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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彭继红(196l－)，男，湖南永顺人，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武汉大学博士后，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共党史研究。
       [摘 要]李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之路就是先进文化前进之路。他在这条路上开拓的传统，就是把中国具体情况(无产阶级的生存境况及斗争经验)和“五四”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研究、传播的理论成果结合起来，在“社会的——生产的”的基础上，实现了二者的统一，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推进到理论化、系统化阶段。从而使得富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历史学、马克思主义法学等学科得以发展，推进了中国社会意识从社会心理到社会意识形式的升华，最终为实现整体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
       [关键词]李达；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传统
       [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81X(2007)02－0149－08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150多年来整个马克思主义发展历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李达努力开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道路，解决了20世纪初中国社会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向何处去的问题，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方法论在中国的政治学、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教育学等学科获得了生长点，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具体社会科学相结合、形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传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此，许全兴认为，“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点，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同时又把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上升为哲学理论，形成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另一方面是众多的革命的、进步的文化工作者，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下坚持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敌视、歪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反动思潮进行论战，唯物辩证法风靡全国，深入人心，成了中国哲学思想的主潮流。”^[1](第41－42页)因此，我们认为，李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道路，是一条理论拓展之路、方法渗透之路、文化融合之路；而李达本人，则是这条道路上的桥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的革命实际和经济实际结合起来了；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正处在十字路口的经济学、历史学、法学、教育学结合起来了，使这些具体社会科学符合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从而获得了新的学术生命力。正因为如此，我们应该充分重视和研究以李达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贡献，正是他们的理论创新，为中国共产党人进行变革社会的实践探索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同意丁晓强、李立志的看法：“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李达的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结合的中介，是列宁阶段走向毛泽东阶段的中介，为毛泽东思想的创造作了学理上的准备。”^[2](第229页)最终为实现整体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从而有助于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规律。
       一、李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之路就是先进文化前进之路
       李达之所以能成为中国现代哲学思想精神资源的传播者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开拓者，一是因为他对从日本传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正确理解，二是对俄国传入的代表历史潮流、反映时代精神、预示未来发展方向的先进文化的认同。20世纪20年代的先进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萌芽。它所包含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时代精神，昭示着作为“俄”、“共”之根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同俄国社会有许多共性的中国的重要性。在这样的时代大潮的激荡下，李达最早摆脱从观点到观点的灌输宣传模式，独巨匠心地抓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品格，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的独特之路：
       第一，就学理路径而言，李达与其它先进的知识分子不同之处在于，他并没有直奔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主题，而是先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最后达到历史唯物主义。1918年，他放弃理科学习，在日本专攻马克思主义。1919年6月18日、19日在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副刊发表了以“鹤”为笔名的两篇文章：《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他强调指出：“社会主义有两面最鲜明的旗帜，一面是救济经济上的不平均，一面是恢复人类真正平等的状态。”^[3](第5页)在经济学方面，李达在这一时期认真研读过《资本论》第1卷、《<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等原著，翻译了《马克思经济学说》。该书是考茨基的著名马克思主义通俗著作，当时国内有好几种中译本，李达的译书是第二种。李达译的这本书被李大钊领导的北京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列为阅读文献，对于传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重要意义，也有助于广大读者学习和研究唯物史观。在这个基础上，李达翻译出版了《社会问题总览》和《唯物史观解说》两本专著。在这些译著中，李达在中国最早涉及到哲学基本问题，说明了唯物史观的世界观意义。此外，李达还在译著中进一步介绍社会主义的意义和由来，在说明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发展的基础上，突出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以往哲学的关系，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结构并把马克思看作是继承一切哲学的人，说马克思能结合辩证法的考究法、唯物论的观察法，发挥他独创的见解。李达一生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信仰的坚定性，也许正是由于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同其历史的发生过程相吻合。李达自己对此也有很好的注释：“创始者们之哲学的实践活动，首先是从社会的——历史的领域，即政治的——实践的领域中开始的。我们可以说，创始者们首先阐明了历史领域中的辩证法，其次由历史的辩证进到自然辩证法，而在社会的实践上统一两者以创出科学的世界观的唯物辩证法。在这种处所，我们可以理解新哲学的新生命、新内容和新的历史使命。”^[4](第56页)
