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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关注和研究汉语语境下的中国新诗，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崭新命题和课题。一方面，汉语语境遭受到西方诗歌话语的冲击，导致当下诗歌呈现出某种病态的“欧化”特征；另一方面，当下诗歌贬低和摒弃民族文化传统，背弃了汉语语境，造成与汉语语境的隔膜与疏离。为此，当下诗歌要面向时代文化的精神高度，自觉接受汉语语境的限定和制约，不断创新民族诗歌的审美特质，逐步消除与汉语语境的隔膜，实现与汉语语境的融合。同时应看到，单靠技艺上的“雕琢”和突破，难以使当下诗歌走出低谷。重建诗歌标准，必须重归于汉语语境下，在各自不同主张的探索与追求中，经过长久的磨合与历练，最终找到共通的诗歌语言和诗体范式，以促使中国诗歌逐步走向复兴。
       关键词：当下诗歌；汉语语境；隔膜；融合；复兴
       中图分类号：1207．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8)04—0142—06
       收稿日期：2008—02—15
       作者简介：孙留欣(1964—)，男，河南新郑人，郑州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河南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国新诗发展到当下，已陷入边缘化的境地。背弃汉语语境，忽视甚至漠视汉语语境的存在，不仅于事无补，而且还将进一步淡化新诗的存在，使它更趋于边缘化。回归汉语语境，自觉接受汉语语境的限定和制约，不断进行探索和创新，不失为新诗走向复兴的明智之举。
       一、空白——关注中国新诗与汉语语境的联结
       语境即语言环境，是话语诸要素中一个相当关键的要素。前苏联文学理论家巴赫金认为，任何话语都不是“自给自足”的，而是一种“社会事件”，“它产生于非语言的生活情景中并与它保持着最紧密的关系”[1](P83—84)。这种“非语言的生活情景”指的就是“语境”。他进一步指出：“话语的涵义完全是由它的上下文语境决定的。其实，有多少个使用该话语的语境，它就有多少个意义。”[1](P428)话语和语境的关系可以这样说，“任何‘话语’的产生和被接受，都离不开一定的‘语境’，‘语境’包括‘话语’得以形成和‘话语’意义得以显现的一切有形或无形、实存或隐蔽的相关物，它为‘话语’的存在提供了一个深远的背景材料”[2](P5)。
       汉语作为一种话语，是中国人的母语，是遗传在生命里融化在血液中的不可剥离之物。汉语言说的语境有两类：“一类是内部语境，一类是外部语境。所谓内部语境，是指在一定的言语片段中，一个词同其它词在词义搭配、语法组合、文章照应等方面的关系。所谓外部语境，是指说话的背景、场合、意向等存在于言语片段之外的因素。”[3]从汉语语境的大小来讲，语境的最小单位是词，可谓小语境。其大语境，往近处说是语言的时代环境和交际环境，往深处说则是历史文化传统和中华文明。在诸多大语境中，“民族文化是语用现象生成和运用的机制，是语境的核心因素”[4](P1)。由此来对比古汉语语境和现代汉语语境的不同，我们会发现，“古汉语相对应的是发育两千多年的农业文明，它自足、成熟，拥有强大的紧缩与囊括功能，而现代汉语相对应的则是工业文明，它在中国的履历太短，自身尚处于成长期，尚处于随机的裂变之中，尚未形成聚变的能力，故而其构成的诗句存有些许的轻薄在所难免”。现代汉语面对的语境和古汉语截然不同，表明由现代汉语语句生成的新诗有着先天发育上的“营养不良”，这也在很大程度上一直影响和制约着新诗的进一步发展，也成为当下诗歌发展的一个“心结”。但是，“语境一方面有制约功能，制约着人们的言语活动，另一方面又有创新功能，为人们进行交际和信息交流提供各种方便”[5](P396)。制约和创新是一对矛盾统一体，汉语语境对新诗的制约，将促使诗歌语言的运用合理化；对新诗的创新，将促使诗歌语言的超常搭配合理化，使诗歌语言的异常使用正常化。
