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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茅盾对莎士比亚的评论(以下简称莎评)是中国初期莎评的重要界碑。茅盾从人性、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三个层面论及了莎士比亚，但对莎士比亚现实主义价值的看重最能体现他的莎评的特色。他首次借马克思、恩格斯的评价将莎士比亚与现实主义联系起来，并且通过译文的方式第一次向中国读者介绍了“莎士比亚化”这一重要术语及其内涵，对当时以及后来相当长一段时期里莎士比亚在中国传播与接受的基调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他对莎士比亚完全现实化的接受与评论，直接服务于当时的社会政治，具有鲜明的功利性特征。他的莎评的现实主义倾向性，既是当时的社会历史文化大语境使然，又与他本人的价值理念密不可分。茅盾并非一开始就推崇莎士比亚，他对莎士比亚的认知经历过一个曲折的转变过程，从一个侧面也折射出了莎士比亚在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得以传播与接受的曲折过程及其社会历史文化语境。
       关键词：茅盾；莎士比亚；接受；批评；界碑
       中图分类号：I106;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8)01－0132－07
       收稿日期：2007－08－0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6BWW005)与中国博士后科学研究资助金项目“梁实秋莎评研究”的阶段性成果(20060390772)
       作者简介：李伟昉(1963－)，男，河南开封人，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
       在中国莎士比亚接受批评史上，茅盾的莎评是不可低估的。茅盾的莎评是中国初期莎评的一块重要界碑，无论对当时还是后来的中国莎士比亚评论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且，由于茅盾莎评的动机是直接服务于当时中国现实与文学创作的，具有指导性和倾向性的意义，因此，同样对当时以及后来中国文学创作的价值取向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茅盾对莎士比亚的评论开始于1919年，但集中在20世纪30年代，主要见于《西洋文学通论》(1930)、《莎士比亚与现实主义》(1934)、《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1935)、《莎士比亚出生三七五周年纪念》(1939)等论著中。可惜的是，国内学界迄今尚未对这个问题予以关注和研究。茅盾的这些文字从文献角度看具有重要价值。这种价值以往因种种原因而受到遮蔽，因为从茅盾研究角度说，这些文字似乎处于边缘位置，故不被注意；而从莎士比亚在中国接受的角度看，它们又似乎因研究者视野所限而被遗漏。虽然有个别学者偶尔提及这一问题，但并没有给予深入的探究和足够的价值评估，因此有重新审视的必要。
       我们审视茅盾莎评的立足点是：他如何评论莎士比亚?他评论的角度是什么?其间的评论是否有重要变化?这些变化又意味着什么?从茅盾的批评文本看，他主要从三个层面涉及或论及了莎士比亚：第一是人性的层面；第二是浪漫主义的层面；第三是现实主义层面。需要说明的是，这三个层面并不是泾渭分明地出现在他不同的文章中，我们只是为了清楚起见和分析的方便才做出这样的划分，事实上这些内容在一篇文章中也常常是交融在一起的，只不过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
       一