       第二，就功能而言，李达一边接受一边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批判的武器，敢于同形形色色的非马克思主义作斗争。对此，毛泽东是十分肯定的。20世纪50年代末，毛泽东与李达在武汉交谈时说：“你从‘五四’时期，直到全国解放，都是理论界的‘黑旋风’，胡适、梁启超、张东荪、江亢虎这些‘大人物’，都挨过你的‘板斧’。你在理论界跟鲁迅一样”^[5](第70页)。李达的‘板斧’之所以厉害，是因为他在关于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两次论战中，能够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说明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客观条件。据此，李达批判了张东荪、梁启超等人鼓吹的“中国没有劳动阶级，不能行社会主义；若要行社会主义，唯有奖励资本家生产，即所谓有资本阶级，然后有劳动阶级，有劳动阶级然后社会主义运动有所凭借”^[3](第47页)的改良主义的观点。他指出，事实上中国是劳动过剩，不能说没有劳动阶级。中国的劳动阶级所受的痛苦，比欧美日本的无产阶级所受的痛苦更甚。因为中国是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竞争的
       焦点，他们在中国培植的经济势力，早已根深蒂固；因此，资本主义在今日的中国并不是拯救失业贫民的方策，而是社会的病症，只有社会主义才是社会健康的标准，社会主义运动才是治病而复于健康的药。这就从根本上颠覆了张东荪、梁启超等人反对社会主义，主张改良主义的论据，充分说明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要性。在同无政府主义论战中，李达仍然是主将。他不仅对无政府主义鼻祖施蒂纳和普鲁东以及影响最大的代表人物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的理论进行了批判，证明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本来有不能相合的历史，尤其揭露了无政府主义的哲学基础，从人性的层面解剖了无政府主义者。他运用矛盾分析方法，指出巴枯宁无政府主义所主张的财产上的团体主义思想“尤其矛盾”，克鲁泡特金无政府主义思想无论是前提还是立论都充满了矛盾。李达根据列宁“个人主义是无政府主义者的世界观的基础”的观点，认为个人主义是无限制地发挥自我，是没有科学体系和哲学基础的，在理论上不能成立。
       透过唇枪舌剑的硝烟，感受李达对社会主义的热情，把握李达犹如暗夜闪电般的理性，我们不难理解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工作者在论战中成长的重要性。李达几十年如一日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觉性、坚定性从哪里来?张静如一语中的：“划清理论界限，在战斗中起提高作用。”^[6](第186页)为什么“中国有许多专门从书本上讨生活的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共产党员”“一批一批地成了反革命”，“读过马克思主义‘本本’的许多人，成了革命叛徒”，而李达却从未因为环境险恶而放弃传播马克思主义。李达在批判中廓清了马克思主义与其它形形色色的“主义”的区别，真正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应该是一个很有力的答案。过去，人们一般认为，这些论战的作用只是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扫清了道路，而没有很好地研究这些论战对马克思主义者本身的锻炼与培养。
       第三，就实践层面而言，李达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时，力求“解决”在“中国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社会”这一时代大问题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早在1923年，李达就在《马克思学说与中国》一文中指出，马克思学说之在中国，已是由介绍的时期而进到实行的时期了；“至于中国无产阶级对于目前的政治运动，就应怎样决定，这一点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上并未为中国共产党筹画，若按照目前中国国情，参照马克思在1848年替波兰瑞士德国共产党设下的计划，也可以定出一个政策来”^[3](第211页)。如果说，后来理论联系实际成为了整个中国共产党的传统的话，那么，李达就是这一传统的开创者之一。从1922年李达在湖南自修大学主编《新时代》，到1923年《马克思学说与中国》一文的发表，再到1939年所作的《社会学大纲》第四版序言，李达都准确无误、始终如一地表达了理论学习的目的。这个目的就是用科学的宇宙观和历史观把勇于反帝反封建的战士们的精神武装起来，用科学的方法去认识新生的社会现象，去解决实践中所遭遇的新问题，借以指导他们的实践。李达开创的这一传统，对于构建新时代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导的思想体系有巨大的促进作用。因为在当时各种理论流布于市，而真正用于指导实践的理论却不多，理论与实际处于断裂的阶段；是李达通过把中国具体情况(无产阶级的生存境况及斗争经验)和五四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传播的理论成果结合起来，在“社会的——生产的”的基础上，实现了二者的统一，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推进到理论化、系统化阶段，为中国实际的革命运动提供了一种成熟地、有着强烈穿透力和处理问题能力的理论框架，为认识中国实际的“疑难杂症”提供了一种广阔的、有着极高包容能力的思想视域。
       二、李达开创的“中国化”传统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方向
       深入研究李达开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统，就不可能脱离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个大背景。最近20多年来，围绕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学术界出版和发表了大量论著，取得了一些可喜的研究成果。但是，以往人们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的研究在方法论上存在着不少局限，它们严重的制约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研究的广度、深度和创新程度。当然，也就更加影响对李达开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理解。究其原因，主要有如下几点缺陷：
       一是从定义上看，大多研究者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混同起来。就中国的学术界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而言，一谈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必引1938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那段著名的讲话，然后根据讲话的内容来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诚然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和理论基石，但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集合概念毕竟不能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二者虽有很多共性，但也不能因此而忽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本身的独特性。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之初，它直接是以一种民族哲学的形式出现的，是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性继承，代表着当时具有德意志民族特性的世界哲学发展的最高水平。这样一种哲学要实现中国化，首先它自己必须超越其创立时期的狭隘地域和民族界线，反映时代的本质特点，适应时代的发展。其次是中国哲学本身的理性思辨的水平要达到一定的高度。大家知道，《实践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标志性著作，试想如果没有中国源远流长的关于“知行关系”的理性思考及其成果，能够有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中国化吗?这种理性与理性的碰撞，智慧与智慧的融通，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最为紧要的纽结。