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稿日期：2006-12-20
[作者简介]熊启珍(1949-)，女，湖北枝江人，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政治理论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共党史、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瞿晓琳(1983-)，女，湖北洪湖人，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政治理论系博士生，主要从事中共党史研究。
[摘 要]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在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路线斗争中，在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所表现出来的精神。它是中国无产阶级英勇气概的体现，是中华民族顽强拼搏的象征，是红军长征取得伟大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长征精神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艰苦卓绝精神是其表征，百折不挠精神是其底蕴，团结进取精神是其中坚，实事求是是其内核。
[关键词]工农红军；长征精神；科学内涵
[中图分类号]C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81X(2007)02-0163-06
长征精神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艰苦卓绝是长征精神的表征，百折不挠是长征精神的底蕴，团结进取是长征精神的中坚，实事求是是长征精神的内核。长征是艰苦卓绝的长途跋涉，是百折不回的意志磨砺，是溪流归大海的团结颂歌，是北上搏击的号角，是不断求是的见证。长征精神是中华民族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传统精神和中国共产党人井冈山精神的继承和发展，是红军长征取得伟大胜利的精神力量。
一、艰苦卓绝——长征精神的表征
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进一步实现民族兴旺发达的重要基础，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优良传统作风和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政治本色，是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集中体现，也是长征精神的表征。
长征是中国现代历史上一次史无前例的战略大转移。当时，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革命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为了保存革命的火种，红军被迫进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虽然在长征中，中国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红军遇到的艰难险阻几乎超出人类所能耐受的极限，但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以超乎常人的意志与险恶环境和凶恶敌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首先是物质上的艰苦。红军长征中，敌情异常严重，行军和作战十分紧张，斗争和生活极其艰苦。红军衣食无着，枪弹不继，兵员匮乏，药物奇缺。吃草根，咽树皮，忍饥受冻是常有的事。有的部队有时一天一顿稀饭，饿着肚子走路打仗。指战员们没有鞋子穿，赤着脚在深山密林中行军，历尽艰辛。从1936年1月8日红五师的一个报告中，可以看到当时的困难情况：“药品材料现在完全是中药，现在最缺乏的是解热剂及收疮剂、纱布、棉花，丹巴附近买不着，早已用完，现在也感困难”。伤病员“每天一餐馍两餐稀饭，吃的菜是萝卜、酸菜”。“斗笠、脚马子因无材料全未制造”。据有的将领说：“我军在懋功、宝兴、天全、芦山等地瘠民贫的县内，兵员、补给都十分困难。在百丈关附近作战的部队稍好些，能吃上粮食。而散布在夹金山南北的后方机关和医院的同志们，则靠野菜树叶充饥。有不少的同志，因饥饿、疾病而牺牲。”
[1](第219页)
其次是长途行军的艰苦。长征途中红军的战斗不同于井冈山时期，也不同于延安时期，由于王明错误路线领导者在战争指导上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导致长征是一种无后方的、无根据地的斗争。这使得红军不得不常常依靠长途行军奔袭敌军。战斗之频繁，跋涉之艰辛真可谓史无前例。据统计，中央红军长征从1934年10月至1935年10月，历时13个月零2天，纵横11个省份，长驱二万五千里，途中总共爬过18座山脉(其中5座终年积雪，雪山行程共2700里)，走过人迹罕至的茫茫草地(草地行程共600里)，渡过24条河流；红二方面军长征从1935年11月至1936年10月，历时11个月，转战9省，行程一万六千里；红四方面军长征由1935年5月至1936年10月，历时长达18个月；转战数省，行程八干余里。正如斯诺在《
西行漫记》中所写：路上一共三百六十天，有二百三十五天用在白天行军上，十八天用在夜间行军上。……总长五千英里的路上只休息了四十四天，平均每走一百一十四英里休息一次
[2](第179页)。显然，二万五千里长征，是红军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与此同时，红军还要同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挡在红军前进道路上的山山水水，本身就是一个强大的敌人，如空气稀薄、终年积雪的重重高山；人迹罕至、沼泽遍布的茫茫草地；激流汹涌、难以渡越的条条江河。这些都加重了长途行军的困难。此外，战争环境使得红军在长征中的处境更为艰难。从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江西苏区开始长征到1936年10月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在整整两年的长征中，红军将士几乎每天都要面对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其中，中央红军长征打过大小战斗300多次；红二方面军进行大小战斗110次；红四方面军长征进行过大小战斗千百次。