       中国新诗在当下汉语语境下的处境和汉语语境对当下诗歌的影响还没有引起论者和诗人们的特别关注。中国新诗与汉语语境的联结，还是一个亟待研究的新课题。关注和研究汉语语境下的中国新诗，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崭新命题。对于中国当下诗歌的生存和发展而言，非常有必要探讨一下它所面对的汉语语境，捕捉它发生嬗变的时代轨迹，进而阐释它所面临的一些难题，逐步消除它和汉语语境的隔膜，以实现二者之间的融合。
       二、困境——遭受西方话语冲击的诗歌汉语语境
       “与国际接轨”——这是我们面临全球化浪潮听到最多的一句话。中西方民族有许多共通的东西，也有许多不同的东西，在这些不同的东西中更有许多东西是中华民族所独有的。“它们既是人类现代化进程中一种有着‘质’的意义的‘地方性经验’，也是这个民族在恶劣的现代化条件下生命意志与精神苦痛的‘本体论证明’，是无论如何都不应该被遮蔽的，要使它们在后现代的众声喧哗中澄明出来，当然是需要一种特殊话语系统的。”[6]但是，在全球化时代，中国当下诗歌创作所面对的自然也是一个无可逃避的全球化语境，由汉语语境生成的“中国话语”在现代世界中被严重边缘化，当代诗歌体现出来的“中国情感”在中国民族生命中被极度陌生化。这是上个世纪初民族诗歌与“与世界接轨”时所没有预料到的。当时，随着西学东渐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西方诗歌话语建立了自己的霸权地位，传统的被视为“旧体”的古典诗词，被先贤们抛弃了，代之而起的是以“欧化”句式为形式特征的自由体“新诗”，自此中断了以唐诗宋词为代表的中国式话语在现代延续与重建的可能性。我们不能不正视这样的现实：“新诗的果实虽可称为‘丰硕’，但其味道似乎并不大合国人的胃口，至今仍未形成被广泛认可的诗歌规范和典范，显然这种‘接轨’尚未获得真正的成功，至少可以说还在探索中。”(7]
       其实，将中国诗歌纳入世界诗坛的家族中，在创作中建立起诗歌的现代意识，构筑起与其它民族诗歌沟通和交流的机制，关注整个人类的存在和命运，无疑应是民族诗歌发展的方向。但是，“对于诗人来说，由于以古典诗词为标志的精神劳动工具已经彻底改变，更由于工具的改变同时也直接改造了主体，所以即使他仍然在使用现代汉语‘说话’，但发出的声音与西方诗人在很多方面并无本质差别。对于读者来说，则是由于精神消费对象的巨大转变，而直接改写了他们传统的‘思想情感方式’与‘真善美’价值标准，使他们在审美感觉、心理结构、价值态度上越来越不可能与传统的一切发生认同与亲和”[6]。失去了民族诗歌中特有的东西，也就失去了它自身的独立性。五四以来形成的白话口语写作的语言线路、民族觉醒到民族独立斗争再到改革开放的意识线路和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的语境线路，导致了诗歌汉语传统的遗失，或者说汉语正在我们的诗歌中迷失。受西方诗歌的影响，我们诗歌语言中的文化底牌正在扭曲变形，诗歌中传统的、民族的语境正在丢失。与唐宋诗歌相比，现代诗歌汉语身份
       的确立成了一个尴尬的问题，因为现代诗歌发展的渊源在西方，“单论外国现代派诗作为中国现代诗发展的‘流’，其影响之大是怎么说也不会过分的。中国现代诗的产生，假若没有外国诗的冲击和推动，以及对外国诗的鉴借和利用，那几乎是不可能的”[8](P218)。现实也正像白鸦所描述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发展一直离不开西方潮流的影响，80年代的诗歌写作深深地打上了这种潮流的烙印，很多国外现代主义诗人对80年代中国诗歌写作影响巨大”。“80年代以来，我们的诗歌就是一种被殖民诗歌，汉语的诗歌叙述出现了深度分裂——随着90年代中后期以来汉语诗歌对‘后殖民’语境的觉醒，以前我们得益于西方潮流的叙述方式面临转变，现在带有口语实验型的诗歌写作即是这种叙述策略转变的主要体现。”[9]为此，白鸦认为，我们的诗歌需要坚定不移的汉语立场，一定要以“今天”的方式对诗歌的发展进行再思考，一定要以“汉语”的方式进行再思考。
