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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为缓解政治人才危机，汉武帝继位后在选官用人制度上进行了重大改革：兴办太学、地方官学培养人才；完善察举推荐人才；实行考试选拔人才；突破传统，重用专业人才。这些改革使西汉完成了由“功臣政治”向“贤臣政治”的转变，奠定了武帝盛世的人才基础，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汉武帝；选官制度；功臣政治；贤臣政治
       中图分类号：K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8)04—0094—03
       收稿日期：2008—04—10
       作者简介：王国民(1964—)，男，河南商水人，周口师范学院政法系讲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
       西汉初年，“惩戒亡秦孤立之败”，在政治上推行郡国并存的二元政体，分封诸侯，重用功臣旧僚，导致最高执政集团由创业功臣或功臣子弟把持的“功臣政治”局面的出现。这一政治局面，对恢复社会生产、稳定政局虽然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也产生了政治保守、人才匮乏的社会问题，造成了严重的政治人才危机。汉武帝即位后，因时改制，革除旧弊，改革选官制度，选贤用能，部分实现了古代思想家“贤能治国”的政治理想，完成了由汉初的“功臣政治”向“贤臣政治”的转变，对武帝盛世的形成和发展有积极影响，对于今天的政治体制改革、人才培养、人才选用，也可提供历史的借鉴。
       1　汉武帝是我国封建社会前期具有雄才大略的封建帝王之一。他以追求发展为执政宗旨，把改革制度、为后世垂范立制当作自己的历史使命。他说：“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1](P726)在他统治时期，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大刀阔斧地进行选官用人的改革。
       (1)兴办太学、地方官学培养人才。太学是汉代国家培养政治管理人才的重要场所。秦统一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采取了焚书坑儒、禁绝私学的极端措施。虽有博士官，只备政府顾问，始终没有设立官学。西汉建立后，陆贾向高祖陈说马上可以得天下但却不能马上治天下的道理，劝高祖文武并用。他在《新语》中就谈到兴办学校是立国之本，提出“兴辟雍庠序而教诲之”的主张，但当时因“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皇庠序之事”[2](P3591)。武帝自幼深受儒学教育，十分重视教育在培养选拔人才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董仲舒在建元六年(前135年)对策中即向汉武帝提出了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的建议。他说：“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源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2](P2512)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于公元前124年在长安兴办太学，内设博士，以儒家经典教授诸生。同年武帝又采纳公孙弘为博士置弟子员的建议，完善太学制度。“为博士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官有好文学、敬上长、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2](P3596)武帝还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建立起地方教育系统。太学和郡国学校主要是培养封建官僚，这与秦王朝的“以吏为教”、“学在官府”不同，为“以教为吏”、“学而优则仕”。中央太学再加上地方郡国学校，在汉代人才培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当时及后世都具有深远影响。
       (2)完善察举、推荐人才。首先，完善郡国察举孝廉制。察举作为一种较完备的制度，是在汉武帝时期形成的。先秦吏制的基本结构和成分是世袭贵族制与军功制相结合的官吏体制；汉代建立后，选官用人主要是军功、赀选和任子，其用人之制亦无甚创新；自文帝始，逐渐建立了较为具体的选举方法。文帝二年(前178年)、十五年(前165年)曾两次诏举各地“举贤良、孝廉”之士对策，以荐人选吏。但这样的察举，没有时间、人数、范围的规定，远远不能满足对人才的需要。董仲舒在公元前135年的贤良对策中提出：“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2](P2512)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于元光元年(前134年)“初令郡国举孝廉一人”。