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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以文化融通与科际合作的方式去解决当代哲学发展的进路问题，这是当代学人遭遇后形而上学转向为摆脱思想困惑并获得多点支撑而主动执行的一种文化扩张策略，这种发散性操作导致了哲学的问性存在和中性表达，并正在制造一种神奇的人文“化境”：刷新了原有的精神地图，推动了未来的合和取向，增进了公共的互惠知识，建构了内在的思想平台，一种新人类学意义上的和谐哲学正在世界混合文化中快速生长。
       关键词：当代哲学；意义放任；本性复归；间性存在；中性表达
       中图分类号：B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8)04—0012—05
       收稿日期：2007—09—04
       作者简介：朱荣英(1963—)，男，河南尉氏人，河南大学马列德育部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1　当代哲学跻身文化之间并追求一种中立性表达，这并非是它有意逃避主流生活的一种无耐之举，而是借助某种后学精神并应时代感召而主动执行的一种文化扩张策略。其实，哲学根本不能靠划出一片特定领域(对象域)来成为“严格科学”。作为处于各种文化间的混合性智慧，它压根无固定的领域和对象可言，只能心随物游、随缘任运地构造各种文化境义，且只能处于文化边界或生活边缘上进行窥测、虚构与提示，永远只能在文化思潮的潮汐中被思者感知。哲学多边切入现实生活，由中心到边缘、由整体到碎片的思想重建运动，这是其对时代、文化和生活保持强烈敏感性，加强对当代思想文化领域的支配力、引领力的一种新举措。这将大大改变哲学的当代形象，并使之成为一种“文化间哲学”。按照印度学者雷蒙·潘尼卡的理解，哲学的文化间性或者“文化间哲学”，是指“处于两个(或更多)文化之间”，是一片具有“乌托邦”性质的“无人之地”，是由于哲学已“处在危机之中而寻求扩大‘市场…而主动开拓的自我生成之域[1]。哲学要拓宽自己的思想边疆，就必须对传统理性保持沉默而对时代的合和发展保持敏感以成就自己的中间状态，否则，它若只说一些教条式的“老话”，一开口便落入特定的文化牢笼之中，成为一种被特定“历史上下文”所左右的纯粹地方性的文化，其间性特征就会被抹煞掉，作为精神家园守望者的公共知识分子形象就会完全被狭隘的文化视域所蔽遮。完全处在特定文化情境之中的旧哲学，只能说方言、俚语，不能提炼出任何具有公共性的“世界通用语”。这种文化土壤的自我封闭性势必导致其走向衰亡。
       一种哲学，若不是在多元混合文化中求生长，相反若只接受某种单一政治文化的滋养，它就会停留于内在的解释循环中，听命并依存于这种强势话语，一切都根据特定政治集团的利益所需而提问与回答。以往旧哲学借政治文化中心主义的外衣而自我保存，但获得发展的不是哲学自身，而只是某种文化的外观，哲学不是在做自己的事，而是替其它部门做事。斯洛文尼亚学者齐泽克认为，由于不同文化间没有任何沟通的可能，且越是在深层越没有共度性。哲学作为文化的核心，只有固守自己的自性即自己的地域性、民族性、本土性，而无论何时都不能是跨文化、跨学科的，根本不存在文化间哲学，哲学也不可能在混合文化中生长，更不可能实现科际合作、界外阅读。视界融通和交往互惠，对哲学说来，永远都是一个无法实施的计划，那只是哲人们天真烂漫的“一场噩梦”而已[2]。的确，旧哲学都是些地方性很强的文化体系，根本不可能超越文化的地方限制而成为一种一般性、世界性的哲学体系。从这个角度看，在哲学研究这个行当内，只能有哲学专家，而不可能有哲学家，因为，哲人们只研究了哲学的特殊分支，而没有研究哲学；只是研究出了特殊文化中的地方哲学，而没有研究出最一般的元哲学。