可见，“红军长征中所经历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是人间少有的，也是战争史上罕见的，是生活在今天的人们难以想象的”
[3](第1版)。但是，红军没有因此懦怯、沮丧，他们凭借艰苦卓绝的拼搏精神，克服了重重困难，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追击，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二、百折不挠——长征精神的底蕴
红军长征的目的就是在于打破敌人的“围剿”，发展新的苏维埃区域，赶走日本帝国主义，解放全中国。在长征途中，不论头上有敌机狂轰滥炸，不论地上有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不论遇到人世间多大的艰难险阻，中国工农红军始终不渝地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坚持实行北上抗日救国的政治主张和坚定的革命必胜的信念。
百折不挠是长征精神的底蕴；这种百折不挠的精神主要体现在长征过程中两组鲜明的对比。
一是长征路途的百折与北上目标的坚定不移之间的对比。长征时期，红军转战于福建。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西康、甘肃、湖北、河南、陕西、青海等十四个省份，穿越了苗、瑶、壮、侗、布依、土家、纳西、白、彝、藏、羌、回、裕固等10多个少数民族地区，涉过了数十条大江、大河，翻过了数十座高山峻岭，越过了数座终年积雪的雪山，跨过了数百里的茫茫草地，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行程长驱数万里。尤其是为了摆脱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追击，红军不得不迂回，四渡赤水；面对张国焘大搞党内分裂，不得不三过草地等等。可以看出，长征的路途是异常曲折的，但红军却是坚定不移地为实现北上抗日目标而奋斗。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曾多次发表宣言、通电，主张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明确提出了北上抗日的口号，但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北上抗日未能实现。红军长征初期，北上抗日不是红军转移的行动方针。遵义会议是党开始在政治上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会议虽然没有解决政治路线问题，也没有明确确定北上的方针，但会议关于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的有关决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使一批熟悉中国国情、努力探索把马列主义与中
国实际相结合的革命家掌握了领导权，为解决政治路线问题创造了条件。遵义会议后红军在摆脱了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适时将“北上抗日”由战略口号转变为战略行动方针。在1935年9月中旬的俄界会议上，党中央提出向北进攻，在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部地区建立模范的抗日苏维埃根据地的战略方针。9月下旬的榜罗镇会议明确指出：陕甘根据地是抗日的前线，我们要到抗日的前线上去。北上抗日成为红军长征后期十分明确的主张和目标。不论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不论张国焘的分裂行为，不论路途多么曲折，党和红军矢志不渝地坚持“北上抗日”目标并为之奋斗。而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则标志着“北上抗日”方针的初步实现。
二是现实中的挫折。失败与革命必胜信念的坚定不移之间的对比。长征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一个“不得以”的选择，是以红军的失败(暂时)和敌人的胜利(暂时)开始的。在长征过程中，红军遇到了来自敌军、党内、大自然等各方面的挑战，经历了数次挫折与失败。但长征最后却以红军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告终。究其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坚信革命必胜。可以说，长征的胜利是无产阶级革命必胜信念所激发的革命精神的胜利。创造奇迹的红军将士并不是三头六臂的超人，他们只是中华民族普普通通的儿女。然而，当他们集合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为民族解放、为共产主义理想忘我奋斗的时候，也就有了压倒一切困难、战胜凶恶敌人的力量。这力量源于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所以红军在战场上不怕流血牺牲，英勇地同敌人拼杀，受了重伤下来，“不哭也不叫”，“没有任何要求”，“没有任何怨言”，许多红军战士“为了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利益，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前途，英勇无畏地献出了自己的一切，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们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他们信仰的革命事业”
[4](第39页)。坚信毛主席，坚信党中央，坚信工农革命事业一定会胜利，这就是红军指战员的坚定信念。“信念——对事业、对革命、对北上抗日的路线和信心，对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我们坚信一定会胜利!坚信党中央、毛主席，周副主席和张闻天总书记一定会带着我们冲破困难，走向胜利。这个信念鼓舞着我们咽苦如饴，鼓舞着我们忍饥受寒、以致献出自己宝贵生命而在所不惜。”
[4](第190页)二万五千里长征路程是怎么走过来的?中国工农红军靠什么战胜敌人，创造了这人间奇迹?“红军是靠着对党和在党的领导下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
[5](第161页)正如邓小平指出的，“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
[6](第110页)
三、团结进取——长征精神的中坚
团结进取是红军在长征中所表现出的最为突出的精神。它是红军历万难不气馁，经百折而不回，始终保持强大的前进动力和蓬勃朝气的内在因素，是红军长征胜利的根本的精神力量。由此表明，团结进取是长征精神的中坚。
