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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孙代尧(1964－)，男，湖北仙桃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教授，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研究。
       [摘要]马克思恩格斯根据不断变化的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事实，不断调整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策略，并最终完成从暴力革命转向和平过渡的重大理论突破，形成了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进程和策略的新思想，树立了一个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的典范。
       [关键词]革命策略；暴力革命；合法斗争；和平过渡；理论创新
       [中图分类号]B0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81X(2007)06－0745－07
       1895年，恩格斯为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所写的《导言》全文公开发表。自《导言》发表以来，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内部和各国学者中，对恩格斯晚年思想发展的争论就一直存在。分歧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恩格斯是否否定了马克思的暴力革命论，以及是否出现早年恩格斯和晚年恩格斯的“对立”；二是恩格斯晚年是否主张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而变成了“民主社会主义者”。本文拟通过对19世纪40一9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革命策略思想之演进的历史考察与分析，对此作一探讨。
       一、19世纪40年代：暴力革命是唯一的出路
       1885年4月，恩格斯在给查苏利奇的信中说：“在我看来，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在指导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不同历史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从这一方法论出发，“根据经常变化的条件”，制定相应的革命策略的。
       在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以前，马克思恩格斯在革命策略方面，有两个相互联系的设想；一是资本主义即将灭亡，只要通过一两次大的冲击就可以埋葬它；二是提出“除了进行暴力的民主的革命以外，不承认有实现这些目的的其他手段。”这些观点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那时，即使是工业最发达的英国，仍处于从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的阵痛之中。19世纪上半叶的资本主义，由于物质实力的不足，市场经济和其他社会组织的不完备，自我调整的能力很差，资产阶级用尽可能地压低工资，延长劳动时间等手段，获取利润。在这半个世纪内，除了劳动力不足的美国以外，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资一律绝对地下降。阶级矛盾极为尖锐，经济危机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工人运动风起云涌。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以极其尖锐的形式暴露出来，使得马克思恩格斯有可能对其作出精辟的剖析并发现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但当时还没有条件去分析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的能力，从而得出资本主义即将灭亡并必然采取暴力革命的形式。
       英国当时是一个阶级斗争十分尖锐的国家，种种迹象显示出它正处于社会革命的前夜。恩格斯后来回顾到，他在1845年曾预言英国在1847年危机时要爆发暴力革命，因为当时“英国面临着一场按一切迹象看来只有用暴力才能解决的危机”。由于当时英国并不具备和平的、合法斗争的条件，所以他得出的结论是；暴力革命是唯一的出路。这一基本观点，恩格斯在40年代分析英国问题时曾多次提到。例如，1842年恩格斯在《国内危机》中说：宪章派运动的“‘合法革命’把一切都搞糟了。……然而无产者从这些事件中间还是得到了好处，那就是他们意识到了用和平方式进行革命是不可能的，只有通过暴力消灭现有的反常关系，根本推翻门阀贵族和工业贵族，才能改善无产者的物质状况。”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恩格斯把这一思想表达得更为明确：“当你看到有产阶级这样疯狂的时候，当你看到他们被眼前的利益迷惑得连时代的最明显的标志都看不出的时候，你就不得不放弃和平解决英国社会问题的任何希望。唯一可能的出路就是暴力革命。”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说，共产主义者当然也希望能“用和平的办法废除私有制”，但是，“几乎所有文明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发展都受到暴力压制”，因而共产主义者只能用革命的暴力反对反革命的暴力。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宣布：共产党人“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总之，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无产阶级革命策略观可以概括为；无产阶级革命只能采取暴力革命的方式，而且是“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取得最近和最终的胜利。
       二、19世纪70年代：暴力革命与和平方式同时提出
