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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翰·L·桑顿曾担任美国高盛集团总裁，现执教于清华大学。美刊《外交事务》2006年第11／12月号刊登了其题为《中国领导者面临断层》的文章。作者认为，中国当前所面临的最为紧迫的任务就是培养新一代具有服务精神和责任意识的领导者，但是，目前中国各政府部门不能吸纳最优秀的人才，其内部又存在某些腐败问题，因此，文章指出，中国只有加强其领导者队伍的建设，才能应对中国未来可能面临的种种挑战，才能实现更加繁荣、富强、民主的未来。现将文章翻译如下。
       吸纳下一代改革家
       在经过了28年的改革后，中国面临着史无前例的挑战，不论是从其规模、复杂程度还是重要性讲都是如此。如今，中国的领导人及其人民必须应对下述问题：对地方政府的种种不满、环境恶化、自然资源的短缺、落后的金融体制、不完善的健康保障体系、躁动不安的农村人口、大规模的城市化及日益扩大的社会不平等。当然，这些问题中的大部分都与改革历程相伴相生。如今所不同的是，变化的速度正在加快，而整个国家应对这种变化的能力却不能及时跟进。
       解决这些问题中的任何一个问题本身都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而北京必须同时应对所有这些问题。由于中国政府实行一党制，所以成功解决这些问题均取决于其领导者的能力和策略。然而，现在中国政府发现，吸引、开发、留住人才比以往更困难。那些国内顶尖名校的毕业生本应充实到政府部门的岗位，却都转而选择到私企工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30年的改革，为有才之士创造了众多新机会，却使得实行新的改革更加困难了。而且，该国的国家官僚体制结构在某些方面压抑了开创精神、助长了平庸作风。更糟糕的是，从乡镇到中央政府的许多官员存在腐败情况，这损害了政府的效能，加剧了人们对该体制的不满。
       在中国所面临的所有挑战中，没有什么能比培养新一代精通业务、诚实正直、致力于公共服务、对全体中国人民负责的领导者更具有紧迫性，或更艰巨。除非中国设法培育一批这样的领导者，否则，北京将无法应对各种挑战，其公开承诺的更加繁荣、富强、民主的未来也将无法实现。
       高官与跨国公司
       在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内，中央官僚机构吸引了本国顶尖的能人志士。甄选未来高官的著名的科举制度至少部分地提供了一条以功绩为基础的通向社会晋升的路径：服务于政府，尤其是再加上个人的人际关系与娴熟的政治技巧，就是通往权力与财富的捷径。虽然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取得统治权后所建立的强势国家使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多的变化，但它只不过强化了官僚制度对人才的近乎垄断的局面。不过，如今许多有抱负的中国人不再将政府中的职位视为通向成功的最佳路径。那些在私有部门工作过一段时间，转而试图在政府中谋求事业发展的人们往往发现其发展道路受到阻碍。
       中国的教育体制仍然在甄选出那些智力超群者(至少是最佳应试者)，并将他们送进最好的大学。然而，一旦这些学生到了那儿，他们中的大部分就会选择其感兴趣的或他们认为将来最能赚钱的专业，而不是选择那些为使之适应政府工作而设计的课程。清华大学最好的毕业生均倾向于选择读研、到海外深造、去跨国公司工作，甚至选择本国公司的工作而不去谋求政府职位。有些希望在政府部门谋职的人却发现难以实现自己的愿望。
       很多设法进入到公共部门的人在那儿也呆得不久。有些中央机关的部委——尤其是商务部和外交部——仍然对优秀毕业生具有吸引力，但那些机构的职员们也是最容易被跨国公司挖走的对象。这些公司看重他们的语言能力、他们的老成世故及其社会交往圈。鉴于他们的能力，年轻官员可以在私企得到五倍于现在收入的薪水。就这样，即使改革的问题变得越来越难，领导者人才库的资源却越来越少。
