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五四时期；中国先进分子；马克思主义
[摘要]五四时期的中国，是文化的百家争鸣时代。在百说竞逐的氛围中，中国先进分子之所以最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主要原因在于：一、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中国先进分子产生的爱国主义情感、反传统文化倾向和西化思想的三位一体，决定了他们必须要从西方寻找一条救国救民的指导思想；二、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特点及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相通之处，简化了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难度；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推动。三方面的共同作用促成中国先进分子最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K26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07)02—0157—04
五四时期的中国，是文化的百家争鸣时代。在这个时期，各种各样的西方思潮，如柏格森的生命哲学、杜威的实用主义、罗素的哲学、无政府主义思想、早期社会主义思想、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纷纷涌入中国。在这主义林立、百说竞逐的氛围中，中国的先进分子最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其人文原因究竟在哪里?认清这个问题，对于我们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具有重要的意义。笔者在此试以一种新的视角对其加以分析。
一
五四时期，中国先进分子的爱国主义情感、反文化传统的倾向以及由此产生的西化思想的有机结合，使中国的先进分子具备了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心理基础。
18世纪末19世纪初，当中国人还沉浸在中央帝国的迷梦中时，西方世界爆发了工业革命。出于开拓殖民地市场的需要，1840年英国挑起鸦片战争，把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强加于中国。从此之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昔日的天朝礼仪大国逐步变成了外国人眼中的东亚病夫。鸦片战争的炮声惊醒了沉醉于“中央帝国”迷梦中的中国人，他们发现自己落后了，发现自己的祖国正处于任人宰割的境地。为了改变祖国的境遇和命运，勤劳勇敢的中华儿女进行了长期的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也为复兴和强盛中华民族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可是，历次反对外国侵略的战争也好，太平天国的农民革命也好，鼓吹爱国救亡、变法图强的戊戌维新运动也好，起自社会下层并有着广泛群众基础的义和团运动也好，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也好，一次次都失败了。无数仁人志士为此而抱终天之恨。
“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
[1]辛亥革命以后，一幕幕活剧在中国舞台上演绎着：日本提出独占中国的“二十一条”；袁世凯一度恢复帝制；张勋拥戴宣统皇帝复辟；国内军阀的割据与混战愈演愈烈。与政治上的反动相适应，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勾结起来，在思想界掀起一股尊孔复古的逆流。他们通令全国尊孔读经，祭孔祀天，企图在思想文化领域里通过这一逆流来维护既不合理又不合情更无法律基础的政权。帝国主义的加紧侵略和北洋军阀的卖国行径使中华民族面临更加严重的民族危机。在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救亡图存成为社会的主流。但怎样救国呢?“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
[2]。1840年以来的中国发展史表明，只有救国热情，而没有先进的理论作指导，救国是不能成功的。“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即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的前夜，共计70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抵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
[3]要达到救亡图存的目的，必须寻求一种新的理论作指导。这一任务责无旁贷地落到了当时中国的先进分子身上。长期以来积淀于心中的悲愤情感，加上历史的重托，推动着他们继续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针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倒行逆施，中国的先进分子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了一场反对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斗争。其主要代表人物是陈独秀、李大钊和鲁迅。他们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认为共和之所以有名无实，原因就在于大多数国民思想仍然被专制和愚昧牢牢束缚着，缺乏民主和科学的觉悟，而这一切又和以孔学为代表的纲常礼教影响太大太深有关。因而，要想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非彻底批判封建主义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不可。他们要人们“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除陈腐学说之囹圄”，以求得思想的解放。他们猛烈抨击以孔子为代表的“往圣前贤”，大力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陈独秀要求人们解放思想，敢于怀疑那些从来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陈腐观点，以求实进取的精神奋起自救。他认为孔子学说是中国社会前进的绊脚石，主张毁掉全国孔庙；李大钊认为孔子是“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他称那些尊孔复古之辈是国家之叛逆，国民之公敌，对他们不能姑息，要烧掉他们的书，杀掉他们的人，使他们永远绝迹；鲁迅在《狂人日记》中从封建礼教“歪歪斜斜”的“仁义道德”中揭示出“吃人”的本质，大胆指出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就是“吃人”的历史，从各个方面对封建宗法制度及旧礼教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批判；钱玄同主张“惟有将中国书籍一概束之高阁”，才能避免中毒，他甚至要“剿灭”中国文化。
这样，在当时的中国，在思想文化领域，要想在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足够的精神资源，发挥它的动力来救中国，可能性就很小了。中国的先进分子要给中国在思想上寻一条出路，找到一套新的意识形态来救中国，必须从中国传统文化之外来追寻。1840年以来的西化思潮恰好为此提供了契机。
