙中山影响外，更与此间日益加剧的民族危机有直接关系。
首先，民族的政治危机使其认为，只有发展国营经济，才能提升国防力量，奠定民族独立的物质基础。早在国民政府成立之初，发达国家的资本理论就在知识分子中有一定的思想基础。“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使其进一步得到强化，“建设国防经济，发达国营工矿事业的呼声，遍于全国上下”。抗日战争爆发后，发展国营经济更是知识界思想界所极力主张者，此点已是可以想见而毋庸讨论的了。即使到抗战胜利前夕，国统区在讨论战后中国经济建设问题时，此种主张仍很强烈。中国经济建设协会是由“战争期间自由中国最富卓越见识的人士”组成的，其成员主要来自学术、教育、实业、金融等领域及政府部门；它曾认为，外敌威胁将在战后中国长期存在，故战后中国建设的首要目标是国防，要以此为最高优先全面统制经济，“尽速发展国家企业”。应该说，知识分子对民族政治危机的焦虑，贯穿了整个国民政府时代。
其次，民族的经济危机使其认为，在残酷的国际竞争下，只有国家资本才能担当起经济现代化的重任。此点在三十年代经济危机时期，学术界的讨论最为热烈。马寅初曾有专书进行精彩论述，他认为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各国“均抱国家经济主义”，竞争更加激烈，在此情况下，中国经济的唯一出路就是统制经济，学习苏俄，用国营的政策“发展国内工业，以与之相抗”，否则“永将沦于被倾销被侵略之地位”。此外，还有大批学者有过相同或相似的阐述，如张素民认为中国现代化“绝非私人资本所能办到”，而应“用政府的力量，行大规模的工业化”；郑林庄认为，生产计划化是苏联赶超老牌工业强国的主要原因，中国的工业化必须向其学习等等。抗战胜利前后，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在许多人看来统制经济仍将是“世界潮流的趋势”，受此影响，资本落后而百端待举的中国，也必须将战时统制经济政策延续到战后，并予以加强。
(三)强调了其对世界潮流之因应。亦即其未来意义
已如学者们所熟知，孙中山先生提出发达国家资本、发展国营经济的基本考虑，在于避免中国现代化重蹈西方资本主义之覆辙。1930年代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以及危机中苏联经济的崛起，进一步强化了知识界的这一意识，认为发展国营经济是世界经济的大趋势。章乃器曾撰文指出，世界经济发展的鲜明趋势是，资本主义各国经济社会矛盾日益尖锐而呈崩溃惨象，社会主义苏俄则有欣欣向荣的状态；中国要因应时代，善用此文明设施。因此，在1933年7月上海《申报月刊》所举行的关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大讨论中，绝大多数参与者均倾向走社会主义道路，或兼采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长的混合道路，而彻底的自由资本主义者仅为极个别人。抗战胜利之后，这一思想趋势得到延续，并获得了更广泛的认同和支持。北美中国学生基督协会曾在1948年春，对中国留美学生做过一次盖洛普式调查。调查发现，51.5％的留学生主张中国工业化过程中重工业和公用事业应该国营，更有6％的人主张轻工业也应该国营，而主张完全民营者不足5％。要知道，这些留学生大多出生在中国的大都市，在美国学习生活多年，且多半从事自然与工程专业。
二、探索了改进国营事业经营管理机制问题
国营事业倍受质疑与批评的最直接原因是其经营效率普遍很低，往往耗费大量国家资财而却无补于国计民生。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直接关系着其在现代中国有没有发展的可能性。为此，知识分子围绕改进国营事业经营管理机制问题，也做了许多探索。
(一)对历史经验教训的分析与总结
早在国民政府初期，不少知识界人士就做过此种尝试。马寅初曾总结传统官营事业失败的原因，认为其“法非不良，意非不美，而皆坏于官吏之营私；是人事之不藏，非立法者之罪”。龚骏分析晚清洋务企业失败原因时说：官办者“类多委托于不学无识之外人”管理，官督商办者“总办等要职，类多委于不学无术之腐败官绅，不重专门人才”。巫宝三等人则认为其效率不高的主要原因是：其一，用人易受政治影响，“人材之去留，常不以能力为取舍，而是受政局的牵连”，致使其管理人才不足，制度与纪律不严，改革难以进行，“效率及进步都受牺牲了”；其二是商业动机缺乏，管理者没有股东的严密监督，赚钱与否与其无关，地位的升迁“大半要看政治的影响”，故“常示好于其长官，而不顾经营的效率”。抗战胜利前后，有关战后中国经济建设问题的讨论不断升温，其中许多内容是对国营事业的历史反思：或言其“多采取衙门的组织”，管理政治化，权责不分明，行动欠灵敏；或曰其资本运用不当，原料、时间以及生产力浪费，人员众多，工作效能低微，服务精神欠缺，工人骄横奢侈，不讲究技术；或认为“受种种防弊的法规所束缚”，没有效能，失事误事，浪费，不认真，做官不做事；等等。这种批评一直持续到国民政府垮台，例如，孟宪章就曾在1948年发表文章，全面概括分析了国营事业经营失败的症结，简言之：一是官僚主义的作风，二是社会经济条件不够，三是不明了其社会价值，四是中央与地方之间牵制摩擦，五是战乱的影响，六是对外依赖心理过重，七是商业色彩太浓厚。诸如此类的总结与反思，其意义与价值毋庸赘言。