       1848年革命失败后，马克思重新开始经济史的研究，发现资本主义经济正在走向普遍繁荣，资本主义所表现出来的“适应性”，表明它还能在相当长的时期继续发展，由此开始改变原来把资本主义的寿命估计得过短的看法。当时，马克思指出：“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整个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所能达到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随着这一认识上的进展，马克思在1859年明确提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这两个“决不会”是对革命策略的理论基础唯物史观的重大发展。
       19世纪60－70年代，欧洲的资本主义经济继续保持繁荣和稳定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出现了由自由放任向垄断发展的趋向，其自我调整能力进一步加强。与此同时，资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议会制也得到了发展，到60年代，以普选制为基础的代议制开始在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起重要作用。在以暴力革命为手段建立的巴黎公社遭到镇压的同时，欧洲一些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在合法的议会斗争中却异军突起。历史的发展要求无产阶级改变在革命进程和斗争策略方面的旧观念。
       面对新的情况，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方面继续注意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和危机，期待下一次革命的到来，另一方面对40年代形成的视暴力革命为唯一策略的思想进行了相应的改变。这时，他们开始强调，在不同的国家，由于制度、传统、习惯等不同，革命的方式也不同。他们把暴力的、和平的两种方式并列地提出，并明确指出像英美这样的国家有可能实现和平过渡。1871年7月3日，马克思在一次谈话中说：“在英国，工人阶级面前就敞开着表现自己的政治力量的道路。凡是利用和平宣传能更快更可靠地达到这一目的的地方，举行起义就是不明智的。”1872年9月，马克思在关于海牙代表大会的演说中进一步指出：“工人总有一天必须夺取政权，以便建立一个新的劳动组织……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断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到处都应该采取同样的手段。我们知道，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我们也不否认，有些国家，像美国、英国，……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在大陆上的大多数国家中，暴力应当是我们革命的杠杆。”马克思所以认为像英美这样的国家有和平过渡的可能，是因为它们当时是议会民主制最发达的国家。而在当时欧洲大陆多数国家中，行政的权力仍然高于议会的
       权力，比如在当时的法兰西第二帝国，议会“仅仅作为点缀”，而实际上由军事——官僚机构统治，所以在这类国家(法、德、奥、俄等)中，无产阶级仍然应当走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道路。
       三、恩格斯晚年：转向和平过渡
       1883年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独自在世上又生活了12年。在恩格斯生命的这最后10余年中，欧洲的经济政治形势和阶级斗争状况又有了新的变化。
       首先，在经济上，70年代开始的以电力技术的发明和运用为主要标志的第二次科技革命，带来了生产力的巨大进步，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新的繁荣。英国、法国这些已经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进入一个稳定发展的时期。在德国，通过普法战争实现了自上而下的国家统一，利用巨额战争赔款和最新科技成果及其大力发展垄断组织，在经济上迅速崛起。到80年代，已基本上完成工业革命，跻身于现代化工业强国之列。对此，恩格斯清醒地看到：资本主义还有极强的生命力，“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从1848年起经济革命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在法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以及最近在俄国刚刚真正确立了大工业，而德国简直就成了一个头等工业国，——这一切都是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由于经济的繁荣和进步，资本家的剥削手段也发生了变化，对工人提出的改善劳动条件和基本权利的要求作了部分让步，允许工会存在甚至默许“发生得适时的罢工”行动，以和平协调劳资冲突。很显然，这一时期欧洲不存在发生革命的形势。
       在政治上，资产阶级民主制日趋完善。英国经过第二次、第三次议会改革，大大扩大了普选权；法国第二帝国已经垮台，建立了第三共和国；奥地利、比利时、意大利都在争取普选权的斗争中取得很大胜利。特别是在德国，由于建立了帝国国会，给无产阶级提供了可以利用的议会讲坛。1875年两派合并后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力量得到加强，议会斗争把党锤炼得更加成熟。即使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实施时期(1878－1890年)，社会民主党在国会选举中所得的选票也在迅速增长。在1890年大选中，社会民主党一举赢得35个议席，成为国会第一大党。这次选举的胜利，不仅导致了俾斯麦政府的下台和“非常法”的废除，也成为恩格斯思考无产阶级革命策略的转折点。他高度评价德国工人“给了世界各国同志一件新的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向他们表明了应该怎样使用普选权”。恩格斯认为，由于俾斯麦之后的卡普利维政府(1890－1894年)承认社会民主党合法化并答应进行社会改革，德国的资产阶级民主化进程有所加快，为无产阶级开展和平的合法斗争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社会民主党要充分利用普选权，“应当尽可能以和平的和合法的方式进行活动，避免可以引起冲突的任何借口。”
