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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刊《全球化》2006年第3卷第3期刊登了美国美洲大学国际公益服务学院教授詹姆斯·H·米特尔曼题为《全球化和发展：中国相关辩论的启示》的文章。文章通过分析中国国内围绕全球化展开的争论例如关于民主化、和平崛起、新左派、民族主义等的争论，认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具有说服力的关于本国自主转型战略的例子，一个希望和自信在发展中国家得以表达的例子。中国的相关争论表明，在全球化背景下，它一方面在从其他制度中实现价值判断的本土化，另一方面也在调动本土的文化资源。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介绍由全球化渗入中国而激发的争论中的各种意见。
       中国关于全球化的辩论是在反发展的背景下产生的：以整体发展主义范式为基础的对全球化的多方位攻击。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争论可以划分成三个领域：物质力量、制度和意识形态。第一，这个框架关注包容性和排他性间的相互作用；第二是关注身份和地位的关系；第三是关注全球主义和民族主义。
       反发展理论
       发展理论形成于特殊的历史时期，即冷战开始时期，并且很快成为一个不断发展的领域。推动其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是想了解假想敌人的情况，包括新近摆脱殖民化的国家。冷战的结束意味着发展理论失去了它原来的意义。其繁荣时期到1989年就停止了。
       许多政府决策者和政策研究者发现各种后续理论——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等等——由于太抽象太公式化而作用不大。这种倾向与对宏大理论的后现代主义的解构是一致的。
       专门研究发展的众多学者变得反理论化，热衷于继续那种非抽象的研究。他们要么转向研究的其他领域，要么寻求将发展问题分散化，关注单一的问题，诸如私有化或者是某一地区的住房或供水这样的简单问题。这一改变需要列出诸多的单项解决方案并且将发展的结构性挑战视为纯粹的管理问题。
       对第三世界的停滞不前和腐败现象的失望助长了这一趋势，其中很多都与西方的利益和西方对发展的看法是分不开的。意识到这个趋势，一些文化理论家把发展看成是关于控制的意识形态并呼吁对于知识的生产进行更具批判性的思考。
       然而，发展主义——关于发展的意识形态——经过这一结构转型后幸存了下来。它是华盛顿共识的一部分，华盛顿共识是新自由主义观念的全球性样板，是关注于解除干预、实现自由化和私有化的政治框架，诸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机构力图将这一共识普遍化。他们这种一刀切的做法却在“休克疗法”即前苏联和部分东欧国家所进行的市场改革面前搁浅了，也在1997—1998年亚洲经济危机和2001年阿根廷大混乱面前搁浅了。
       在华盛顿共识失效以后，人们开始努力建构一种新的共识，包括让人们感兴趣的北京共识。
       细心的观察者对于北京模式的构成和国外人士对其接受的程度存在不同看法。罗默的建构中隐含了一种国家的发展框架。在为其设计概念时，罗默未能深刻洞察构建共识的过程和机制。他没有对中国的话语片断进行探讨，也没注意中国的各种竞争性政策议程及其彼此斗争的程度。而且，因为一党专政，共识的程度可能不像罗默假定的那样高。
       包容性与排他性
       自从1978年中国进行市场改革以来，关于如何提升实力及实现这一目标的路线曾有不少的争论：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扩大市场以及减少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的路还有多远?加快这一进程有多快?经过长期的封建主义和计划经济后，“耐心”的重要性得到强调。相对于俄罗斯和其他地方的“休克疗法”，中国市场的开放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一战略关系到如何对抗全球性竞争的问题，考虑到如下的优势：劳动密集型经济、低廉的工资、一个巨大的国内市场，那么什么是赢得竞争优势最好的办法?