而且，原来隶属于特种政治文化的哲学，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与发展，还特别创造了自己关于人与世界关系的独特理解，形成了自己理解生活与人性的完整而深刻、复杂而微妙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按照自己生活于其中的文化的特殊需要，不断塑造出具有高度复杂而微妙的信念价值标准和情感生活细节。对此，除非经过认真细致的品味、反复的思考和体悟，很难切近哲学的实质及其文化妙谛。因而，各种哲学的彼此隔离，其实是由文化设置的藩篱造成的，哲学之间的对话与交流不可能实现所谓深度融通、互相通约。如果说文化间的对话与交流尚属貌合神离、言不由衷的话，那么哲学之间的对话与交流简直就是南辕北辙、同床异梦了。
       2　但是，在哲学的后形而上学转向中，文化间哲学的存在已不在是一个梦，而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而且许多人都对这种由于文化的兼容、更迭、重组而营造出的一种陌生化效应表示惊异。值得人们惊奇的不是文化间哲学因何而生的问题，而是文化间哲学究竟如何存在与表达的问题。其实文化间哲学没有自己的固定边界与文化归属，它不是哲学的一个新种而是哲学的一个新属。换言之，它不是归属于某个霸权文化的特殊哲学，而是自己就成为一个更高级的属；它不再以传统概念论哲学的面貌而出场，而是作为一种实践性或者能融入实践的哲学而存在；它不再是以特定经验系统为基础的经验哲学，而是具有了超验性、纯形式的间性体系；作为中间状态或者说过渡形态，它不再具有特定的时空阈界，而是具有了某些跨时空的征象。可见，文化间哲学既是一种批判哲学，又是一种超越哲学。作为前者，它不停地质疑和批判特定文化氛围中的一切旧内容，对自我的思想前提、理想诉求以及价值取向展开各种批判，以便能够渗透并斡旋于各种精神世界和文化体系中，成为活在混合文化中的思想精灵，从而对人类世界文化的合和生成与发展起着长期而稳定的精神制导作用；作为后者，它表现为一种超越关系和开拓精神，刻意追求跨文化运思和跨学科合作，既要尽可能地敞开自己的胸怀，开拓与活化自己的精神空间，又要激发各种文化的精神因子，对文化、科学、生活和社会都要尽量积极发言、显现自身，随时准备接受对方的挑战与质询，在相互砥砺中实现双向对流、合和共存。
       以文化融通的方式去解决哲学发展的进路问题，这是哲学走向后形而上学过程中，为摆脱思想困惑并寻找多点支撑而执行的一种文化扩张策略，是后学的解构原则和颠覆精神在当代哲学营建工程中的延伸和运用[3]。可见，正是后形而上学转向为哲学的间性存在与中性表达营造了一个宽泛的文化氛围和学术环境，将新哲学元素置于多种文化之问的公共走廊，从而开启了哲学的文化间转向：摆脱了旧的框架和观念对一些哲学“老话”的固恋，摆脱了长期养成的自我缠绕的坏习性，使其原有的智慧元素以变换了的姿态重新复活在新的文化样态中，使自己搭挂在由多元文化所编织的意义网络之上并成为当代文化群的一种“思想交集”；由于将自己的触角伸向多元文化、多种学科的意义系统，从而走出了象牙塔并获得了社会史、思想史、文化史、科技史等多种精神能量的有力支援。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多种思想和文化的杂糅、重组、蒸馏和升华中，哲学一改以往那种“重言不
