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视死如生”的古代中国，人的死亡不仅仅是个体生命的终结，而且也会引来极为复杂的宗法制度方面的社会矛盾。范仲淹及其母亲卜葬洛阳万安山下，就是一种艰难而无奈的选择。其中交织着范仲淹悲苦的身世、与母亲生死相依的深情、对先贤的追慕和他微妙复杂的宇宙哲学之思。事件本身也反映了那个时代极为复杂的社会伦理关系，彰显着范仲淹一代圣贤的崇高风范，也昭示了我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复杂内涵。
关键词：范仲淹；墓葬；宗法制度；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8)01－0127－05
收稿日期：2007－08－10
基金项目：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项目“范仲淹文集校笺”(2000)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刘洪生(1964－)，男，河南柘城人，商丘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
学术界对范仲淹的研究多是从政治、军事、教育、文学成就、学术思想等宏观方面展开的。对范仲淹的归葬问题及其背后复杂曲折的历史内含，学术界日前仅曲延庆、孙才顺先生的《先忧后乐范仲淹》一书有所论及，然而认为“‘决欲自树立门户’是其葬洛的重要原因”。并没有论及或者讳莫如深范仲淹的易学思想在这个问题上的影响。笔者认为，悲苦的身世与在葬母问题上的艰难抉择，是范仲淹葬洛的首要原因；列母亲的生死相依是其第二个原因；刘先贤姚崇的追慕和效仿是其第三原因；另外，地理方面的因素和易学思想的影响，也是范仲淹卜葬洛阳的一个重要原因。
范仲淹(989—1052)是宋代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教育家和文学家。他领导的“庆历新政”，是一场以整顿吏治为核心，贯穿经济、文教、司法制度等各个方面改革的变法运动。他经略陕西时，阻止了西夏来势凶猛的侵掠和对宋京师的威胁，拖垮逼和了西夏军事集团。范仲淹曾任应天府学教授，创办苏州府学和“义庄之学”，主张以兴学重教为国家储备人才。范仲淹的诗、文、词都极负盛名，《岳阳楼记》中的警策之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成为一种崇高精神的象征，永远激励着后人。范仲淹又通经博古，务本向道，以风节操守自持，以经世致用为先，内省外求，议论皇皇，开“宋学”士林风气之初，实有一代宗师的学术地位。南宋楼钥《范文正年谱》云：“(范仲淹)世居河内，四世祖上柱国隋，一支渡江，中原乱离，不克归。子孙遂为吴人。”范仲淹曾祖范梦龄、祖范赞时、父范墉，皆葬今苏州天平山，范仲淹的同父兄弟及其后代也均入葬其中，此地已是当时范仲淹世家的祖弥之地。而范仲淹“皇祐四年五月甲子……薨于徐州……十有二月壬申葬于河南尹樊里之万安山下”，其后范仲淹子孙这一支均葬洛阳伊川万安山下，于苏州天平山之外另市新茔，自成一域，本文对其原委作一探讨。
一、悲苦的身世与在葬母问题上的艰难抉择
范仲淹“二岁而孤，母夫人(谢氏)贫无依，再适长山朱氏”，时随继父姓朱，名说。后因他与朱家兄弟争执，知晓身世，“感愤自立，决欲自树立门户，佩琴剑径趋南都(今商丘市)”，毅然离开了朱家。在应天府书院，他苦读食淡，艰辛备尝，“入学舍，扫一室，昼夜讲诵。其起居饮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他以执著不懈的努力，试举及第，甚至位极人臣，成为名闻天下的一代圣贤。苦难的身世，造就了范仲淹自强不息、坚毅果决和“内刚外和”的性格，出处行藏之间体现着一种凛然的风节和崇高的风范。这种经历和精神，也决定了他在安葬母亲问题上的选择。