       我们先看第一个层面。茅盾在1930年上海世界书局出版的《西洋文学通论》中认为，莎士比亚是一个“伟大的天才”，“他是超时代的”，他笔下的“哈姆莱特是人性的一种典型的描写。他永久厌倦这世界，但又永久恋着不舍得死；他以个人为本位，但是他对自己也是怀疑的；他永久想履行应尽的本分，却又永久没有勇气，于是又在永久的自己谴责”。在茅盾看来，作为“伟大的天才”的莎士比亚之所以“是超时代的”，与其对人性的典型描写与深刻揭示密不可分。这是茅盾首次从人性的角度谈论莎士比亚及其著名悲剧形象哈姆莱特，虽然他没有展开论述，但显然他注意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接着，茅盾在1935年上海亚细亚书局出版的《汉译西洋文学名著》中《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一文里又认为，莎士比亚之所以享有不朽的盛名，“皮相者每夸其诗句之美妙，及戏曲的技术之高妙，而其实则因他广泛地而且深刻地研究了这社会转型期的人的性格；嫉妒，名誉心，似是而非的信仰，忧悒性的优柔寡断，傲慢，不同年龄的恋爱，一切他都描写了。他的作品里有各种的生活，各色的人等，其丰富复杂是罕见的”。如果说他在前一篇文章中没有对人性作具体解释的话，应该说，在这里，茅盾就涉及了莎士比亚描写人性的一些基本内容，例如“嫉妒”、“名誉心”、“忧悒性的优柔寡断”、“傲慢”等，而且是“一切他都描写了”。他在另一篇文章《莎士比亚出生三七五周年纪念》中进一步认为，莎士比亚的作品暴露和抨击了“虚伪，偏见，嫉妒，迷信，残酷等人性的污点”，对于“创造优善健康的新人性”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这也是人们对其“起了莫大的爱好与热心”的重要原因，由此也“才真正估定了莎士比亚的价值，把他的伟大和优点发扬了出来”。
       我们从其文中摘引出来这些观点，只是想说明茅盾在评论莎士比亚的时候，确有人性的视角。指出这一点是有意义的。首先，我们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解读过茅盾的莎评。以我们过去的看法，茅盾不大可能认同文学人性层面的分析。因为早在20世纪20年代，鲁迅就曾痛批过梁实秋的人性论观点。梁实秋认为人性是普遍的、固定的、永久不变的，文学的任务就在于描写这种根本的人性，文学表现人性才有永久性，才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并不断以莎士比亚为例说明这个道理。他竭力为莎士比亚的人性立场辩护，指出他是基于人性的立场来揭示人生与社会的，他的描写具有适合人类的普遍性，不具体属于或代表哪一个阶级。鲁迅则针锋相对地认为，只要承认人类会进化，人性就不能永久不变。所谓有普遍意义的人性论，就是企图否认阶级性。鲁迅痛批梁实秋的人性论，还主要是因为这种观点与其改造国民性的思想相冲突。如果人性真是永久不变的，那么，对国民性的改造也就成了一句空话。因此，鲁迅对梁实秋人性论的批判使得人性的话题无论在当时还是后来相当长一段时期里都臭名远扬，没有市场，成为一个颇为敏感并不断遭到质疑的话题。众所周知，茅盾在30年代与鲁迅关系极为密切，他们之间的友谊和配合达到了相当默契的程度，在对诸多问题的看法上都保持着高度的一致，加之他本人的特殊身份和对大局的维护，所以在人性问题上，茅盾是不会公开与鲁迅唱反调的。其次，作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茅盾又不可能不为莎士比亚对人性触目惊心的描写和揭示深为触动，这使他不仅看到了莎士比亚的作品“反映了旧的贵族文化和新的商业资产者文化的冲突”，表现了他所在时代的时代精神和社会环境，而且又看到了莎士比亚因对人性的描写所具有的跨越作者那个特定时代的永恒性与普遍性。然而，人性这一问题的敏感性，想必又令茅盾不可能不存有顾虑。因此，茅盾在莎评中出现的人性与现实性之间的游移，或多或少地显示了他内心的一种矛盾：既想表达他对莎士比亚于人
       性描写方面的价值和意义所持有的己见，同时又显示了极为谨慎的态度和试图调和人性与现实性两者关系的倾向。所以才会出现其文中人性的“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情况，即人性与现实性交融在一起的微妙表述。最终，茅盾鲜明的现实主义价值取向使人性这个层面未能得以充分展开，并使现实主义因素牢牢居于他的莎评的主导位置。这一点我们后面还会详谈。
       二