       三、隔膜——背弃传统汉语语境的中国新诗
       古典汉语到了现代，语言和语境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现代汉语在句法上具有连贯性和流动性，在语汇、内涵等方面具有日常性和浅显性，与古典汉语相比，改变了汉语单音节结构，增加了双音节、多音节汉语语音和词汇，句子结构复杂，语法系统规范，语义逻辑周密，使得中国新诗发生了从语汇到表达方式的巨大质变：句式自由、拉长，参差不一，句法趋于繁复，口语化、散文化严重，古典诗歌中的对偶、押韵等技法不复存在，破坏了古典诗歌的整齐之美、抑扬之美和回环之美，在一定程度上缺少了某种传承下来的优美的东西。
       中国新诗放弃了中华古典诗歌传统，自出生之日起，就积极自觉地割断了中华民族古典诗歌的脐带，用现代汉语写出了外国诗，这也是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个奇特现象。历史或历史性话语的传统似乎已经不再被传承文明所覆盖，诗性母语的地域反叛的艺术走向，导致了汉语诗歌语言艺术和语言系统的构成呈现出某种病态的“欧化”特征。中国新诗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到当下陷入困境，成为一种边缘化的存在，其自身缺少了古典诗歌精致的格律美，难以体现几千年国人谙熟的言简意赅、琅琅上口的特点。尽管大众更迷恋古典诗歌，在“床前明月光”、“两只黄鹂鸣翠柳”之中陶醉不已，但新诗的出现，却在很大程度上割裂了汉语特有的内在语境，失去了传统诗歌丰富的写意底蕴，从而也使人们难以体验到，那些自蒙童时代便熟纳于心的古典诗歌所给予的“出口成章”的快感与悠然。
       进一步讲，代替文言的“欧化”白话的出现，使新诗的语言载体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既改变了传统的语言思维，也改变了传统诗歌的写法，还改变了人们对诗歌的审美阅读习惯，最终导致了新的汉语语境下的诗歌写作和阅读欣赏不能完全适应这种转变，出现了“水土不服”和持续“发炎”、“溃疡”等症状。新诗对传统诗歌的反叛去除了中华民族传统诗歌的审美特质，使得有必要改造而不是断裂的民族诗歌写作从此堕落，直到今天也没有形成可以使用的写作规则。是悲哀还是进步。有待历史去评判。尽管现当代的诗人们作了许多尝试和努力，提出了许多主张和主义，形成了许多理论和流派，努力寻求在现代汉语语境下对诗歌的重新观照。但事实是，新诗发展形成的语言惯性已成为当下诗人难以摆脱的桎梏。汉语诗歌语言重感悟忌直说，具有抒情性特质，叙事是西方诗歌的特长，却并非汉语诗歌的专长。新诗移植了西方诗学理念和诗体形式，却同汉语诗歌的传统理念和诗体形式相悖。新诗解构了中国传统诗歌的音律美和意象美，却难以重建新的语言范式。比如伊沙的《母亲的临终遗言》：“让妹妹出嫁／善待父亲／帮老婆多干点活儿／把伦伦养大／妈妈，当您／对我交待了责任／在那个灰色三月的／最后下午／您并没有忘记我／非得把一切说破／记得您说：／‘你的思想不合时宜。”’诗歌的叙述片段像小说或故事，有场景、有情节，并掺杂着哲理。诗人仅仅采用了诗歌的语言体式，却丝毫看不出诗歌应有的韵味。表述同样的叙事和哲思，南宋陆游的《示儿》诗却这样写道：“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在语言体式上略胜一筹，韵律的运用使它读起来顺口、流畅。再比如老刀在《避雨》中这样写道：“一个人能吃多少用多少呢／要那么多钱干什么／我听到一个七十岁老妇人花白的声音浮在雨中／采访的时候／她坐在台阶上／一份报纸是她的脸／整版登着她两个儿子／因制贩冰毒被一审判处死刑的消息／整个上午／太阳捂住的每一个字都有东西往下滴落。”尽管诗中直接介入了生活细节，充满了生活的温度，同时也留下了作者自身情感的温度，但是内容好似一篇散文，形式上却采用了句句分行的新诗写法，这种非散文非诗歌的叙事范式，在当下诗歌中比比皆是。新诗“欧化”的自由体式是新诗脱离传统汉语语境后的重生，也是新诗存在身份的合理化标签，但在现代汉语语境下缺乏独立、成熟、固化的语言文本，很难得到大众承认和接受，显示新诗与汉语语境的冲突与对立。