       在中国，他们自信有能力能因地制宜地顺应全球潮流。这种自信是与大量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为所有公民提供基本的教育以及广泛的工业化有关系的。正如欧洲国家和加拿大力图限制国外电视和电影的数量，中国当局也控制传播世界潮流的进口电视节目的数量。同样，国家通过资助京剧、传统工艺和文物发掘来保护本土文化。
       在国家与市场关系中，民主化作为目标被提出来。而中国共产党试图通过社会主义民主的概念来建立合法性。民主观念在中国不是理解为宪法对人身自由的保障、与正式的反对党进行竞争性选举抑或是分权等其他的制度安排。相反，在当今中国，民主被视为解决问题和对政策进行调节的方式。中国民主的内容不是简单地符合某种抽象的理论模型，在政权争取合法性和其他人寻求政治空间时，它是一场正在进行的谈判。正如我的许多受访者所反映的，现在在日常生活中比十年前有更多的自由。在限制的范围内人们可以提出批评意见。
       在对外政策中，民主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特别是在台湾问题和与美国的关系方面。许多中国战略思想家主张通过限制美国的单边主义政策和使华盛顿更依赖合法权威，全球化应该被用来使美国霸权民主化。因此，如果包括强大的中国在内的更多国家的利益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全球化可视为使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民主化的一种积极力量。
       亚洲区域秩序的建设已提到议事日程上，但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对于中国，问题是：什么是亚洲?是加上中国、日本和韩国的东盟吗?东亚?或是太平洋沿岸的亚洲?由于大量的美国军队的存在，太平洋沿岸的亚洲国家是不是扩大冷战的工具?冷战依然还在东亚徘徊，以国家为中心的现实主义视角被用来观察国际关系，尽管表现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现实主义”。
       正如大区域主义受到争议，关于地区内的调和也有许多令人担心的问题。例如，在中亚，上海合作组织国家的作用要上升到什么程度?与东盟的对话中次区域主义应该采用何种具体形式?主要采取经济共同体、军事战略共同体还是社会与文化共同体的形式?此外，如使北京和天津结成伙伴以便于加强其竞争性的计划，小区域主义也在中国内部产生并正在膨胀。与此同时，像具有金融实力同时还是贸易中心的上海这样的城市都正在谋求参与全球经济并正在成为主要角色。
       要谈论区域的未来，中国的博鳌论坛对每年在瑞士达沃斯举办的世界经济论坛而言是一种替代性选择。
       但由于东亚存在巨大的差异性和许多冲突，战略信任如何建立?尽管关于亚洲价值观存在华丽的说辞，但什么是亚洲国家共同持有的标准?中国逐渐增加的民间组织是否也包含在地方主义里?这是身份问题的一部分，在中国，这个问题是和其世界地位联系在一起的。
       地位和身份
       中国想获得与强国相匹配的世界地位的意图中包括多边主义和建立军事力量的策略。这些问题在中国引发了争论。毛泽东时代以后，中国通过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加入联合国而使
       自己进入全球舞台。随着中国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及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的成员，北京已越来越多地参加联合国的维和行动。总的说来，中国当局认为国际组织对于提升自己的地位以及行使发展中国家的领袖的象征性权力而言是一种有用的工具。
       作为改善其在全球舞台形象的象征，中国提出的口号是“负责任的国家”；责任原则意味着不仅要尽义务而且要维护国家主权。从1996年起，中国当局及国有媒体偏爱他们所谓的“新安全观”：一种积极态度，这种态度把避免受外部势力侵害的历史重任扩展到国际事务中的“实用主义”之中。
       在实践中，实用主义标志着增加军费开支，同时也是一种建立内部发展空间的手段。军费开支被认为是必要的，因为某些有影响的西方的自由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认为中国的崛起需要追求国家利益，且必将与美国的利益产生不可避免的冲突并因此构成威胁。
       被中国领导人一直广泛使用到2004年初的“和平崛起”一词已不再流行。在中国存在一种思想暗流，即在不想表现敌对的情况下，当局肯定也不愿意放弃一个主权国家使用武力的特权，如在台湾等热点地区或与邻国发生领土争端等问题时。中国的争论并没有完全抛弃“和平”这一词语，相反，“和平崛起”这一短语中的另一个部分在中文中并没有找到对应物。因为“崛起”被翻译成“急剧上升”，这是一个骤然的现象。在一个看重稳定和秩序的国家，割裂是要避免的。在话语方面，“和平发展”更为合适，融入全球化被视为是实现这个目标的一个方法。
