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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由国家支持的多学科综合研究中国历史与古代文化的重大科研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等相关项目中的考古研究课题相继在中原地区开展。中原地区相关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已指明中华文明探源研究的基础、目标、收获和研究的走向。在深入探讨中原地区的文明形成与早期发展过程中的社会结构与精神文化的基础上，进而将研究范围扩大到黄河上游和下游、长江、辽河流域等参与中国文明化进程的其他地区，探讨其社会结构演变所表现出的文明化过程及其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精神文化的发展与变化，梳理出各地区文明进程中社会结构与精神文化的多元化特征。
       关键词：中原地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发现与研究
       中图分类号：K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8)04—0088—06
       收稿日期：2007—11—20
       作者简介：方燕明(1955—)，男，浙江宁波人，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华夏考古》编辑部主任。
       本文所涉的中原地区专指河南中西部和山西南部，这里是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区域之一，也是夏、商文明的诞生地，这一地区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有力地推动了中华文明探源研究的开展与深入。本文拟就相关的考古工作以及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作以研究，以使我们了解在中原地区的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中的考古课题的基础、目标、收获和研究的走向，以期促进中原地区中华文明探源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一、概况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的总体目标是制定中华文明探源研究的总体思路及技术路线，为进一步开展华夏文明的孕育过程和华夏早期国家形成等研究奠定基础。该项目将研究的地域范围放在华夏集团的中心区——河南中西部和山西南部，时间范围定在公元前3000一前2000年，即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亦大体相当于古史传说中的五帝时期。2002—2003年，国家科技攻关计划“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聚落结构反映的文明形态”中的几个专题的考古工作有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新密古城寨遗址、新密新砦遗址等四处，考古发掘取得显著成果，成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的亮点。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一)”的目标是多学科结合，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地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发展的过程、背景、原因、特点与机制。2004～2005年，国家“十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一)——公元前2500一前1500年中原地区文明形态研究”中确定河南灵宝西坡遗址、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新密新砦遗址、偃师二里头遗址、郑州大师姑遗址等六处为重点发掘、研究的中心性聚落。经过参与单位和学者的努力，已取得丰硕成果。