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池田大作和平思想研究
作者:章启勋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07年 第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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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覃启勋(1950-),男,湖北长阳人,土家族,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
[摘要]在池田大作先生的思想体系中,和平思想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而且在冷战后世界格局的重组方面发挥了积极而有效的作用。池田大作的和平思想有其深厚的宗教渊源、师承渊源和战争渊源;他重视教育,创办创价大学,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为中日两国21世纪的友好合作及东南亚乃至世界和平奠定基础。
[关键词]池田大作;宗教;和平思想
[中图分类号]B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81X(2007)06-0752-06
池田大作先生作为当今日本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宗教领袖、摄影家和桂冠诗人,以其奋进不辍的精神,建构了独具特色的世界和平思想。据此,本文拟就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池田大作和平思想的渊源
故人云:“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渊(《列御寇》)、“源清流洁,本盛末荣。”(泗水亭碑铭)世事皆有渊源。从这种意义上讲,池田先生和平思想同样有深刻渊源:
(一)宗教渊源。1993年9月24日,池田先生在美国哈佛大学发表了《二十一世纪文明与大乘佛教》的重要讲话。他站在世界社会发展史的高度指出:“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曾留下了一句名言:‘万物不断转化’。……无论是人类社会还是自然现象,一切都在变化、不断地变化,一刻也不会停止,长久观之,就算是多么坚固的金石也难免受到岁月的磨蚀。”他认为:20世纪是战争与革命的世纪,是人类社会令人瞠目的变化世纪。此乃佛教之眼所把握的“诸行无常”的真相。从宇宙观的角度讲,就是所谓的“成住坏空”,即世界由成立、变化、崩坏,然后再到成立。正因为这样,他以其独到的智慧,确认大乘佛教是21世纪开创和平的源泉。他明确强调:“自古以来,佛教具有和平的形象,最大的理由就在于摈除暴力,彻底重视对话或言论。”他认为释尊是主动对话的人,因为雅斯贝斯(Karl Jaspers)将弟子痛悼释尊之死的悲哀,评价为“痛失自在使用言语的人”。因为佛典记载释尊是“以欢喜待人,不颦眉蹙额,春风满面,主动对话的人”。有史为证:在释尊所处的时代,霸权主义大国摩揭陀国(Magadha)企图征服邻国跋祗(Vajji),释尊巧妙陈述国家盛衰之理,毅然制止了战争。池田先生认为,值得推崇释尊其人的理由如次:一是释尊主张“拔掉无形之箭”,亦即在人们心中消除“对差异的固执”,只有克服对人的歧视意识、对差异的固执,才是开创和平与普遍人权的第一要义和实现开放对话的黄金法则。二是释尊的人格力量可以带来和平。释尊在仲裁部族之间的纷争时,为了使恶匪洗心革面,总是着眼于使其发现内在之恶这一支箭,从而反映了释尊的对话特征。正因为这样,别人用武器不能降伏的人,释尊却能不用武器降伏。不难看出,大乘佛教的释尊主张以对话消除对抗和纷争的事迹,正是催生池田先生和平思想得以产生的宗教渊源。
