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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朱传棨(1928－)，男，山东滕州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研究。
       [摘 要]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壮举，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创造的人间奇迹，是中国革命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长征既是中央红军北上抗日、实现战略性的转移，又是中华民族振兴而团结奋斗的历史开端，是中国现代革命史上一次成功的历史选择。长征是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坚定信念的伟大胜利，要大力弘扬和继承长征精神。
       [关键词]长征；红军；北上抗日；统一战线
       [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81X(2007)02－0157－06
       7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行程数万里的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壮举，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创造的人间奇迹，是中华民族一部惊天动地的史诗，是中国革命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在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之际，我们既要缅怀先辈们战胜无数艰难险阻、创造出惊天动地的革命壮举，又要承继先辈们对共产主义理想的执著追求和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
       一、长征是中华民族振兴而团结奋斗的历史开端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之后，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中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今天，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12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11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1](第72－74页)。长征的胜利实现了党中央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为中华民族的振兴而团结奋斗的历程，奠定了历史性的良好开端。
       从毛泽东这段论述中，首先使我们认识到，中国工农红军行程数万里、冲破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经受了艰难险阻的考验，胜利完成了红军主力从长江南北向陕北的战略转移，实现了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到抗日民族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折，闪射出中华民族振兴的曙光。在红军长征途中加深了党中央对中国国情和政治形势的认识，特别是根据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华北事变的形势，清醒地看到，正是日本侵略者企图独占华北，中华民族面临十分危急的紧要时刻。中国共产党毅然肩负起民族的希望，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名义发表《八一宣言》，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际，立即实现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民族革命战争战略转变的任务。1935年10月吴起镇政治局会议指出：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了，“现在保卫苏区要变为直接的民族革命战争，要把土地革命与反帝直接结合起来”。1935年11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统一战线”问题，并于12月6日作出《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拉开了从内战到抗战这一伟大战略转变的序幕。
       1935年12月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即瓦窑堡会议)，具体分析了国内外形势，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以下简称《决议》)，从中国实际出发，正式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决议》指出，“关门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在新的民族革命高潮下，不仅工人、农民、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和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抗日的基本力量，而且“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与军阀”，也有“直接参加”反日战争的可能，即使“在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间”，也可能发生分化。《决议》指出要建立“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和上层的)”。“不论什么人，什么派别，什么武装队伍，什么阶级”，只要反对当前主要敌人，“都应该联合起来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我们的任务，是在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革命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是在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不使一个反日的爱国者不参加到反日的战线去。这就是党的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一个既包括各党各派各军，也包括工农兵学商一切爱国同胞的统一战线。为此，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中国共产党又适时调整其政策。1936年8月，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要与蒋介石联合，与南京合作，主动放弃“抗日反蒋”口号，实行“逼蒋抗日”方针。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和南京谈判”的条件，认为南京政府要是真正抗日，给抗日的民主，我们就同它讲统一，承认统一指挥，统一编制，同意取消红军名义、取消苏维埃名称，但要保证红军部队和根据地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提出停止内战、抗日民主、发动抗战等实际问题作为谈判条件。