       正如发展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因此它也会产生多重身份，尤其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形象和泛亚西亚形象。这部分的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区分是在全球背景下发挥作用，并与一种长远的目光联系在一起的。“百年国耻”的历史记忆依然存在。这被视为一个充满战争、被外国列强宰割以及受尽屈辱的时期。因此，在东亚内部各国对其他国家的信任度通常很低。即使重视目前的全球化，关于中国历史的话题也是不可避免的。
       另一层身份与国内多元化有关。在中国，多样性的问题部分与国家的少数民族人口有关。许多民族大多居住在边远地区和边界地区，收入、教育、卫生、供水、运输都远远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鉴于国家正在采取具体政策来发展边疆地区，官方谈话继续强调在一个社会范围内的“和谐关系”。
       第三层身份关系到华人身份的界定。在描述中国与其散居各地的群体之间的跨国关系时，北京官员不再偏爱“大中华”这个词，因为这个词可能被视为威胁性的(例如，对东南亚人来说)。
       那么“和谐社会”如何使寻求地位和不同的身份变得和谐起来?在这种混合中，实现“繁荣”是首要的，但是此举需要稳定，反过来这意味着必须平衡国家的发展。政治权力的分散是一项关键的政策举措，它把权力从中央转移到地方政府。尽管如此，从平衡到再平衡的周期波动可以被可靠地预测到。国家的重新调整也涉及政府各部门的改革。
       许多问题在部分旨在从全球化中赢利的各种改革中出现，甚至变得更加严重。也许最主要的问题是地区之间和乡村与城市之间在收入方面迅速加大的不平等。2005年中国一家政府的新闻机构报道说，最上层5％的人口获得国民收入中的50％，尽管数字略有不同，大部分最新资料的计算结果是，城市人均收入与农村人均收入的比例大于3:1。
       中国的百万富翁、亿万富翁越来越多，同时也存在大量贫穷的工人和失业居民。追求繁荣伴随着住房短缺、污水、运输等问题。在满足升级的能源需求和应对严重污染、有害废物和其他形式的环境恶化状态时面临的各种挑战限制了国家的能力。安全网络正在建立，但是在西部和其他贫困地区建立的大项目就能解决基层的需要吗?
       这些和其他问题引起了中国“新左派”的争论。一些来自“新左派”的不同意见赞同毛泽东思想的某些要素；其批评性观点与对全球社会正义运动的关注产生了共鸣；而其他由生活质量问题所带来的不安定情绪受到了胡锦涛政府成员的重视。
       胡锦涛自2003年就任主席以来，和总理温家宝一起已试图通过提出“五个平衡”政策来平息各种批评意见：有必要实现国内与国际的平衡、内陆和沿海的平衡、农村和城市的平衡、社会与经济的平衡以及自然与人的平衡。
       然而，相当多的不满还是出现在因特网上。对全球化的理解就像一把双刃剑，各式各样的声音谴责市场的过度膨胀。他们也带着对WTO的破坏性后果的关注来争论WTO的影响。经常谈论工人的权利也是这种趋势的一部分。此外，艺术家们也正在推动社会习俗的发展。一些民工也有不满，拒绝在工厂做最差的工作。
       在某种程度上，反对以市场为导向和以国家为引导的全球化的话语正在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开拓出的空间中出现。它们最好被理解为既是对全球化力量的一种回应，又是全球化力量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全球化力量是通过国家折射而形成的。这一矛盾体现在这些非政府组织为了缓和市场深化所造成的不平衡影响所做的努力中，例如补救普遍存在的环境危害，也体现在它们对政府甚至其政策延伸的顺从上。
       全球主义和民族主义
       如果说全球主义这个全球化中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为市场的扩大提供了规范性的体系结构，那么，在中国，它同样支持以5000多年文明为基础的世界主义规范。的确，全球主义的世界主义的一面很容易在日常生活中发挥作用。例子不胜枚举：中国对海啸源源不断的捐款救助所必然表现出的人性的相通超越了中国国界。另一个新的趋势是越来越多的中国旅游者到海外旅游并带回其他的生活方式的模式。
       然而存在一种矛盾的现象。伴随着不断上升的全球主义出现的是民族主义的日益高涨。这种紧张关系在上海，中国最全球化的城市中体现出来。在那里，和全国其他地方相比，2005年反对日本的示威采取了激烈的形式。因此，在反对日本的不友好行为的示威中，中国的民族主义和全球化相遇了。