       诸如清华大学之类的学校的学生都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怀，且常把去国外或在跨国公司工作的正当性解释为为未来进入政府部门谋职而作准备的一种方式。当然，其前提是他们以后能够进入政府部门工作。但是在中国，权力仍然紧紧掌握在职业从政者的手中。事实上，在中国人所说的体制内的人和体制外的人之间仍然存在着一堵密不透风、难以攻破的围墙。
       20世纪90年代后期，朱镕基总理定期地接待世界各国各专门领域内的杰出中国人才，并邀请他们加入政府机构。这些归国人员的经历一直较为坎坷。他们在那些不满的“官本位者”的包围中工作，这些人视海归人才为一种威胁。这些归国人员中没有人取得辉煌成功，朱总理的这一尝试基本上也被放弃了。虽然归国人员在未来将受到更为热烈的欢迎是可以想像到的事，但在短期内，人才外流已经使基层官员的素质大为降低，而改革政策的成功恰好有赖于这些人。据说，现在大部分在中国经商的外国人都不愿意和司局级以下的政府官员打交道。
       归国人员面临的困难只是中国官僚机构结构性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问题就是高层官员常被指令承担他们未曾有所准备的工作。有一次，中国一个大城市的市委书记告诉我，他曾经被中央政府指派承担在两年内将几百家国有企业私有化的工作，尽管他从未经手过任何一家企业的私有化工作，并对如何取得进展也毫无头绪。同样，那些需要他提供帮助的国有企业的经理们也毫无经验，为寻找买主，他们转而在网上挂起“出售”的网页，等待有人回复。随着变革步伐的加速，对官员来说，在没有任何指导的情况下被指派接受这样的任务已变得日益平常。
       使困难复杂化的是，许多高层官员从一个岗位到另一个岗位频繁调动。一家国有银行的执行总裁(CEO)可能会突然发现自己被任命承担某个省级领导职务。某种程度上说，这样的调动表明了政府对人才的渴求以及政府希望将领导人安排到其被需要的岗位上。然而，如此跳跃性地变动工作使领导人的效能的发挥受到了限制，因为他们几乎没有什么时间熟悉他们的岗位，保证他们的创议得以贯彻。他们还得面对来自下属的抵制，因为这些下属知道他们将在不久被调离。中层官员通过高级官员任职短暂就调离他职的现象来利用高级官员，许多中国官员讽刺地将这种情况称为“处长领导下的部长负责制”。
       低层官员则存在相反的问题。在他们有机会到另一个部门工作前，大多数人得在一个政府领域耐心地工作，直到他们达到一个相对高的级别。即使是在中央政府部门，对于司局干部而言，花掉其毕生精力在其现在所领导的司局内从最低级官员晋升到现在所任职位也是很正常的事。这进一步抑制了官员们的冒险和创新意识，这也对善治形成了另一障碍。更糟的是，这种体制在各个层级上都助长了“仕途主义”：中国2000年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政府官员更担心是否能取悦于上司而非服务于人民。
       儒家理想，腐败现实
       尽管体制上存在这样的瑕疵，但依据客观标准，中国现在的领导者的素质已经有了提高。
       正如汉密尔顿学院学者李成(音译)所评论的那样，1982年时，不到20％的省委一把手具有高中以上学历。如今，此类官员中超过97％的人接受过高等教育。今天，这个国家的最高政治机关——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是由9名在中国的重点大学和工科学院受过教育的工程师所组成的，这与上一代那些任此职务的参加过长征的领导人形成了对照。即使是在地方一级，党委书记、省长、市长具有博士学位也并非罕见。
       能力与权力的结合最佳地实现了古代儒家的“士大夫”理想。但尽管中国当代的领导者比其先辈受过更好的教育，他们并非一定就更为正直。很多有才能、为人诚实的官员出于一种深深的责任感而留在政府之中，但也有些人却是被地位和权力的欲望所驱动。结果，腐败开始流行。对官员贪污行径不断增长的愤怒使人们对中国共产党那句箴言——中国的领导“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产生了失望情绪。
       最具腐蚀性和普遍存在的不法行为方式是卖官鬻爵。一般说来，成为一个市局的负责人得花费80万元(大约10万美元)。在一个臭名昭著的案例中，黑龙江省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2005年因卖官收取了相当于70多万美元的财物被判处死缓，此案牵连出260多位官员。国家国土资源部的部长也因涉嫌腐败被免职。这些卖官行为加速了一种恶性循环，即那些买官的人感到有必要收回其“投资”回报，而最简单的一种方式就是出售他们所掌控的官职，因为他们自己的职位就是买来的，这种行为削弱了整个体制的领导权。