       第二个层面是浪漫主义批评的层面。茅盾在《西洋文学通论》的第六章“古典主义”中介绍道，在欧洲皈依希腊罗马的古典作品的时候，英国自然也不例外，一大群的诗人起来了，其中最大的名字是莎士比亚和弥尔顿。他认为从各方面看，弥尔顿的《失乐园》与《复乐园》两篇叙事诗不能不说是古典主义作品。但是莎士比亚的作品“又是从各方面看来不能被纳入‘古典主义’的范围内，而且是下一代的‘浪漫主义’文学的先锋。他是超时代的”!这里需要弄清楚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是相互联系的。第一，茅盾没有把莎士比亚放在“文艺复兴”一章中介绍，而是将其放在“古典主义”中来介绍。为什么?在茅盾看来，这主要是莎士比亚的作品“大多数取材于古来的传说”的缘故，“又从来悲剧的主人公不能不用历史的人物”。但是他又意识到莎士比亚不能被归入古典主义，因为“他很勇敢地打破了古来的‘三一律’”，在古典主义的氛围里显示了别样的特色。第二，既然莎士比亚不能被归入古典主义，他的那种别样的特色自然也就使他成为“下一代的‘浪漫主义’文学的先锋”。因此，茅盾在这里明确指出了莎士比亚的创作属于浪漫主义文学范畴。遗憾的是，他并没有对作为浪漫主义文学先锋的莎士比亚的创作特征作深一步的具体阐释，只是点到为止。而且行文中他强调的是莎士比亚笔下的悲剧主人公虽然是“历史的人物”，但作者却“给这些历史人物都安上一颗现代的心，所以如《哈姆雷特》到现在还是有生气”。因此总的说来，茅盾认为莎士比亚是一位具有强烈现实倾向的浪漫主义作家。由此推断，茅盾真正看重莎士比亚的并不是他的“‘浪漫主义’文学的先锋”的特征，而是第三个层面。我们从他的表述里分明既感受到他对莎士比亚浪漫主义气质的自觉意识，又流露出他对这一气质的某种倾向性的遮蔽。
       三
       茅盾莎评的第三个层面就是对莎士比亚现实主义价值的看重。这最能体现他莎评的特色，也是茅盾莎评最引人注目之处。由于将莎士比亚定位于现实主义作家，所以他积极倡导对莎士比亚的传播与研究。值得一提的是，他的观点、视角里明显留有苏联影响的痕迹。
       20世纪30年代初期，国内学者、作家通过对苏联莎评的译介使马克思主义莎评传人中国。茅盾就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一位。1934年茅盾署名“昧茗”发表在8月20日《文史》第一卷第三号上的《莎士比亚与现实主义》一文，就成段转述了苏联专家狄纳莫夫1933年的论文《再多些莎士比亚主义》的主要观点。狄纳莫夫说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莎士比亚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者”，他们评论莎士比亚的时候“并不着眼于莎士比亚现实主义的外形”，而是“以为在作剧的主意上，在剧本的内容上，以及剧本的真正的性质上，莎士比亚是现实主义者”。“莎士比亚利用了最歧义的文学的戏曲的形式和风格，从喜剧到悲剧，从悲剧到轻松的趣剧，他永不曾把客观的现实弄成‘精神’的单纯的反映；莎士比亚的基础是周围的世界，是现实的世界而不是空想出来的世界”注意，“莎士比亚是伟大的现实主义哲”，“莎士比亚的基础是周围的世界，是现实的世界而不是空想出来的世界”，这种通过当时社会主义红都苏联、来自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声音，自然是茅盾坚信的。在这里，茅盾第一次向中国读者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对莎士比亚的评价，而且第一次借马克思、恩格斯的评价将莎士比亚与现实主义联系起来。这对当时以及后来相当一段时期里莎士比亚在中国传播与接受的基调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也正是在这篇文章里，茅盾通过译文的方式第一次向中国读者介绍了“莎士比亚化”这一重要术语及其内涵。他说：“所谓苏维埃作家的‘莎士比亚化’，就是要能够找出活的真实的意象，以表现邪正在进行中的发展和运动”，“就是要升到现代思想的顶点，彻底了解什么是科学，什么是知识，文化，以及马克司(马克思)，恩格尔(恩格斯)，列宁，斯太林(斯大林)的学说，然后思想不会枯窘，然后作品的内容将同时既清楚而又繁复，就像活的语言那样同时明快而又繁复”，“就是做自己阶级的勇烈的战士，以艺术为武器”，“就是站在人生的头阵，战斗著。创造著，工作著，挣扎著”，“就是找寻新的更有力的艺术创作的形式，抛弃那‘炫奇斗巧’的空虚的装饰主义，创造出思想与形式两俱完善的艺术品”。茅盾这样说、也是这样认识“莎士比亚化”的。其实“莎士比亚化”是一个内涵丰富的词汇，现实主义只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他这样接受“莎士比亚化”，不仅说明他与红色社会主义国家步调一致，而且说明他对“莎士比亚化”的认识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狭隘性，对“莎士比亚化”的认识有趋同于现实主义化的倾向。