20世纪初叶，渴望复兴与崛起的中国智慧正在寻找具有普遍理性的学说，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正好需要富有民族特色的实践理性，二者的碰撞，在先进的共产党人身上产生出了智慧的火花。正是这种星星之火，点燃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燎原之势。如果没有这些火种的传播者、保存者，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于中国也许会同日本一样，擦肩而过。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没有在东方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产业工人力量最为强大的日本取得全面的胜利，原因就在于日本人只一般地宣传马克思主义，而没有真正地弄懂马克思主义哲学。因为按当时日本的思维习惯，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者还只有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一些基本原理的能力，而对“辩证法运用于反映论、实践观引入认识论”是无法真正把握的，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又是很难“化”的。所以日本的理论家就无法真正理解新哲学的生命力、新内容和新的历史使命。因此，我们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和核心，让其成为贯穿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中轴线。也就是说，李达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方面开创的这一传统，实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取得全面胜利的理论根本。失去了这一根本，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在中国生根、开花和结果。
       二是从过程上看，大多数研究者只注重“化”，注重“结合”，而忽视哲学理论形态自身的发展历史。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高水平的社会意识，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中也有其自身的相对独立性。这种相对独立性主要表现在下面几点：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同当时的经济状况发展是不
       平衡的。这是必须尊重和面对的事实。当这一事实被张东荪等人夸大时，是迎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没有基础，不适合中国”的论调?还是潜下心来，从中国落后的社会经济现实着手，探寻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契合点、生长点?面对这两个问题，有些人跟风随大流了，有些人则动摇了，惟有李达，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第二个方案。他指出：“要晓得现代的中国社会究竟是怎样的社会，只有从经济里去探求”^[3](第388页)。李达的这一“探求”工作，不仅使张东荪现了原形，而且也还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第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理论化、系统化的社会意识具有较强的历史继承性。它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更是表现出了两个方面的继承性：一方面它必须继承中国传统哲学中优秀的品质(这是许多学者都注意到并论证得比较好的)；另一方面，它又必须继承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本身发展的珍贵经验。这一点至今似乎尚未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工作者的重视。其实，在李达那里，这一方面曾得到过认真研究。他在《马克思派社会主义》、《介绍几个女社会革命家》、《李卜克内西传》等篇章中，都较好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发展的历史。李卜克内西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家，又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家，充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所特有的融批判性、革命性和实践性为一体的伟大精神。李达写道：“我们追想着李卜克内西底伟大，一面要努力奋斗，继承他的革命精神，同时要把他毕生奋斗的历史写了出来，使他革命的精神永远不死”^[3](第122页)。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发展史来挖掘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在精神，然后把这种内在精神贯注到中国传统哲学和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中，也许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奥秘所在。第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社会意识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还有一个同其它社会意识形式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共同发展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科学方法论的框架，对于其它学科(如经济、法律、历史、教育等)具有强大的渗透力和支撑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也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法律、历史、教育等理论中国化，意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体推进。在今天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整体推进的方式问题，无论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研究重点的学者，还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主要研究内容的专家都没注意到李达提出的样式，那就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核心，全面渗透其他社会意识形式，整体推进中国社会意识实现从社会心理到社会意识形式的升华。李达所走的这条哲学道路，也是马克思主义自身发展的道路，在这里，研究的逻辑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本身实现了科学的统一，从而使得富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历史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等学科得以发展。
       三是从主体上看，大多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学者，“把中国化仅仅看成党的领袖人物的工作，而不承认它是一个有许多人以多种形式参与、由多方面的工作构成的系统工程”^[7](第534－539页)。
       李达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但却于1923年夏退出了领导具体革命斗争的实践活动，专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译著、研究和传播，为完成民族解放事业的战士们提供精神食粮。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我们既要重视从实践中成长起来的领袖人物的理论创新，也要注意像李达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所作的贡献。因为，这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把大学讲坛作为宣传革命真理的阵地，勇敢地向广大青年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并宣传对中国革命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研究它的启蒙作用、教化作用，看不到它对民族精神振兴的作用，就无法真正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同中国民众观念、精神面貌、思维方式现代化的内在联系。现代化视野是一个历史过程的视野，也是一个民族观念、精神现代化的过程。面对一个民族的启蒙，仅仅靠个别领袖人物是远远不够的，它需要一大批信仰坚定而又具有扎实的理论功底的学者，进行诲人不倦的深入底层广泛民众动员。从这个意义上讲，从20世纪大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评介和同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的论战，到30年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通俗化运动；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概念的提出，到50年代掀起的全民学哲学的高潮，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大军，无论是生活在白区还是解放区，无论是解放前还是解放后，他们都始终如一地守望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理论阵地，做着艰苦的启蒙工作，其中李达、艾思奇、郭沫若等人就是其著名的代表人物。我们今天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能不研究这支文化大军的主帅之一李达所开创的这一哲学传统。