共产党提出的方针，既是国共两党团结的方针，也是全国人民大团结的根本方针。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为制止蒋介石对统一战线的破坏，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又联合又斗争的方针，不仅使国民党、蒋介石溶共限共的政策归于失败，而且在抗日战争中击退其制造的反共高潮，不断发展壮大了人民武装和抗日根据地。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华民族战胜日本侵略者、取得抗日战争伟大胜利的法宝。它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的思想武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施，结束了近代中国在抵抗外国武装侵略作战中屡战屡败的历史，洗雪了19世纪40年代以来的民族耻辱，成为中华民族由衰败到重新振兴的历史转折点，为中国的独立和解放奠定了基础。正如毛泽东在《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中指出的，“当两党统一战线破裂的时候，日寇可以不费一弹而得东北四省，当两党统一战线重新建立了的今日，日寇就非经过血战的代价不能得到中国的土地。……统一战线的发展，将使中国走向一个光明的伟大的前途，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打倒和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建立。”^[2](第336页)事实上，全国各族人民因抗日战争的胜利而在精神上受到极大鼓舞，提高了民族自尊心。因此说，长征既是中国共产党为实现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而进行的伟大战略转移，也是中华民族振兴而团结奋斗的历史开端。
       其次，就长征蕴涵的深层意义上说，它不仅是中国现代民主革命史上的历史性的大转折，也是中国现代革命史中一次成功的历史选择。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1年辛亥革命的半个世纪之间，历次发生的人民革命均以失败而告终。辛亥革命的胜利是一次好的历史选择，在孙中山及其创立的国民党发动下，进行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但是，由于缺乏彻底的历史观理论基础，缺乏统一的革命理想和坚定的革命意志，加之党内领导层严重不纯，导致革命成果被帝国主义及其在中
       国的代理地主买办资产阶级政客所篡夺，“三民主义”纲领成为空文，不得付诸实施。可见，在历史选择的“合力”中处于事变中心的领导人物未能洞察一切，历史发展的“合力”就会被保守方面的力量拉向邪路，使国民革命归于失败。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选定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唯物史观分析认识中国革命的种种问题，经过共产党内外的斗争，革命实践的胜利与失败，通过反复纷争与总结，最终在遵义会议上选择了历史事变的中心人物——毛泽东。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建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新的中央，实行了从实际情况出发、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领导，改变了过去“左”倾教条主义的领导，因而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正如毛泽东所说：“谁使长征胜利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1](第74页)。在遵义后，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运用于当时已变化了的国内外形势，洞察全局，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做出了科学的预见，因而不仅领导了北上抗日的长征胜利，而且力挽了民族危机。所有这些，特别是长征中发生的一些惊人的问题和事件，表面上看是些偶然事件，而实际上却是历史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的必然表现。正像恩格斯所说：“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所以到目前为止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3](第697页)恩格斯的这段概述，也可以说，是对从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始，中经北伐革命、1927年汪精卫和蒋介石背叛革命，到蒋介石发动内战，对共产党建立的革命政权和工农红军进行的五次反革命“围剿”失败，以及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历程的全部历史发展规律的揭示，从而深刻说明：长征既是伟大的革命战略的历史性转折，更是中国革命史上一次成功的历史选择，是中国现代历史的根本性的转折，是中华民族振兴而团结奋斗的历史性的良好开端。
       二、长征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信念的胜利
       长征的伟大胜利不是历史的偶然，也不是没有理论指导的纯军事行动。长征的胜利既有历史的客观必然性，又是理论自觉的成功指导。长征本身呈现的是反对敌人追阻的军事对峙，但长征本身、特别是关于中央红军战略转移落脚点的确立问题，经过不断的调整而最终定在陕北。这是党中央经过反复思虑、具有明确地预期目的的，是理论自觉的表现。我们知道，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确立了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确立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特别是毛泽东1929年12月为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写的决议《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从思想理论上保证了土地革命和武装革命的总路线、总方针的贯彻和实施，有力地推动了土地革命的全面展开和根据地的扩大。《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深刻地批判了脱离革命实际的“单纯军事观”、“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等教条主义的危害。同时，针对红军主要成分来自农民的现实，毛泽东就提出加强对军队的思想政治教育，强调用马列主义武装红军，把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灌输到军队之中。由此可见，毛泽东的《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及其前后写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名著，都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结晶，是指导中国革命的理论武库，但却受到了教条主义的挑战和否定。然而，伟大的红军长征，又翻开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新篇章。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正确解决了关乎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全局性问题。