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二)”在空间上涵盖长江上、中、下游地区及黄河上、中、下游地区和北方地区，时间起自仰韶文化，终至夏末商初。2006—2008年，“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点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二)——公元前3500一前1500年中国文明形态与早期发展阶段的社会与精神文化研究”，在探源工程前期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采用科技手段，结合考古调查、钻探与关键遗址关键点必要的小规模试掘，深化公元前3500一前1500年间中心聚落如铸鼎塬、陶寺、王城岗、二里头等微观聚落形态的研究，通过对这些中心聚落的大型建筑、贵族墓地的布局及其变化的考察，探索中心聚落内部的社会结构及其变迁。中原地区的考古工作除上述遗址外，还有河南郑州西山遗址、山西芮城清凉寺遗址、河南荥阳花地嘴遗址等。
       二、考古发现
       在中原地区，涉及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考古工作，为叙述方便大体依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等为序介绍之。
       (一)仰韶文化时期
       公元前3500～前3000年，为仰韶文化中晚期。在中原地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选择河南灵宝西坡遗址和郑州西山遗址作为重要遗址进行研究。
       河南灵宝铸鼎塬地区为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遗存分布的中心区域，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就在这一地区开展考古调查工作，其目的是为加强对黄土塬地带新石器文化孕育、产生、发展和变迁的环境背景和聚落形态的探索，进一步推动中原地区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进程[1]。其中灵宝西坡遗址属铸鼎塬仰韶文化聚落群中规模较大的一个，即成为考古工作的重点之一，其文化性质当为庙底沟类型中期略偏晚的遗存[2]。2001年春第二次发掘中所发现的三座仰韶文化房基面积较大，形状相近，布局与结构基本相同，均为四面坡式房顶的半地穴式建筑。这些房基形状规则，居住面、墙面处理考究，房内柱础面在夯打前设置，可见其营修经过了精心设计和准确计算，已具备较高的建筑技术。经调查这种房基在该遗址至少还有七处，分布在遗址的南区和北区，其仰韶文化遗存的年代大致相当于庙底沟类型中晚阶段[3]。2002年春，在第三次发掘中，发现仰韶文化中期半地穴房址F105，其室内面积达204平方米，整体占地面积达516平方米；其主室外四周设置回廊，有长条形斜坡状门道，是迄今发现的仰韶文化遗址中规模最大的房屋基址[4]。2004年春，在第四次发掘中，又发现仰韶文化中期的特大半地穴房址F106，该房址结构颇为复杂，包括半地穴、柱洞遗迹和地面上墙体遗迹等，居住面积约240平方米[5]。2004年秋，在遗址的全面钻探中发现墓葬区及南北壕沟的位置。2005年春，在第五次发掘中，发现该遗址的墓地，共揭露仰韶文化中期晚段墓葬22座，出土玉器10余件。这是在仰韶文化中期的核心地区第一次发现该时期墓葬[6]。2006年春，在第六次发掘中，发现大型墓2座，中小型墓10座，出土随葬品有陶器、骨器、石器、玉器等，其年代亦为仰韶文化中期晚段[7]。
       河南郑州西山遗址，1993—1996年国家文物局第七、八、九期考古领队培训班先后在此举办，经发掘发现一座仰韶文化晚期城址，在城址内外还发现大量的窖穴、灰坑、房基和墓葬，出土了大批陶、石、骨、蚌、角器。仰韶城址平面近似圆形，直径约180米，推测城内面积原有2．5万平方米。如果将城墙及城壕的范围计算进去，面积可达3．45万平方米。现存城墙残长约265米，墙宽3—5米，存高1．75—2．5米。墙外有壕沟环绕，沟宽约4—7米，西北段墙外更宽达11米，沟深3—4．5米。有北门和西门二座城门，西门设在西北隅，残存宽约17．5米；北门设在城址东北角，残存宽约10米，平面形状略呈“八”字形。房址有200余座。窖穴与灰坑有近2000座。墓葬和瓮棺葬有143座，可分两处，一处位于城外西部，另一处位于城内北部。西山遗址的仰韶文化遗存跨越了仰韶早、中、晚三个时期。运用方块版筑法来大规模建造城垣是西山仰韶城址的一个创举，它代表了一种较为成熟的夯筑方法。西山仰韶城址的发现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上具有
