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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谢红星(1966－)，男，湖北汉川人，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生，副教授，主要从事经济思想史研究。
       [摘 要]李达和毛泽东有着长期哲学交往关系，这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总体上，李达和毛泽东的哲学交往是相当密切的，也有晚年稍嫌生疏的时候，这是他们哲学思想总体契合、又有差别的反映，也是形势发展使然；李达和毛泽东在哲学交往的过程中，相互之间在哲学思想上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哲学思想体系；李达和毛泽东的哲学交往，主导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宣传的历史。李达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重大贡献。
       [关键词]李达；毛泽东；哲学交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81X(2007)02-0142-07
       李达是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在长期哲学生涯中，与毛泽东交往十分密切，结下了不解之缘，演绎出一段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相互配合、共同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和宣传的传奇佳话。这一对哲学巨人的交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
       李达与毛泽东的哲学交往渊源很深，可以说，是深深植根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过程之中的，源于指导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从1919年至1927年，是李达与毛泽东哲学交往的第一个阶段。其特点是：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始在中国传播，李达与毛泽东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二是李达和毛泽东的哲学交往源于中国革命和创立中国共产党的实际需要；三是李达在双方交往中居于主导地位，毛泽东非常欣赏李达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受其影响较大。
       (一)中国共产党创立前，李达不遗余力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对毛泽东影响较大
       李达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时间比毛泽东要早。早在建党前，李达从1918年开始，就对传播马克思主义做了杰出贡献，大致包括三个方面：第一，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1921年，李达最早翻译出版的三本哲学著作《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社会问题》，大体上包括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表明李达从一开始就比较注重马克思主义整体的系统性传播。第二，批判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包括梁启超、张东荪等的基尔特社会主义，黄凌霜、区声白等的无政府主义，张君劢、戴季陶等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以及第四国际“左倾思潮”。对这些错误思潮的批判，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第三，主编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该刊虽然只出了6期就停刊了，但其刊载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而使其成为建党初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平台。李达的马克思主义宣传活动，对毛泽东影响较大。毛泽东接到《共产党》月刊后，对这个刊物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十分喜爱，反复阅读，并把它送给一些青年朋友阅读，第一师范学生张文亮在其1920年12月27日的日记中写道：“泽东送来《共产党》九本。”^[1](第75页)1921年1月21日，毛泽东给远在法国的蔡和森写信说，《共产党》月刊“颇不愧‘旗帜鲜明’四个字”^[2](第15页)。毛泽东还把其中刊载的《俄国共产党的历史》、《列宁的历史》、《劳农制度研究》等文章推荐给湖南《大公报》发表，在青年中产生广泛影响。对于李达的论战文章，毛泽东也是非常欣赏，感到痛快淋漓。李达对毛泽东在湖南的革命活动和建党活动也十分关注，对毛泽东的胆识和才干十分钦佩，认为在湖南建立党的早期组织的重任非毛泽东莫属。尽管此时毛泽东与李达尚未谋面，但友谊的种子已深深根植发芽，为他们40余年的哲学交往奠定了基础。
       (二)建党初期，李达与毛泽东从相知到相识，开始了哲学交往，建立了非同寻常的关系
       1921年7月，李达和毛泽东在上海第一次谋面。不过，他们的首次会面并不是为了探讨哲学问题，而且为了创建全国统一的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到上海后，李达专程登门看望了他。初次见面，毛泽东给李达留下很深的印象，李达以后回忆说：“我初见润之就觉得他言出有理。”^[3](第13页)李达给毛泽东留下的印象也很深，所以仅仅10个月之后，毛泽东就邀请李达到他主持的湖南自修大学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李达是1922年5月到湖南自修大学任教的，不久即到上海参加党的“二大”，同年11月，李达再应毛泽东函请，到长沙担任湖南自修大学学长。湖南自修大学是一所宣传马克思主义、培养革命干部新型学校，毛泽东两度邀请李达到校任教的事实表明，他对李达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是钦佩的，对李达本人在一定意义上是以师长事之的。在自修大学的基础上，他们创办了《新时代》月刊，该刊发刊词揭示了他们的共同志趣，即“努力研究致用的学术，实行社会改造的准备”^[4](创刊号)。从这时起，李达和毛泽东之间就建立了非同寻常的关系，据王会悟回忆，那时，毛泽东一想起什么问题，就来找李达，常常是深更半夜敲门，把李达叫起来商谈。1923年4月，毛泽东离开湖南到中央工作，李达独自担负起自修大学的工作，半年之后，湖南自修大学遭军阀赵恒惕强令解散。
       (三)大革命后期，李达与毛泽东在革命斗争实践中树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