       近年来，党和政府都开始着手遏制腐败。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相关人员所说，2005年，国家的检察人员共调查了4.1万多起腐败案件，起诉立案的占75％。据说，从2004年11月到2005年12月，中共对其成员进行了147539起调查，其中15177起案件涉嫌犯罪。但是，并没有多少证据显示这种努力已经明显奏效。尽管地方官员因腐败而被审判、刑拘有时甚至被处以极刑的事例被高度曝光，但许多官员却仅仅算计着，不法行为的所得还是值得冒被抓的风险的。例如，在广西的一个县接连任职的4个党委书记都因腐败而被抓了。
       情况表明，公众对政府不称职和不诚信的不满情绪正在增长。根据中国政府自己的数据，去年全国共发生8万多起“群体性事件”。舆论普遍认为，这些事件中的许多是抗议地方政府的政策和运作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43％的小城镇居民对当地政府不满。更严重的是，从城市到乡村超过60％的被访谈者认为：“即使(众多公众)抱怨，政府也不能解决这些问题。”
       向人才敞开大门
       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十分清楚弥合这种“中国需要从其领导人那里得到什么”和“国家实际获得了什么”之间的裂痕的重要性。他们均已公开采取行动。例如，2004年，温家宝总理在他向人大会议提交的年度政府工作报告中增加了一个新的部分——“政府自身建设”。他告诉代表们“急需建立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清正廉洁、作风优良的公务员队伍”。再次出现的于部教育活动旨在劝勉党员“生活简朴、艰苦奋斗”，并警告他们不要“沉溺于奢侈和享受”。这种做法较少源于对上一代再教育运动的怀旧情怀，而更多是源于对领导素质亟待提高的认识。
       有一个高素质的公共部门的领导团队对胡锦涛实现他的目标而言是非常重要的，这包括他所说的扩大政府管理中的公众参与。2006年4月访美期间，他说中国“将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扩大公民对政治事务的有序参与，保证人民进行民主选举，参与民主决策和管理并依法进行民主监督”。
       胡锦涛到底在想什么仍然还不明确，甚至，也许他自己也不清楚。然而，他并不期望中国变成西方式的自由民主体制可能是一种比较保险的说法。更为可能的是，中共将寻求办法在现有体制中对公民作出更多的回应和负更大的责任，与此同时，谨守不直接选举国家领导人这一界限。这些改革将可能包括建立一个更强大和更具独立性的司法制度，增加党内的民主程度，获得更为可靠的关于人民如何看待地方领导人及其政策的信息来源——可能还包括培养人们影响当地领导或政策的某些能力。
       所有被列入考虑范围的措施将会影响党的代表大会将如何运行以及代表如何被选举和受到监督，并将会引入党外民主以便于提升责任意识。例如，多个候选人竞选地方党组织内的职位就不再是不寻常的情况。更加深刻的改变应该不太可能，这是因为精英分子普遍担忧不稳定和无序所造成的风险，很多普通老百姓也有相同的担忧。
       如果中国想要实现现代化，鼓励公众参与和加强政府官员的责任意识是中国必须进行的转型所包含的必不可少的因素。它不能继续仅仅依赖其目前这种中央权重的政治结构。否则，这个国家将面临民众对地方官员的决策爆发的愤怒日益增多的情景，这是因为民众认为他们没有参与这些决策的形成。
       鉴于当前中国政府领导人和管理者人才库的规模不足以担负起下一波改革的大任，所以中共必须拆除目前设在政府和私人领域之间、将很多有才能的专业人士排斥在公共服务领域之外的隔墙。通过充实新的成员到领导岗位，中国可能能够使那些因政治竞争需要及效率问题而受到挫折的现任领导者的潜力得以释放。只有把管理者和领导者从组织内的政治斗争和老一套思维的镣铐中解放出来，中国才能找到一种充满活力和平稳的道路，通向胡锦涛所倡导以及其大批中国同志所热望的民主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