       1931年1月，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开始在党中央占统治地位，否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给红军和根据地造成严重损失。中央红军被迫退出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长征开始后，主持中央工作的博古和领导红军的李德在战略退却中奉行逃跑主义，又造成湘江战役失败，造成中央红军由出征时的8.6万人锐减为3万余人。党和红军内对“左”倾路线的不满情绪，对毛泽东的怀念情绪，就一天天增长，大家都在思考革命为何走到失败的这一步?革命的下一步如何走?成为思虑的焦点。到1935年1月，在紧急的战争形势下召开了遵义会议，这次会议没有全面地讨论政治路线方面的问题，而是集中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军事路线和组织领导问题，经过批判斗争，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中国革命的航船终于有了一位能驾驭其进程的舵手，从而把党的路线转变到了马列主义轨道上来，成为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毛泽东成为中国革命的领袖，是历史的选择、是全党全军经过反复比较、反复思考之后的惟一正确选择，没有这样一段沉思和思索，是不可能出现遵义会议的。长征开始后，党中央又逐渐排除了共产国际的影响，从实际出发，审时度势，决定把革命大本营的落脚地放在陕北。党中央、毛泽东在批判张国焘拒绝执行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战胜张国焘公然分裂红军的活动的同时，率领陕甘支队迅速北上，于1935年10月胜利抵达陕北吴起镇，为红军担负起抗日战争的使命奠定了坚实基础。这段曲折发展的历史事实，顺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充分反映了党中央、毛泽东领导的长征胜利，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充分信念的胜利，表明党中央的领导层及广大红军骨干，在思想理论上认识到了当时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把握住了国内外形势变化的特点。恩格斯曾说：“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的支配的。”^[3](第247页)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决定北上抗日，顺应了当时历史发展的要求。当时日本侵略者在国民党蒋介石提出的“中日有提携之必要”、“无排日之必要”的不抵抗政策的诱导下，企图独占华北，中华民族处于十分危机的时刻。党中央审时度势，准确地把握住了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的重大特点，与时俱进，果断地调整了革命战争的战略，为团结全民族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并最终取得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中国共产党站在时代的前列，肩负起中华民族的希望，实现了长征的胜利。因此说，长征集中体现了当时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的必然要求，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信念的胜利。毛泽东作为伟大的政治领袖，既有力挽狂澜的英雄气概，又有对马克思主义坚定的信念。在长征开始时，对长征过程及其达到预期目标的艰难性、复杂曲折性等问题，就在毛泽东的思想中形成了。长征中他所作的许多诗词就是很好证明。
       如湘江战役失败后，他对中国革命下一步该何去何从的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思索。在长时间的凝思后，毛泽东以大无畏的气魄咏叹《十六字令》，以眺望远方的曙光。后来他吟诵的《忆秦娥——娄山关》、《清平乐——六盘山》以及《七律——长征》等，都深刻揭示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历史主体的社会实践活动不是盲目的，在实践活动开始发生时，实践者的心中对所从事的活动所要获得的目的不能优柔寡断，不能缺乏信心和热情，而应该有明确的坚定信念，以炽热的感情、顽强的意志去行动，就一定能够达到最终的目的，获得全胜。回顾红军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之所以能够战胜敌人的围追堵截，经受残酷自然环境的考验和极端匮乏的物质生活条件，红军上下团结一心，同甘共苦，生死与共，最后获得长征的伟大胜利，就是因为他们有马克思主义的正确领导，就是因为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有着坚定不移的信念。对此，邓小平同志曾十分明确地说：“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4](第110页)他还进一步指出：“国民党搞了二十几年，中国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证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是不能成功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的毛泽东思想，走自己的道路，也就是农封包围城市的道路，把中国革命搞成功了。如果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分信仰，或者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自己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中国革命就搞不成功，中国现在还会四分五裂，没有独立，也没有统一。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1](第62－63页)
       三、长征是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地保持其时代先进性的伟大体现
       毛泽东曾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1](第74页)。长征是宣言书，宣告了红军是英雄好汉和蒋介石的反革命“围剿”的破产。长征是宣传队，它不仅向十一个省内的两万人民宣布，红军走的是为人民解放、民族振兴的道路，同时它也向全国人民宣传团结抗日、挽救民族危机的正确路线。长征是播种机，它不仅在11个省内播下了革命的种子，同时也播下了与时俱进、万世常青的长征精神。长征精神的深层内涵，就是推动中国社会历史进步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支柱，展示了中华民族复兴的曙光。长征之所以具有如此重大意义，就在于中国共产党站在了时代的前列，是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地保持其时代先进性的体现。一个政党的时代先进性的具体体现，就是该政党代表着对社会历史进步潮流起推动作用的根本因素。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对社会历史发展起进步作用的因素和力量是多方面的。但是，其中必有根本性的因素和力量，它的存在和发展必将影响和决定整个社会的存在和发展。红军北上抗日，就深刻显示出中国共产党代表着推动社会历史进步潮流的根本因素、根本力量。