(二)对国外国营事业经营管理思想的吸纳与介绍
为解决上述问题，知识界不断尝试将国外成功的管理思想与模式引介到国内，以为中国国营事业经营管理的参考。其中，尤为其推崇者有二：
其一是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营企业。自1920年代末开始，在世界性经济大危机爆发的同时，苏联开始全面推行计划经济体制，建立自上而下的严密的计划设计、执行与监督体系，在全面控制社会经济资源的基础上，集中力量搞工业化，将所有厂矿、公司、企业甚至是农场纳入国营范围，其从业人员纳入国家公务员系列，其营业预算收支纳入国库收支体系之中，其产品售价由政府按其生产成本核定，并规定“凡政府各机关所需要之物品，如为本国各厂矿所生产，其品质可将计使用者，则无论其成本如何高，必须使用”。这有力地保证了国家企业的资本来源与产品销路，并在对外产品竞争中取得了有利地位，使苏联经济获得长足发展。当美英等传统工业强国尚未走出经济危机时，它的工业产值已上升到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强国位置，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了强大的武装力量。据统计，在1930至1939年间，其陆海军人数增加了2.5倍，坦克增加了42倍，飞机增加了5.5倍，大炮增加了近6倍。这对于深陷帝国主义经济与政治侵略，而又急于摆脱困境的中国来说，无疑提供了一种极具借鉴意义的发展模式。因此，各种宣传介绍苏联经济的著述也竞相问世，一时间，计划经济被认为“是经济建设的唯一途径”。直到抗战胜利后，仍有相当人士对其“心向往之”。与此同步，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营企业经营理念也被大量介绍到中国。
其二是欧美自由经济体制下的公营公司。欧美地区以自由资本主义经济为主，有着久远的传统和雄厚的基础，但在长期的经济发展中，出于各种原因，仍然普遍存在着多种多样的政府投资活动：或者是“政府公司”，或者是“混合公司”，或者是私有公营，或者是由公有私营。虽然投资经营的方式有所不同，但大原则基本一致，“事业的大政方针受政府支配，而事业本身的经营则完全独立”，具体说，它们大多设有董事会，由政府指派董事，秉承政府意旨指导公司大政方针；总经理由董事会指派，在其范围以内享有全权；其全部人员任用及待遇等不同于普通公务人员；它们是独立法人，与普通商业公司之权利与义务相同。以此为基础创立的国营事业，表现出了很强的市场适应能力和可观的经济效率。故自抗战后期开始，随着国统区政治经济形势的转变，思想界对欧美公营公司制度越来越推崇，并主张在国营事业中全面推行公司制度。
(三)对国营事业经营管理制度的设计
以上述两个方面为基础，思想界对国营事业的经营管理制度进行了广泛讨论与设计。特别是到抗战胜利前夕，经过近20年的努力，国营事业已经有了长足发展，并在国统区经济中居于举足轻重甚至是主导性地位。如何在战后经济建设中定位其角色，发挥其作用，成为朝野各界普遍关注的问题，纷纷著述论说，讨论设计。其中，杨华日的论述与设计最具系统性，他认为，新的国营事业制度必须符合以下“要件”：其一，要有“独立垂久之法体”，由国家立法制成国营事业系统，每个系统既要设立各级计划部门，也要设立各种行业公司，独立自由地开展业务；其二，要均衡健全地发展，既要重视公共福利，也要讲求成本，表现效率；其三，要讲求分层负责与全面协和，各级主管都要有明确的行政权限与责任，各系统、企业间则按商业原则“采一致之政策及行动”；其四，完备人事制度，使人人得能享受福利，人人能安定工作；其五，要有利于筹集发展资金，既要确保政府拨款，也要协助各企业自我融资，更要允许其利用外资；其六，要“采最新之技术最善之管理及最进步之政策”，使所有员工能有创造之热情，贡献之机会；其七，要有利于实现民生主义，增加就业，方便民生，实现民众诉愿。诸如此类的论说，虽因知识背景、社会身份等方面的差异而各有侧重，但其基本出发点则几乎相同，即对其经营效率的突出而一致地重视。这与国民政府一向强调的“国营事业不以盈利为目的”，显然有极大不同。应该说，这一思想的转变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是对国民政府乃至整个传统中国经营国营事业的一个总结与提升，即使以今天的标准来看也有不容小觑的启发意义。
三、在实践层面支撑着国营事业的运转
一如传统知识分子受“知行合一”思想的影响而富有强烈的实践品格，该时期的知识分子不但从理论上阐发了发展国营事业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更重要的是他们还是经营管理国营事业的基本力量。
