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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柯认为，权力操控方式的转型出现在18世纪，当时生命本身成为权力关注的对象。他用“生命权力”这一术语来描述这种聚焦于生命(也就是说个体身体和人群)的权力的新机制和策略，以此与那种在法律和政治领域中实施影响的统治权区别开来。在《牲人》一书中，阿甘本拿起福柯的分析模式并把它重新运用于福柯早已抛弃的统治权领域。本文将探讨通过嫁接到另一领域，在何种程度上，阿甘本改变了福柯的生命权力概念的意义和内涵。本文发表于美刊《反思马克思主义》第18卷第1期(2006年1月)，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福柯阐明的关于生命权力的理论假说，开启了一种权力操控的特殊模式的研究，这种模式与18世纪并生，那时生命已成为权力的特殊领域，个体的生命成为政治的对象。在这个方面，福柯继续了他的规训分析。更准确地说，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人类的生命已成为政治策略的筹码，由此标志着一个“生物现代性的社会的开端”。那时争论不休的是生物的进程，这种生物进程影响了全体民众，并要求有一种调节性的权力予以调控，这种调控性的权力，在《性史》第一卷的最后一章，获得了一个别致的名称：生命政治。在阿甘本的著作中，生命权力不是作为一种假说，而是作为一种理论起作用的。这种理论关注权力的结构，认为权力结构的起源直接与生命相关。统治的逻辑就是捕获生命，就是隔离赤裸的生命，把它作为一种例外加以排除。统治权力生产出一个生命政治的身体，并在上面立足、渗透和操作。阿甘本的这一观点不仅在《牲人》(1995)中得到阐述，同时也在随后的《奥斯威辛的遗物》(1998)以及论文集《没有目的的手段》(2000)中得到了阐述。生命权力问题与另一个激励着阿甘本写作的问题联接了起来，那就是不断地对人进行界定和重新界定。
       被阿甘本当作理论前提的福柯的假说，关注生命权力这一问题，也就是生命与权力的特殊联接的问题。这一问题要求对这两个概念进行重新界定。生命权力问题，也就是生命与权力的联接，构成了政治技术或统治艺术历史的一部分。当福柯明白无误地置身于这两种历史的第一种时，阿甘本则试图把两种抓在一起进行彼此说明。
       用这种方式对福柯和阿甘本的生命权力问题进行质疑，开启了双向的探询。首先，这里有一个如何对生命与权力这两个术语之间的相互决定进行阐释的问题。权力的转型必须理解为权力操控和呈现方式的转型。与此同时，也是我们对它的运行的理解方式的转型。对福柯而言，生命权力的假说清晰地包含着一种对权力的重新界定。然而更重要的是，它也包含着对人们把握权力的方式的重新界定。这一重新界定允许人们在一直未被注意的交叉部分把握权力。虽然在不同时期，以不同形态，生命权力与古老的统治权纠缠在一起，但它确实是独特的现代机制，与古老的统治权判然有别。因为它总是通过权力的技术而起作用，对生命权力的分析就必须在它最具局域化的程序的运作中展开，在它与统治权和法律的一般进程进行整合的方式中展开。阿甘本把生命权力这一概念置于统治权概念的核心，由此把生命权力置入统治权的原始结构。阿甘本这一做法是否合理呢?阿甘本为了完整全面地思考政治空间而引入了生命权力概念，这种政治空间是依照集中营的范式运作的。集中营是一种对赤裸生命具有极端决断权的空间，因而可谓生命权力的极端范式。就此而言，生命权力这一术语要求人们对通常理解为政治的东西进行一次观念转变。正像福柯所暗示的，假如人们承认生命是权力的特定区域，承认“现代人是一种动物，政治使他们作为生物的存在成了问题”，那么是否可能像阿甘本做的那样，把这一公式反过来，按照这“反过来的公式”，公民的身体成为了政治问题。
       在由生命权力的假说或理论牵扯出对生命和权力的重新界定之外，从这两种立场的对峙中又冒出第二系列的探询。这一探询来自于阿甘本对福柯假说的重新阅读。生命权力的假说与对权力的重新界定紧密相连，尽管这一重新界定并没有沿着那些路线臻于完善。在《主体与权力》一文中，福柯重新诠释了他的作品，承认他最主要的主题是主体而非权力。在对牧师权力(pastoral power)和政府管理的反思中，在对将重点落实在主体并最终开启了自我技术问题的对生命权力的重新阐释中，这一重心转移是皎然可辨的。从这一诚然重要然而短暂而过渡性的思想契机，即生命权力的假说出发，阿甘本能否合理地对福柯思想作出重新阐释呢?在他的重新阅读中，为了找到将政治技术与自我技术结合起来的契机，阿甘本将他的探究转移到福柯早已弃置的领地，即统治权与法的领地。依靠这一被废弃的问题，甚至依靠对福柯从未涉足的领域如集中营、纳粹政治这些对象的分析，阿甘本能够完成福柯的计划吗?论效果，福柯的假说是开放性的，不统一的，因此可以设想为一项进展顺利的工作，它的概念工具丰富多样又游刃有余。而从结果来看，它也可以开辟出无数的新的研究地盘。尽管阿甘本利用生命权力声言要“完成”或“矫正”福柯的分析，他这一计划的目的似乎最终也没有达成。那么，这是对福柯的批判，还是对福柯的极端不忠?
