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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经济时代社科成果社会化探究(笔谈)
       编者按：知识经济时代的社会科学成果转化备受社会关注，其转化程度与社科成果质量优劣、价值高低及转化渠道是否畅通、制度是否完善等密切相关。目前，我国的社会科学成果社会化程度总体上说较低，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科学研究及管理所存在的问题。为引起学界对此问题的广泛关注，本刊特编发了三篇相关的学术论文，分别就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的特点以及成果利用、我国社会科学研究体系的缺陷、社会科学成果转化的主要方式及如何加强社会科学研究管理等问题加以探究。
       关键词：社会科学成果；研究导向；成果转化
       中图分类号： C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8)04—0080—08
       收稿日期：2008—03—21
       作者简介：王平(1979—)，女，河南南阳人，南开大学商学院图书馆学专业2005级博士研究生；李永秀(1972—)，女，湖南涟源人，郑州大学图书馆馆员；胡茂连(1969—)．男，河南商丘人，河南省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办公室干部。
       ①引自《三联生活周刊》2007年第40期《人类学家的忧思》
       ②数字来自http：／／www cass．net.cn／file／200302205146.html[2007—11—26]
       根据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的学科设置，社会科学包括24个学科，已经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当国内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大多被束之高阁、高校社会科学领域的教授们还在努力完成那些社会利用率较低的项目时，美国的人类学家却因为其成果被“过分利用”而向白宫叫板——抗议美国政府向阿富汗与伊拉克的战斗部队派遣人类学家以协助其执行任务。姑且把事件的争议搁置一边，为什么国内社会科学的研究者不能像美国同行那样受政府青睐?我们如何让那些看似远离生产力和市场的研究成果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有力推手?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悄然到米、服务型经济的日渐繁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决定着社会科学应该承担起更加重要的使命，探讨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应用势在必行。
       1．美国人类学军事化背后的社会科学
       苏珊·桑塔格在《作为英雄的人类学家》一文中说：“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人类学是从政治中脱身的一利，手段，人类学家的行业要求一种深刻的超然态度。”但对于战时的美国人类学家来说，他们的专业知识却成了人世的手段①。
       著名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在二战期间受雇于美国政府的战争情报工作室，受命用文化人类学家的技术研究日本，了解日本人的思维和感情习惯，帮助美军弄清日本投降后要不要保留天皇地位等问题。这项研究成果就是著名的《菊与刀》一书。1964年，美国五角大楼制定了“卡米洛计划”(camelot Project)，派人类学家到海外研究如何在智利等国探测社会即将崩溃的迹象以防止发生内乱。越南战争期间，中情局的民事行动和革命发展支持项目(CORDS)帮助美军确认越南共产党及其支持者。2007年9月以来，美国向阿富汗和伊拉克派遣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利用他们掌握部族关系微妙之处的特长来帮助美军执行任务。政府在人类学这一传统社会科学的研究内容和研究应用上扮演了导演和制片人的角色。至20世纪末，美国社会科学研究形成了以下主要特点：
       绝对繁荣的研究数量和高质量：1000多所综合类和文科类的大学；1500多所研究中心；庞大的文科教师队伍(至今无确切数字)；囊括当今世界人文社会科学所有的学科研究领域；占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报告总数70％的研究成果；影响巨大②。
       问题驱动型为主的研究导向：美国社会科学发展的曲折历程表明，尽管美国社会科学家的研究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和自由度，他们仍必须以事实来回答“社会和行为科学是否对国家有用”这个问题，力求在研究中体现社会科学对于社会的价值。社会科学的地位归根结底取决于它能否满足国家和社会的需求以及它的贡献能否得到社会的承认。美国的社会科学家认为，从事一项社会科学研究的关键是确定研究的问题既不能为研究而研究，也不能急功近利。他们不仅关注一般性的、重大的社会问题，如失业、犯罪、人权、妇女等问题，也关注一些在我们看来不太重要的小问题，诸如社区老人护理、跨国收养、就业市场中的性别歧视等[1]。