       当下诗歌在与过去断裂，摒弃自己的文化传统的同时，还不恰当地移植了别人的传统。繁复的意象的堆砌、死板的知识或其它混乱记忆的介入，使它的语言晦涩、难懂，空洞无物，不知所云。在形式上邯郸学步般热衷追逐“欧化”时尚，到头来却忘了如何使用自己朴素、含蓄、智慧的民族语言。这种文化虚无使当下诗歌遭遇到了语言自身的困难和汉语语境的困扰，从而陷入了绝境：不仅是外在条件的贫瘠，更在于内部人为的空白——即切断了文化传承的有机联系。缺乏文化底蕴，缺乏对民族传统文化心理积淀的深刻剖析与揭示，因而很难引起国人的共鸣。这与新诗直接从西方诗歌的翻译起步有关，也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对民族文化的自卑、对西方文化的仰望的文化心态有关。这种弱势文化对强势文化的简单幼稚的模仿，反映出一种后殖民文化心态和文化创造力的巨大沦丧。诗人们盲目模仿西方当代诗歌，并用汉语写西化诗，自觉不自觉地贬低民族传统文化长达近一个世纪，却常常忽视了西方诗歌背后的整个哲学传统。诗人们仅仅移植了西方的诗歌形式，却无法移植西方的文化背景，其后果自然是诗歌表层的看似深刻和深层的极度空虚，并造成当下诗歌因移植而形成的翻译语感以及由此生成的与语境的隔膜感和疏离感。
       当下诗歌无论从语言上还是形式上怎么创新发展，无论主观上怎么想切断与传统文化的血脉，客观上都难以完全舍弃传统的文化意蕴，都难以避开汉语语境或摆脱汉语语境的庇荫。这不是当下诗歌的宿命，而应看做是当下诗歌在汉语语境下焕发生机和活力的希望所在，只是我们需要耐心和等待，尽管时间会比我们所期望的还要漫长得多。
       四、融合——期待当下诗歌回归汉语语境
       关于当下诗歌与汉语语境的融合问题，是当下诗歌发展过程中最难以把握和最难以突破的深层次问题。我们不妨从当下诗歌要“面向时代文化的精神高
       度”和“创新民族诗歌的审美特质”两个方面来进行分析探讨，自觉接受汉语语境的限定和制约，不断进行探索和创新，以期待当下诗歌回归汉语语境。
       (一)面向时代文化的精神高度。汉语语境总是和时代发展联系在一起的，诗人们总是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跟随着时代的脚步奔走呼号，不管是在新中国诞生之前所处的文化启蒙、救亡图存、民族解放的时代，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政治运动、经济发展、社会改革的年代，诗人们都与时代变迁形影相随，充满了忧患意识，诗歌作品层出不穷，辉煌一时。诗歌每一次都积极参与社会主流话语的建构，参与和介入是大多数诗人无可选择的生存方式。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社会发生全面转型，诗人们受到商品化、大众化浪潮的巨大冲击，对待诗歌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诗歌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自觉的边缘化替代了参与意识”，“社会拜物主义蔚然成风，物化的生活方式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以精神思辨和情感感悟为根本特征的诗歌因为不能直接带来经济效益，也就必然被弃置为边缘化的存在，诗歌失去了参与建构主流话语的权力”[10]。诗歌面临着生存困境，逐渐被边缘化、非主流化和非大众化，转入民间，趋向个人化写作，出现了纵欲、浪漫、非理性、反饰的崇低现象，“下半身”诗歌写作、垃圾诗歌写作和反饰诗歌写作蔚然成风，凸显出的一些丑陋、淫荡、庸俗的内容，消解了诗歌非大众化的贵族气质，诗歌自然就成为了“当今读者最少的文体，最不受欢迎的文体”[11](P133)。