       四是从功能上看，大多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学者们，只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反教条主义的一面，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实际上主要是作为一种与教条主义相对立的学风和研究方法而受到人们关注的”。我们认为“这种偏狭的理论视野使人们很难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完整内涵和深刻意义。当前和今后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研究，首要的就是必须突破这种偏狭的理论视野”^[8](第165页)。对于教条主义的批判，反对本本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一个十分突出的主题，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客观事实。研究这一主题，直观这一事实，从中得出一些必然的结论来，当然是十分必要和正确的。然而，如果因此而遮蔽了经验主义、放纵了经验主义、忽视了经验主义对于我们事业的危害，那就不全面、不正确、不客观了。因为经验主义局限于主体已有的感性经验的直接性和具体性，并把反映个性的东西作为自己的出发点，所以就更容易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客观实际进行直接对照和表面的结合。正因为如此，经验主义者总是满足于自身的感性经验，始终把认识停留在经验的层次上，从感性经验中直接寻找现成的结论和答案。经验主义这种实用理性是片面的和有害的。
       其实，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一样，都是从被歪曲和僵化的主观认识出发，都满足于主观认识和客观实际的表面结合，二者都拒绝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此，李达曾大声疾呼：哲学工作者要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要从客观实际出发，不要从主观想象出发。为此，1958年夏天，李达还因为毛泽东支持了当时湖北省鄂城县委提出的一个口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而与毛泽东发生了尖锐的争论，争得面红耳赤，直到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承认了错误^[9](第46页)。今天，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要继承李达批判经验主义，勇于坚持真理，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实际辩证的内在结合，而不是形而上学的表面结合的科学精神。所谓辩证的内在结合，就是一方面把来源于实际工作中的经验认识通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改造制作跃进到理论化的知识形态，而不是把感性的经验直接误作为普遍理论；另一方面，也要精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经过适当的中间环节(中介)，建构合理的实践理性和实践方案，能动地实现向实践的辩证回归，而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直接当作经验的公式或
       现存的答案去简单地对照实际。而所谓形而上学的表面结合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同实际经验作简单直接的对照，追求一种外在的认识与实际、主观与客观的相符合，不去真正地领会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具体的实际相互关系的辩证性和复杂性。
       三、李达开创的“中国化”传统有助于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规律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指导思想角度，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价值与目标的视域，从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研究等方面，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规律至少应该包括如下一些内容：(1)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统一；(2)理论创新与理论联系实际的统一；(3)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与发扬其与时俱进的内在品格的统一。
       规律是事物发展中本身所固有的、稳定的、必然的联系。纵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80多年来的历史进程，以上三个方面的联系确实显示出了它们的稳定性和必然性。
       就稳定性和必然性而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精髓、灵魂。毛泽东当年提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就是要冲破抗战初期党内教条主义的禁锢，“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民族化”、“具体化”。邓小平按照毛泽东的一贯思想，对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了进一步系统的概括，将其集中地表达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10](第278页)。这样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特别是反思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反映时代风云，将以解放思想为代表的新思考充实进去，指出“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才能顺利发展”^[10](第143页)。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上，邓小平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相互统一的思想明确规定为党的思想路线，并因此开拓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使社会主义事业焕发了生机与活力，得到了飞跃性发展。
       李达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除了对唯物史观作了学理上的系统阐发外，很早就敏锐地意识到不能照抄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李达认为，“创始者们首先阐明了历史领域中的辩证法，其次由历史的辩证法进到自然辩证法，而在社会的实践上统一两者以创出科学的世界观的唯物辩证法。在这种处所，我们可以理解新哲学的新生命、新内容和新的历史使命”^[4](第56页)。李达的这一思想的确凸显了实践概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重要位置，深刻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本质，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哲学的根本区别，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更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学理依据。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提出“实践论”，就在于正确地理解和把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内在的逻辑发展所致，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进一步中国化。因此，强调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强调“实践的唯物论”，是李达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之一，也是李达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贡献。