       毛泽东和李达的再次见面是在3年之后的武昌。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占武昌，武汉成为全国革命运动的中心。11月底，毛泽东受中央委托到达武汉，创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不久，李达应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之邀，来此主持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招生工作，并代恽代英任政治总教官。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后，当即邀请李达给农讲所的学员讲授马列主义理论。毛泽东和李达在武汉短暂相聚的时刻，正是革命风云突变的时期。大革命风暴在迅猛发展的同时，反革命逆流也在潜滋暗长。为了挽救革命，毛泽东和李达曾一起商量能不能做做唐生智的工作，使其倾向革命。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汪精卫集团也随即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毛泽东在汉口参加完“八七”会议后，转赴湖南领导秋收起义，继而率部上井冈山，开创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而李达则辗转上海、北平等，继续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活动。这个历史事实说明，李达和毛泽东在革命斗争实践中树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
       二
       从1927年至1949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时期，也是李达与毛泽东哲学交往的第二个阶段，长达21年，涵盖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三个时期。其特点是：一是直到建国前夕，李达与毛泽东从未谋面，他们交往属于思想交往，即所谓的神交；二是李达出版了《社会学大纲》，创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第一个较为完备、较为科学的体系；三是毛泽东撰写了《矛盾论》、《实践论》等哲学著作，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形成了具有独创性的毛泽东哲学思想；四是李达的哲学著作和哲学
       译著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
       (一)李达创立了第一部具有完备科学体系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
       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革命实际需要的强力推动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向纵深发展，特别是传播、研究唯物辩证法运动开始蓬勃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李达起了先锋和旗手的作用。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完成了中国人写的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社会学大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作家，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都没有为自己的哲学思想建立一个逻辑范畴的体系。苏联哲学界在批判德波林学派后，虽然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哲学教程，但逻辑体系不严谨，内容简单化。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克服了苏联哲学著作中的重要局限，是一部逻辑体系完备、内容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毛泽东对李达的这部哲学著作评价很高，认为这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也有学者指出，这部著作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基本结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将进入生根、开花和结果的新时期^[5](第290页)。第二，翻译出版了苏联哲学家西洛可夫、爱森堡等的哲学教科书《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该书是苏联在批判德波林学派过程中产生的一部很有影响的著作，其显著特点是突出了列宁的哲学思想，坚持了哲学的党性原则，阐述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和辩证法的规律与范畴。李达高度评价这部书的价值，认为是现阶段对“辩证法唯物论的系统说明。”^[6](译者例言)
       (二)毛泽东以李达的哲学著作和哲学译著为主要材料，潜心研究、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延安时期，毛泽东撰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两篇光辉哲学著作，从理论上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形成了具有独创性的毛泽东哲学思想。李达的哲学著作和哲学译著，特别是《社会学大纲》和《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为毛泽东的理论创造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第一，潜心研读李达的哲学著作和哲学译著。从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在《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的第3版上，毛泽东先后用毛笔、黑铅笔在书眉和空白的地方写下了近12000字的批注，并从头至尾作了圈点和勾画。其中第三章“辩证法的根本法则”批注文字最多，最长的一条有画龙点睛1200多字。这是毛泽东批注最多的哲学著作，足见他对这部书的重视。对《社会学大纲》，毛泽东同样爱不释手，读了10多遍，并作了3500字左右的批注。1938年2月1日，毛泽东的“读书日记”开头这样写道：“20年没有写过日记了，今天起再来开始，为了督促自己研究一点学问。看李达的《社会学大纲》，1月17日至昨天看完第一篇‘唯物辩证法’，从1－385页。今天开始看第二篇‘当作科学看的历史唯物论’，387－416页。”这以后，毛泽东逐日记了读本书的进度，3月16日记：“本书完。”^[7](第279－282页)第二，以李达哲学思想和哲学译著为主要材料，潜心钻研哲学问题，形成毛泽东哲学思想。毛泽东在读《社会学大纲》和《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时写下大量批注，有对原著扼要而精辟的概述，有对原著阐明的赞同评语，也有对原著观点的批评、引申，特别是有许多联系中国实际所作的发挥。如阅读了教科书上关于外的矛盾和内的矛盾，即后来他在《矛盾论》中表述为外因和内因关系的原理后，毛泽东用以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教训，在《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3版)上的批注中说，五次反“围剿”失败，敌人的强大是原因，但当时的军事冒险政策是主要原因，机会主义是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外的力量需通过内的规律性(机会主义等)才能曲折间接地发生影响。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被破坏，主要是内的原因^[8](第108页)。大致可以判断，毛泽东写作《矛盾论》、《实践论》的主要思想渊源，就是《社会学大纲》和《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三，利用李达的两本书加强党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毛泽东曾向延安新哲学学会和中国抗日军政大学的同志推荐《社会学大纲》，强调说这是本好书，在10年内战时期能有这样一本书问世是非常难得的。在一次小型干部会议上，毛泽东说：“李达同志给我寄了一本《社会学大纲》，我已经看了10遍。我写信让他再寄十本来，你们也可以看看。”^[9](第1版)在延安整风时，毛泽东在要求党的高级干部学习理论著作时，把“李译《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六章‘唯物辩证法与形式论理学”’指定为六种必读材料之一^[2](第189页)。
