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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西南联大诗人群在中国新诗的发展历程中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他们不满足于新月派那样缺乏灵魂上的大起大落的后浪漫主义，在以艾略特、瓦雷里、里尔克、奥登等为代表的西方20世纪现代派诗歌那里，找到了与他们内在生命要求相适应的诗的观点与形式，由生命的“沉潜”进入了艺术的“沉潜”状态，完成了诗的观念的转变——由单纯的情感的宣泄到经验的传达。
       关键词：西南联大；诗人群体；现代主义
       中图分类号：1207．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8)04—0138—04
       收稿日期：2008—02—25
       作者简介：王淑萍(1966—)，女，河南汝州人，河南财经学院文化传播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
       如果将19世纪中叶视做欧洲现代主义诗歌的发端期，现代诗歌运动就已走过一个半世纪的历程。一百多年来，欧洲的社会生活和人文精神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作为文学中最纯粹的“表现形式”，现代诗歌对这一加速发展的历程做出了深刻的反映。中国新诗则将西方的各种现代主义文艺思潮共时地借鉴过来，特别是诗人们将自己对时代精神的体验熔铸于笔端，揭示了人类精神生活中种种矛盾和困惑。现代诗歌以颠覆传统美学、建构新诗的不断努力，赋予诗坛以崭新的面貌，给诗歌创作注入了蓬勃的生命力。
       西南联大是重振中国现代诗的摇篮。在这里，形成了西南联大诗人群：穆旦、郑敏、杜运燮、袁可嘉、俞铭传、杨周翰、王佐良、罗寄一、赵瑞蕻等。“他们渴望将中国新诗发展向二十世纪挺进，而不是停留在十九世纪的传统里。”[1](P41)回眸中国新诗的产生和发展历程，我们总能看到中国新诗与西方话语的紧密联系。中国新诗可以说是借用西方话语改建中国诗学话语，实现中国诗学的现代化。20世纪20年代前后，以胡适为盟主的初级白话诗派，20年代以李金发为代表的初期象征诗派，30年代以戴望舒为领袖的现代派以及40年代以穆旦为标志的“中国新诗”派的诗歌创作，都与“西化”有着或此或彼的联系。“西方和西方话语，始终是中国现代诗学视野中的主要理论资源，是构成中国诗学由古典走向现代构建的重要知识背景。”[2](P104)作为在中国新诗发展历程中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的西南联大校园诗人，他们“不满足于新月派那样的缺乏灵魂上的大起大落的后浪漫主义；如今他们跟着燕卜逊读艾略特的《普鲁弗洛克》，读奥登的《西班牙》和写于中国战场的十四行，又读狄仑·托马斯的‘神启式’诗，他们的眼睛打开了”[3](P3—4)。“在以艾略特、瓦雷里、里尔克、奥登等为代表的西方20世纪现代派诗歌那里，找到了与他们内在生命要求相适应的诗的观点与形式，由生命的‘沉潜’进入了艺术的、诗的‘沉潜’状态”[4](P446)。他们完成了诗的观念的转变：由单纯的诗感的宣泄到经验的传达。显然，探讨这一诗学观念的转变应该把视野放在对西方现代主义诗歌视域之中。袁可嘉说：“诗是经验的传达而非单纯的热情的宣泄。”[5](P47)。这构成了西南联大诗人群的共同追求，并完成了中国新诗的观念转变。
       一、推崇生命与体验