(二)师承渊源。池田先生的两位恩师对其和平思想的产生有着直接影响。池田大作先生的第一位隔代恩师是牧口常三郎。牧口先生认为当时日本的教育系统不但窒息独立性的思考,并阻碍了学生对于幸福的追寻和创造力的发挥。因此,他殚精竭虑,为日本的教育制度寻求改革,坚决反对把教育贬为助长国家政策的工具。确立将学生的幸福确立为最终目的,并将其视为教育的真正义务。此即牧口先生的教育理念,而这种教育理念就是其所创立的“创造价值”理论,这种理念有效地推翻了日本军国政府的歪理邪说。此外,牧口先生在日本发动了影响巨大的宗教革命。1928年,57岁的牧口归宗于日莲佛法,两年后又与学生户田城圣创立了创价教育学会,此即当今之创价学会和国际创价学会。当时,日本政府为了拉拢国民,以强硬手段,把充满法西斯主义色彩、并推崇祭拜天皇的日本神道确立为全民必随的宗教,企图博得他们对战争的支持。对此,牧口先生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抵抗。牧口先生是创价学会的开创者,而作为优秀晚辈和创价学会的卓越继承人的池天大作正是在接受牧口先生上述的理念之后,才在创价学会乃至国际学术思想界倡导和弘扬和平思想。池田先生的另一恩师是户田城圣(1900年-1958年)。户田是日本的著名教育家、出版者和企业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牧口和户田因反对军政府的独裁政策,招致被捕入狱。在狱中,户田对日莲佛法潜心钻研,精益求精,从而对“万人皆怀佛性”加深了理解,坚信实践日莲佛法是敞开这一佛性的必经之道。二战结束后,户田获释,在狱中逝世的牧口与他辛勤创立的创价教育学会濒临瓦解。为此,户田投身于学会的重建工作,并将其改名为创价学会。户田教导全体信众,修行佛道,造行“人间革命”。战后的日本人民饱受贫穷、病痛等痛苦煎熬。户田解说日莲佛法,使他们从心理的深处得到了慰藉。户田在坚持日莲佛法高深教义的同时,又将其活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通过他那切实易懂的教导,使广大中下层日本人民重新点燃了希望火花。户田反对核武器的制作、试验和使用,并于1957年9月8日发表了《禁止原子弹氢弹宣言》。他认为,核武器亵渎生命的尊严、威胁人类的生存,并呼吁创价学会的青年为废除核武器和构建和平世界倾注全力。由此可见,牧口、户田关于人类幸福和平的教诲,乃是池田先生和平思想得以产生的第二个渊源。
(三)战争渊源。池田先生不仅亲身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且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对外侵略扩张进行了坚决批判。在池田先生的诸多诗篇中,有一篇著名的《黎明的八月十五日》,其基本内容为:“八月十五日,傲慢愚劣的、掌权者统领的、日本国战败之日。……八月十五日,日本打输了,全面败北。自以为了不起,虚荣傲慢的日本,被反击炸弹和利剑彻底击溃。……我们对那场战争,一直抱否定态度;我们对那场战争,从来也不予承认。”
正是日军的不义战争,使先生从内心萌生出了对于世界和平的热望。他高呼:我们站起来了,为了广宣流布这一世界和平运动,站起来了!……因为那是人间之道,信仰之道,和平之道,正义之道!他作为日本的有识之士,将日本的战败投降视为世界和平的新曙光。他说:“八月十五日,愿把这一天变成:亚洲各国人民,稚许的日子;世界各国人民,尊重的日子。今年的八月十五目,是新世纪之青年处罚的日子。又是永久和平的纪念日,生命之世纪的光荣的纪念日。”
这些诗句,重点抒发了三个方面的情怀:既深刻批判了日军对华侵略的滔天罪行,又据实揭示了不义战争给日本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同时也对世界和平进行了热情地讴歌和礼赞!
事实证明:池田大作先生的世界和平思想的确有其深厚的宗教渊源、师承渊源和战争渊源,之所以对池田大作这些和平思想的渊源进行专门探讨,其原因就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些渊源作为一种特定的社会存在,对池田大作世界和平思想的整体形成起到了极大的催生作用。
二、池田大作和平思想的内涵
池田先生曾经说过:“理性的作用是将复杂的对象分解为单纯的构成因素。与此相反,直觉可以说
是将对象作为整体来认识,并直接探索其内部的本质。”倘若用理性加直觉的方法对池田大作先生的世界和平思想进行研究,就不难发现,其内涵非常丰富;