       重行”、“可爱不可信”的旧面目、旧习性，强调不能把过多的注意力放在概念的自我构造和特种逻辑的自我繁殖上，而应将文化问的交互依存、多元融通作为庄严使命，使自己不仅在思想层面和学术领域里影响很大，而且在操作层面和实际行动中影响也很大；使自己不仅在观念领域严重地改变世界，而且能够在事实领域也严重地改变世界。目前，这种哲学的文化间转向已呈欣欣向荣之相，大有急于确立起公共性研究视域之势。作为一种广普性文化效应和泛思想史运动，它以思想中介的方式漫游于多种文化思潮之间，像一面多棱镜映现了当代社会文化生活的七彩光，强化了哲学从本质处思入生活并引领时代前进的精神整合力，在当代思想大潮的关合处彰显了哲学的世界文化功能。尤其是在当代和谐文化的建设实践中，将哲学固有的普遍性原则和方法、圆融性的理念和精神渗透并贯彻于现时代和谐文化的创制之中，通过哲学特殊的把握方式将多种思想文化系统中的智慧要素汲取并汇聚到自身上来，从而使自己成为新时代合和精神之精华、时代文明之灵魂，这就是新文明时代赋予当代哲学的新的文化使命。
       3　当然，也有一些学者对哲学的这种文化间走势忧心忡忡。比如，有人认为，文化的混合元素在哲学中的引入，会降低它的自净能力。而且，哲学的间化存在与中性表达，会造成哲学向原始意义和原生状态的复归，从而成为一种混沌不分的生存智慧和应对技巧，哲学的文化使命和担当意识会因沉陷于生活的直接性事实里而自行消解。再如，曾有人指认，哲学内部尚有许多问题没有搞清楚，而现在急于忽略中心(击碎结构、破解总体)而趋向边缘，这是否会造成哲学的失语?是否会引起哲学精神的自残、自虐或自杀?哲学走向文化间，在为之赢得更宽泛的文化辐射力、影响力的同时，是否会造成精神的无效衍义、意义的随意放任，进而，是否会导致哲学陷入一种自我崩溃的后逻辑之中，从而产生精神的大萧条、文化的大断层呢?在笔者看来，如果哲学诉诸文化之间并在其中纵情激荡，只是为自己塑造了一个虚假的文化表象、成就了自己的间化幻象(虚假意识)的话，那么哲学就会重新陷入自我崩溃的智力洞穴中并快速走向萧条。果如是，其自保尚乏力，遑论其余。现在看来，情况并非如此。因而，上述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在拙著《马克思主义基本范畴及其学科体系研究》一书中，笔者曾初步探讨了哲学的文化间特征与走势，曾指出，哲学在混合文化中的生长，将会打造出一个合和性的大文化观或大哲学视野，而且还初步表征了这种大文化观或大哲学视野对巩固自性、获得意义转生都是不可或缺的[4](P284)。在此，笔者试图对此作深入论证：哲学在文化间的穿行，旨在以哲学的方式对各种文化背后且为各种文化所共有的东西加以解说与表征，这种立足文化的公共视界的哲学解读，为自己开拓了一个开放的、充满多方位对话与多链环意义增殖的“文化公园”，它着力凸现的是多种文化间的互文性、内比性、可通约性。哲学对多元文化的这种横向“介入”，不仅不会泯灭自性、丢掉自我、灵魂出壳、魂不附体，反而会对之培根、固本、强基，能使哲学利用各种文化类型所提供的学术“公海”，冲破束缚自我发展的理性牢笼，而将文化中的各种软实力凝聚于哲学之内，使之自立自强、刚健有为，这怎么可能使哲学只“沉于内”而不能同时“游于外”呢?其实，哲学在文化间中的腾挪，恰恰能够使它精于内而博于外，敏于行而通于事；也能够使哲学人安其学而穷其意、乐其极而信其道，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更能够使哲学与文化并育而不相害、并行而不相悖，即世间而出世间、遵德性而道学问。同样，哲学理念在文化间的四处弥漫与广泛播撒，更不会遗忘自己本根上的东西，不会因自我扩张的不适当而走向自我消解，相反，哲学依附、寄生、栖身于文化间，看似处于悬置或弥漫状态，然而却获得了多方点化、多向定位，并因而成就了自己的独立品格和“通观”形象。哲学正是由于充当了多元文化的公共守护神，才使各种文化能够并育并行、合和共存，并使每一种文化都对自己的正当性深信不疑，都将自己的形上诉求和伦理牵挂安放在哲学所守护的精神家园中，使相信自己文化样态的人们意识不到任何精神上的残缺。