       实施权力的新模式
       如果说在生命权力时代，权力将生命涵括在它的种种算计之中，生命既逾越了统治权又被其紧紧束缚，那么它同时也转化了统治权。福柯对这一缓慢然而意义重大的权力机制的转型进行了重新解释：统治权施加于生与死的权力被相对化了，因此作为“剑的权力”行使的不对称的死的权力，不再构成权力的首要形式，而仅仅是其中的一个因素。这种权力是在对生命的管理中组织起来的。福柯把这一假说与先前有关权力的微观物理学的著作联系起来。在《规训与惩罚》中，他展示了生命权力增加个体身体实用力量的倾向。在1976年的讲座中，福柯论述了一种非规训的权力技术，这种权力技术并不排除规训技术，但是对后者进行监督、整合，并渗透、利用它。这种不同的技术在不同的层面上发挥作用，规训是个体化的，生命政治则是“大众化的”。生命权力不再向身体宣讲自身，而是对活人宣讲自身。它介入各种过程比如出生、死亡、生病之中。它也介入突发事件，介入任何需要协助和保险的机制，甚至介入种属和环境的关系之中(例如城市问题)。总之，生命权力的对象是已被当作科学与政治议题的全体大众。因此生命权力高度关注具有长期政治效果的集体现象并努力调控它们。那么，在这种转型中，统治权力和生命权力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这是一个权力领域的转型问题。“19世纪政治权力所进行的最大的转型无疑是这样的，我不能断然声称统治权的古老权力——生杀予夺的权力——已被取代，但是它被一种新的权力所补充，这种新的权力并没有抹去旧权力，而是穿透它，渗透它。就是这种权力，或者准确地说相反的权力，让你活着或让你死去。”
       这样，这两个层面表现出来的就不是一种
       简单的前后相续，而是一种相互渗透。为了控制生命，权力需要新的途径。实质上，新的权力技术就安置在统治权下面：权力越来越不是处决的权力，而是干预生存的权力。
       通向权力的新途径
       这样一来，对生命权力的运作机制的研究就不能按照传统的统治权的路径进行，福柯厘清了这一点：“我实际上并不想从政治理论的层面追踪这种转型，我倒宁愿在权力的机制、技艺和技术的层面上追溯这种转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福柯屏弃了统治权和法的理论，转而研究权力的技术学，这种技术学不再单独地在合法性和统治权的内在符码中呈现，这些符码实际上掩盖了实施权力的新模式。
       为了获取对权力的新的理解，必须要有一种“权力分析”。这种必要性在《性史》第一卷中得到了特别的说明。该书的中心主题并不是生命权力而是压抑假说——也就是性被压抑、否定和禁声的观念——福柯试图以此来挑战性话语的普通系统，或者说为了阐明性如何被置入话语，而重新置身于性话语的普通系统中。然而，正是福柯关注这种假说的第二个疑惑使我们兴致盎然，这个疑惑具有一种历史理论的形式，这就是：“权力运作真的首先属于压抑范畴吗?”在这里，福柯舍弃了用司法话语对权力进行研究的模式，后者始终强调权力作为一种压制和禁止的消极方式在起作用。相反，福柯认为，权力实际上是一种积极的机制，目的是丰富、强化和提高生命。
       这是一个从法和统治权的理论特权中解放出来的问题，是一个辞别法的符码的问题。简言之，福柯表明用法的符码无法充分准确地把握权力的实施，因为这种法的符码正是“权力表现自己和规定我们对它的想像的依据”。
       必须在权力通常呈现的机制之外追踪权力。福柯的问题就是——“权力是如何运作的”?这个问题关注的不是权力的核心而是它的技术。它诉诸权力的策略模式而不是法的形态。这种策略模式着眼于理解力量关系的多样性和运作。
       对统治的重新界定
       阿甘本对统治权的把握表现为与传统的决裂。长期以来统治权问题已经等同于“在政治秩序中谁被赋予了一定的权力”。阿甘本注意到政治秩序本身的开端从未得到追问，得到追问的是国家的界限和原始结构。他的论题是这样的：统治权是按排除的逻辑运作的，它的特殊对象是生命。它通过生产出生命政治的身体而建构自身，也就是说通过排除而把赤裸生命涵括于自身之中。阿甘本建议对统治权进行重新界定，以便重新在统治权的领域内开启生命权力问题。这种重新界定不关注传统的追问方式，也就是从法律主体出发安排合法性或法的构成这种问题。统治权并不来自社会契约或公意，也不来自利益。它并不关注法律主体，而是以一种隐秘的方式关注赤裸生命，这种赤裸生命摆脱了它习惯依附的生命形式。阿甘本对统治权概念的重新界定从施密特的分析中借鉴很多。一方面，阿甘本把统治权思考为介于内在性和外在性之间的有限概念。统治权的自身建构有一悖论：它从外部建立自身，同时宣称并没有什么外部，用这种方式建立起司法秩序(正如施密特所言，统治权自身证明不用法来制造法律)。另一方面，统治权通过排除性决断而建立自身。它的力量悖谬性地在排除状况中得到肯定，这种排除状况是司法政治秩序的源泉。排除与决断这两种基本元素，同时揭露又建立了统治权。