       诗歌的一切构成要素都是与生命有关的，或者说，一切都发生于生命。我们所面对的最基本的生命意识是对生命状态的认识，主要是针对自然生命而言，是一种存在，也是诗的生命意识得以生成的本源。穆旦的诗在西南联大诗篇中也许最能体现生命意识，伯格森的“生命之流”也许就是穆旦的理想。《防空洞里的抒情诗》与《五月》在“现实的与中世纪”、“悲剧的与喜剧”、“沉重的与轻松”两种风格的对比中，呈现出“一个辩证的发展过程，一个由外而内，由广而深，由泛而实的过程”[6](1779—80)。《诗八首》以自我分裂与自然主义的恋爱观贯穿全诗：“满园的欲望多么美丽。”还以惠特曼式“带电的肉体”的精神为恋爱歌唱，并歌颂肉体。写抗战入缅“远征军”溃退的早期长诗《森林之魅》：“历史与自然的重合或接轨，他对自然与肉体的追求与惠特曼所表现的那个新兴布尔乔亚精神相合，他的个人的自然的追求正与历史的脚步相符。”[6](P90)写出了里尔克式的哲理：他对那些面对死亡的受难者有着深切同情、怜悯，由人类的死亡转化为自然中的新生，一种无可奈何的领悟或解脱。唐湜借对穆旦诗歌的解读表达了他对生命的尊重。可见，“生命”实际就是存在的本质，是存在的最深沉的内涵，是灵与肉的一致，也就是里尔克的“将诗人所经验到的现象定义为具有自身与生命的具体的抽象”[7](P3)。
       诗中的生命应该是包含着智慧与思想的生命，而不是空洞的、仅有本能的“生命”。现代诗论十分推崇经验，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诗歌仅有感情、情绪或才能的流泻是不够的。对既有的一切我们应有反叛，也应有建设，而这种“更高的肯定”必须依靠经验。唐湜说：“诗是一种情思在确实的经验里的操练，写者与读者都该是如此。”[8](P84)情思只有通过“经验”的提升才能成为诗的构成要素，诗的灵魂。然而诗歌经验并不是生活经验，虽然二者有着内在的一致性。生活经验是原始的。在诗歌创作中，生活经验必须转化为诗歌经验，诗是生活经验最本质内核的提升与丰富。唐湜说：“诗人的最高理想是人我不分，浑然一致，生活经验完全升华为文学经验，没有渣滓，只有清纯的真朴。文学经验并不就是生活经验，它只是假托，却植根于生活经验……只有在生活经验沉入潜意识的底层，受了潜移默化的风化作用，去芜存精，而以自然的意象或比喻的姿态，浮现于意识流中时，肤浅的生活经验才能变成有深厚的暗示力的文学经验。”[9](P58)从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文学经验的来源，而且可以领悟到潜意识和意象在现代诗歌中之所以重要的原因，同时也可以感觉到文学经验一方面具有明确的个人化特征，另一方面又具有普遍性或哲学性。诗歌经验是这种特性通过诗人的创造而达成的巧妙融合。
       生活经验如何转化为诗歌经验?这就要求诗人必须与生活保持心理距离，经过诗人的创造，才能由生活经验上升到诗歌经验。为了说明其中的转换，唐湜引用了里尔克的创作之谈：“人应该等待又集中着一切生活里的甜蜜与光耀，如果可能，一段长长的生活，这样，也许在最后会写出十行好诗来。诗并非如人们所想的只是感情而已，它是经验。为了写一行诗，人得访问许多城池、人物和事情；他得熟悉动物，善观禽类的飞翔，和小花如何在清晨开放；人得随时想到陌生地方的道路，与别人的猛然邂逅，早预料到的分别；人得随时回到模糊的儿时，父母怎样误解了自己，疼爱反成了虐待；回到海上的日子，旅行的夜……还得多少爱情之夜的记忆，每个都不同……女人分娩的叫喊，然后，女人睡在产褥上，雪白而轻松，关闭起来；同时，还得坐着看人死去，还得守着死尸，窗户敞着，声音浮动着。仅有记忆还不够，人得将他们遗忘，有很大的耐心等他们重现……那时，它们就成了我们