首先，范仲淹之母谢氏在丈夫死后，迫于生计，带着尚在襁褓中的范仲淹“再适长山朱氏”，这就注定了她再没有归葬范氏祖茔的可能。对此问题，曲延庆先生认为：“按说，后来是应该有机会的”，“范仲淹恢复了范姓，并接母奉养，谢氏死后，仍以范家妻室归葬苏州亦无不可”。笔者认为这种论断颇可商榷，请求并最终被获准恢复姓的是范仲淹，而非其母谢氏；而且，这也仅仅是一个认祖归宗的仪式而已。即使是恢复姓后的范仲淹，将其母谢氏接在身边奉养，那也是他们母子之间的事情，与当时的谢氏和苏州范氏家族何干呢?可以说，在宋代礼教严明的社会背景下，从谢氏迈进朱家之门的那一刻起，就永远断绝了她死后归葬范氏祖茔的道路，特别是在范墉已经作古的情形下。曲延庆先生得出上述结论，可能是基于以下原因：范仲淹在与其从兄弟范仲仪的信中曾述及：“昔年持服，欲归姑苏卜葬”。但笔者认为这仅仅是“内刚外和”的范仲淹在书信中的礼节性客套而已，因为他接着谈到“见其风俗太薄，因思高曾本北人，子孙幸预缙绅，宜构高堂，乃改卜于洛”，这才是范仲淹选择葬母之地的真实打算。他不会忘记当初要求恢复范姓时，所遇到的苏州狭隘宗族的百般阻挠。天禧元年(1017)，时任毫州节度推官而尚冒朱姓的范仲淹，上表请复姓。族人担心他欲分祖产，“有难之者。公坚请，云止欲归本姓，他无所觊，始许焉”。范仲淹在与从兄弟信中“见其风俗太薄”的感叹，是颇意味深长的。因而，笔者认为在葬母问题上，或许范仲淹根本不曾有过选择苏州的念头。正是因为那里“风俗太薄”，才使他对“少长北地”有着浓厚的情感，时常流露在诗、文、言谈之中。特别是他经常以“高平”。(今山西高平县)郡望自称，更是有意地以更为悠久的先世居地，来淡化苏州作为后迁的祖居之地的地位。，
其次，按谢氏已改嫁朱氏的事实以及传统礼教下的丧葬制度，谢氏归天后理所当然地应葬于朱氏坟茔，可这对范仲淹来说又有许多问题。第一，如果谢氏归葬朱氏坟茔，而已经恢复范姓与朱氏没有了任何伦理关系的范仲淹，百年之后是绝不可能葬于朱氏墓地的。也就是说，对“性至孝”的范仲淹来说，永远没有了陪葬母亲墓前的可能，而这是他无法接受的。第二，对早年被迫离开朱家的范仲淹来说，不会忘记他们母子在朱家的实际地位和待遇，又怎么会让为养育自己备尝艰辛的慈母在死后再去遭受那份凌辱呢?对此问题，曲延庆先生也认为，“改适朱氏，又复范姓，归葬长山亦不合情”，但在语法指代和逻辑关系方面稍嫌茫昧，“改适朱氏”的是谢氏，“复范姓”的是范仲淹，“改适朱氏，又复范姓”确指谁呢?
再者，至唐以来，改嫁的妇女在死后选择独葬，是法律明文许可的，且不乏先例。如唐代名相姚崇的母亲刘氏，“遗令曰：‘生以形累，死以魂游。然事尊在冥，无远不至，何必合葬，然后为礼。”，因而，对早年即“决欲自树立门户”的刚强的范仲淹来说，在范、朱两家祖茔之外，为母亲另卜安葬之地，是两难之下必然的、也是最合情理的抉择。
二、对母亲的生死相依
范仲淹《求追赠考妣状》言：“窃念臣襁褓之中，已丁何怙。鞠养在母，慈爱过人。恤臣幼孤，悯臣多病。夜扣星象，食断荤茹。逾二十载，至于其终。又臣游学之初，违离者久，率常殒泣，及至丧明。而臣仕未及荣，亲已不待。既育之仁则重，罔极之报曾
无。夙夜永怀，死生何及!”。乞状通过深情的追述，表达了对慈母至诚而又悲苦的孝心。细读这篇短文，至少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乞状名为“求追赠考妣”，但核心性的文字，却仅是表达对寡母养育之情的感念，追思“先考”的实际内容是缺失的，或者说，那仅仅是礼仪性的连带称谓而已。也难怪，范墉卒于任所之日，范仲淹年仅两岁，对生父的印象是模糊含混的，父子之情缺乏实际生活方面的共处与休戚相关，仅仅是血缘上的情感理念而已，就像欧阳修《泷冈阡表》中，所表达的对父亲的感情那样。第二，恩荫和磨勘是宋代官员及子弟世袭和晋身的常例。本是宋初皇家优渥和笼络士人的手段，这时却造成了宋政府极为严重的冗官臃政现象。在这种背景下，范仲淹上表乞请以追封“先考妣”这样的“虚名”，代替实际物质性的“磨勘”；乞状开头他就超然表明“不敢侥求磨勘，今为迁奉在近，未曾封赠父母”，孝亲而不忘忧国，何等高尚的情操和宽广的胸怀!第三，状文写于他母亲的“二次葬”前，更证明了范仲淹对母亲的深厚感情，对安葬母亲事情的重视和神圣感。状文言：“今又俯临葬礼，尚阙褒封。祭奠之间，志述之际，乏兹恩数，逼于哀诚。身厕登瀛之华，亲无漏泉之泽。矧遇孝理，若为子心，今欲将磨勘改转官恩泽，乞先移赠考妣，所翼迁厝之日，得及追荣。”