中国知识分子的西化思想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就出现了。但从那时到五四时期，它经历了一个逐步拓展、深化的过程。鸦片战争敲开了中国的大门，这给中国人以极大的震动。从哪里失足，就从哪里起步，战败于西方的物质力量，也就致力于发展这种物质力量。因而开始的西化只表现在物质器用上面，这以魏源和变法自强运动中的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为代表。他们认为只要中国效仿西方，发展海军、企业、兵工厂就能应变。魏源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洋务派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宗旨，以“自强”、“求富”为口号，利用西方的军事装备和科学技术，兴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但甲午战争的失败使这一物质器用上的西化努力流产了。起而代之的“戊戌维新”运动，突破了前人的西化范围，从政治体制上提出了西化的要求。康、梁等人认为，不能只重视经济，还要有政治上的变革，非要有彻底的政治变革才能对付西方的挑战。他们以挽救民族危亡和发展资本主义为目标，主张学习西方，开设议院，制定宪法，发扬民权，实行君主立宪。虽然它为封建守旧势力所扼杀，但在近代中国掀起了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继而发生的辛亥革命，把体制的
问题一跃而变为制度的问题。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提出推翻清朝专制政权，建立欧美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目标。革命胜利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建立了，但“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政权落到袁世凯手中，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破产了。随之而来的复辟，帝国主义的侵略，一次大战后作为胜利者而任人宰割的痛苦，唤起了中国先进分子寻求救国救民道路的新的远征。这一次他们突破了前人的眼界，掀起了批判旧传统、向现代化的西方寻求真理的思想狂飚，他们超出了前人的功利性眼光，把民族复兴第一次提升到隐藏在经济功利背后的文化价值层面，使得救亡图存的努力从直接的功利转移到思想文化领域。中国的先进分子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围绕着改造社会这个中心议题，在意识形态领域掀起了宣传新思想的浪潮，把西化思想推向高潮。
这样，五四时期的中国现实，决定了救亡图存成为社会的主流。但中国的传统文化被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利用，成为维护其反动统治的工具，这促使中国的先进分子掀起反对传统文化的新文化运动。既然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无法找到足够的精神根源来提供动力以救中国，那只有把目光转向国外，从西方的各种思潮中来寻找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思想，作为中国先进分子的指导思想，来完成他们救国的政治目标。
二
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特点及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通之处决定了它必然会成为中国先进分子的指导思想。
首先需要指明的是，虽然中国的先进分子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了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斗争，但勿庸置疑的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他们仍具有很深的影响，不承认这一点，就不能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真正扎根中国的原因。
五四时期的中国先进分子，鉴于他们爱国主义、反传统和西化思想的并存，决定了他们所要寻找的指导思想，首先一定要和强烈的爱国主义，也就是反帝国主义、反侵略的悲愤之情结合起来。其次是这个意识形态必定要来自西方。马克思主义恰好是此二者的融合。在西方众多的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主义完全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尤其重要的是，它是西方的，又是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它是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所产生出来的一套意识形态，同时又是彻底地反对西方的资本主义，反对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引导下的帝国主义的。它和中国人民所仇恨的帝国主义不仅界限分明，而且势不两立。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时候，中国正开始遭受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就多次抨击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预见了中国社会将出现的变化。“压抑着的、鸦片战争时燃起的仇英火种，爆发成了任何和平和友好的表示都未必能扑灭的愤怒烈火。”
[4]“这是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这是保存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
[4]“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今工业体系这个火药装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把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引爆，这个普遍危机一扩展到国外，紧接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
[4]这些观点就使中国先进分子在心理上产生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任。