首先，国营事业的技术与管理层主要由知识分子组成。建设委员会是战前国民政府经营国营事业的诸多部门中成绩比较显著者之一，这与大量专业知识人才参与其中有着直接关系。以该会经营最为成功的淮南煤矿局为例，据学者研究，该局自1930年至1937年的6任局长中，5位是工程专才，其中又有4位是矿冶专家，而且都是留美学者；7位副局长中4位是留学归国的矿冶、机械或电力专家。继建设委员会之后，资源委员会异军突起，并在抗战爆发后成为国民政府国营经济事业的主要经营者。该会自成立之初就十分重视专业知识人才的搜罗与培养，比建设委员会有过之而无不及。到1947年，该会共有职员33000人，其中40％以上为大学毕业的科技工程或经营管理人员；在其20余万工人中，半数为技术工人。专业人才队伍之齐整，盛极一时。特别是它的中高层管理层，以学有专长、造诣深厚的留学生居多，其中又不乏博士、教授等
高级专家学者。下表即为例证。
这批知识分子都接受过现代教育系统培育，相当一部分更是直接在英美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完成学业，专业技术知识扎实，深受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思想的熏陶。同时，他们又大多承继着中国传统士人忧国忧民的优良传统，拥有强烈的爱国意识与献身精神。早在1930年代初，他们即本诸“工业救国”的理想承诺“遵从国家之国防经济建设政策，实现国父之实业计划”，“认识国家民族之利益高于一切，愿牺牲自由，贡献能力”。国营工矿事业的建设全面展开后，他们又陆续加入其中，并宣誓“终身以发达国家资本，实现民生均足为志职，绝对遵守法令，努力实现国策”，决不投资经营一切私营企业。
新的知识结构和价值准则，使其主导下的国营事业，与传统官营事业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
其一，推进了政企分开，一定程度上确保了国营事业的经营宗旨，并对该时期之中国政治变迁产生了重要影响。政企不分是传统官营事业种种弊陋的根基所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天性，为其反对官僚政府干涉、部分实现政企分开奠定了思想基础。资源委员会在这方面的表现最为突出。例如，它对国民党党团组织的渗透与控制措施，进行了层层抵制；不顾财政等部门反对，坚持在会内实行盈亏拨补与盈余留存制度；极力推行会计独立制度，强调各种会计制度也要“以不妨碍本会事业为原则”；等等。它也因此而获得了更多的经营自主权和相对稳定的投资来源。更为重要的是，确保了所属事业的经营方向与经营宗旨没有出现太大的偏差。一方面，经营范围基本上符合其一向宣示的“以重工业或基本工业为中心”的原则，据统计，抗战期间该会预算投资中的98.13％，集中到了电力、煤炭、石油、金属、钢铁、机械、电工、化工、水泥等九大部门。政府其他部门对重工业投资幅度虽然没有资源委员会大，但大原则也基本一致。另一方面，基本上遵行了“服务国家及社会公益”的经营宗旨。例如，全面抗战爆发后，它不惜代价不计盈亏，不断加大对国营事业的投资，支持了抗战事业；当所属事业卷入战后国民党政府的内战体系后，所属上下员工均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先是批评，进而消极抵制，最后是全面反抗，脱离国民党政府而加人中共新政权。
其二，技术创新能力有显著提高。专业技术人才的不断厚积，为独立自主地开展技术革新与发明奠定了基础，并使国营企业成为推动中国技术进步与产品升级的主导力量。抗战时期，资源委员会的技术改造项目达135件，其中9件获经济部颁发的奖金；经济部核定的电器业专利中，该会占53.7％。整个后方的发明创造也因此而大幅度增加，比战前(1912-1936)总和多156％，初步具备了冶炼、发电、交通、精密仪器等器械设备的制造能力；产品质量也显著提升，石油提炼、金属冶炼、钢铁冶炼等领域的产品品质均达上乘，“合乎美国工程界公认标准”。中国的工业制造技术开始由仿造阶段“步入创造之领域”。
其三，经营效率有了程度不同的提高。建设委员会在抗战前所经营的事业大部分运营良好，颇有盈利，其中淮南煤矿在1932-1937年问年平均盈余达476140.8元。抗战时期的资源委员会受特殊政策(“不以盈利为目的”)与环境影响，所属企业大多处于亏损甚至是严重亏损状况，但在清除贪污腐败、玩忽职守、效率低下等痼疾上，却颇有成效，“会内风气相当良好，贪污之风可称绝迹”，西方媒体甚至称之为整个中国行政机构中“办理最优良及最近代的一环。”
受篇幅所限，以上所述仅集中在其积极方面，所举人物与事例亦仅为其中之部分较有影响者，但从中我们仍不难看出，知识分子在国民政府国营事业发展中的作用，从基本价值体系的确立，到经营管理制度构建，再到政策的实施与推进，贯穿其整个体系，始终居于主导位置。换言之，知识分子在国营事业领域是“核心”的而不是“边缘”的。由此而进一步说，对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转型问题的研究，需要先有一个细致而多元的视角，任何单一概念体系都不足以深刻展示其构成之复杂、转折之艰难与影响之深远。
责任编辑：翁惠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