母亲的慈悲与仁爱，范仲淹是铭刻在心的。当范仲淹知晓自己的身世并凄怆地离开朱家时，母亲追他回去并追了很远，他没有回顾，母亲的心破碎了。正如他在文中的回忆：对于他这个自幼丧父的孤儿，母亲特别怜爱，夜夜拜星星，为儿子求福，长斋绣佛，20余年。因此，刚刚步入仕途并初享俸禄，范仲淹就把母亲接到了任所广德军(今安徽广德)。和母亲分别已经多年了，老人的视力已经模糊，因想他经常哭泣，几乎哭瞎了跟。母亲来了，但日子过得很艰苦，他身无长物，只有一匹马，离开广德时还卖了它作为行资。范仲淹晚年告诫诸子时常感叹：“吾贫时，与汝母养吾亲。汝母躬执爨，而吾亲甘旨未尝充也。”人与人之间的深厚感情，除了血缘关系外，更在于实际生活中的共处与培养。在日常事务中彼此风雨同舟、甘苦与共的牺牲、奉献与担当的行为本身，就表现了一种伟大的情感。
因此，在这种背景下和“视死如生”的传统礼教下，对“性至孝”的范仲淹来说，怎会让母亲孤独无依地长葬伊门之下?务实明达的范仲淹在自己百年后，没有选择归葬苏州祖茔，而是葬于洛阳万安山下，蕴含着母子相依永作苍冥之游的深情。
三、对先贤的仰慕与效仿
范仲淹葬母之前，游嵩洛时曾拜谒万安山下的姚崇墓陵。这位他极为敬仰的盛唐名相依母陪葬的做法，给了范仲淹极大的影响和启发，这或许是他葬母于洛，死后也随母陪葬的原因之一。下文列表比较一下这两位名贤的事迹、身世和葬地。
松柏之志长青，烈士之心不孤，孔子云：“德不孤，必有邻。”通过上表可见，两位先贤有着何其多的相似之处，同样悲苦的童年，同样有“济天下之志”，同样通过不懈的努力和执著的追求，参居相阙，图治革新，成就一代英名；同样在云诡波谲的宦海中，如履薄冰，举步维艰。两位相距数百年的贤达睿智之人，在他们的生命尽头归于一处，正如“范仲淹留给后世的最后诗篇那样‘行行道不孤，明月相随去’”。正如张说赞美的那样：“君子曰：‘忠不忘亲，仁也；哀不违事，义也；让功辞邑，礼也；济代全名，智也。”
四、地理方面的因素与易学思想的影响
首先，从地域文化方面看，范仲淹将母亲和自己的墓地选在万安山下，与洛阳悠久的历史文化和优越的地理位置有关。第一，这里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也是中国建都最早、建都历史最长的地方。第二，这里不仅历代名人荟萃，也是古人死葬时首选的地方，所谓“生在苏杭，死葬北邙”，古墓之多，有“无卧牛之地”的称号。第二，从地理形势看，洛阳自古有“九州腹地”、“十省通衢”、“形势甲天下”之说。唐孔颖达就认为：“洛阳居瀍涧之中，天地交会。北有太行之险，南有宛叫之饶。东达江淮，食江海之利，西驰渑崤，据河关之胜。”第四，北宋时，真宗咸平二年(999)，辽南侵，朝廷多次议论迁都；景祐二年(1035)，再议迁都，时权知开封府的范仲淹，就主张“城洛阳以备急难”，“据洛以保中原”，可见洛阳在他心目中的位置。第五，唐以降，洛阳是达官显要们临老退养首选之地，如姚崇、张说、裴度、令狐楚、白居易、刘禹锡等，范仲淹也曾有老退洛阳之意。据载，他晚年时，有人想为其在洛阳买下唐朝宰相裴度的绿野园，作为晚年居住之所，被他婉拒，他认为这样做，对自己所尊重的前代圣贤有掠美之嫌，“如何得安”，……这恰恰证明他对此地浓厚的情感。最终，他将母亲的墓葬和自己的归宿选在洛阳万安山下。这里，北抵万安山，南抱曲河水，嵩山在其左，伊水出其有，山重水复，气聚风藏，得天地钟灵之秀美，实方舆胜览之宝藏。历史上，万安山原名上泉山、石林山，武则天曾在此山建有万安宫，并曾在此居住，故名。
其次，与范仲淹平生所学有很大关系。作为“六经之首”的《
周易》，是我国古代解释自然、天地与人事关系的巫卜之书。其刚阳八卦与数变的内容，虽带有一定的神秘性，但却是先民劳动经验和生活智慧的总结，包含着一定的古奥而朴素的哲理，常被用来指导人们的社会活动。范仲淹“泛通六经，长于《
易》，学者多从质问，为执经讲解，亡所倦”，足见他对此学的通晓。
宋立五代乱世后，出于对正统思想的重构，出于辟佛、排佛和“以神道设教”的需要，经学大盛，特别是“六经之首”的“易学”，在宋代学术中占据着显著的位置。宋治《
易》者，分“义理派”和“象数派”两大派别，“儿点梅花春读《