       重要意义[8]。
       (二)龙山文化时期
       公元前2900—前1900年，为中原地区的龙山时代。在中原地区可以山西芮城清凉寺墓地、襄汾陶寺和河南登封王城岗、禹州瓦店、新密古城寨等考古工作为代表。
       山西芮城清凉寺庙底沟二期墓地，2003—2004年由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清凉寺墓地进行发掘。在现存南北长约：100米、东西宽30—90米的墓地内，已清理墓葬262座。这批墓葬均属庙底沟二期文化，其年代为公元前2600—前2400年。墓葬可分前后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小型墓遍布墓区；第二阶段的大型墓从墓地西部向东延伸到中部；第三阶段的墓葬分布在墓地中东部，大都为小墓。第一阶段小型墓的墓主人应是同一部族的成员。第二阶段的大型墓有陪葬者或殉人及精致的随葬品，墓中随葬的玉石器的种类虽然较少，但是琮、璧、钺、带孔石刀齐全，数量从1—12件不等。墓葬的规模、殉人和随葬器物的差别，反映出此时已经存在明显的阶层分化和阶级对立，只有掌握权力的阶层才会有这样的大型墓。联系到这里与盐湖——解池仅一山之隔，可推测大型墓中的死者可能与负责解池盐外销的常设机构有关[9]。
       1978年，开始对山西襄汾陶寺遗址进行发掘，并将此类文化命名为陶寺类型，后称陶寺文化[10]。1983—1984年的发掘发现早于陶寺文化的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存[11]。1999—2000年又发掘了该遗址Ⅱ区的居住址[12]。2000年，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发现陶寺文化中期城墙，在对城圈及城内布局的进一步探寻中，于2001年在城内又发现数段墙址，经过2002年的考古工作，最终确定了陶寺中期城址之前陶寺文化早期城址的存在。陶寺文化早期城址属于陶寺文化早期偏早阶段，毁弃于陶寺文化早期偏晚阶段。陶寺文化早期城址面积56万平方米与中期城址面积280万平方米，两者正可对应陶寺文化的早期与中期两个发展阶段。早期、中期两个阶段的城址分别与同期的大贵族墓地相对应，有助于探索与理解陶寺这一都邑性城址聚落在各个阶段的发展演变过程[13]。发掘确认陶寺早期城址、宫殿区及其核心建筑区北出人口建筑遗迹IFJT2、中期小城内墓地[14]、祭祀区夯土台基建筑FJT1[15]和东部仓储区。2003年，为了寻找陶寺城址的宗教礼仪建筑，在陶寺中期小城内墓地以南钻探发现一座面积较大的建筑基址，编号为FJT1，位于中期大城中心点以东625米、以南662米。陶寺城址祭祀区大型建筑FJTl建筑规模宏大，形制奇特，结构复杂，功能多样，性质重要，它的面积约为1400平方米，形状为大半圆形。据三道夯土墙推测，此处原应有三层台基，并附有路沟、东阶、东南角的梯形遗迹以及生土半月台等，尤其是第三层台基上的半环形夯土柱列，十分罕见。通过实地模拟观测，推测第三层台基地基部分的夯土柱是用于构建观测缝，而观测缝的主要功能之一是观日出定节气，可能还有观测其他天体现象的功能，还可能是兼观天象授时与祭祀功能为一体的多功能建筑[16]。2004—2005年在继续对大型建筑FJT1基址的发掘中，揭示出陶寺中期城址大型夯土建筑FJT1基址及其半圆形特殊形制1740平方米的规模，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前所未见的史前特殊建筑[17]。
       考古工作者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曾对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进行过发掘，发现了东西并列的两座小城，其中西城保存尚好，面积有1万平方米。当时的发掘者提出，该城可能是文献记载“禹都阳城”的所在[18]。但是，由于该城的面积过小，没有得到学术界的认可。2002—2003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登封王城岗遗址周围龙山文化遗址的调查”专题组及2004—2005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王城岗遗址的年代、布局及周围地区的聚落形态”专题组在王城岗遗址展开调查、钻探和发掘工作，取得了重大突破。