       阿甘本随后对内在于统治权悖论中的形态进行了探讨。在词源意义上“拿到外面去”正是排除的逻辑。这种逻辑正好聚焦于生命。这种生命在统治权对生命与死亡的权力中是合法的，也正是在这种契机里权力用剥夺或悬置的方式控制了生命。简言之，这是一个将逃逸的东西进行整合的问题。结果，权力和生命的关系就成了“排除性的关系”，这显示在这种关系里某些东西以排除的方式又被吸纳进来了。赤裸生命正是在这种排除过程中产生的。因而，赤裸生命的产生，也就是权力的原初活动。赤裸生命这一术语也就与自然生命区别开来：它是生命，因为它向权力及其力量呈现。统治权与赤裸生命，这两个词在这种特殊关系里涌现出来。
       阿甘本试图发掘出生命的系谱来颠覆本雅明谈到的“神圣生命的教义”。一般生命根本上就不是某些凭借神圣特征而得到保护的对象。它是权力的产物和权力施展力量的基础。阿甘本通过对牲人形象的召唤，通过对这个形象的普遍化，通过对神圣的再界定，证实了这个事实。
       是排除使得司法秩序成为可能。阿甘本证实建立统治权的东西也是使它运行的东西，这就是排除赤裸生命过程中所使用的暴力，因而也就是统治权在其上施展权力的生命政治的身体的生产。权力通过排除和反复排除而渗透力量，暗中施展手脚。这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排除过程暗藏的，它依靠可见的法律进行操作。第二个层面是，排除正是为了使某些东西显现，也就是使那些隐藏的东西现身。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集中营可以得到分析：在排除状况里或干脆在集中营里，权力的暗藏力量、实行排除的地点都在危机状态中暴露无遗。
       阿甘本对霍布斯的阅读特别阐明了他的统治权概念。统治权建立的基础是对一种与自然状态相似的生命的排除。这种自然状态或排除状态继续在统治权中发挥作用。一方面，阿甘本重读了霍布斯有关统治权的构成的理论，这种统治权强调具有自然状态的鲜明特征的生命向死亡的呈现，这种向死亡的呈现在国家里会再次遭遇到(以契约为代价)。因为阿甘本从未有片言只语谈到契约问题(除非为了表明契约位于统治权问题中)，他的阅读把霍布斯的文本推到一个令人吃惊的向度。自然状态成为人人相对他人都神圣的这样一种状态。“霍布斯的自然状态远非那种对城邦法律麻木不仁的前法律状态，它是一种排除，也是构建并遵从城邦法律的开端。”
       统治权并非来自法律的主体，这种主体在契约中已经放弃了权利。相反，这个问题牵涉到司法程序的开端：统治权按照排除的逻辑或者赤裸生命呈现的逻辑而运作。这是一种从暴力中肇始的权力。
       另一方面，自然状态对霍布斯而言也是一种思考方式，用以考量文明社会，使其内部规律清晰可见。下面的引文，似乎就是对牲人的扼要概述：“为了对国家权利和公民义务有更好的研究，有必要从它们的解体状态来进行研究，探讨我们正确地理解为人类天性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在什么状态下不宜建立文明政府，以及人们如何达成一致，以便构建一个基础良好的国家。”
       阿甘本不关心统治权的构成如何结束战争状态——在这种意义上，他不像福柯，他并不认为统治权标志着战争的结束，也不认为霍布斯是一个关注国内和平的思想家——他努力表明自然状态甚或排除状态如何在常规的场景中延续。这种状态始终活跃，连续不断地被人视为权力的支撑与渗透。因而排除状态并不是秩序之前的混乱，而是来自于它的相反的一面。它可以被理解为统治权的一种内在规律。这种统治权为政治状态提供了结构，自己却并不在其中现身。这样一种阅读把统治权的传统概念颠倒了过来。有了这样一种特征，统治权的结构就确定了生命权力的历史方向，这种历史是统治权结构展开的历史，也是统治权结构正在涌现危机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