正是在此意义上，雷蒙·潘尼卡才说：“文化间性是我们时代的哲学需要”[1]。文化间哲学能以宽容的心态和气量，平等地接受任何文化样态中的文明元素。不论其它文化(甚至于异文化)中否定性、异己性的东西再多，文化间哲学都首先肯认它们精神生活的完整性、自洽性，并通过特殊的方式楔入其中而创造性地利用其文化的光明性元素，通过公共性黏合剂——合和精神——在文化群中的投放，使哲学暂时忘记了某种地方文化因吃偏食所造成的发育畸形，而将其中的文明因子引向公共的文化公园。即使从意识形态上看，直接服务于意识形态的各种文化，它们之间虽不具有相容性，却具有兼融性；虽不能直接融合，却可能内在通约。没有或不能达到间化的意识形态尤如不能达到间化的文化一样，都是不存在的，也都是不可理解的。所以，无论从各种层面上讲，哲学执行跨文化、跨学科的文化扩张策略，积极地向文化间开放，这是它摆脱自己的思维定势和思维习性，克服其思想资源的贫乏性和有限性，从而在多种文化圈培育下达到极处会通、多元化生，以强化哲学“集群会通”的通律和共性的关键环节。哲学跨文化合作、跨学科运思是它走向间性、实现间化的决定性的一步，这种努力有助于哲学从内部去巩固自己的根基，有利于它涵养多元对话的复调意识、开放胸怀，更有助于它不断在文化间自由旅行，从而获得在核心层面深度阅读各种文明成果，并通过集群会通的方法将内外源文明因子按哲学的方式集中到自身上来，不断刷新自己的精神地图和思想边疆。总之，哲学在文化间的“拓展训练”，即通过内在体验多元文化的妙谛以获得灵性上的感悟、精神上的共鸣，往往在公共文化的聚集点上或者关节点上，豁然开朗，无意间开出了一片心灵的天空，创立了许多新的自我生成之域，正所谓：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4　当代哲学的文化间走向，有助于消除各种文化间的差异和壁垒，能使那些给我们的祖先和后代带来普遍交往和对话的精神隔阂、心理包袱，统统悬置起来，使当代哲学能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混合文化——新人类学——而快速发展起来。事实上，正如后现代大师罗蒂所说，文化间趋向正在世界范围内全面展开，“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都处在创造一种混合文化的过程之中，这种混合文化使得东西方都得以超越它们各自先前的文化”[5]，而且在未来的几十年内，“那种并不是由观念或者机器的输入所导致而是由不同地域的为数巨大的人们之间的日常接触所产生的文化混合将占据主导地位”[5]。可以预见，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内，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混合生成的速度，将比任何一个时期都快得多。这样，哲学整合不同文化类型中的光明性要素而求得在混合文化中的快速增长，这既是哲学在自觉顺应时代发展的新要求和社会发展
       的新走势，也是哲学在自觉顺应自我发展的本质要求和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因为，一切具有原创性的哲学，其实都不是在闭门造车中产生的，而是在对发生于哲学之外的一切具有重大精神性意义的事件进行积极回应的产物。“哲学是，也应该是一种反应性的事业，它不应以自主性为指归，也不应该试图把自己确立为一种准科学。”[5]以往人们以科学主义为标准，试图将哲学科学化的任何努力，都将在思想上使人误入歧途，不仅不能在精神领域成全人反而使人们学不到任何一样有益的东西，当人们一接触到这种过度专业化的狭隘视界，首先感到的是对心灵的伤害，又如何能够激起心灵的飞动呢?