       在军事技术方面也发生了不利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变化。随着科技的进步，军队的人数迅速增长，武器装备也得到了无比的改进。城市建设也逐步现代化，各大城市新建的街道“都是又长、又直、又宽，好像是故意要使新式枪炮能充分发挥其效力似的”。由于铁路等现代化交通工具的运用，军队的调动灵便而迅速。所有这些都为统治者镇压无产阶级的武装起义提供了条件，也给无产阶级举行起义增加了许多困难。在这种形势下，当无产阶级没有掌握军队时，任何举行武装起义的行动都是发疯、送死，让“突击队”在前哨战中被消灭掉。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晚年恩格斯以其深邃的历史洞察力和巨大的理论勇气，对当时的经济、政治、军事和阶级斗争状况等方面作了科学的分析和判断后，对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策略作了重大改变。
       从1884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议会选举中获胜起，恩格斯关于改变党的斗争策略的思想逐步明确化。1885年，他在给倍倍尔、左尔格、纽文胡斯等人的信中一再谈到“必须依据情况改变策略”，反对在条件不具备的时候采取任何不切合时宜的暴力行动，指出“任何暴乱都注定要失败”，“只会招致无益的牺牲，使运动倒退几十年”，“普选权……在目前是无产阶级运动的最好的杠杆”。1890年2月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大选中的空前胜利使年迈的恩格斯无比喜悦。他在3月7日写给拉法格的信中说：“2月20日是德国革命开始的日子，因此，我们有责任使革命不致夭折。……所以，我们目前应该宣布进行合法斗争，而不要去理睬别人对我们的种种挑衅。”9月中旬，恩格斯在《给(社会民主党人报>读者的告别信》中，公开地详细阐述了党的策略观点。他指出：党正进入另一种斗争环境，因而它需要另一种武器，另一种战略和策略，即合法斗争的策略。不仅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而且“凡是工人拥有某种法定的活动自由的所有国家里的所有工人政党”都应当这样做，因为“用这种办法收效最大”。当然，这必须以统治者也在法律范围内活动为前提，否则党将不得不重新走上“不合法的道路”。至于到那时是否修筑街垒，诉诸武力，恩格斯作了否定的回答：“除非它失去理智，……因为暴动的结果毫无疑问会失掉25年来占领的一切重要阵地。”不过，恩格斯反对把当前的和平的合法的策略绝对化，他批评李卜克内西：“你那样愤慨地反对任何形式的和任何情况下的暴力，我认为是不能接受的。”
       1891年6月，恩格斯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写道：“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照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有可能和平长入新社会，比如在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在英国那样的君主国”。可以看出，恩格斯这时虽然把变成了民主共和国的法国，与英美一起列入可以实现和平过渡的国家，但仍然认为在“半专制”的德国，和平合法的斗争只是积蓄力量的手段，还不能马上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以此提醒德国社会民主党，以免德国党“突然在决定性的时刻不知所措”。
       但是，在同年10月写的《德国的社会主义》一文中，恩格斯的观点就发生了变化，第一次把德国社会民主党选举的胜利同取得政权联系起来。他写道：“社会民主党击溃了俾斯麦，并在11年的斗争后粉碎了反社会党人法，这个党如同滚滚洪流，正在冲垮所有的堤坝，淹没城市和乡村，直到最反动的万第，这个党现在已处于这样的地位，它几乎能像数学那样准确地规定它取得政权的时间了。”可以用数学计算的只能是选票，所以恩格斯的这段话只能理解为取得多数选票就可以取得政权。恩格斯进一步分析道，因为“同这个紧密团结的和人数不断增加的社会民主党人集体相对立的只是一些四分五裂的资产阶级政党。……这意味着这样一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拥有250万张选票以上的强大的党能迫使任何一个政府投降。”更为重要的是，“德国军队将愈来愈传染上社会主义。现在有五分之一的士兵站在我们这边，再过几年将有三分之一，而到1900年，这支以前在德国特别充满普鲁士精神的军队将大半成为社会主义的军队。这种情况正像按照命运的吩咐那样不可阻挡地日益迫近。柏林政府了解这一点并不比我们差，但是它无能为力。军队正从它的手中滑走。”这样，随着选票的增多，军队的社会主义化，德国社会民主党有可能在世纪之交时和平取得政权。1893年6月德国大选前，法国《费加罗
       报》记者对恩格斯说，“我不揣冒昧地指出，德国社会党人能够实现自己学说的时候，在我看来还非常遥远。”恩格斯回答道：“我认为，我们党担负起掌握国家管理的使命的时候已经不远……可能到本世纪末您就会看到这一点。”当德国社会民主党在6月大选中获得超过1/4的选票(178.7万张)和44个议席后，恩格斯更加坚信了社会党在议会中取得多数就可以取得政权这一判断。他对英国《每日纪事报》记者说：“如果我们的党今后也以正常的速度发展，我们在1900年和1910年之间将拥有多数。到那时，您就用不着怀疑，我们无论是在思想方面还是在能实现这些思想的人材方面，都不会有所欠缺。”显然，恩格斯已经在考虑新世纪初德国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后的国家建设问题了。
       当然，无产阶级政党取得了议会的多数，是否就能根据宪法顺利地成为执政党，还是一个问题。恩格斯从来没有忘掉如下可能发生的情况：即“十之八九我们的统治者早在这个时刻到来以前，就会用暴力来对付我们了”。关键在于：如果无产阶级政党能够赢得军队中大多数士兵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就可以使统治阶级不敢停止宪法，发动武装进攻，或者即使发动军警来镇压，军警也会拒绝向人民开枪。恩格斯确实是这样认为的。在1893年6月对法国记者的那次谈话中，他特别强调：“请不要忘记这一点，这一点非常重要，就是我们的选民人数反映出我们在军队里的拥护者的人数。……每6个士兵里就有一个是我们的。当我们有350万张选票的时候(这个时候不远了)，整个军队就会有一半站到我们这边。……当我们取得多数时，我们的军队将自觉地做法国军队曾经本能地做过的事情，拒绝向人民开枪。”一年多后，恩格斯在《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以下简称《导言》)中解释道：由于德意志帝国同一切现代国家一样，是一种契约的产物，所以它不敢轻易启用暴力，原因很简单：“如果有一方破坏契约，契约就要作废，另一方也不再受约束。”“如果你们破坏帝国宪法，那末社会民主党也就会放开手脚，能随意对待你们了。”理论上应当如此，但谁也不敢担保统治者在急疯了之后不破坏宪法，实行独裁，恢复专制。它那时究竟会怎样做，“这点它今天未必会告诉你们”。不过，恩格斯在这篇文章的最后用了一个与本文看似没有任何关系实则寓意深刻的故事，来暗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前途——利用普选权，开展合法斗争，争取广大农业工人、军队中的士兵，最后迫使统治阶级再也不能采取暴力镇压政策，从而实现和平过渡。