       毋庸置疑，新诗取代古典诗歌是历史发展的客观事实，但“新诗的诞生不是反叛传统的必然结果，而是在中西文化冲突中不断拓展的一个新的审美空间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旧诗对新诗的影响，以及新诗借境于旧诗，其间所体现出的文学关联不是一种继承关系，而是一种重新解释的关系”[12](P86)。从上世纪初到现在，尽管人们对不同于古典诗歌的“另类”——新诗总是以“冷眼”相待，但长期以来人们对诗歌风雅的崇尚和美的向往并没有因此而得到彻底改变。在人民大众的心目中，贵族化的高雅仍是诗歌固有的主体形象，对时代精神的反映仍是人们对诗歌的内在要求：“最伟大的诗人，永远是他所生活的时代的最忠实的代言人，最高的艺术品永远是产生它的时代的情感、风尚、趣味等等之最真实的记录。”[13](P95)闻一多在评论郭沫若的诗集《女神》时这样说：“若讲新诗，郭沫若君的诗才配称新呢，不独艺术上他的作品与旧诗相去最远，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14]如果诗人要使自己成为“伟大的诗人”，要使自己的作品成为“最高的艺术品”，那么他的作品就得反映时代的精神，说出时代的声音，说出人民的心声。真的希望还在持汉语写作的诗人们能够真正沉下心来，站在整体人类意识及历史与文化的精神高度上进行写作，用“存在之诗”表明自己与时代和汉语语境的融合。
       (二)创新民族诗歌的审美特质。拯救中国当下诗歌，把它从时代社会的边缘地带拉回来，成为眼下的当务之急。但心急不能解决问题，急躁更于事无补，努力总在进行，出路在于不断的探索和创新。新诗源于对西方诗歌的借鉴，西方经典的陌生化诗学理论也许能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这一理论的代表人物是俄国形式主义文艺理论家什克洛夫斯基，他认为，文学所以存在的根本理由，就在于唤起人们对生活的新鲜感受，打破无意识的习惯性，将本来熟悉的对象变得陌生起来，使读者在欣赏过程中感受到艺术的新颖别致，完成审美感受活动。而艺术陌生化的前提是语言陌生化，“陌生化的基础是新奇的语言感受”[15]。他还认为，在日常语言里，意义或内容是第一位的，其它均为服务于内容的手段；而在文学语言里，内容退居其次，形式成为目的，表达就是一切。由于散文语言接近日常语言，故其陌生化程度不高；而诗歌语言则远离日常语言，因而陌生化程度很高。“如果说，日常语言具有能指(声音、排列组合的意义)和所指功能(符号意义)，那么文学语言只有能指功能。”[16](P47)在他看来，经过陌生化处理的文学语言，丧失了语言的社会功能，而只有“诗学功能”。诗语的“陌生化”，应着眼于提高作品的可感性，使人们感觉到它，而不是仅仅认知它。“文学的特性包含在其使体验‘陌生’的那一倾向之中，因此，文艺学真正应该关注的要点是分析所以能达到如此效应的形式手法。”[17](P8)
       可以看出，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理论，实质在于不断更新人们对人生、事物和世界的陈旧感觉，采用“被人们创造性地扭曲并使之面目全非的独特方式”[18](P65)，让人们从熟视无睹的事物中发现新的异乎寻常的东西，感受对象的“新鲜”和“奇特”，感受语言的最原初的“诗性本质”。其陌生化的诗学理论在对当下诗歌语言的运用方面是有积极作用的，我们不妨以此为观照，把汉语新诗写作的经验和问题作为出发点，在新的基础和问题面前重新定位陌生化，采用陌生化手法，在保持民族诗歌审美特质的基础上，根据日常生活诗意、时代新鲜气息和诗人精神风貌等综合因素，采用不平常、不平凡的诗歌语言和诗歌手法写作汉语新诗，以争取延续和创新早已断裂的民族诗歌审美特质。