       上述倾向在他1939年10月发表在《文艺月刊》第二卷第二期的《莎士比亚出生三七五周年纪念》一文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这篇重要的莎士比亚研究论文中，他首先介绍了莎士比亚在苏联的接受情况，指出：莎士比亚“已经红了三百多年，凡是文明国家，都有他的著作的译本，都有过，而且现在还有大群的‘莎士比亚学者’；最近五六年来，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人民列于莎士比亚的爱好和热心，比之他祖国的大不列颠的人民，只有过之，决无不及。‘要莎士比亚的写作’，成为苏联戏剧作家的一句口号了。莎士比亚的重要作品，常在苏联粹地的大戏院上演，而且用了苏联各民族的语文上演。好些个苏联的‘荣誉艺术家’自白他们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得了益，由于上演他的作品，他们的技巧的内容丰富了，也复杂了。苏联的文艺作家、批评家、导演、演员，在这几年来所写的莎士比亚研究的文章，已经够一个‘莎士比亚学生’用功一年”。字里行间流露着对自己国家重视莎士比亚研究的期盼，他在为莎士比亚在中国成规模地传播与研究鼓与呼。接着他指出，19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学者对莎士比亚的重视和评论往往不在“他那些作品的思想内容”，而是大部分“属于‘考订、‘注释’这些方面”，并且“老是在‘考订’、‘注释’上面用功大，以至虽复蔚然自成一图书馆，不客气说一句，只是饤短的大全罢了”。这一缺憾“直到了苏联人民开始注意莎士比亚，研究莎士比亚，方始弥补起来”。他高度肯定了苏联学者对莎士比亚研究的立足点和重大贡献，认为苏联学者是“从今日的现实的各大课题及明日的目的等观点上”去研究莎士比亚的，“苏联人民正在创造优善健康的新人性，而要连根拔除那旧世界沿袭下来的虚伪，偏见，嫉妒，迷信，残酷等人性的污点。他们又是在这样的立场上，故对于莎士比亚的暴露和抨击人性诸污点的
       作品，起了莫大的爱好与热心”，并且“真正估定了莎士比亚的价值，把他的伟大和优点发扬了出来”。
       因此，他遵循着苏联莎评家“从今日的现实的各大课题及明日的目的”的思路，从三个方面阐述了莎士比亚作为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的现实意义。第一，莎士比亚对人类的愚昧、残暴、偏见、虚伪、嫉妒、奸诈“从来不抱冷淡的旁观者的态度”，他所表现出业的“为求真理的胜利而不惜牺牲个人的精神”，“正是各时代的求进步的人们所亲切而宝爱的德行”。他塑造的不朽人物是“针对着人类的残暴、伪善和奸诈的而奋斗而挣扎(虽然大部分是失败的)‘造像’。他们唤起了对于更光明的未来的要求，他们主张着个性的更充分自由的发展。这就是莎士比亚的作品虽然三世纪前的人生写照，但至今仍保有活力而且为我们多爱好的原因了”。第二，“莎士比亚这位心理学家，用他深刻的观察和犀利的笔尖，剥落了他那时代的一切虚伪者的面具”，而“剥落这一切的面具，还是现代的文艺战士的任务，这又是莎士比亚的作品为什么对于我们是亲切的原因了”。第三，“在今日，法西斯的群魔比起莎士比亚所写的那些‘恶棍’，更其野蛮，更其没有人性。现在也是一个‘黑暗时代’，一切的虚伪，残暴，愚昧，偏见，在到处横行，然而同时，莎士比亚‘理想’的那些为了光明而斗争的英雄们，在今日已是现实的人，而且在世界各处，这斗争的火花已经预示着最后胜利的必然性。在今日纪念莎士比亚的三百七十五周年的生平，学习莎士比亚以加强我们的反法西斯的文化斗争的力量，是我们的主要课题”。