(一)反对战争,坚持世界和平。大量材料证明:池田先生在反对战争、坚持和平方面有着系统的探索和研究。他在与汤恩比博士的对谈时就明确指出:“战争的本质,一直被认为是以武力进行的政治、外交的一种形态。现代的战争及战争准备,当然有政治因素,不过,更重要的还是源于经济因素……关于从地球上消灭战争的方法,当然得从各种角度讨论。现在各国的军费在国家预算中所占的百分比很大,其背景大概有种种原因。然而经济的巨大发展是与战争相关的一个重大因素,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在这样的状态中,如能找到不停止经济发展而又能杜绝战争和战争准备的途径,这对人类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这是关于新世纪消弭战争、坚持和平的伟大倡言!也是鉴于人类经由20世纪充满战争却未能从根本上解决人类发展的诸多问题而对21世纪坚持和平发展的全新探讨!这一倡言,得到了汤恩比教授的积极回应:“普鲁士的克劳塞维茨说:“战争是变态的外交行为。”……我觉得……战争是外交失败的报复,更逼近真实。的确,通过外交解决不了的纠纷,实际上往往会付诸战争手段的。但是通过战争解决问题往往要以大规模的死亡和荒废作为代价。由此又引起新的问题。这些问题往往还要通过下次战争来解决,这样就不断诱发出很多战争。历史证明,通过战争圆满解决纠纷的事例几乎是没有的。所以也很少有通过战争长久解决问题的事例”。
他们的对话,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讲谈,而是就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和走向所进行的探讨。在这种探讨中,池田先生旁征博引,坚决摈弃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肯定论”,指出“战争是绝对的坏东西,是向人的生命尊严的挑战。”他一方面肯定“战争一直是经济发展的巨大因素”,“战争准备是市场需要扩大,起到了刺激经济发展,掩盖不稳定的巨大作用。这样,战争进而成了经济发展的动力”。另一方面,他认为“现代人经历了太多的战争。我们必须消灭破坏文明、夺走宝贵生命进而招致人类灭绝的战争。”其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对经济状态这个战争最大的源泉进行根本变革……比如社会保险,充实教育、建设住宅,对外援助等等。这些都需要巨额资金,足以刺激各国的经济发展。”在战争的本质及其未来方面,池田先生认为战争是人类“同种之间的相互残杀”,所以他所关心并特别研究的是:“需要什么条件,才能避免战争?特别是怎样才能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建立持久和平?”在与汤恩比博士探讨这些有关人类生存发展的重大问题后,池田先生极其鲜明的阐发了自己的观点:“所谓和平是相互之间不加任何恐怖于对方,相互衷心信赖,相互爱护的一种状态,这样的和平状态才是人类社会的正常状态。惟有这样才可以称之为人类社会。我想说建立这样的社会才是人类的政治指导者、思想家、所有知识分子最大的课题”。
显而易见,反对战争,坚持和平是池田大作先生世界和平思想的基本内涵,其所希望的是建成以不加任何恐怖于对方、相互衷心信赖、相互爱护为特征的人类正常社会。建成这样的社会,是所有政治家、思想家和广大知识分子的基本课题和重要任务。
(二)珍爱生命,主张以人为本。在池田先生的世界和平思想体系中,珍爱生命是其坚持人本思想的重要前提。在他看来,不重视和珍爱生命,就谈不上以人为本。他从科学的角度尊重苏联奥帕林和英国潘纳尔等关于生命起源的学说,但更为重要的是,他想探讨的不是生命“怎样”从无生命的物质世界中诞生,而是探讨“为什么”诞生的问题。也就是说,他所探讨的重点乃是生命的本质。他说:“‘生命是什么?’‘生命是从哪里来的?’——这些问题似乎很容易,其实谁也不清楚。但是,不能因为不清楚就置之不问。何况现代这个时代,可以说是‘压迫生的力量’的时代。换句话说,是‘人越来越远离人的时代’。正因为如此,就必须要破除这道墙壁,必须要恢复对一切众生的同情和景仰,大力扩大‘生命的力量’。所以,我希望现在要极大地关注永恒的、广大无边的生命。……一定要使二十一世纪成为‘人权的世纪’,一定要造成一个不受眼前的利害得失束缚的社会。为此,首先要自己珍视自己,怀着骄傲,毅然地生活下去。这样的人也会珍视他人的”。
池田先生在此将生命的问题提到哲学的高度进行分析,希望人们相互同情和支持。他所说的“人权的世纪”,实际上就是人类和谐的世纪、摈弃眼前利害的世纪、勇于生活和生存的世纪乃至珍视他人的世纪。这是传统生命观的理性反映和理论升华,可谓言简意赅,发人深省。如果这些珍视生命的丰富内容能够成为前所未有的前提,那么,中国孟子早就倡导的以民为本就会成为21世纪的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不可抗拒的正气和潮流。