       四、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进程和策略的新思想
       恩格斯在动手写《导言》时曾写信给倍倍尔，告诉他写该文的意图在于“说明为什么我们那时(指1848年欧洲革命时——引者)会寄希望于无产阶级取得最近和最终的胜利，为什么这一点没有实现，以及后来发生的事件在什么程度上改变了我们当时的看法”。在《导言》中，恩格斯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是多数人的革命的思想。他写道：“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凡是要把社会组织完全加以改造的地方，群众自己就一定要参加进去，自己就一定要弄明白这为的是什么，他们为争取什么而去流血牺牲。而现在的革命是多数人参加的、为了多数人的利益而进行的伟大斗争；革命的性质决定了无产阶级政党必须让多数人觉悟并自觉地投入到斗争中去。多数人的觉悟只能靠长期的坚持不懈的工作才能达到。恩格斯这里所说的“长期的坚持不懈的工作”，就是指争取民主，利用合法斗争，争取、团结、教育和组织群众，积聚力量，提高理论素养，准备未来的决战。
       在革命的进程上，恩格斯指出，1848年的“突然袭击”和1871年的“送上来的胜利”都没有什么成果，原因在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而80年代以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实践表明，夺取政权并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它“远不能以一次重大的打击取得胜利，而不得不慢慢向前推进，在严酷顽强的斗争中夺取一个一个的阵地”。不能否认这是一个不可抑制的阶级斗争的过程，然而它不是一个剧变的、激烈冲突的、暴力革命的过程，而是“如自然界中发生的某种自然过程一样”，是一个平稳的和平的渐进的过程。
       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和进程的观念是制定革命策略的根据，前者改变了，后者必然会相应地发生变化。恩格斯在《导言》中写道：“因为这里斗争的条件也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旧式的起义，在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过决定作用的筑垒巷战，现在大大过时了。”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实践却对工人阶级事业作出了第二个重大贡献，即向世界各国无产阶级表明了应该怎样使用普选权。如果说，恩格斯在1884年写《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时，还认为普选制除了作为“测量工人阶级成熟性的标尺”外，“不能而且永远不会提供更多的东西”，那么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卓有成效地利用了普选权以后，恩格斯在《导言》中已经肯定普选制除了给了一把能计量工人阶级行动规模的独一无二的尺子之外，“它的好处还要多得多”，它已“由历来是欺骗的手段变为解放的手段”。利用普选权进行合法的斗争，成为无产阶级斗争的一种新的策略。“由于这样有成效地利用普选权，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就开始发挥作用，并且迅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人们发现，在资产阶级用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东西是工人阶级能利用来对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结果弄得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恩格斯意味深长地说：“世界历史的讽刺把一切都颠倒了过来。我们是‘革命者’、‘颠覆者’，但是我们用合法手段却比用不合法手段和用颠覆的办法获得的成就要多得多。那些自称为秩序党的党派，却在他们自己所造成的合法状态下走向崩溃。……可是我们在这种合法性下却长得身强力壮，面带红光，简直是一副长生不老的样子。只要我们不糊涂到任凭这些党派把我们骗人巷战，那么它们最后只有一条出路：自己去破坏这个致命的合法性。”
       五、结论和启示
       从马克思和恩格斯无产阶级革命策略思想的历史演进中可以看出，前述“否定说”和“对立说”都是没有根据的。原因是他们在引用和解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时都存在随意性、不够准确甚至误读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早期都认为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唯一手段或普遍规律，但在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后，马克思已经明确地把暴力与和平两种革命方式并列提出，并指出像英美这样的国家有可能实现和平过渡，实际上已经修正了暴力革命是普遍规律的思想。在这一点上，恩格斯和马克思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恩格斯晚年的进一步探索，就是在此基础上，根据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和工人运动的新实践所作出的。而无论是早期只承认暴力革命，还是在70年代修正为可以用暴力的或和平的两种手段来达到目的，还是恩格斯晚年进一步明确地把社会民主党人的合法斗争同取得政权联系起来，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从不断变化的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所造成的不同事实出发得出的。因此，与其说有马克