       至此，茅盾把莎士比亚的现实价值和意义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程度。他对莎士比亚完全现实化的接受与评论具有鲜明的社会政治功利性。他的莎评之所以如此看重现实主义，既是当时的社会历史文化大语境使然，又与他本人的价值理念密不可分。众所周知，当时中国救亡图存的特定现实，使得现实主义文学思潮最终在译介过来的西方众多的文艺思潮和文学理论中独领风骚，为大批学人和作家所推崇。在这一态势下，中国对现实主义文学的接受和认识自觉地与社会政治使命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自然也更多地将这种认识局限于文学的社会政治教育功能的层面上。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现实主义是一种强调社会政治理性的现实主义，功利色彩浓厚。处于特定时代大潮裹挟下的茅盾自然不能摆脱这种影响。而作为“文学研究会”、“左联”的重要成员和“为人生而艺术”的文坛领袖之一，茅盾更是对人生、社会、政治有一种自觉的强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早在1919年，茅盾在《我们为什么读书》一文中就宣称：“我们读书是欲求学问，求学问是欲尽‘人’的责分去谋人类的共同幸福。”1920年他在《现在文学家的责任是什么?》一文中更明确指出：“文学是为表现人生而作的。文学家所欲表现的人生，决不是一人一家的人生，乃是一社会一民族的人生。”所以，他认为文学家积极的责任就是要“使文学成为社会化”。对此有学者指出，这样的表述从艺术哲学的高度看，是将所谓的人与人生作了相对狭隘的理解，实际上是存在问题的，不过，这样的狭隘在特定时代又往往有很正当的理由，那就是民族本位的启蒙，亦即爱国前提下的人的解放。从这个角度说，茅盾与政治以及政治文化的结缘几乎是终身的，远非一般人所能比。因此，茅盾对莎士比亚现实主义化的接受与批评有其历史的必然。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中国突出强调莎士比亚的现实主义和人民性特征，把莎士比亚作为现实主义大师来研究，很少或者从根本上忽略了从浪漫主义角度来认识莎士比亚的艺术成就。这既与深受俄苏莎评传统影响有关，也与茅盾30年代倾向性导向的影响有着不容忽视的内在联系。
       四
       然而，有意思的是，如果我们进一步探究便会发现，茅盾并非一开始就推崇莎士比亚，他对莎士比亚的认知经历过一个曲折的转变过程。
       从现有的文献资料看，茅盾最早谈到莎士比亚是在1919年写作的《托尔斯泰与今日之俄罗斯》一文中。文中有两处谈到莎士比亚。第一处是在谈及托尔斯泰的地位时，他说“托尔斯泰之为俄之第一个文学家”，“与英之莎士比亚之地位不同”，原因是“莎士比亚为英文学界泰斗，然其地位为孤立的。与莎氏并肩者无一人，继莎氏遗响者亦无一人。托尔斯泰则不然，其同时及略后诸文豪皆足与之相埒。譬犹群峰竞秀，托尔斯泰其最高峰也。而其他文豪，则环峙而与之相对之诸峰也”。第二处是在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特点时与莎士比亚作了比较，他认为陀氏最突出的创作特点在于“言罪”。“然其言罪也，非如时行侦探小说，必以警察署为归宿也。亦非如伊利沙伯(伊丽莎白)时代之剧曲(按此指莎士比亚之剧曲，如Macbeth即其例也)，谓人之犯罪纯出于一时之凶心，或为一时之失性，而其结果则为灵魂之堕落”。莎士比亚的作品虽也“言罪”，“而文学仍极美”，“读者不觉其为罪，而徒叹赏其文字之精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言罪小说则不然，使人读之，若幽然处于狴犴而亲领铁索锒铛之风味也”。从上述两处不难看到，茅盾对莎士比亚在英国的文学地位及其个别创作特征是清楚的。他视莎士比亚为英国文学界空前绝后的泰斗，无人与之比肩，擅长揭示“灵魂之堕落”。不过，在这里他突出强调的是莎剧的审美效果。在他看来，读者在看到莎剧中的人物的犯罪时，并不觉为罪，而是被莎士比亚的极美的文字所吸引。所以。这时的茅盾虽然谈到了莎士比亚，但往往是在谈论其他重要作家时作为一种比照才顺便提及了他，且主要是基于审美的视角，还未触及莎剧思想的精髓。值得一提的是，审美在当时的文学接受与批评语境中并不被重视。乃处于边缘地位。可惜的是，茅盾文中出现的这一可贵的审美端倪，在此后他的莎评中再也不见踪影。