       实证型为主的研究方法：多数美国社会科学家坚持认为，很多社会科学学科符合科学的标准，有建立在系统观察(包括参与观察和社会实验)基础之上的理论体系，并得到经验观察事实的支持，特别是得到一些科学调查数据的支持；而且其结果能在某种程度上被别人重复，能为客观而系统的观察所证实。社会科学家必须通过经验事实和理论分析来证明自己的理论假设，正因为如此，各种形式的研究方法(社会实验、社会调查、参与式观察、非结构化访谈等)在社科研究中被广泛使用，以搜集必要的事实、数据和其他信息[2]。
       基于信息公开的研究成果发布：所有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包括为政府提供的调查报告、统计数字、咨询意见等，除了确实涉及国家安全的信息之外，都向公众公开，每个公民都可以在网上和有关报刊上看到这些成果并发表评论。
       政府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2000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拨给社会科学研究的资金共达39．4亿美元①；政府研究机构或者是政府提供资金的研究项目都是政府提出的亟待解决的理论和现实问题。而在研究成果的应用中，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这样对社会科学研究如此重视和依赖。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美国总统胡佛就设立了大批咨询委员会给他提供资料和政策建议。罗斯福进一步起用一些“智囊”企划新政事业，加强了专家在政府中的作用，不过这种颇具个人色彩的“智囊”不久就让位于制度化的研究网络和咨询机构，也就是所谓的“思想库”。二战以后，思想库在数量、规模和影响方面获得巨大的增长。上世纪末，全美这种机构约有1200个，仅在华盛顿特区就有100来个，此外还有数以千计的依托大学的研究所。这些机构成为大学与政府也就是社科研究者用专业知识为政府制定公共政策、提供建设性资讯和服务的桥梁②。
       2．国内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冷遇”的背后
       无可否认，国内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为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动力。比如经济学家厉以宁的非均衡经济理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对我国思想道德理论建设方面的贡献、百家讲坛热播引发的大众历史热、民间历史研究者对历史平民化做出的贡献等，他们将学术的历史扩大到社会的历史，为大众提供了更为接近生活的历史参考。但我们要看到，这些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在社会中地位和认知的获得是处在怎样的环境中：是依靠研究者对自己学说的鼓吹?是社会大众文化消费的需求抑或是出于政治的需求?即使是各级政府设立的政策研究室，那些研究人员是否是严格的社会科学研究的执行者?事实是，
       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处在一个极度尴尬的境地：客观上社会不断增加的需求和主观上社会对其成果的冷漠形成了巨大的矛盾。原因有四：
       国内社会科学研究的“先天不足”：由于政治与历史的原因，相对于19世纪中叶的西方社会科学，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作为一种学术活动得以恢复。无论在学科建制、研究方法还是科学研究的规范与科研管理应用的机制上，我们都缺乏必要的历史积淀与文化土壤。尽管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些先进的观点和方法不断被引入(文献计量、同行评议、社会调查等)，但国内的社会科学研究仍然在研究导向、研究方法和研究评价方面不肯做真正的“西学东渐”[3]。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更多的还是闭门造车，关注的是理论上的互相辨析和商榷，少有从具体的问题现象出发进行深入的调查和研究。而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正是需要较长研究观察周期的各种社会现象以及人的社会行为等，这种研究上的唯理论倾向在我国社科基金研究中有突出表现。在研究方法上，不能根据所研究问题的需要来设计研究方案，通常的做法是“从文献到文献”、“从理论到理论”，并且在研究开始就已确认所提观点是正确的(这同科学研究所提倡的“假设——论证”的研究思路是相悖的)，而诸如“社会调查”、“社会实验”、“深度访谈”和“因子分析”等实证方法很少出现在国内社会科学研究中。研究成果的评价一直是国内社会科学研究较少触及的领域，研究成果的数量、质量、学术影响和社会效益等方面的评价与西方相比，几处于零的起点上。我们不能说美国与我国社会科学研究有本质的不同，但事实是，国内社会科学研究自身存在严重的缺陷，而这种缺陷正是国内社会科学研究成果遭受“冷遇”的根本原因。
       国内社会科学研究的“结构缺陷”：现阶段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力量是高校和社会科学研究所(社科院)，研究的主要形式则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和日常科研。研究结构的单一和僵化也是国内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不受重视和应用的主要原因。现有的职称评审制度已经使得国家社科基金评审成为了一种谋取职称的手段，而非学术研究的桥梁。同美国社会科学的四级研究体制(政府、基金会、企业和高校)相比，国内仅有高校和研究所两大主力，政府的导向作用和企业所体现出的市场机制并没有体现出来，这也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国内社会科学研究只能是“闭门造车”，其成果必受冷遇。