但新的举贤制度在开始实行的一段时间内进行得很不顺利，“或至阖郡不荐一人”。为了督促察举制度的实行，汉武帝把察廉举孝作为考核地方官的一项重要内容，对于那些不积极去发现和举荐人才的地方官进行免职处分。如元朔元年(前128年)下诏，二千石“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2](P167)。至此郡国察举孝廉遂成定制。其后随着社会的发展，又增加更多的门类。唐代杜佑说：“帝(指汉武帝)于是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又制郡国口二十万以上，岁察一人；四十万以上，二人；六十万，三人；八十万，四人。限以四科：一日德行高妙，志节贞白；二日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日明晓法令，足以决疑；四日刚毅多略，遭事不惑。”[3](P311)这样，察举人才的标准、数额都有了明确的规定，察举制度走向了制度化、经常化。新的察举制度，将求贤作为各级政府、官员的一大要务，有利于巩固、更新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劳干说武帝此举“开中国选举制度千年坚固的基础”，元光元年(前134年)是“中国学术史和政治史上最可纪念的一年”[4](P160)。其次，创设茂才科，选拔有特殊专长的人才。武帝时期汉朝统一稳定、空前强盛，州部、郡国、内政、外交都需要大量的人才。为满足社会对人才的大量需求，元封五年(前106年)，武帝下诏：“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踞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2](P173)武帝特别强调举荐人才不要求全责备，要注意起用那些被压在盐铁之下的千里马。再次，创立官员试用制度。武帝即位，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才艺之士都得以献一技之长，绝伦超奇者特别受到重用。朝廷设立了专门管理上书事务的机构，鼓励天下吏民直接给皇帝上书，称为“公车上书”。上书拜官首先经过审核，言有可取即授职试守，满岁报告治状，然后决定是否正式拜官。通过上书言事，东方朔、主父偃、朱买臣、吾丘寿王、徐乐、严安、枚皋等人陆续成为汉武帝的亲信官员。
       (3)实行考试、选拔人才。对策和射策是武帝时期考试的两种主要方法。对策多用于特科察举之后皇帝的亲临考问，射策多用于太学考试[5](P153)。为保证人才的质量，文帝诏举贤良方正时实行对策考试。“(前165年)九月，诏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上亲策之，傅纳以言。”[2](P127)至武帝时，天子对策(策试)形成制度。由太常主持，策试地点在太常寺，太常提出初选名单，报皇帝审核，皇帝亲览对策，最后决定等第。《汉书·公孙弘传》：“时对者百余人，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对为第一。召人见，容
       貌甚丽，拜为博士，待诏金马门。”[2](P2617)董仲舒举贤良对策，有著名的天人三策。这样，选举与考试相辅而行、相互为用，既表明了朝廷对人才的重视，又有利于提高人才质量。
       太学建立后，公孙弘担任学官，公孙弘提出了博士弟子每岁课试的计划，经武帝批准成为制度。《汉书·儒林传》：“一岁皆辄课，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其不事学若下才，及不能通一艺，辄罢之，而请诸能称者。”[2](P3596)考试方法为射策，试题写在简策上，由试者投射取而答之。按照答题的优劣，上者为甲，次者为乙，分授不同的官职。官学培养人才，通过考试选士人官，它使选官制度同教育体系相结合，形成了一种崭新的吏制结构。
       (4)突破传统，革除旧弊，重用专业人才。“重农抑商”是我国古代长期奉行的传统政策，战国以来就已有之，而汉高祖时又规定“商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时也规定“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6](P14118)。汉武帝打破商人不得为吏的旧传统，重用了一批精通本业的商人并改变了过去用文官管理经济、商业、农工事务的传统，特别注意选拔重用精通农业、商业、水利、科技等方面的专业人才。
       汉武帝时期的选官用人，虽对前有所承袭，但重在创革，这是对汉初选官用人的重大革新，在中国古代选官史上具有开拓意义。
       2　汉武帝突破传统，选官用人不论民族、出身，唯德是举，唯才是举，形成了以武帝为中心的高智能统治集团，部分实现了古代思想家“贤能治国”的理想，完成了由汉初的“功臣政治”向“贤臣政治”的转变，为其“兴文治，建武功”、开创武帝盛世奠定了人才基础。