       众所周知，在红军长征前后，不论是国际形势的发展，还是国内形势的变化，都呈现出新的情况、新的特点。当时整个国际形势发展的趋势是：一方面，帝国主义的危机加剧，反动的法西斯思潮作最后的、垂死的施展；另一方面，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觉醒的思潮日渐高涨，反对帝国主义的奴役与侵略、要求民族独立、主张和平民主的力量日益增强。在国内，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阶级矛盾退为次要矛盾。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疯狂地以数十万兵力对红军进行围追堵截，把红军逼迫到了“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炊断粮”的境地。但这并不能表明其强大，反而充分表明蒋介石同日本侵略者一样，都是逆时代潮流的一帮，是违背历史发展规律、与人心相背的。中国共产党顺时代潮流发展的客观要求，以抗击日本侵略者、挽救中华民族危机为重任，高举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根据对帝国主义在华势力之间的矛盾变化、国民党阵营内存在的派系斗争与分化的实际情况的分析，主动放弃“抗日反蒋”，实行“逼蒋抗日”的决策。通过“和南京谈判”，最终正式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中华民族战胜日本侵略者，取得抗日战争伟大胜利的法宝。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是以其先进性而登上中国社会历史舞台的。在它领导中国人民80多年的奋斗历程中，取得了伟大业绩和卓越成就，其中也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是，经过对其成就和错误的历史比较，人们深刻认识到，中国之所以能够从被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主义的奴役和压迫下，走向独立、民主、和平、富强和繁荣发展，就是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率领中国人民努力奋斗的结果。正因为如此，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对中国共产党80年来的奋斗业绩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并从理论高度概括出三大基本经验。然后，他进一步指出：“总结80年的奋斗历程和基本经验，展望新世纪的艰巨任务和光明前途，我们党要继续站在时代前列，带领人民胜利前进。”^[5](第272页)
       由此可见，党的先进性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特征，是它的生命所系，是赢得人民拥护的根本条件，是战胜艰难险阻和一切敌人的强大力量，是它的事业兴衰成败的关键所在。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始终保持其先进性，就在于它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并始终高度重视把党的先进性建设摆在突出地位，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党员，提高其思想觉悟，加强其理论信念。一句话，在于它着重从思想上建党。毛泽东在1929年12月为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写的决议《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其核心内容就是实践党和党员先进性建设的问题。他认为，保持党和党员的先进性，根本途径是加强党内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无产阶级思想教育，不断提高党员的思想觉悟，增强党员的理论信念，把党员、红军教育和锻炼成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长征的伟大胜利表明：毛泽东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党员和广大红军战士，使红军具有崇高的理论信念，坚定的革命意识，从而成为他们在长征途中战胜困难、争取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
       在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之际，我们要弘扬和承继长征精神，长征精神具有丰富的内涵。但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根本性的精神，就是要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信念和崇高的共产主义精神，要胸怀全局，牢记党的宗旨，加强理论学习，永葆党的先进性。最近，胡锦涛同志《在学习<江泽民文选>报告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加强思想理论建设，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是我们党永葆先进性的根本保证。党的理论创新每推进一步，理论武装要跟进一步。我们党已经有了指引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伟大胜利的毛泽东思想及其代表作《毛泽东选集》，已经有了指引开创中国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的邓小平理论及其代表作《邓小平文选》，现在又有了指引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其代表作《江泽民文选》。这三部著作都是我们党加强思想理论建设最好的教材。”胡锦涛同志在这个《讲话》中还进一步深刻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巨大生命力，在于能够给实践提供科学指导，使人们在认识规律、把握规律、运用规律的基础上更好地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我们要继续坚定不移地加强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的工作，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成为引领中国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强大思想先导。”^[2](第1－2版)胡锦涛同志的这些论述，应该是我们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承继长征精神的一项重要的指示和要求。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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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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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胡锦涛.在学习江泽民文选报告会上的讲话[N].光明日报，2006－08－16.
       (责任编辑　严 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