       其实，这种陌生化手法的创作实践从改革开放以来的诗歌演变中是可以看到它的应用痕迹的：在朦胧诗的政治抒情意味和大我精神失落之后，第三代诗人迅速行动，莽汉、撒娇、“他们”、“非非主义”等流派各占一角。可惜，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90年代的汉语新诗写作领域成了“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的竞技场，关于“西化”和“口语化”的争论至今难分彼此。而“第三条道路”希望建立起独立、自由、多元、先锋的创作活动，由于诗人们按照这种写作概念进行的创作实践不似其标榜达到的高度，这条道路似乎也是不可行的死胡同。当下的诗歌写作，伪装的陌生化手法更是大行其道。之所以说是“伪装”，是因为常看到有些人弄了些分行的文字，在某些知名或不知名的文学杂志或综合类报纸的边角里放放，就把自己标榜成了口语写作或技术写作的代表，转眼之间，“诗人”在他们那里就成了一种廉价而又高贵的称谓。在审美感觉钝化或审美感觉被庸俗的欲望写作禁锢的当下诗歌写作领域，我们需要的是用陌生化的写作给中国诗人鼓足勇气，继续前进。但汉语新诗写作领域陌生化手法的借鉴和应用不但是诗学理论问题，更是中国诗人应有的态度和切实可行的策略，是个绕不过去的涉及写作和阅读的重大现实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当下诗歌打破传统新诗的写作技法，语言追求“陌生化”的效果，对语言进行创造性的运用，一定要和汉语语境和时代接受语境相融合，不然无论标榜是多么“先锋”的文本，也只是不被人理解和接纳的“怪物”。如姜涛的《河岸》：“我将天国的音乐埋进左手／为什么右手却像一棵风中的羽毛／暗哑地进入了秋天／天国两岸泥土拍击秋色凝重／云朵堆积成谷物和牲口的梦想／我看到片片落叶被狂风雕刻……”在诗
       中作者将“右手”喻为“风中的羽毛”，只是个人的直觉和想象，有着强烈的个人体验，增添了诗的内蕴，但抛弃了事物间的相似性和一定逻辑联系的新奇想象，只能徒然给诗的解读制造屏障。另外，诗句之间语义衔接不紧密、不连贯，“天国两岸泥土拍击秋色凝重”和“云朵堆积成谷物和牲口的梦想”之间的联系，让人费思量，难以把握作者的意识流。再如臧棣的《维拉的女友》在诗中写到了知识分子琐屑平庸的生活和对女性的矛盾心理，并用一种含有技术的方式写出了对这种生活的默认和欣赏。诗歌“将‘维拉’意象作为中心意象，需要读者拥有相关的学识才能理解其中的内蕴，而当下的大部分中国读者显然不具备这种素养”[10]。当下诗歌已到了“旁若无人”、“自我消遣”和“自我陶醉”的境地，无视汉语语境和时代接受语境的客观要求和大众的心理期待，就像脱缰的野马那样“自由驰骋”。至此，当下诗歌“成了修辞学和符号学的阵地，确切一点说，是成了西方现代以来各种诗歌技艺的操练场”，“成了高级的智力游戏，与当下的生存实感越来越疏离”[19]。在这里，民族诗歌的审美特质荡然无存，或许这种状况还要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五、复兴——当下诗歌在汉语语境下的定位
       当下诗歌的复兴需要我们不懈的探索和努力，但是，单单靠在诗歌技艺上的“雕琢”和孜孜以求，难以使当下诗歌走出低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今天的诗人在诗歌技艺上比新诗史上任何一个时代的诗人都不逊色，甚至更为成熟，他们已像叶芝和瓦雷里所期待的那样成为了技巧卓越的工匠，技艺的纯熟使他们无愧于优秀诗人的荣膺。但是，无论诗歌的技艺多么的高超，如果曲高和寡，无人会意，只有少数“知音”能知其一二，则当下诗歌将只能是“顾影自怜”，落入无法自拔的窠臼。
       但诗歌的复兴，还是我们所期望和乐见的。应当看到，当下诗歌的生存困境和因趋于边缘化所遭受的盲视与偏见等诸多不公，已经引起了人们应有的关注和诸多思考，不断激发着诗歌自身的“复兴焦虑”。长期以来，严酷的市场化环境使诗歌总体上转入“地下”，潜隐民间，成百上千的诗歌网站和民间诗刊成了它相当重要的发表途径和存在方式。诗以自己特殊的方式为复兴而顽强坚持，很多优秀的诗人与诗作逐步取得了诸如《诗歌月刊》《花城》《作家》《山花》和《天涯》等重要刊物和一些重要的诗歌选本的接纳与肯定。2007年以来，“正规”的文学刊物《钟山》《人民文学》《青年作家》和《特区文学》等杂志也增设诗歌栏目，推出“诗歌专号”，更是出现了“诗歌复兴”的迹象，“为几十年来的中国新诗史所罕见”(徐敬亚语)。“在社会大众甚至是文学研究者普遍丧失了诗歌阅读的耐心与能力的今天，这一实践进行诗歌启蒙的重要意义，相当突出。”[20]