相反，这些年哲学的文化间运作则倡导破除科学主义的精神指向，而要求进行一种“跨越边界的阐释”[5]，尽可能在不同文化间建构可供融通的可通约性或可共度性。一方面，尽力让本土文化视域与其它一切文化视域实现视域融合，那时，不同国家和民族因为文化论争、文明冲突而挑起的各类战争的旗帜将被收起，整个人类将在世界性的混合文化及其和谐精神的引领下，共同期盼和平、正义所带给我们的幸福。另一方面，尽力让哲学走出自己单向度的的理性牢笼，以实现哲学系统内部的对话与交流，使各种不同的哲学类型通过真诚的精神交往而产生间化效果(产生重叠共识、交往互惠、心灵共鸣)，那时，哲学内部的一切无谓论争将会被一种博大精深的和谐哲学所取代，一种响应当代世界和平发展走势的新人类学将应运而生。可见，那种在混合文化中求得生长的文化间哲学，成功地避免了两种思维错误，一种是由于把哲学当成一个自主的、高度专业化的学科而强调过分地依赖形而上学这种精神的第一原则，使人们在形上理性的严格规训之下，耗尽了自己的一切想象力，使哲学由于科学化、专业化变成了一片精神的荒漠和思想的废墟。这样，哲学便在纯洁中走向了堕落。另一种是由于片面执行后现代的解构策略，击碎了哲学原有的形而上的任何精神牵引，使之变成了忘掉内在性，而一味追逐边缘性的准文学，精神的四处飘荡使哲学走向了非哲学甚至反哲学，事实证明这也不是一种非常好的可行之事，倒是一场真真切切的文化灾难，因为它又在平庸中走向了堕落。总之，哲学的文化问走向，具有类似双刃剑的功能，既可克服单向度发展的专业缺憾，又可摆脱无根性的后学困境，这是哲学走向后现代之后的重要标志，也是当代哲学从核心层面对合和文化建设的无形指引。
       5　澳洲学者普里斯特认为，文化间哲学不会产生在“文化的真空”中，更不会发生在“文化的断裂带”[6]。换言之，后形而上学之后的哲学只能存在于文化间，这种新型的文化间哲学，既不会造成与传统文化的断裂或断层，亦不至于使之因走向多元而精神消散。其原因在于，文化间哲学仍然有自己公共的立足点，仍然保持着自己的自主性，虽然不同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哲学有着自己明显的族群差异，但它们在某些层面仍然存在着一致性、相通性、普遍性，通过创造性的融合并经历文化实践的冼练，就会产生一种神奇的“化境”：达到那种外圆而内方、外化而内不化的独立自主，提炼出一种处变不惊、随缘任运的内在定力。文化间哲学不像传统哲学那样依靠特定的概念群及其逻辑推导而产生稳定的指涉链，并形成严密而具有时序性的逻辑框架，相反，而是依靠空间逻辑，建构出核心明确、边界模糊的相对松散的能指群，通过并借助于思维的跳跃，使一种整体意义脱颖而出。当哲学介入整个文化领域时，它不是置身于别的文化之上，高高在上，唯我独尊，以势压人，而是渗透并弥漫于其它文化之间并在文化间存在着、活动着，作为当代文化走势的瞭望台，它刻意发出自己独特而雄浑的和声。它不打算只为某种政治话语而存活，不单独对某种强势文化曲意逢迎，而是试图对一切文化积极表白，在形形色色的文化中自由穿行，通过介于并斡旋于文化之间而施展自己的影响力、回应力、感召力。哲学对文化的无形指引，不是形而上的，也不是形而下的，而是形而中的；不是纯理论的，亦不是纯实践的，而是可实践性的、可操作性的。常有人认为这是哲学的非分之想，是非理的越位和无端的衍义，并强调要回到自己的源头并复归自己的本性。认为哲学就是哲学，哲学不能成为其它，更不能在科际整合、文化融通中走向异化，走向它者化。诚然，哲学有自己的学术边界，但哲学的自性不是在纯粹中存在的，更不是在教条中生成的，而是在混合文化中生长的，在文化运动(穿行、渗透、斡旋)中发展的。