在原来发现的小城以西，发现一座带护城壕的龙山文化晚期大型城址。这座大城北城墙残长约350米，残高0．5—1．2米，复原长600米；西城墙复原长580米；东城墙和南城墙的长度复原后分别为580米和600米。大城的北城壕保存较好，长约620米，宽约10米，深约3米；西城壕仅保存西北角，残长约135米，宽约10米，残深1．5—2米，复原长600米；大城的东、南两侧利用了自然河道五渡河、颍河作为天然防御设施。复原后的大城总面积可达34．8万平方米，是目前为止在河南发现的龙山文化晚期规模最大的城址。在大城内，发现大面积的夯土遗迹和龙山文化晚期的祭祀坑、玉石琮、白陶器等重要遗存。关于王城岗大城与小城的关系，由小城位于大城的东北部、大城的北城壕打破小城西城的西北拐角处的夯土城墙，可知大城的年代晚于小城。从王城岗小城与大城的位置看，当时人对王城岗城的修建可能是有规划的，即先建小城，后扩建大城。联系到历史上夏鲧、禹、启的传说多集中在这一带、遗址附近有战国时期的“阳城”遗址，可知该地区战国时期称为“阳城”。小城开始被使用的时期为王城岗龙山文化第二期，其年代略早于公元前2070年，我们认为它有可能与禹父鲧“作城”有关，而兴建年代晚于小城的大城有可能与“禹都阳城”有关，其年代已进入公元前2070年以内[19]。
       河南禹州瓦店遗址是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1979年进行的颍河两岸考古调查时发现的[20]。在20世纪80年代初，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郑州大学对该遗址先后进行了三次考古发掘，有重要发现[21]。1997年，夏商周断代工程——夏代年代学研究“早期夏文化研究”专题组对瓦店遗址又进行了考古发掘，获得了重要收获。该遗址出土有丰富的王湾三期文化晚期的遗迹、遗物，遗迹中发现有房基、灰沟、灰坑、奠基坑、窖穴、墓葬等，遗物中有以成组陶酒器、玉器和大卜骨为代表的器物，这是目前在河南境内发现的龙山时代中最为精致的遗物。通过对瓦店遗址的考古发掘，我们认为该遗址面积大，以地面起建的大型建筑基址和奠基坑为代表的遗迹，以精美的陶酒器、陶列觚、玉鸟、玉璧、玉铲和大h骨为代表的遗物，都表明此遗址在龙山文化晚期的规格是很高的。文献记载的有关夏禹居阳翟和夏启钧台之亭的地望就在禹州境内，瓦店遗址从其年代和遗存特征看，有可能与钧台或阳翟有关，由此为研究早期夏文化提供了重要资料[22]。
       河南新密古城寨遗址，经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1997年的调查及1998—2000年的三次发掘，重要收获为发现龙山文化晚期城址。古城寨城址由城墙、护城壕、建筑基址和廊庑基址、灰坑、瓮棺、奠基坑等构成。城址平面呈长方形，保存有南、北、东三面城墙，西墙被溱水冲毁。在南、北两城墙的中部有相对的城门缺口。北墙长460米，高7—16．5米，宽(底)12～22米；南墙长460米，高5～15米，宽(底)9．4～40米；东墙长345米，高13．8～15米，宽(底)36～40米；西墙复原长370米。城址面积约17万平方米。在城墙南、北、东三
       面皆发现有护城河，护城河宽34—90米，深4．5米不到底，西面是利用溱水作天然屏障。在城址中部略偏东北处，发现夯土建筑基址F1，为南北长方形夯筑高台建筑，坐西朝东，南北长28．4米，东西宽13．5米，面积383．4平方米，其南、北、东三面皆有回廊。在F1上南北排列六排柱洞或磉墩，把该建筑分隔成七间。在n房基南、北、东三面还发现有廊柱磉墩19个。同时发现有廊庑基址F4，F4北廊庑长约60米、宽4米，是由二三道墙基槽、门道、守门房和众多的柱洞组成。夯土建筑基址F1和廊庑基址F4为城址中的宫殿建筑。古城寨龙山文化晚期F1和F4的发现，为二里头文化宫殿和廊庑基址找到了源头，也为郑州商城宫殿基址座落于城内东北部的布局形制开了先河，由此揭示了夏商城市文明的重要特征[23]。
       河南新密新砦遗址于1979年由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进行第一次发掘，发掘者认为新砦遗存属于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早期[24]。新砦遗址以富含从龙山文化向二里头文化过渡时期的“新砦期”遗存而著名。1999年秋，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单位对遗址进行第二次发掘，其重要收获是新砦二期遗存的确认[25]。2000年，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等单位对遗址进行第三次发掘，证明该遗址的主要遗存为王湾三期、新砦期和二里头早期。