       这是否意味着这是当下诗歌对汉语语境的回归或是与汉语语境融合的结果，短时间内我们还很难做出准确的判断，也还有待于时间的检验。不可忽视的一点是，与中国古典诗歌相比，中国新诗至今没有建立起自己基本的诗歌标准，诗歌创作没有可以用作的“参照物”，成为所谓多元化思维下的“肆意乱为”，难怪诗坛会呈现没有主流的“一盘散沙”。“新世纪以来，文学界的很多争论包括关于赵丽华诗和今年初‘诗歌榜’事件的论争，其实所涉及的都是文学标准的问题。这一问题，被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屡屡触及，却又被一次又一次地轻易放过，至今未能达成最为基本的共识。”[20]2000年，《诗刊》杂志曾组织对于诗歌标准的讨论，但是不同的诗人和学者对于诗歌标准的确认分歧很大，少有共识，结果是不欢而散。此后，那些“明智”的人们再也不单独将诗歌标准作为拿上桌面的讨论话题。
       从当下诗歌的“创作规范”来看，“标准”还是有的，尽管这个“标准”让人难以接受，但诗人们已经不自觉地先在地为新诗的现代性设定了一个标准，那就是：为了刻意求新，凡与传统联系在一起的东西，都加以蔑视和排斥。并且认为，在文化全球化的时代，文学存在着一个世界标准，中国新诗应该纳入这个体系。但失掉了中国汉语语境特色而建立起来的所谓诗歌标准，只是西方诗歌标准的复制，自然也就难以激发中国民族诗歌进一步发展的活力，毕竟“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综观中国新诗走过的道路，就是一条疯狂追赶西方文学标准的道路，诗人们将西方诗歌所走过的每一条道路都重新走过，然后又不得不放弃，最终发现自己依然无路可走。
       就新诗的未来发展而言，新诗还不具备像古典诗歌那样丰富的音韵、语汇系统，以及稳固的程式化的诗歌体式，而让新诗的语言回归文言已不大可能，让新诗已经习惯的自由体或半自由体回到严谨、整饬的古典绝、律体式，更不现实。一个有意义的研究是，“如何根据现代汉语本身的浮泛性、多样性、多变性等特点，在配音(韵)、组词、结句、建行等方面，充分考虑到现代汉语的种种‘非诗化’因素，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灵活性、自主性等优势，探寻其所蕴涵的‘内在律感’，找到一种既饱含了诗情而又应和着心弦的诗形，应成为未来新诗发展的起(基)点”[2](P13)。
       重建诗歌标准之路漫长，诗歌的复兴之路将更为漫长。面对诗歌多元的艺术走向，我们也需要寻找一个落脚点。正如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对中国诗歌作出的理论构想：在“中国诗的现代化之后，进入现代诗的中国化”。前者是中国现代诗歌的逻辑起点，后者是中国现代诗歌的历史归宿。在这一历史归宿到来之前，与其大家无休止地为着渺茫的诗歌标准争吵，不如大家重新定位：重归于汉语语境下，趋同于汉语语境下，在各自不同主张的探索与追求中，经过长久的磨合与历练，最终达到殊途同归——找到共通的诗歌语言和诗体范式，“在汉民族经验被普遍遮蔽的当代语境中，用一种地道的‘中国话语’使纯粹的‘中国情感’再现于现代世界之中”[6]。这是真正的诗人最有发言权的地方，也是他们最应该承担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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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乔学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