       思和恩格斯的“对立”及所谓“两个恩格斯”的“对立”，不如说他们的革命策略思想顺应了时代和实践的呼唤，体现了与时俱进的要求。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自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根据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情况和工人运动的新实践，不断作出新的判断和理论解释，不断形成重大的理论创新或突破。在对无产阶级革命策略思想的创新的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鲜明地表现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巨大的理论勇气，为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树立了一个典范。
       至于恩格斯晚年是否形成了“和平过渡论”，答案是肯定的。恩格斯晚年确实认为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可以不通过暴力革命而以和平的合法议会斗争手段达到夺取政权的目的，从而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形成了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性质、进程和策略的新思想。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突破，对战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及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但要指出的是，恩格斯的这一改变，决不是像当年第二国际理论家伯恩斯坦和后来一些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家所说的那样，恩格斯晚年已“蜕变”成“修正主义者”或“社会民主主义者”(在写作《导言》的同时，恩格斯自己说：“我处处不把自己称做社会民主主义者，而称做共产主义者。”，更不是“放弃了通过革命夺取政权的思想”。放弃暴力革命，并不意味着放弃了革命、放弃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这一目标。而且，恩格斯在放弃暴力革命是普遍规律的思想的同时，也没有矫枉过正，把和平过渡上升为普遍规律。因为在他看来，革命策略手段是服务于革命目的的，如果说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这一目标是不能改变的话，那么夺取政权的方式，无论是合法的、和平的，还是暴力的，都不具有原则的意义，“对每一个国家说来，能最快、最有把握地实现目标的策略，就是最好的策略。”
       恩格斯在《导言》中曾坦率地承认：“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暴露出我们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历史走得更远：它不仅打破了我们当时的错误看法，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借以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过时了，这一点值得在这里比较仔细地加以探讨。”与恩格斯在世时相比，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更是“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借以进行斗争的条件”，特别是当代新技术革命的蓬勃发展，“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表明当代资本主义的“基础”仍如当年恩格斯所说的“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何通过和平途径过渡到社会主义，仍然是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需要继续探索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仍然值得人们“仔细地加以探讨”。马克思恩格斯对英美法德等国可能“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预言没有变成现实，但西欧社会民主党等左翼政治力量通过走议会民主路线，现今已成为一种强大的政治力量，在很多国家成为执政党或参政党。虽然它们只是希望通过和平途径对资本主义作局部改良，而不是要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制度，但它们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回应时代发展带来的挑战中提出的一些有价值的观点，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从马克思和恩格斯晚年对无产阶级革命策略的探索中，我们还可以获得有益的启示和方法。马克思恩格斯的伟大不在于他们提出的理论和策略可以解决一切时空环境下的问题，也不在于他们不犯错误，而在于他们敢于和善于在实践中纠错和创新，一旦发现原来的设想在现实中证明不合适，走不通，能灵活机动，根据客观条件的变化而果断地调整和改变策略，选择另一条道路来达到目的。
       无产阶级革命是如此，社会主义建设也是如此。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一切有作为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是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才取得成功的(江泽民语)；一切“躺着的马克思主义”、“死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语)都以失败告终；如果是执政党思想僵化、迷信盛行就会导致亡党亡国(邓小平语)。它给我们的启示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创新精神，善于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不断从人民群众的实践中吸取营养，不断丰富和发展理论”。
       (责任编辑　严　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