发掘者认为新砦期的上限可能是“后羿代夏”之前的夏代早期[26]。2002年春，经过初步钻探大体确认遗址的总面积约为70万平方米，经历了王湾三期文化、新砦期早段、新砦期晚段三个前后相继的阶段，从而表明新砦是一大型聚落遗址。同年又发现大型浅穴式建筑一座。2003年发现围壕与城墙。围壕的平面基本呈圆角长方形，将整个遗址包围起来；围壕宽通常在25—30米，个别地段宽达60米以上，深5—7米；在西围壕的中间地带，发现有一宽30余米的缺口，当为通向聚落内部的门道；围壕以北约200米处有东西向外壕。在遗址的西南部发现包围A区的内壕。通过对北围壕进行解剖，确认内壕的内侧为城墙的夯土。新砦遗址发现城墙是新砦遗址聚落布局探索的重大收获。2004年通过对大型建筑的发掘，进一步查明该建筑东西长90米，南北宽14．5米。2005年完整揭露大型建筑和西北城角。通过对大型建筑的全面揭露和重点解剖，查明大型建筑整体呈刀把形，总面积达1000余平方米，其功能有可能与古籍记载的“坎”之类的祭祀遗迹有关，当然也不排除为一大型公共露天活动场所的可能性。通过对西北角城墙的重点解剖，发现了新砦期城墙被二里头壕沟打破的地层关系，表明新砦城墙与壕沟是有计划统一施工的结果，这种将整个遗址包围起来的遗迹只能是人工修筑的城墙及其护城河，不会是自然河道的遗留。新砦遗址聚落布局的探索已经初步取得了重大进展[27]。
       2003年春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河南巩义花地嘴遗址进行试掘，2004年夏对该遗址进行正式发掘，发现4条环壕、3个祭祀坑、10余座房址以及灰坑和窖穴等。花地嘴遗址蕴含新砦期遗存的考古者发现表明，嵩山以北也有新砦期遗存。同时发掘者认为新砦二期晚段与二里头文化一期或其早段大致同时，只有新砦二期早段才符合新砦期概念。《史记·夏本纪》等文献中都有与“五子之歌”这一夏代早期历史事件有关的记载，从2003—2004年的发掘情况看，洛讷地带的花地嘴遗址“新砦期”遗存与之联系是很有可能的[28]。
       (三)二里头文化时期
       公元前1800—前1500年，为二里头文化时期。关于此一时期的考古工作在中原地区可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郑州荥阳大师姑遗址等考古工作为代表。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于1959年，二里头文化即得名于该遗址，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大型宫殿建筑群、最早的青铜礼器群、最早的铸铜作坊等，早为学术界所熟知[29]。二里头遗址面积约300万平方米，整个遗址分为中心区和一般居住区，墓葬、陶窑散见于各处。中心区有宫殿区、贵族聚居区、铸铜作坊区、祭祀活动区等。遗址的主要文化遗存时代为公元前：1800一前1500年，相当于我国历史上的夏、商王朝时期。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自2001年起对二里头遗址中心区进行了系统钻探与重点发掘，将遗址范围的重新探察、遗址整体布局的再探索、中轴线规划的宫殿建筑等研究工作推向一个崭新的层面，田野考古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30]。
       河南荥阳大师姑遗址，2002—2003年由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进行发掘，发现了一座二里头文化城址，城址由城垣和城壕组成。城垣距地表1米左右，已发现南墙西段和部分东段、西墙北段、北墙西段和东墙北段。城壕与城垣平行，城址面积依据城壕计算有51万平方米。城垣底宽约13米，顶宽约7米；城壕深约3．65米，口宽5—9米，底宽约3．25米；东壕长620米，北壕长980米，西壕复原长300米，南壕复原长950米。大师姑城址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座年代和文化性质都十分明确的夏代城址，它的发现填补了我国古代城址发展过程中的阶段空白。同时在夏代城址的外侧还发现有早商二里岗文化下层阶段的大型环壕，城址内早商二里岗文化遗存亦丰富，说明这里在早商时期仍是一处重要聚落[31]。
       河南登封南洼遗址，2004年由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等单位对其进行发掘，发现的一号沟对确定南洼聚落的范围有重要作用。同时在南洼遗址中还发现不少的白陶鬻、爵、觚等，引人注意[32]。