       民族主义的种类有哪些?其内容是什么?一种形式是与以国家真正的成就为自豪相联系的：更加繁荣、住房更好、科技进步。这种类型的民族主义受到与台湾和境外其他热点地区相关的事件的鼓舞。与美国在贸易和贸易保护主义以及重估币值方面发生的纠纷增加了民族主义者的热情。国家主权和自主是官方话语的组成部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这样的民族主义主要是由上而下的，它被中国共产党所主导并大谈爱国主义。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更多是自下而上的大众化民族主义，它有着不同的声调。大众化民族主义由不同的方面构成：强调儒家哲学的传统或文化主义的理念；因强调恢复强势国家和家长制权力而被重新包装为新保守主义的新权威主义；呼唤在国家的外交关系中向美国和日本说不的政治意志，这反映在中国的调查数据和畅销文学书籍
       中，它表达了对政府的批评意见。
       结论
       像民族主义这样的概念的涵义是多元的、动态的和混沌的，它会因社会阶层而不同。而考虑到全球化复杂的变化状态、中国开始的艰苦转型以及这种转型的彻底程度，我们实在不能期望它具有一致性。在描述其类型时，文章开始时提出的四个具体问题也许可以作为路标。现在让我们重温这些主题，并考虑其含义。
       1．中国关于全球化的各种争论很难专门集中在经济问题上，自1978年开始市场改革以来，它已经发生了转变。如今，它们具有了明确的政治色彩。其构成性话语囊括了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内容，与现实政治结合在了一起；可以肯定的是，一些话语是集中在国家上，而国家在赢得全球化的好处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
       2．中国政治生活的重新定义是通过技术革新和更多的移动空间(如互联网)而开始的。容易引起争论的新的国家、市场、社会之间的关系正在发生演变，并与中国加入全球化状态联系在一起。国内的复杂情况与全球政治经济的联系已经造成了各种令人困惑的问题。在中国，有关国家“和平崛起”的话语主要是根据发展模式而构成的，被放置在内部和外部关系的结合点上。
       3．中国关于全球化的争论决不限于官方的文献。面对不断增长的繁荣，与发展相关的伦理结构方面的问题正在出现。如对某些城市禁止在公共场所行乞的政策所展开的批评性干预促进了关于为在全球化过程中的失利者提供救济的进一步争论。无疑，对由WTO和私营公司所引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入侵的抵触是显而易见的。一些抵触必须被作为潜台词来解读。大部分抵触是隐蔽的，尽管它以工人们对工作条件的不满及农民对不力的社会政策不满的形式表现出来，也就是说，它没有满足日益繁荣的社会中最弱小的人民的需要。
       4．在中国，全球化争论的内容一部分来源于外部，而其他的内容来自于本土的知识体系。一种“本土”认识论关注的是问题形成的方式、解决问题的办法和调整差异的方法等。
       在中国的官方文献中，稳定的儒家秩序作为一种矫正方法被提出来。尽管存在这一使文化本质化的行动，一种灵活的价值体系事实上正在出现。民间传统、美学和物质力量被结合在一起。共同的含义必须被谈判。像京剧和中药一样，中国与全球化的相遇有自己的速度和节奏，明显不同于西方模式的强力推进与快速的特点。在中国，各种话语提出对平衡全球化进程的方式进行反思，这种反思呼唤一种渐进、有序和有指导的策略。目前，本次辩论的参与者们正在提出的政治问题是谁应被委托或被授权来照顾公共利益。当政治越来越多地跨越了公共和个人领域之间的界线，同样也跨越了国家与全球领域的界线时，显著的问题就变成：这种责任正在如何被重新构思?
       我想强调的是，中国并不是要被模仿的典范。但这是一种具有说服力的关于本国自主发展的转型战略的例子。这是一个希望和自信在发展中国家得以被表达的个案。没有结构调整，这是全球化状况中大范围自主的一宗个案。这是一个本土文化资源被调动起来，同时从其他制度中实现价值判断本土化的个案。
       在中国以外的国家，对这些问题进行辩论的时机已成熟，并非常可能获得不同的答案。重要的是，对于其他国家和地区而言，没理由仍停留在无望地谈论其不断涌现的危机中。
       起作用的问题变成：如何再构造问题?在遇到发展问题时如何构想替代全球化并实现自主性措施?如何利用文化上的先天资源，使其培育的不只是才智和发明，还有独创能力?换言之，在被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牢牢抓住时如何为将来写一个新的剧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