       (1)选拔了大批德才兼备的人才。汉武帝时期，成千上万的人才被选拔出来，成为官僚队伍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在治理兵刑钱谷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汉代盛世的出现作出了重大贡献。班固在《汉书·公孙弘卜式儿宽传》赞中说：“是时，汉兴六十余载，海内艾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轮迎枚生，见主父而叹息。群士慕向，异人并出。卜式拔于刍牧，弘羊擢于贾竖，卫青奋于奴仆，日磾出于降虏，斯亦曩时版筑贩牛之朋也。汉之得人，於兹为盛。”[2](P2633)班固共列举了十四类二十七人：有“儒雅”之士、“笃行”之士、“质直”之士、“推贤”之士、“定令”之士、“文章”之士、“滑稽”之士、“应对”之士、“历数”之士、“协律”之士、“运筹”之士、“奉使”成功之士、“将率”果疑之士、“受遗”而安定社稷之士等。
       概括这十四类人才，主要是五种人才群体。谋略人才群体由董仲舒、主父偃、韩安国、汲黯、公孙弘、唐蒙、庄助、严安、徐乐、朱买臣、赵禹、张汤、郑当时等组成；行政管理、经济、农工、科技人才群体由桑弘羊、桓宽、徐伯、东郭咸阳、孔仅、h式、唐都、落下闳、赵过、李延年等组成；军事人才群体由卫青、霍去病、霍光、李广、程不识、公孙敖、杨仆、赵食其、金日（石单）等组成；外交人才群体以张骞、苏武为代表；思想、文化、教育人才群体由司马迁、司马相如、孔安国、东方朔、文翁、枚乘、儿宽等组成。“其余不可胜纪。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2](P2633)疆域辽阔、赓续四百余年的汉朝能够长治久安，应该说与汉武帝选官制度的改革密切相关。
       (2)贤能治国思想得到部分实现。选贤任能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春秋战国之际的思想家墨子提出“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的观点，主张“虽在农与工肆之人”，只要有才能就应当举用[7](P52)。儒家学派倡导以道德提升政治的贤人政治理论，这一理论有两个密切相关的条件：一是“仁者在上”，二是“贤者当政”。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之风，必偃。”又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8](P10)孔子深知“为政在人”的道理：“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故为政在人。”[9](P95)他主张打破身份、地位的界限，广泛选举、任用贤德之人。春秋战国时代，各诸侯国尊贤重士、选用人才，促进了社会变革。汉朝建立，高祖刘邦逐步意识到马上得天下、马上不能治天下的道理，注重聘士招贤。至汉武帝，继承并发展古代和汉初尊贤用士、选贤与能的传统，创制立法，以儒取士，提高了官员的文化素质，促使汉初官员“少文多质”的局面彻底改变。加之汉武帝即位后独尊儒术、兴太学，通过学校教育选拔官员，官吏队伍的文化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它极大地提高了儒生通经致用的积极性，儒生数量不断增长，官员逐渐儒学化。“自此以后，公卿大夫士吏多文学之士矣。”[2](P3596)察举制度最主要的科目是贤良、文学、孝廉、茂才等，其中察举孝廉是核心。孝与廉都是儒家提倡的基本道德规范，可以说民有德行称孝，吏有德行称廉。阎步克说，察举孝廉“适应了儒家的为政以德、教民以德以及由恪守德义的君子贤人任官以‘轨德立化’的思想，体现了一种在选官上‘以德取人’的原则”。“选官中‘以德取人’就意识形态而言，意味着对儒家为政以德、守德以民的德政和教化思想的认同和维护。”[10](P11)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并不意味着武帝的人才集团里只有儒生。而是儒生文吏并用，“以德举人”，“以贤(能)举人”兼顾。选官既重视儒学，但也把明律令文法作为任官的重要条件，察举之中即特别有“明法”科目。
       汉武帝时期，官员的组织结构得到了优化，完成了由汉初“功臣政治”向汉武帝时期“贤臣政治”的转变。
       (3)对后世选官用人产生了深远影响。我国古代选士尊贤有三个群星灿烂的时代，那就是春秋战国、两汉和隋唐，而汉代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汉代自武帝建立察举选官制度，一方面否定世卿世禄旧残余，确立中央集权行政新体制；另一方面，为后代科举制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发展到后来，中国的科举制对西方文官制度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
       武帝时期的历史发展证明，当社会处于由稳定到发展的转折时期，“守成”政治是不合适宜的，只有进行制度变革、完善人才选拔机制，才能更好地促进社会的发展进步。汉武帝顺应时代潮流，适时进行选官制度的革新，努力造就一支有一定文化素养、德才兼备、积极进取、清正廉明的官员队伍，使当时的社会政治充满了生机和活力，促成了武帝盛世的出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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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王　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