易》”，可见宋人对《易经》的迷恋。掘《宋史·艺文志》记载，整个宋代学术著作中，关于“易学”的多达213部，石介《易解》、《易口义》，欧阳修《易童子问》，周敦颐《太极图说》、《通书》，张载《正蒙》、《横渠易说》，李觏《易论》、《删定易图序论》，王安石《易义》，司马光《温公易说》，苏轼《毗陵易传》，“三苏”父子合力完成的《东坡易传》，龚原《
易传》，耿南冲《易解义》，而胡瑗的《周易口义》则被誉为“以义理说《
易》之宗”。
然而，宋代真正“以义理说《
易》，实以范仲淹的《易义》为最早”，而且，易学是范仲淹终其一生之学，用心最专，用情最挚。他曾咏诗道：“忘忧曾扣《
易》，思古即援琴”(《斋中偶书》)；“况有南窗姬《
易》在，此心那更起纤尘”(《试笔》)。范仲淹的《易义》，全文4000余字，是其学术文章中篇幅最长、也最重要的代表作；此外，他以义理说《
易》的作品还有《易兼三材赋》、《穷神知化赋》、《四德说》等。《易·系辞传上》云：“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范仲淹《易兼三材赋》，就是进一步阐发这种哲学本体论的思考，认为“观天之道，察地之纪，取人于斯，成卦于
彼”，“《
易》之为教也，达乎四维。观其象则区以别矣，思其道则变而通之。上以统百王之业，下以断万物之疑。变动不居，适内外而无滞；广大悉备，包上下而弗遗。至矣哉!无幽不通，惟变所适”。方健先生认为，范仲淹《易义》及“易学”诸赋的写作时间虽尚难考定，但可大致推测，“当产生于天圣五年前后”，“其时，范正守制(丁母忧)于南都，应留守晏殊之辟，主持应天书院。教育之余，有大量学术研究时问”。不久，范仲淹将封亲安葬于伊洛，距暂厝之地(今商丘市附近)颇遥，将这一切联系起来，足能够看出易学“惟变所适”的变通思想对他葬母之事的影响。
事实正是如此，范仲淹对易学的钟情，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学术理论层面上，他的政治革新，他的立身处世，无不是易学的“变通自强”的精神的实践，正如他自己所说“积学于书，得道于心”。
另外，易学中的卜筮之论，也影响着现实生活中的范仲淹。据载，范仲淹知苏州时，“得南园之地，既卜筑而将居焉。阴阳家谓必踵生公卿。公曰：‘吾家有其贵，孰若天下之士成教育于此，贵将无已焉!’遂即地建学。既成，或以为太广，公曰：‘吾恐异时患其隘耳’”!并作《南园》诗：“西施台下见名园。百草千花特地繁。欲问吴王当日事，后来桃李若为言。”上述资料显示，他先是“卜筑而将居焉”；而且，对“踵生公卿”的阴阳家言也并没有否定，而是要将私有之贵，让天下共享，创办学舍，普及教育，足见生活中范仲淹受易学思想的影响。事实上，也正是由于他这种博大泛爱的胸怀，后来的苏州府学为宋朝培养了大批人才，也成为名闻江南的第一学府。
今洛阳万安山范家陵园，实为前后两部分，前部分，为范仲淹与其母谢氏、其长子范纯祐三人的陵寝，按葬制排列；范仲淹次子范纯仁，后来电曾拜相，今范陵的后一部分，即为他与其子孙陵寝，位于前一部分的后侧，这种位置是不合传统莽制的。可见堪舆之术对范仲淹父子的影响。
通过以上所论可以看出，住“重死甚于重生”的古代中国，有时候，人的死亡不仅仅是个体生命的终结，而且会引来极为复杂的宗法制度方面的社会矛盾。范仲淹及其母亲葬于河洛，就反映了那个时代极为复杂的社会伦理关系，其中的曲直与恩怨，颇具隐衷而耐人寻味。范仲淹对这种问题的妥善解决，绕开和回避了许多复杂的纠葛和冲突，既避免了可能，引起的对他人、对自己、对生者、对亡灵的感情伤害，更展示了他一代圣贤的崇高风范，不是苛求于外，而是内省自强，温良敦厚，不事张扬，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因而，朱熹称他为天地间第一等人物。同时，这事件本身也昭示了我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复杂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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