       三、考古研究与展望
       　中原地区是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地区之一，公元前3500一前1500年，又是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的重要阶段，与其相关的考古学文化有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
       (一)仰韶文化
       河南灵宝西坡遗址为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重要聚落，自2000年第一次发掘以来，西坡遗址因大型房址、壕沟、墓地、大型墓葬和成批玉器的发现日渐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在已发现的20多座墓葬中，6座墓随葬有玉器，出土玉器共计10件，器类有钺和环两类，其中钺9件，环1件[33]。灵宝铸鼎塬一带正是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分布的核心区，历史记载中五帝之一的黄帝在这一带留有许多传说。因此，灵宝西坡的考古发现将为中华文明起源研究提供重要的材料。
       郑州西山城址是仰韶文化大河村类型中的重要聚落，该城址是目前中原地区发现的唯一的仰韶文化晚期城址。西山城址的发现，为仰韶晚期中原地区的文化面貌、社会形态、早期城址的发展等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二)龙山文化
       山西芮城清凉寺墓地属龙山文化庙底沟二期，或曰为龙山文化早期遗存。清凉寺墓地是目前中原地区发现的唯一一处龙山早期墓地。清凉寺墓地的发现，对研究中原地区庙底沟二期文化和中国文明起源具有重要意义。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的龙山文化遗存属龙山文化中晚期，
       以陶寺早期城址、大贵族宫殿区、东部大仓储区、陶寺中期城址、大贵族墓地及祭祀区内的天文观测建筑基址为代表。其中的陶寺城墙、宫殿、王级大贵族墓葬、观象与祭祀建筑、大型仓储等重要遗存，为世人揭示出中国史前最大的城址，而且展示出都邑聚落的重要要素，以考古发现证明了“尧都平阳”之可信[34]。
       河南登封王城岗城址、禹州瓦店遗址、新密古城寨城址均属龙山文化晚期。在夏文化研究中，虽然还存在许多问题，但已取得了不少共识并获得了重要进展。如历史上的夏代是信史，夏代的物质文化遗存应该到考古学文化中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中去寻找，夏商周断代工程推定夏代存在于公元前2070一前1600年，即公元前21世纪一前17世纪等，使夏文化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展。
       登封王城岗以龙山文化晚期大城、小城、奠基坑、祭祀坑、玉石琮等遗存为代表。关于王城岗小城的性质，以安金槐先生为代表的发掘者先是指出其为探索夏文化提供了重要线索[35]，后认为王城岗城址可能是禹都阳城或禹居阳城的夏代阳城遗址[36]。自2002年发现王城岗大城以后，我们认为其小城可能与禹之父鲧“作城”有关，而大城很有可能就是禹都阳城[37]。新发现的王城岗大城，已引起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和重视。随着此项考古研究工作的继续，王城岗城址的“禹都阳城”说将会得到更加有力的新材料，对王城岗遗址的考古新发现与夏文化研究的重要意义和价值应有足够的认识和估计，同时对王城岗城址的性质和其在中华文明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的认识会不断深化，它必将为中华文明探源研究提供宝贵的重要资料。
       禹州瓦店遗址以夯土建筑、祭祀坑、成套陶酒器、陶列觚、大卜骨、玉铲、玉鸟、玉璧等遗存为代表，很可能与禹居阳翟和夏启钧台之享的地望有关。
       新密古城寨城址是目前在中原地区龙山文化中保存最好的城址，如北墙竞高出现在地面达16．5米。古城寨城址的年代较王城岗城址稍晚，但早于新砦城址。古城寨城内发现的大型夯土建筑和廊庑基址，应为二里头遗址中二里头文化宫殿基址和廊庑基址的前身，两者之间的渊源关系清晰可辨。发掘者认为古城寨城址是探讨夏文化的重要对象之一[38]。有学者认为古城寨城址可能是祝融之虚[39]。