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它和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之间存在诸多相通之处。这主要表现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都对客观世界采取积极的态度，主张“入世”而非“出世”；都重视现实社会问题，讲究实际和实践，立足于从解决现实社会的具体问题出发，而不是把希望寄托在过去或来世，都依赖人们的实有力量；马克思主义中的共产主义社会蓝图与中国传统的“大同”理想产生共震效应。即主要在理想的追求上相通。马克思设计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人人获得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世界是“天下为公”、“共享太平”，人各施所长，各得其所。这种“大同”已成为一种文化传统积淀于国民心理之中。虽然二者之间有本质的区别，但理论上的这些相通点，对中国的先进分子选择、接受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在歌颂十月革命时，也号召人们要“一步一步的向前奋斗，直到世界大同”；马克思所倡导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风格，与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群体利益，提倡个人对社会、集体具有牺牲奉献精神不无相通之处；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和阶级压迫、阶级斗争学说，与中国传统中的“逼上梁山”、“华夷之辨”、“除暴安良”思想具有相通性。《共产党宣言》明确宣告：“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无产阶级“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彻底解放自己的目的。此外，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原理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之间；《
周易》起始的阴阳二元论和矛盾的辩证法之间，也具有相通之处。
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特点及其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这些相通之处，无疑为中国先进分子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提供了诸多便利。
既然中国先进分子的爱国主义、反传统和西化思想，使他们具备了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可能性，既然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特点也适应中国先进分子的要求，那这两者的统一，则为马克思主义落户中国打下了基础。但是，仅有这些还是不够的，它必须有一个直接的动力源来推动。而五四时期的中国正好具备了这个条件，这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推动。
三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推动，成为中国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直接原因。
正当中国的先进分子为救国救民而向西方文明苦苦追寻时，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它使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矛盾以极其尖锐的形式表现出来。战争的空前残酷，社会的极度混乱，引起了他们对西方文明价值的怀疑。陈独秀在一战开始后说过，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之后，“政治之不平等，一变而为社会之不平等；君主贵族之压制，一变而为资本家之压制”
[5]。李大钊也说：“此次战争，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欧人自己亦对于其文明之真价不得不加以反省”
[6]。毛泽东说：“东方思想固然不切于实际生活，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
[7]。梁启超也认为全社会人心都陷入怀疑、沉闷、畏惧之中，好象失了罗针的海船遇着风遇着雾，不知前途怎生才好。适合中国国情的救国救民真理究竟在哪里?正当中国的先进分子在苦闷中摸索，在黑暗里苦斗，处于彷徨迷惘之时，1917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爆发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建立了。
从1899年英国传教士在《万国公报》中第一次提到马克思和马克思的学说以来，梁启超和朱执信等曾对马克思及其学说作过某些介绍，但没有在中国产生多大的影响。十月革命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从书本上的学说变成活生生的现实。它表明，“物质文明不高，不足阻社会主义之进行”
[8]，资本主义的路走不通，可以走社会主义的路。它把中国的先进分子从艰难的摸索中带到了豁然开朗的新天地。毛泽东说过：“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
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
[1]十月革命的胜利暴露了英、法、美所代表的文化、政治、经济的帝国主义色彩。十月革命发出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号召，使饱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的中国人民感到“格外沉痛，格外严重，格外有意义”
[9]。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饱受帝国主义的奴役，中国人民一次次掀起了反帝爱国高潮。1918年世界大战结束，许多中国人以为凭借战胜国的地位，可以收回自己正当的权益，特别是日本所攫取的德国战前在山东的权益，寄厚望于在巴黎召开的和会。但巴黎和会断然拒绝中国代表的正当要求，而且还承认日本在山东的权益。空前的民族耻辱，使中国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人们加深了对资产阶级的“和平”、“公理”、“人道”虚伪性的认识，增强了对资本主义道路的怀疑和厌恶。而十月革命给黑暗的中国带来了新曙光。十月革命的两年中，新生的“劳农政权”站住了脚，人们看到财产公有、“劳工神圣”、男女平等的理想境界在俄国开始得以实现。特别是1919年7月和1920年9月苏俄政府两次发表宣言，宣布废除沙皇政府同中国订立的不平等条约，放弃在华一切特权，并表示支持中国人民独立自由斗争的友善态度，同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形成鲜明对照，更令人感到社会主义的亲切和可信。这有力地推动了先进的中国人倾向于社会主义，同时也推动了他们去认真了解指导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十月革命的胜利更给予了中国的先进分子以新的革命方法的启示。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中国的先进分子中逐渐产生了一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同其他的社会主义流派，包括当时在知识界影响很大的无政府主义、工读主义、新村主义等进行坚决的斗争。这样，通过十月革命的影响和李大钊、陈独秀等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中国的先进分子经过反复的比较、推求，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至此，中国的先进分子才真正找到了走向“大同”之世的理想之路。
从此以后，马克思主义开始扎根中国，并迅速地在中华大地上开花、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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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07—01—15
[作者简介]张高臣，男，山东经济学院讲师，山东大学在读博士。
[责任编辑：翁惠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