       20世纪30年代前，从个人的接受态度看，茅盾并不看好莎士比亚，也没有对他表现出太高太多的热情。这有他1921年12月发表在《新文学》上的《近代文学体系的研究》一文为证。他在该文谈到英国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文学时认为，这个时代“文学家盛极一时，莎士比亚的剧本人人视同拱璧，然而彻底讲来，莎老先生若不是得着女士的喜欢，贵族的趋奉，能到这个地位么?当时的大文学家差不多全是内廷供奉的人，和汉朝正像极了”。在茅盾看来，“供奉时代”文学的最大特点是“已不复为社会的工具”，只能“变成贵族阶级的玩好”。既然这样，莎士比亚作为一个“内廷供奉”作家，若不迎合当时贵族的趣味，“得着女士的喜欢”，自然不能获得成功。言外之意，莎士比亚的作品媚俗成分多，本身并没有多少深刻内在的东西，不过是“贵族阶级的玩好”罢了。也唯其如此，茅盾更为看重近代文学，“因为近代文学不是贵族的玩具，不是供奉的文学”，“不是空想的虚无的文学”，而是“科学的真实的”文学，“是社会的工具，是平民的文学”，“是大多数平民要求人道正义的呼声”，“是向前的猛求真理的文学”。应该说，
       茅盾深通西方文学的历史，对在西方享有崇高地位的莎士比亚自然不会陌生。虽然他知道“莎士比亚为英文学界泰斗”，但此时他对莎士比亚的认识还不曾与现实主义相联系，换言之，他还没有从现实主义角度发现莎士比亚的价值，甚至在某些方面对莎士比亚还存有偏见。
       这种情况，前已述及，与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紧密相关。五四以后，中国在文学创作、文学译介、文学研究等领域对文学的社会功利性的强调，对竭力唤起民众参与社会变革、足救时弊的目的的追求，使当时的文学活动“折射出强烈的实用意识”，“新文学观念及国难的笼罩促成并强化了这一趋向，使其固化为主导意识，不可摆脱”。当然，这一成为“主导意识”的“实用意识”，其后也一再在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突出地表现出来。受这种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的影响，包括莎士比亚在内的一些西方文学名著是否需要译介，在当时也就成为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这说明当时不少人对莎士比亚创作的意义与价值的认识远没有达到后来的认识广度和深度。
       我们不妨提供一些证据。例如，知非1918年在发表于《新青年》上的《近代文学上戏剧之地位》中就认为，莎士比亚创作的戏剧例如《哈姆莱特》“绝非人类社会中所可有之事”，除了让人受到“极强的刺激”外，别无他用。1921年，文学研究会成员、著名学者郑振铎发表文章《盲目的翻译家》，明确表达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应该基于现实需要的看法，指出现在翻译但丁的《神曲》、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歌德的《浮士德》有些不经济，因此呼吁翻译家先睁开眼睛来看看原书，看看当下中国的现实，然后再从事翻译。一年后，他再次强调：“现在的介绍，最好是能有两层的作用：(一)能改变中国传说的文学观念；(二)能引导中国人到现代的人生问题，与现代的思想相接触。而古典主义的作品，则恐不能当此任。所以我主张这种作品，如没有介绍时，不妨稍为晚些介绍过来。”当然也有人持不同观点。例如，署名万良浚的读者投书《小说月报》反驳说：“有人谓时至今日，再翻译歌德之《浮士德》、但丁之《神曲》、莎士比亚之《哈孟雷德》未免太不经济，鄙人认为此种论调，亦有不尽然者。盖以上数种文学，虽产生较早，而有永久之价值者，正不妨介绍于国人。”然而，《小说月报》编者在给这位读者的答复信中却明显支持郑振铎的看法：“翻译《浮士德》等书，在我看来，也不是现在切要的事；因为个人研究固能唯真理是求，而介绍给群众，则应该审时度势，分个缓急。”这个编者不是别人，正是署名“雁冰”的茅盾。身为《浮士德》译者的郭沫若，在《论文学的研究与介绍》一文中，对郑振铎的观点同样不以为然。他认为凡是真正的文学上的杰作都有超时代的影响，有着永恒的生命，都值得介绍。“文学的好坏，不能说是他古不古，只能说是他醇不醇，只能说是他真不真。不能说是十九世纪以后的文学通是好文学，通有可以介绍的价值，不能说是十九世纪以前的文学通是死文学，通莫有介绍的价值。”“为什么说到别人要翻译神曲、哈孟雷德、浮士德等书，便能预断其不经济，不切要，并且会盲了什么目呢?”茅盾不甘示弱，又发表《介绍外国文学作品的目的——兼答郭沫若君》一文与郭论辩，指出翻译作品“除主观的强烈爱好心而外”，还要有“适合一般人需要”、“足救时弊”等观念作动机。“我觉得翻译家若果深恶自身所居的社会的腐败，人心的死寂，而想借外国文学作品来抗议，来刺激将死的人心，也是极应该而有益的事。”显然，茅盾首先强调的是以社会的实际需要为译介、研究外国文学作品的指向，强调译介、研究外国文学作品的现实意义和价值。并非是有价值的作品就要译介，而是“应该审时度势，分个缓急”，要首选那些既有价值又为现实所需要的外来作家作品进行译介。周作人致“雁冰”的一封信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认为莎士比亚剧的一二种“似乎也在可译之列”，但译者若放下“现在所做最适当的事业”，“那实在是中国文学界的大损失了。”