       河南新密新砦城址、巩义花地嘴遗址是介于龙山文化与二里头文化之间的文化遗存，或认为是龙山文化最晚的遗存，亦或认为是二里头文化最早的遗存。新砦城址以多重环壕、城内的大型建筑以及特征明显的器物组合等为代表，丰富了我们对新砦遗存的认识。可以说由王湾三期文化晚期发展到二里头文化早期，新砦期遗存是重要的一环和连接点。有学者认为新砦龙山文化城址可能为夏启之居[40]。新砦期遗存的社会背景很可能即为李伯谦先生所说的后羿代夏之反映[41]。
       (三)二里头文化
       以二里头遗址为典型遗存的二里头文化在中国早期国家和文明形成的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是探索夏文化的重要对象。但具体到对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的认识，学术界是见仁见智。殷玮璋先生认为二里头下层文化可能就是探索中的夏文化，或夏代后期文化[42]。李民先生认为二里头遗址或许就在原来夏朝的斟鄩范围内，二里头文化很可能属于夏文化，二里头遗址是夏代的一个政治中心[43]。邹衡先生认为二里头四期全部属于夏文化[44]。赵芝荃先生认为：二里头文化是夏朝中兴之后所产生的考古学文化，而不是纵贯整个夏朝的文化，二里头遗址应是夏朝中晚期的都邑故城，而夏王朝灭国的时间在二里头文化三四期之间，二里头四期文化是商代纪年内的夏文化[45]。杜正胜先生指出：二里头三期是夏代的鼎盛时期，已经形成了国家；二里头四期文化应是商文化；追溯夏代国家的形成过程，认为夏代国家应源于龙山文化，如王城岗、平粮台等古城址和陶寺大墓等都可能是夏代国家的源头[46]。我们有理由相信，二里头遗址地处古代文献所记载的夏王朝的中心区域，二里头文化的年代也大体在夏王朝的纪年范围内，二里头文化是目前学术界公认的夏文化的主体遗存，二里头遗址当为夏都斟鄩之地，是夏代中晚期的都邑，是迄今可确认的中国最早的王都遗址之一。同时，二里头遗址是探索夏、商王朝分界的关键性遗址。
       荥阳大师姑城址是目前发现的属二里头文化的唯一一座城址，发掘者认为大师姑夏代城址很可能是夏王朝设置在东境的一处军事重镇，有可能是韦或顾[47]。有学者认为从商汤伐夏进军路线看，大师姑城址有可能是昆吾城，昆吾是夏代己姓方国。汤灭韦、顾、昆吾之后，接着讨伐夏桀，夏王朝遂被灭亡[39]。
       关于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的展望，“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点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二)”课题申请指南有很好的表述[48]：该项目将采用碳十四测年方法对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间中国文明形成与早期发展的各主要文化区的考古学文化分期进行绝对年代测定，建立探讨中国文明形成阶段不同区域间的可比性年代标尺和可靠的年代学基础，并开展碳十四测年关键技术的研究，建立碳十四测年样品的相关规范；采用地球科学相关学科与考古学相结合的方法系统研究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辽河流域的环境变迁状况，深入探讨区域环境变化对于人口、族群、生态变化的影响，进而阐释环境变化与文明形成与早期发展的相互关系；对位于黄河、长江及辽河流域出土的动植物遗存、人工遗物及相关遗迹采用多学科交叉的方法，研究不同时期和地区的经济、技术发展状况并探讨其在中国文明产生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在深入探讨中原地区的文明形成与早期发展过程中的社会结构与精神文化的基础上，进而将研究范围扩大到黄河上游和下游、长江、辽河流域等参与中国文明化进程的其他地区，探讨其社会结构演变所表现出的文明化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精神文化的发展与变化，梳理出各地区文明化进程中社会结构与精神文化的多元化特征。
       我们期待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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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陈朝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