事实上，当代哲学在文化间中走向自觉，在交流中走向和谐，已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浪潮和普遍认同的文化规则，只有以更加宽容平和、兼收并蓄的心态去迎接和审视多元文明并存和多彩文化互动的和合世界，哲学才能自觉顺应全球化的时代感召并与世谐行[7]。在全球化背景下，各种文化之间的互相理解和思想合作已普遍展开，但能否建构出一种不再隶属于某种文化的特殊审认而是能为各种文化群普遍认同并直接接受的互惠知识或公共理解呢?笔者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有待于哲学自我革命的深入开展。如果当代哲学仍然依附于西方形而上学理性框架，固恋着自己的意识形态——精神价值体系，那么它不仅彻底远离了人的生活，而且远离了一切人的一切生活，与全球化这一人类发展的共同事实将越来越格格不入。这样，那么它不论是在世界观上抑或在价值观、人生观上，都是非常可疑的。这样的哲学是不能为各种文化的平等对话搭建公共思想平台，更不能在同一思想基础上为解决全人类和谐发展所遇到的共同难题进行谋划的。换言之，因固恋地方知识而无法共享全人类的文化资源，是不能借助全球化这一交往平台为解决和谐世界这一公共难题作出属于哲学自己独特的贡献的。可见，为保证文化间视界融通的最大化，必须变更当代哲学操作方式，转换形上致思理路、中立价值判断原则，真实思入生活的最深层，使和谐思维真正成为成功解决世界公共事务的主导思维，使合和精神升华为呵护全人类共同利益的世界精神。此时，就像马克思当年所预示的那样，由于它全球化和世界市场的形成“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8](P255)。就会产生一种“新世界主义”文化，一切文明的冲突、文化的对峙都将烟消云散，实现世界大同的理想——至少在文化实践层面——将不会遥遥无期或者仅仅成为虚幻的幸福期待。果如是，笔者断言，和谐哲学作为一种新人类学将成为世界性的显学。
       总之，哲学的这种合和境遇，导致了它的文化间存在与公共性表达，也为它整合各种光明性元素并实现文化的合和取向和世界性生成提供了公共性的文化平台。全球化语境下，一种新人类学意义上的世界合和哲学正日渐成为一种学术公海。以往哲学在纯理性道
       路上的长期发展，自己构成了一种特殊的意义领域，产生了一种纯粹而神奇的智力之光，它使哲学可以不附带任何曲隐意义，毫无困难或毫无含混的敞亮出来到它面前的一切，它犹如太阳的那种普照之光，使除理性外的其它一切文化意义都黯然失色，这种傲视群臣的优越地位使之本能地拒绝了对文化的任何介入和对当下事物的任何参与。而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全部努力就是要构造一种关于介入意识的学说”[9](P9)。并以之使哲学摆脱因长期迷恋于形上理性或官方意志而产生的附庸品性，从而在后现代转生过程中，自觉地建构出“一种含混的哲学”[9](P1)。
       6　现在的问题是，文化间哲学的合和进路，严重改变了哲学的说话方式、知识结构和价值取向。这种改变使当代哲学人很不适应，曾不时有人质问：这种文化间存在的东西还是哲学吗?以及哲学怎样说才是哲学?有人甚至认为，哲学对文化多边切入这种非分之举，不仅不会使之意义增殖，反而会导致一种“强迫性联想”，形成一种虚假意识，并最终诱导哲学陷入先验幻象中，常常说着言不由衷的话，做着身不由己的事，处处围着西方的哲学转，忙着为别的东西诠释、论证，到头来迷头认影，丢掉自性，徒具文化外观，实则魂不附体，这种哲学离终结就不远了。这种观点其实是对文化间哲学及其特性的最大误解。因为，哲学的间性存在与中性表达，只是改变了自己的原有姿态和说话方式，并没有让渡出自己致极性的才智和功能。