诚然,早在先秦时代,孟子就提倡以民为本。尔后的学者们对其研究,说明其影响的确深远。但是,真正实施起来总是那么困难。原因何在?池田先生在我国的深圳大学谈出了这个问题的症结。他说:“归根结柢,问题就是‘人’本身。因为人逐渐忽视了‘做人的根本条件’,所以现代文明的危机的本质,的确是‘人的危机’、‘人性危机’”。
他从深圳巨变切人,系统阐述了后冷战时代的人类将建构怎样的和平世界体系,同时也谈及了马克斯·韦伯,并充分肯定了中国人本主义的绪脉及其作用。他认为:人是基点。倘若在这个基点上出了问题,就会出现“人的危机”和“人性危机”。所以,只有有效地认识和克服这些危机,才能真正做到珍视生命,履践以人为本。
(三)奋进开拓,推进中日友好。1968年9月8日,池田大作先生发表了著名的《日中邦交正常化倡言》。研究所及,认定该《倡言》是先生奋进开拓、为架设中日两国友好金桥的伟大创举。他认为:从当时日本的情况看,必须打破中日两国隔绝的坚冰,恢复中日两国友好交往的历史,建立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的国交关系。所以,他明确指出:“在现在的世界形势下,中国问题已经成为实现的道路上的一个非常重大的难题”,“现在中国遭到紧紧的封锁。从历史的传统、地理的位置和民族的亲近来说,握有打开这种封锁的最强有力的钥匙的,非我们日本莫属。”其实质就是还中国以应有的国际地位,让中国参加国际问题的讨论。所以,先生明确倡言:“第一、要正式承认中国政府的存在;第二、要为中国准备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让其参加国际讨论的场所;第三、要广泛推进经济和文化的交流”。
当时,日本右倾势力攻击先生倡言,西方列国联手孤立中国。在那种特定的国际政治环境中,先生直接呼吁日本政府承认中国政府的存在、恢复其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并积极推动中日两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充分体现了先生极大的政治智慧和革命胆略。正是先生这一对华友好的倡言,拉开了战后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序幕,为中日两国的21世纪的友好合作和东亚乃至世界和平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池田大作和平思想的特质
纵观人类社会已经走过的历程,无不伴随血雨腥风的战争。当然,在非正义战争和分裂战争一次又一
次爆发之后,作为回应,正义战争和世界局部的统一战争对世界历史的发展和人类政治文明的进步起到过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那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因为战争这种特殊工具的使用和作用的发挥都是以人的生命的大量伤亡和对文明的巨大破坏作为代价的。故此,池田先生重点思考:能否在人类经历以往战争苦难的基础上,以人类和平共处和和平发展的方式共建新的区域文明和世界文明?深入研究考察之后,对于这个问题的解答大体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而这三个方面正好构成了先生和平思想的特质:
(一)增加理解。21世纪是人类社会的新世纪,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要相互尊重,增加理解。这是池田大作和平思想的首要特质。在人与人之间的理解方面,他做了大量而又成效显著的工作:如上所述,1968年9月8日,先生在东京发表了著名的《日中邦交正常化倡言》。这个《倡言》不仅是理解日本和中国的经典文本,而且是日本乃至东亚地区相互理解的时代宣言。因为在这个《倡言》中,先生从理解的角度就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问题阐述了以下观点:“所谓的邦交正常化,是彼此的国民之间能相互理解和交流以增进彼此的利益,乃至能为推进世界和平作出贡献,才有意义”。