       有意思的是，就连留学美国、30年代拟积极组织力量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胡适，当时也表现出了对莎士比亚的不喜欢甚至贬抑的态度。他在1921年6月3日的日记中谈论“三百年来——自萧士比亚到萧伯讷——的戏剧的进步”的话题时认为：“萧士比亚在当日与伊里沙白女王一朝的戏曲家比起来，自然是一代的圣手了；但在今日平心而论，萧士比亚实多不能满人意的地方，实远不如近代的戏剧家。现代的人若虚心细读萧士比亚的戏剧，至多不过能赏识某折某幕某段的文辞绝妙，——正如我们赏识元代戏曲中的某段曲文——决不觉得这人可与近代的戏剧大家相比。他那几本‘最大’的哀剧，其实只当得近世的平常‘刺激剧’(Melodrama)。如Othello[《奥赛罗》]一本，近代的大家决不做这样的丑戏!又如那举世钦仰的Ham—let[《哈姆莱特》]，我实在看不出什么好处来!Hamlet[哈姆莱特]真是一个大傻子!”胡适贬抑莎士比亚，可以从他这一天的日记中的两处话中找到原因。第一处是：“戏剧所以进步，最大的原因是由于十九世纪中欧文学受了写实主义的洗礼。到了今日，虽有神秘的象征戏如梅特林(Meterlinck)的名剧，也不能不带写实主义的色彩，也不能不用写实主义做底子。现在的妄人以为写实主义已成过去，以为今日的新文学应谈‘新浪漫主义’了!这种懒人真不可救药!”第二处是：“卓克说，易卜生的《娜拉》一剧颇不近人情，太头脑简单了。此说有理，但天下古今多少社会改革家大概多有头脑简单的特性；头脑太细密的人，顾前顾后，顾此顾彼，决不配做革命家。娜拉因为头脑简单，故能决然跑了。”所以胡适虽然以为“易卜生的《娜拉》，以戏本论，缺点甚多，远不如《国民之敌》、《海妲》等戏”，但还是从社会改革的角度肯定《娜拉》的价值，因为它是写实主义的。上述情况表明，胡适不以为莎士比亚的创作是写实主义(即现实主义)的，故否定莎士比亚。
       在这个大背景下看茅盾最初的对莎士比亚的看法，自然不足为怪。可以说，当时中国学人对外来作家作品的译介无不密切地配合着现实，这一过程充分显示了文学译作在异质特定语境中所发挥出来的巨大的社会功用。茅盾强调文学应成为“社会的工具”，这使早年的他冷淡莎士比亚；此后还是基于这样的观点，他则大力推介莎士比亚。不过，其间的变化显示了作者对莎士比亚由感性至理性、由表层到本质的认知过程，而这一认知过程的最终完成，与苏联莎学研究成果的及时译介密不可分。当然，这种接受中带有明显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倾向，其时代的局限性是不言而喻的。
       总之，茅盾莎评尽管包含着太多的社会政治诉求，甚至因此对莎士比亚创作的人性与浪漫主义等特征有所遮蔽，但是他的这种接受方式充分表现了他强烈关注现实的救世情怀，在中国莎评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历史意义。第一，通过译介的方式将莎士比亚定位为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主要不是具体评价莎士比亚的作品，而是试图从宏观角度为中国接受与传播莎士比亚找到一个最佳的最具诱惑力的理由。第二，揭示了莎士比亚作为现实主义剧作家的不朽价值和现实意义，尤其是通过马克思、恩格斯对莎士比亚的观点的介绍，来扩大莎士比亚在中国的影响，提升他的伟大地位，从而为当时中国作家的文学创作提供一个学习的光辉榜样，以促使文学更有益于中国社会历史的变革。第三，透过茅盾的莎评，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到莎士比亚在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得以传播与接受的曲折过程及其社会历史文化语境。
       [责任编辑　刘剑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