       的血肉、光耀与姿势……于是第一次，在一个稀有的时辰，一首诗的第一个字会跃出，而且跨向前去。”[9](P11)在里尔克看来，诗人应该全身心地积累生活经验，不但包括具体的生活经历，而且包括想象的、回忆的、知识的经验。由生活经验的遗忘到诗歌经验的浮现，“实际上是诗人创造的过程，他不但使原有的生活经验与生命相融合，而且使其具有更丰满的内在包容与外在延展，粗糙的生活经验由此而升华为深刻的诗歌经验。在这个过程中，生命与经验融合为一个整体，并经过理性、智慧之光的烛照，使感性体验智性化，最终实现现代诗歌中感性和智性的融合”[10](P347)。正如《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所说“所谓经验的传达又是一种曲折的传达：首先是将外在的生活经验化为内在的生命体验，而达到一种主观化，并进而感悟更深层面的底蕴，即可以称为诗性哲学(哲理)的东西，它又是与生活(生命)动感性形态融会为一体(并非诗人着意拔高)的，这就是以后诗人们说的知性与感性的融合[4](P446)。生命与经验，智性与感性的融合，是西南联大诗人群诗歌观念的核心所在。
       二、意象的凝定
       西南联大诗人群特别注重“纯意象”的意象诗派，庞德指出：“一个意象是理智与情感在瞬间形成的复合体的表现，它带来了突如其来的自由感，带来了脱离时空的有限的感觉，带来了突然成长上升到感觉，而这一切正是我们在最伟大的艺术作品的表现中所体验到的东西。”[7](P4)。西南联大诗人群意象创造主要得益于西方意象主义诗歌及其理论，同时也继承了古典“意象”论，形成了鲜明的特点，把新诗的意象艺术发展到了一个综合的高级阶段。
       唐湜虽然不属于西南联大诗人，但他却是西南联大诗人诗学体系的最好解释者。他坚持意象不是情感而是经验的观点，认为意象是生活经验无数次积累的结果，它不是诗人表达内心体验的手段，而是诗人进行艺术探索的目的，因为意象本身就是诗人的体验的复现。诗人的生命与体验在诗中是以意象的方式来体现的，凝聚着诗人全部人格与意志，是诗人对生命的感受、认识、期望等情感、思想的结合体。意象不是一种表象的堆砌或模糊的联想媒介，当它从潜意识的深渊里跃出时是一种本能与生命冲击力的表现，是化妆了的被压抑着的经验，所以唐湜说“意象，原来是一种用来自觉把握自然的潜能的过程”[9](P10—14)。他还援用冯至的《十四行集》中的诗来解释意象的生成：“我们的生命在这一瞬间’／仿佛在第一次的拥抱里，／过去的悲欢忽然在眼前凝结成／屹然不动的形体。”意象一旦在意识领域里生成，就具备了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由于诗人对客观世界的真实体验，一种无痕的契合；另一方面又是客观世界在诗人心里的凝聚，有“一点闪烁即全般照亮”的效果。“意象正是最清醒的意志与最虔诚的灵魂互为表里的凝合。”[9](P10—14)
       意象凝定的刹那间，观念要寻找客观对应物，创造饱含知性、感性经验的意象，形成意象知性化的倾向。由感性到理性的转化，只有通过意象的营造才能完成。法国象征诗派的开创者波德莱尔指出，诗人应通过融合各种感觉将其经验转化为超越现实的象征，人的各种感官所经验到的不同感觉是可以相互“契合”的。象征是对理念世界的具体的模仿，它们作为超越感觉世界之外的意象而获得自身的存在。感性的潜意识是无形的、不可感触的，但是当它转化为理性的意识或与意识取得联系之后，它就可以被感受、被认识，成为诗的重要的内在精神要素。也就是说意象是由潜意识的感性通过客观对应物转化成具有可感可知的意识的。