如果说，传统哲学是一种城邦思维、对象性思维，它有自己固定的学术界限和追求目标，是一种纯静如水般的纯哲学的话，那么，当代文化间哲学则是一种游牧思维、非对象性思维，它没有固定的学科、固定的边界、固定的价值目标，它是一种跨学科、跨文化的综合性、网状性哲学。由于各种文化间的精神交往而产生的意义叠加，通过确定而规范、系统而科学的联结方式，就会构成一种特殊的人文交往，就会开拓出一种新的思维空间来。在当代，由于文化大分化和大整合趋势的加剧[10](P166)，产生了诸多新精神要素和“意义复合体”，其意义待定、价值悬空，若哲学不去思考和把握它，它就会成为一种文化泡沫和价值空场，就会令当代人的内心无比痛苦和烦恼。而文化间哲学的合和取向则提供了多元思维的可能性，使得它能以“不管部长”的身份担当起看护公共文化家园的使命，为当代人因文化失控、精神放任而引起的思想困惑或心理失衡进行哲学的疗治，从而为当代人如此这般的选择并安排自己的生存样态提供充足的理由。可见，一方面文化间哲学的中性表达(生活诉求)，反映了当代精神生活的综合走势，实现了多学科文化范式、理论主题、研究领域、价值图式和实践策略的内在交融，形成了以转变观念、精神超越、安身立命为根本旨趣的知识生产方式，在新旧文化的转折区和交叉口，重新激活了它自己的交往理性对文化发展的召唤力和整合力；另一方面，哲学在混合文化中的生长，是当代哲学最主要的精神标志和时代特征，也是它极具合和色彩与和谐精神的重要方面，体现了哲学对当代人终极关切的广度和深度。作为当代公共性精神世界的深层牵引力，它不为某个特定的文化样态或哲学类型所专有，而为一切文化和哲学体系所共有；它不专为地方性的知识体系服务，而服务于世界性的知识体系；它不专为某种意识形态效力，而是效力于超意识形态的普遍理性。这种普世主义取向既成就了哲学的超越性精神，也提高了哲学进行普遍交流的能力，使当代哲学能以和谐世界的内在构成要素而存在，并使一种广普性的合和精神在人类共同而连续的精神生产、文化创造活动中永恒地传递下去，生生不息，源远流长。哲学只有在公共文化视域中混合生长，而且这种文化实践必须长期积淀下去，才会形成一种合和的文化传统和世界理性，它将最直接最集中地影响着未来世界精神秩序的重建。当然，由于各民族参与世界文化实践的自觉性及其能力存在差异，一般性的合和精神、世界理念究竟以哪种方式、在哪一方面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对其民族性核心价值体系产生怎样的影响，或者反过来说，一种专门服务于特定民族意义构造的文化体系及其哲学核心，它能否并以何种方式以及在怎样的程度上能主动认同并参与世界精神的合和构建，这一切最终还是取决于该民族现代化实践所提供的实际需要和可能。在当代中国，我们之所以刻意选择并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既是由社会主义社会内在本性所决定的，也是由人类思想文化发展最一般的规律所决定的。当代中国哲学积极投身于和谐文化的精神营建，这不是哲学的自作多情，不仅不会削弱自己的增长能力，反而会张扬出自己的独立品格和时代意识。这表明，走向文化间的哲学时代，不是非哲学、无哲学的时代，而是泛哲学、最哲学的时代，是哲学无用之用的思想功能发挥得最直接、最集中的时代。当代哲学人应热情地拥抱这个时代，而不应在无谓的论争中让它从我们身边悄悄溜走，否则就会痛失使哲学再度繁荣的大好时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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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辛世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