团结进取精神首先集中体现在战胜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上。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的先头部队翻越夹金山后到达四川懋功东南的达维-接着，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举行了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大会。红军两大主力会师后，兵力达10多万人。会师大会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6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会议精神作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
[7](第516页)。红军两大主力会师后，不仅实力猛增，而且有正确的战略方针，局势本来十分有利。但是，张国焘却在此时拥兵自重，个人野心急剧膨胀，大搞分裂主义活动。他自恃红四方面军有8万多兵力，而中央红军只有3万人左右，企图吃掉红一方面军。两河口会议时，他口头上表示同意北上的方针，但会后却处处作梗，借以要挟，取得红军总政委的职位。同时，暗中酝酿南下四川、西康。8月3日，红军总部在《夏洮战役计划》中，将红军分为左、右两路军北上。从8月21日起，右路军历尽艰辛，用6天6夜时间，终于走出草地，等待着左路军会合。此时，张国焘寻求各种借口，反对北上，并要右路军南下返回。9月9日，他背着中共中央电令右路军政委陈昌浩率军南下，企图分裂党和红军。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行径遭到朱德、徐向前，叶剑英等许多人的抵制和反对。为了避免红军自相残杀，为了贯彻北上方针，毛泽东当机立断，连夜决定率红一、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红四方面军有的干部由于不明真相，主张武力阻拦。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坚决予以制止，维护了红军的团结和全党的统一，维护了大局。9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张国焘，要他立即率部北上，但他漠然置之。9月12日，中央政治局采取断然措施，召开俄界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并将北上红军改称为陕甘支队，迅速率部北上，于10月19日抵达陕北吴起镇，胜利完成长征。而坚持南下并蓄意同党中央分裂的张国焘，于10月5日公然另立“中央”，自任“主席”。朱德，刘伯承等面对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行为，讲大局，严守党的纪律，自觉维护党的团结，对右倾分裂主义造成的损失竭尽全力进行遏制。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与末德、刘伯承一道，与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行为做坚决的斗争，迫使张国焘同意红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合的行动方针。1936年10月，一、二、四三大主力红军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阴谋也以红军长征胜利为标志；遭到彻底的破产。红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的胜利会师是革命队伍团结进取的一件大事，震惊中外，在中国革命史上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正如徐向前所说，三大主力红军会师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转折点。长征是红军由各自为战走向统一的历程，是中国共产党战胜党内最大的分裂势力，走向团结的历程。这充分说明团结进取是红军长征得以胜利的重要的内在因素，是红军不可战胜的主要原因。没有团结进取精神，就没有长征的最后胜利。
团结进取精神还鲜明地体现在红军锐意开拓新的革命根据地和抗日战场上。如前所述，自确定北上抗日方针后，红军就始终如一的坚持，不论遇到多大的险阻都从没有动摇，即使是张国焘以强大的武力相要挟，也不能改变。所以能够如此，并非仅仅是意志的作用?而更深层的动力源自于新的革命任务的召唤。而长征是革命的熔炉，它锻造了一支在党领导下团结进取的充分体现共产党员先进性的革命队伍。“长征二万五千里，剩下二万五千人”。这二万五千人是经过千锤百炼的革命精英。正是这批精英在抗日战场上，深入敌后，创建敌后根据地，开辟敌后战场，成为坚持抗日的中坚。由长征至抗日，是中国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军队以民族生存为己任的壮举，也是中国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军队发展壮大
的关键一步。可以说，团结进取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生存和发展的精神力量，是长征精神的中坚。
四、实事求是——长征精神的内核
实事求是精神是长征精神的内核。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根本的思想路线、作风和方法。邓小平同志指出，实事求是既是哲学理论，又是一条思想路线；既是实践活动中的一种作风，又是一种精神。红军长征和红军三大主力的胜利会师，不是盲目的行动?也不是偶然的历史事件，而是党中央根据当时的革命形势发展实际做出的英明战略决策，可以说，长征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典范。
首先，北上抗日这一长征目标是不断求是的结果。如前所述，长征最初是一次由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而导致的“仓猝的出动”，也由于长征前期仍然热衷于与国民党的军事对抗所招致的巨大损失而不得不如此，并没有明确北上这一目标。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前，关于中央红军的去向问题，在中央领导层中是存在着争论和不同意见的。在1934年12月12日，中央临时召开的通道会议上，多数同志鉴于军情，赞成毛泽东关于红军向西进军进入贵州内地的主张，但博古、李德等坚持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意，会后继续命令部队经黎平、锦屏地区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后来的黎平会议则否定了博古、李德等的方针，通过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在川黔边界建立根据地。黎平会议解决了中央红军到黎平后的进军方向，到什么地方建立新根据地这一战略问题，是中央红军长征路上战略转变的开始。在随后召开的猴场会议上批评了博古、李德不过乌江以及回头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主张，决定强渡乌江。强渡乌江终于使红军摆脱了以往的被动局面，使红军北上抗日成为可能。遵义会议后，中央明确作出渡江北上的决定。从此，红军有了十分明确的坚定目标——北上抗日。由长征的历史可以看出，北上抗日这一目标的确定是根据多方面的不断变化的情况，包括国家整体情况的变化、敌我双方情况的变化，不断地做出及时的科学分析和判断，调整进军方向的结果，是实事求是的结果。