至于潜意识转化为意识并与意识达成内在关联的过程，唐湜曾这样说：“一般地说来：由灵魂(heart)出发的直觉意象是自然的潜意识的直接突起，是浪漫蒂克的主观感情的高涌，由心智(mind)出发的悟性意象则是自觉意识的深沉表现，是古典精神的客观印象的凝合，而它们的更高的完成则是由于古典精神与浪漫蒂克力量在意象内部平行又对抗的凝合，自然的基础与自觉的方向、潜意识的‘能’与意识的‘知’的完整的结合，思想突破直觉的平面后向更高的和谐与更深的沉潜，最大最深的直觉与雄伟大意志的发展。”[9](P10—14)唐湜不仅说出直觉意象与悟性意象的差异，更强调潜意识的直觉与意识的自觉的重要性及二者的融合，它们最终应该成为既有“能”又有“方向”的生命的整合。这种整合的结果是，“主观与客观，直接的申诉与间接的传达，一切一切都凝合无间，无所区别也毫无间隔”而形成象征性意象[9](P10—14)。客观对应物的寻找，追求意象的整体性、成熟性，由抒情寄兴的载体变化为体悟人生、表达心智的媒体，这时符号就蜕变为象征体，客观对应物也就引起丰富的暗示、联想而使诗具有了客观性和间接性。
       西南联大诗人群大量的景物诗中的自然均系人化了的自然，自然物都渗透了诗人的情绪、经验。西南联大诗人在提炼诗歌意象时往往对现实采取远距离审美，既不脱离现实，拥抱历史的生活、真正的生活，不断地向现实展开突击，又与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而形成特有的理念，自然地将其赋形。“保持距离的综合审美”意味着对现实人生采取“冷静观看”的态度，而让感情内敛不致外溢，使感情寓于意象之中，意象所呈示出的主体世界微妙复杂，并常常进入一个神秘超验的终极世界。如杜运燮的《树》、《细雨》和《月》，精巧诡奇的意象中饱含着豪放的感情，蕴蓄着知性的特征，现代人生存中无法排遣的寂寞感已从中弥散开来。特别是在《月》中我们可以看到诗人与奥登的联系，诗人以现代飞行员高空俯视的视角，把个人从广大社会游离出来，置身高空，凭借理智的活动，俯视脚底的大千世界：“一对年青人花瓣一般／飘上河边的草场，唱／好莱坞的老歌，背诵／应景的警句，苍白的河水／拉扯着垃圾闪闪而流／／异邦的兵士枯叶一般／被桥栏挡住在桥的一边，／念李白的诗句，咀嚼着／‘低头思故乡’、‘思故乡’，／仿佛故乡是一颗橡皮糖；／／蓝缕的苦力烂布一般，／被丢弃在一旁，生半死的火／相对沉默，树上剩余的／点点星光就跳闪在脸上／失望地在徘徊寻找诗行。”距离感、威严感便油然而生。意象所涵盖的内容，既源于自然，取自社会，也来自于内心世界，并通向历史，延伸至未来。
       三、知性的强化
       从诗学观念来说，西南联大诗人群追求诗的知性，具有意象知性化的鲜明倾向，以达到由感性到理性的转化。诗不再主要用来抒写情感、情绪，而主要用于表达经验、知性，他们完成了从情感、情绪型向经验、知性型的转化。袁可嘉认为新诗“现代化”，最后必然追求“现实、象征、玄学”的综合传统。“现实表现于对当前世界人生的紧密把握，象征表现于暗示含蓄，玄学则表现于敏感多思、感情、意志的强烈结合及机智的不时流露。”[5](P7)其中的“玄学”即相当于“知性”，涵盖了丰富的内涵：追求浓缩的思想容量、机敏睿智的诗风，主张感性、理性的融合无间，要求诗人在创作过程中付
       出更为艰辛细致的劳动。“它应当是感性的升华、经验的结晶、规律的把握、哲理的领悟、本质的揭示，总之，偏于理性领域，体现理性精神。”[11](P139)在艾略特看来，“智性越强就越好”[12](P31)，袁可嘉起用“玄学”一词很可能受到了为艾略特激赏的17世纪玄学派诗人的启发。