       就规律的运用和实现途径而言，理论创新和理论联系实际的统一，历来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传统，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重要手段之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内在动力就在于其不断地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就富有批判精神和创新精神。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最重要的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原理、创新精神，善于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及时察觉和研究前进中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从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新鲜经验中吸取营养，不断改进和完善实际工作。由此可见，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既是理论创新的原动力，又是理论创新的落脚点。理论创新最终必然为服务于解决实际问题的需要。因此，理论创新与理论联系实际二者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是相互促进、相互作用的。我们反对那种为理论创新而“创新”，也反对那种脱离理论指导的盲目的实践。
       李达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正确地把握与运用了理论创新与理论联系实际相统一的规律，形成了他不断帮助人们“建立科学的宇宙观和历史观，并锻炼知识的和行动的方法”^[4][11][13](第56页)。在做的过程中，李达强调指出：“人们如果不去研究社会的现实性的法则，不理解社会的理论与社会的实践之统一，就不能改造社会”^[4](第95页)。他认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要探讨客观现实的规律来指导实践，不像后来有些人那样用理论去图解实践，或者用实例去为某个理论、政策作注释。这样，李达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上，较早地论证了普遍规律与特殊规律的关系，为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提供了方法论原则。纵观李达一生的哲学活动，不难发现，李达常常借助于理论创新，一方面勇敢地同各种错误的观点展开论战，另一方面又积极地“适应中国革命的迫切需要，为革命大军提供精神武器”。
       就规律是具体的、发展的而言，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与发扬其与时俱进的内在品格的统一，一向是中国共产党制定方针、政策时的重要依据，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方法之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体系的创立者毛泽东，与时俱进，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于中国实际，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形成了毛泽东思想。20世纪80年代形成的邓小平理论，同样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结晶，是马克思主义的新创造，是通过民族化的形式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获得普遍意义的创举。根据以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简要回顾，我们可以清楚看到，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发展自己，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永远保持旺盛生机和充满活力的源泉。因此也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可以被化，是因为其本身是共性和个性的统一，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正因为如此，处理好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与发扬其与时俱进内在品格之间的关系，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来说，才显得非
       常重要。
       李达在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在坚持原则与与时俱进的关系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很多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付出的只是思想，而李达付出的则是思想和生命双倍的代价。李达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仅是为了教育别人，而且是不断反思自己、清算自己，从而使自己阐发的理论，更加有利于党和人民的事业，以表达自己的“赤诚之心”。李达在30年代出版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一书的《译者例言》中说：“我自己在最近正在实行把过去的研究清算，也曾写下一部分的东西，可是有许多地方无批判地采用了普列汉诺夫和德波林。”因而必须“实行再清算”。“在哲学发展要及时反映社会经济进步的速度的今日，我们的哲学研究，不能不努力追随于新时代的新实践与新理论的统一的发展，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而不断被扬弃，不断被清算。”^[12](第87页)李达这种不断反思不断清算的哲学精神，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促进作用，无疑是具有方法论的示范作用的。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反思与清算的哲学精神，使李达在错综复杂的理论斗争中，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真正做到坚持和发展的统一。他不止一次地说过：“一个理论工作者如果动动摇摇，今天这么说，明天那么说，墙上一兜草，风吹两边倒，那是假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真马克思主义者”。“哲学工作者要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要从客观实际出发，不要从主观想象出发”。60年代中期，他坚持反对林彪所谓“学语录是学马列的捷径”的主张和“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顶峰”的说法。李达公开地说：“是‘顶峰’，不发展了吗?这是违反辩证法的”!“我不同意”，“不管是谁，不符合唯物辩证法我不同意”。李达至死都没有违背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与发扬其与时俱进的内在品格相统一的原则，真正做到了为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捍卫自己开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传统而奉献了毕生的精力和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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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胡乔木.深切地悼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李达同志[C].宋镜明.李达与武汉大学.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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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荣开明，李步楼.学习李达对马克思主义忠贞不渝的精神[C].纪念李达诞辰一百周年.长沙：湖南出版社，1991.
       (责任编辑
       严 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