为了增加理解,1974年12月5日,池田大作先生访问中国,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见,不仅使先生更加理解了周恩来和邓颖超夫妇,而且在理解的基础上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开启了大门、架设了金桥。把眼光从中日两国的利益放开去,池田先生为了增加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理解,他远涉重洋,飞越千山,先后在世界各国的重点大学发表了《从文明摇篮出发的新丝路》、《二十一世纪与东亚文明》、《探索新的统合原理》、《二十一世纪文明与大乘佛教》、《人生必需的是创造》、《通过人类团结建设和平世纪》等催人奋发的讲话,由此而构成了弥足珍贵的人类21世纪加强理解的精神府库。
(二)增进友谊。在伟大的21世纪,人类应该增进友谊,这是池田大作和平思想的第二大特质。在增进友谊方面,池田先生作为创价学会的第三任会长,就一再申明:(创价)学会的会员无分上级或下级的“纵向”关系,也不是为了某种利益关系而结成的团体,而是超越利益、超越立场,是人与人“横向”扩大的“平等的人间爱”,借更深的友爱构成的团体。池田先生不仅在创价学会内部如此倡导人间友情,而且在中日关系问题上大力提倡友情,并将增进中日两国的友谊视为世界和平的重要条件。在这方面,他和周恩来总理有过推心置腹的交流,周总理曾说:“人家越是有困难,我们就越要在这个时候去访问以示支持”。
周总理在准备动身访问加纳之际发生了暗杀恩格尔总统的事件。然而,总理如期前往访问,并在后来向池田讲了当时的立场。池田先生对此深有感触,表示要像周总理那样做人,并在对华友好方面做些实事。他说:“我从我的角度出发尽可能提供与中国友好的机会。于是组成了约三百人的大型访华团。……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风风雨雨,我都要为中国人民尽一份力。这是我的信条,也是我对周总理的誓言”。
池田先生对周总理有着深厚的感情,对中国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所以,先生在美丽的创价大学校园栽植了“周樱”和“周夫妇樱”,“周樱”和“周夫妇樱”凝聚了以池田先生与周恩来为代表的中日两国人民友好的深厚情谊。池田先生的10次对华友好访问,卓有成效地增进了中日两国人民友谊。
(三)创造幸福。在伟大的21世纪,彻底消灭战争,以和平的方式创造人间幸福,是池田先生和平思想的第三大特质。如果说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只有痛苦和灾难的话,那么,和平将给人民降下欢欣和幸福。因此,必须重视教育。更深一步讲,教育创造幸福的思想特质,体现了池田先生对人类教育与人类幸福的积极关注。也就是说,在历尽艰辛而换来的和平环境中,要有创造性的教育,因为创造性的教育可以给现世的人民和子孙后代带来幸福。他说:“不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社会,教育都是最大的焦点。教育成功的社会会日渐繁荣,总体会朝幸福的方向迈进。培育承担下一代重任的青少年的失败的社会,那就会走下坡路,是一场悲剧”。
教育是创造人类幸福的基础,成功的教育必然带来社会的进步和繁荣,反之,就会酿成社会悲剧。毫无疑问,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创造人的价值,而人类价值的充分发挥,本身就是幸福。这是池田先生继承户田、牧口两位恩师遗志并重视教育、兴办教育的根本原因,也是先生创办创价大学的思想动力,更是先生关心儿童教育并将创造人类幸福的总体目标寄希望于未来的进步宗教情怀。
池田大作先生非常幸福,因为他在和平思想体系形成之前就成功地把握了诸多幸运,这些幸运就是其和平思想形成的宗教渊源、师承渊源和战争渊源。先生深知“幸福”的本质确实有着不为表面的“幸运”所左右的深度,因而奋发进取,英勇斗争,将个人的幸运和幸福传播开去、撒向人间。所以,这里认定池田先生幸福,是因为上述三大渊源归聚一身之后,他就奋进无辍,为了人间的幸福努力探索和工作,而正是在这种努力探索和工作的长期实践中,升华成了池田先生的和平思想体系。反对战争,坚持世界和平;珍爱生命,主张以人为本;奋进开拓,推进中日友好。这些深邃的和平思想内涵是经由先生在日本这个近岸型的岛国发掘出来的珍宝,其作为巨大的思想能源无疑会带来人类21世纪的伟大和平和进步。唯此,他呼吁增加理解、增进友谊、创造幸福!这种和平思想的特质虽然是一种时代特定的走向和过程,但可坚信,先生的世界和平思想正在并继续有效地指导世界和平运动的伟大实践!21世纪必将是在人类痛定思痛后共同营建的和平世纪!
(责任编辑 严 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