其次，党内是非，尤其是红军在战略战术方面的是非，得到了实事求是的回答。在第三次“左”倾路线全面统治时期，王明错误路线领导者排斥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全盘否定了毛泽东从红军作战中总结提出又被红军反“围剿”斗争实践检验证明是完全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在战争指导上完全违背土地革命战争的实际，先后犯了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结果丧失丁除陕甘宁苏区以外的一切苏区，全国红军由30万人降到几万人，全国党员由30万降到几万，在国民党区域的党组织几乎全部丧失。长征前期，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和建议仍然遭到王明错误路线领导者的拒绝。在前述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对红军进军方向的讨论基础上，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的遵义会议，清算了王明“左”倾路线在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这一关系到党和红军之生死存亡的问题，肯定了毛泽东提出的战略战术原则，从而澄清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红军战略战术的是非，解决了当时党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军事问题。这一澄清是非的过程就是实事求是的过程，恢复毛泽东军事路线的指导是遵义会议实事求是的重要成果。
第三，实事求是地选择了党的领导集体。在遵义会议上，全党经过14年正反两方面的反复比较和考察，终于找到了自己合适的领袖，把毛泽东同志推上了中国革命的领袖舞台。这也是一个实事求是的过程。长征初期，推行“左”倾错误的博古、李德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一直把红军限制在内线作战的被动地位，使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出发时的8余万人锐减到3万余人。在严酷的事实面前，广大干部特别是高级下部产生明显的怀疑和不满，他们强烈要求改变党的领导。一些曾经支持过“左”倾错误的领导人也逐渐改变了态度。在此背景下；遵义会议在解决当时最为迫切的军事问题的同时，集中力量解决了组织领导问题，基本上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在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随后，红军在转战途中又进行了一些组织变动：2月5日前后，政治局常委分工，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党中央总的责任；3月4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设置前敌司令部，以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委；3月11日，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尽管毛泽东此时还不是党的总的负责人，但他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红军三人小组成员，表明他已经进入中央和红军的领导核心。由于他是中国共产党人努力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代表，由于其他领导人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都很尊重毛泽东，因此在遵义会议后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自此开始形成。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成熟的党的领导集体，中国共产党才能胜利完成长征，进而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历史已经充分证明红军长征中的选择是完全正确的。正是由于在长征中，党和红军找到了正确的行动方向，澄清了党内是非，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才使中国革命得以转危为安。显然，长征不仅是一个长途行军打仗的艰难跋涉过程，更是一个不断求是的艰难“跋涉”过程。长征精神在本质上就是实事求是精神。
综上所述，艰苦卓绝、百折不挠、团结进取、实事求是的精神构成了长征精神的主要内涵。艰苦卓绝是长征精神的表征，百折不挠是长征精神的底蕴，团结进取是长征精神的中坚，实事求是是长征精神的内核。长征是艰苦卓绝的长途跋涉，是百折不回的意志磨砺，是万千溪流归大海的团结颂歌，是北上搏击的号角，是不断求是的见证。长征精神是中华民族传统精神和井冈山精神的继承和弘扬，是当时时代特征的鲜明反映。它既是历史的传承，又具有浓郁的时代气息。作为一种精神，它已经融入到中国共产党博大精深的精神系列之中，铸入我们民族的血脉之中，成为我们优秀的民族传统的一部分。在新世纪新阶段继承和弘扬长征精神，必将如历史上的长征一样，使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获得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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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严 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