       ① 数字来自http：／／www．cass．net．cn／file ／200302205146．html[2007—11—26]
       ② 数字来自http：／／www．tibet40．cn／chinese／zhuanti／xxsb／545697．htm[2007—11—26]
       国内社会科学研究的“政府失宠”：美国可能是在政府决策过程中吸收和利用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中成效最显著的国家。从篇首所提的人类学家到美国内阁中的“学者政治家”、大学和私立政策中心中的“政策专家”、与政府签订服务合同的“政策顾问”和近年新出现的“媒体教授”、“政策诠释者”，无一不体现出社科专家在美国现代公共政策形成和实施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此外，美国社会科学专家为现代政治机构运作和复杂的经济管理提出了众多社会科学工具，例如预算方法、人事管理、经济统计指标、评估政策和计划技术等。没有这些技术，就不可能有社会保障或其他大型政府计划的成功实施，就不可能有在统计基础上展开的卓有成效的财政和贸易政策的辩论。同时，偏好理论的社会科学家还提出观察和解决政策问题的方法，例如商业周期理论、货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微观经济方法、人力资源理论。他们也不时地提出宏观政策概念，如“互相必然摧毁”论、“第一次打击能力”及“supply—Side经济学”等。在美国之后，思想库在其他发达国家逐步兴起，一种被称为“思想工业”的新的社会行业崭露头角。例如英国自由市场思想库对保守党的复兴做出了贡献，以美国经济发展委员会为模式的企业研究会在欧洲大陆的许多国家兴起。日本则紧随美国之后建立了大批附属于企业的研究机构和类似美国咨询公司一类的思想库[4]。同美国同行相比，国内社科专家的地位还停留在定期为国家领导人讲授学科前沿动态，政府的政策研究室里真正的社科专家身影难觅。国内社会科学研究的政府失宠一方面固然是由于社科研究自身的原因，但我们不能说美国的社科研究从开始就是完美无缺的，事实是，美国政府从一开始就意识到运用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来管理一个日益复杂的现代化国家的重要性和必然性。而美国的社科专家也早已认识到，如果不能将政府和企业关注的问题放在首位并提出有效建议，轻则受到冷遇，重则经费预算减少，甚至是机构的存亡和人员的精简。
       国内社会科学研究的“大众失宠”：国内有一种极端的说法，认为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价值甚微，“除了研究者本人无人去看”。之所以有这种说法，社科研究者自身难逃其咎，归结于其不关注大众的需求而钻进学术的“象牙之塔”。以易中天、当年明月、十年砍柴为代表的草根历史的研究繁荣正是对无视大众需求的学术研究的一种挑战。另外，国内社科研究成果绝大部分是与大众隔绝的，能够获知的只是研究者本身。而为美国政府决策服务的咨询意见和研究成果则是向公众公开的，在一般情况下无密可保。成果可以公开发表，也可以在网络上公布，每一个关心这个问题的公民都可以在报刊或网络上看到这些成果，美国社科研究成果已经成为一种公共产品，连美国的普通公民都认为社会科学要比自然科学对解决自己的失业和就业问题更重要。由此可知，国内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公开意识不强、公开渠道不畅也是大众失宠的一个重要因素。或许，借助网络平台成就自身价值的草根学术研究值得我们专业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去学习。
       3．国内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如何“入世”
       一味追求研究的“超然出世”已经成为国内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备受冷落的主要原因。而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入世”则为我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复兴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和方向。国内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要想获得社会和政府的青睐，并转化为直接或间接的生产力，必须要赢得政府和社会的关注和支持，必须明白只有被社会认可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才具有价值，研究者的地位和价值才会得到体现。笔者试图从以下方面给出建议：
       首先，从根本上改变政府对社会科学的认识和利用机制。从某种程度上讲，我们的政府一直在利用社会科学研究的成果，比如聘请专家起草国家的政策法规、法律、制定规章制度，定期邀请专家为领导者进行前沿讲座。但这种利用没有完善的制度支持，具有很大的随机性，专家的选择没有很好的择优机制。而美国政府在一项政策出台之前，都要给出一定的研究成果作为依据，这在客观上要求政府必须建立长效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利用机制。要实现这一目的，首先，必须重新认识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对政府的意义。其次，须增大对社会科学研究