       艾略特的“诗并不是放纵情感，而是逃避情感”[12](P8)的诗学信条对西南联大诗人也起了重要作用。艾略特致力于修复这种理性与感性的脱节而强调二者的结合，尤其强调这两大诗情元素中的知性。艾略特不仅认为诗应当创造出理智成分和情绪成分组成的各种整体，而且又强调诗给情绪以理智的认可，又把美感的认可予以思想，最高的哲学应该是最伟大的诗人的最好的材料，以凸显诗中的“知性美”。西南联大诗人群在强化诗性时并非在诗中直接讲道理、发议论，而是将知性暗寓于诗的肌理组织，完成从生活到诗的转换。在这种转换中，往往借助象征表达意义，以可见的事物，暗示不可见的精神，形成“可见的事物”的表面意义与“不可见的精神”的“潜在意义”的双重结构，以象征本体预示抽象的精神内涵。在从人生经验中抽绎出一种形而上的思辨型的象征的同时，又同东方人的智慧以及中国诗固有的传统相融合，注重情、理的相融。当诗人为某一媒介所触动时，通过由外在具体事物的有机组合构成的富有象征性的“客观对应物”来表现其储存于经验中的复杂的精神状态。由于所完成的诗歌并非诗人生活中某一特定境遇的直接情感回应，在一定意义上说，它就成了“非个人化”的产物，而“客观对应物”的运用，就会把知性融于感性之中，避免诗歌或者重观念传达或者只一味宣泄情感的偏颇[7](P4—5)。西南联大的诗人，大都比较注重在“知性与感性的融合”中突出知性，有“奥登门徒”之称的杜运燮(唐湜语)和里尔克式的诗人郑敏(袁可嘉语)都可谓是知性诗的典范。他们的诗歌具有“玄学化”知性的倾向，使诗歌呈现出与矛盾复杂的现代生存经验相吻合的现代复杂意识。奥登式辩证矛盾的机智在杜运燮的诗里尤为突出，“机智”在诗中常流露为幽默风趣，一个重要特征是轻松与严肃的结合。杜运燮尤擅长于以幽默机智的轻松诗表现严肃的主题，运用奥登式的现代主义手法，即以机智的反讽揭示了更深刻的内在矛盾。《狙击兵》、《追物价的人》和《海》等诗篇试图把现实中的个人感受与历史经验融合在一起，将一时一地的特殊感受与长期积累的人生经验乃至人类共有的人生经验艺术地交融，包含了诗人的知性体验，即对他发现的理性的强化，并且将这种发现扩展为诗意的具有规律性的东西。如果诗歌缺乏感性，它也就失去了诗人的品性与特征；如果缺乏天性，现代诗就难以表达出更为开阔深沉的人生发现与思考。联大诗人以玄学、知性入诗，哲学成为无法规避的命题。被袁可嘉称为里尔克式的诗人郑敏，深受艾略特、里尔克的影响，她的诗歌意象以哲理、玄学与个人体验融为一体的方式，将感性与知性交织在一起，去表现生命的本真。诗人从个人体验与人类观照两方面去理解生命，以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特有的心智，在现实的表层下去探求某种具有本质意义的生命。特别是她的后期作品，在复杂的历史、现实与个人体验的抗争之中去传达现代知识分子的困惑和对绝对自由的渴求。她关注现实似乎作为一个独立存在的个体而与现实保持着一种距离，流露出某种孤独感。郑敏的诗如《人们》、《盲者》、《贫穷》、《小漆匠》、《早春的村落》、《死难者》、《清道夫》、《学生》、《人力车夫》、《西南联大颂》、《噢，中国》等，所传达的并不是一些外在的东西，而是一种内在精神的纠葛。她要为这些普通的生灵寻找一条精神解放的出路，或者在文化上、观念上探寻中国变动的目标和方向。“思想知觉化”成为诗人将主体“经验”凝定为文本的有效传达方式。“思想知觉化”后的物象已融入了诗人深沉的体验，并非是它客观地对应着某种精神状态，而是它本身就体现了这种精神状态并力图保持“经验”的生动与原汁原味。它调整了诗人的感受力，使诗歌抽象中有具体，突出了知性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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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乔学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