       资助的力度。现有对社会科学研究的资助主要来自于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其次是少量的自然科学基金和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单从项目资助的金额就不难发现，政府已“想当然”地认为社会科学研究不需要自然科学那样庞大的实验，无需大量的研究资金。而事实上，一项社会学研究可能需要几十年，区区几万元如何能保障研究者专心于耗时耗资的社会研究上?再次，须完善对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利用机制，即建立起“政府智库、民间智库和大学智库”三级利用机制。虽然中国国内思想库总量有了相当的发展，民间思想库逐步萌发，政府思想库的功能也有相应的调整，政策构思由思想库创设研究的现象有所发育，已经成立了数十个隶属于政府不同部门或国务院的半官方或官方背景的“智库”(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研究发展中心等)①，还出现了地方政府的智库②。但目前国内思想库分布仍然是以政府背景的思想库为主流、大学背景的思想库次之、民间思想库仍较微弱这样一个局面。仅以民间思想库的角色分析而言，除了其作用不见重于政府、政府的开放性政策研究采用较少外，大部分民间思想库缺少利益集团的支持，组织管理水平低下，不具国际知名独立思想库系统管理、专业运作的特点。而政府隶属思想库虽表面规模庞大，其项目与研究者个体的工作方式其实与民间思想库相距不远，依然不能摆脱为既定的政策框架论证、辩护、细化的基本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政府所属思想库虽能够使其研究成果为内部决策者方便地使用，但也是政务透明度不够的标志之一。
       从根本上改变国内社会科学研究的模式。关于研究重点的调整：重大的理论研究和创新是必须的，但基于实践的理论研究应该成为研究基金资助的重点。关于研究方法的改革：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全面利用社会科学研究的实证方法，根据研究问题的不同采取不同的方法设计。关于研究成果引进全面的评价机制：即基础理论研究成果的评价和应用发展项目的评价，通过法规和制度将评价机制法制化和固定化。关于研究人员管理和激励机制的调整：调整以研究成果数量为标准的职称评审制度，在“讲师——副教授——教授”晋升等级上，严格讲师到副教授晋升考核和中期考核，而在副教授和教授的阶段上采取类似终身制的政策，鼓励研究者将关注点从自身的待遇、职称转移到学术研究上，使其脱离后顾之忧。
       重塑社会科学研究的“大众形象”。建立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公开制度，使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为社会知晓。加强对企业的社会科学宣传力度，因为企业已经成为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利用的一个最大收益者，社会学理论、心理学理论、经济学理论和管理学理论无一不为企业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企业仅仅建立关注技术和产品创新的研发中心是不够的，能够在第一时间获取技术之外的“软要素”的研究成果支持是企业在新环境中谋求发展的必备武器。
       4．后续思考
       在改革的这个话题上一般都存在着“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争论。对于国内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如何“人世”问题，我们可能也会有疑问：究竟是先应该进行自身改革和调整，还是应该先从政府的转变开始?诚然，来自事物自身的转变才是谋求发展的根本。因此，笔者认为，政府的转变是首要的。政府在认识上的转变、资金投入上的增加以及利用机制上的完善都将促进社会科学研究自身努力变革，而这种变革又会反过来进一步促进政府的转变和社会的认可，从而形成社会科学研究的良性发展。
       在我们确定了政府在国内社会科学研究转变中的关键地位之后，又一个问题出现了：我们如何说服政府做出改变?在西方，行业性组织和学术团体不仅是一个自身建设和学术研究的角色，还承担着一个利益群体与社会、政府沟通和协调的任务，那么设在各级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下的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是否也应该承担起这一使命呢?我们拭目以待。
       参考文献
       [1]安徽社科院赴美学术访问团．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的现状与思考[J]．江淮论坛，2002，(4)．
       [2]王利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美国社会科学研究情况考察[J]．国外社会科学，2003，(3)．
       [3]邱均平等．国内外人文社会科学科研成果评价比较研究[EB／OL]．http：／／fgb．zjnu．net．cn／article．asp?articleid=172．2007—11—28．
       [4]陶飞亚．美国“思想库”里的社科专家[EB／OL]．http：／／www．tibet40．cn／chinese／zhuanti／xxsb／54697．htm．2007—11—28．
       ① 数字来源http：／／www．chinathinktank．cn／ShowAnicle．asp?ArticleID=5089[2007—11—28]
       ②2001年7月，上海市人民政府与中国工程院签署合作协议，成立上海市人民政府、中国工程院合作委员会，并在其领导下创建了上海市中国工程院院士咨询与学术活动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