       (三)哲学思想上的心有灵犀加深了李达和毛泽东之间的友情，促成了两者之间的历史性会面
       毛泽东和李达虽久未谋面，但缘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志同道合，他们的心比以往贴得更紧了。从30年代开始，毛泽东曾先后三次问候或邀请李达。第一次是1936年8月14日，即毛泽东得到《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后不久，他致信早年的好友、闻名一时的“文化书社”经理易礼容，信中说：“李鹤鸣、王会悟夫妇与兄尚有联系否?我读了李之译著，甚表同情，有便乞为致意，能建立友谊通信联系更好。”^[2](第47页)这里所说的“李之译著”，就是《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当时，李达在北京，自然不可能知道毛泽东的来信。稍后，毛泽东在致著名教育家、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副主席蔡元培的信中再一次问候李达。第二次是1939年4月，正在重庆讲学的李达收到毛泽东的来信，毛泽东称赞李达是一个“真正的人”，欢迎他到延安去。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派李达的学生吕振羽去看望他并问他是否愿意去延安工作，李达表示愿意前往，但由于多种原因未能成行^[9](第4期)。第三次是1948年春，毛泽东连续三次电示华南局护送李达来解放区，并通过党的“地下交通”给李达带信说：“吾兄系本公司的发起人之一，现公司生意兴隆，望速前来参与经营。”^[1]长期过着难民般生活的李达，接到毛泽东的这封措辞极为巧妙的信后，心中感慨万千，但因重病缠身未能立即成行。1949年5月14日，李达抵达北平，18日即前往香山同毛泽东会面。毛泽东对李达说：你早年传播马列主义，是起了积极作用的；大革命失败后到今天的20多年里，你在国民党统治区教书，一直坚持马列主义的理论阵地，写过些书，是有益的，人民不会轻易忘记的^[10](理论版)。这次会面对李达继续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教学工作产生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为了解除李达早年脱党的心病，不久，毛泽东和刘少奇、李维汉等作历史证明人，刘少奇做介绍人，党中央批准李达重新入党。
       三
       从1949年至1966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通俗宣传的重要时期，也是李达与毛泽东哲学交往的第三个阶段。其特点是：一是李达与毛泽东交往很密切，多次谋面和通信，探讨哲学问题；二是他们哲学交往的内容，主要是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知识和毛泽东哲学思想问题；三是两人的哲学交往，基
       本上以毛泽东为主导，李达处于配合的地位；四是二者之间的哲学观点，理论原则上一致，但在具体问题和个别观点上出现分歧甚至冲突，从而导致两人之间的关系呈现出总体上和谐、偶有激烈争论的态势。
       (一)50年代前期，李达不遗余力地宣传毛泽东哲学思想，在通俗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建国后，李达除担负教育行政工作的同时，以主要精力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和宣传工作，向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一代普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常识，重塑中国人的哲学观。1950年和1952年，毛泽东的哲学巨著《实践论》和《矛盾论》先后重新发表，李达立即投身“两论”的解说工作，这对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意义很大。李达的“两论”解说有三个特点：第一，“解说”是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完成的。为了解说得更准确，李达每写完一部分，就寄给毛泽东审阅修改。毛泽东收到后，总是立即认真审读并亲笔修改，例如他对《(实践论)解说》稿第二部分提出的有关中国人民对列强作排外主义的自发斗争的论述，有关孙中山当年所倡导的民族主义完全以清政府为对象，从未提起过反帝国主义的论述，有关唯物论的“唯理论”是今日教条主义的来源，唯物论的“经验论”是今日经验主义的来源的论述，均作了重要修改^[2](第408页)。第二，“解说”不拘泥于毛泽东个别词句，个别观点，而力求比较全面、准确地阐述毛泽东思想。例如毛泽东原来在《实践论》中写道：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第一阶段是表面的感性认识的阶段，表现在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等笼统的排外主义的斗争上”。李达在解说这一段话时，没有拘泥于毛泽东把太平天国革命列入排外主义的判断，而是采取了实事求是的态度，只把义和团运动算作排外主义。毛泽东在修改李达的《解说》时，肯定了他不把太平天国运动列入排外主义的观点，他在给李达复信时，特别注明：“实践论中将太平天国放在排外主义一起说不妥，出选集时拟加修改，此处暂仍照原。”^[2](第407-408页)第三，“解说”注重通俗易懂。李达特别注意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既准确又通俗地解说《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基本观点。对此，毛泽东给予高度评价，毛泽东致信李达说：“《解说》极好，对于用通俗的言语宣传唯物论有很大的作用。……关于辩证唯物论的通俗宣传，过去做得太少，而这是广大工作干部和青年学生的迫切需要，希望你多写些文章。”^[2](第407页)后来，毛泽东再次就通俗宣传哲学问题对李达提出希望说：“你的文章通俗易懂，这是很好的。在再写文章时，建议对一些哲学的基本概念，利用适当的场合，加以说明，使一般干部能够看懂。要利用这个机会，使成百万的不懂哲学的党内外干部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2](第487页)毛泽东的这些话，既是对李达通俗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杰出贡献的赞赏，同时又是对李达的热切期望。这充分说明李达在通俗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二)50年代中后期，李达与毛泽东的哲学交往到达最高潮，同时在具体问题和个别观点上出现分歧甚至冲突
       50年代中后期，随着频繁的哲学交往，李达与毛泽东的关系几乎到了无所不谈的地步。同时，随着国家政治生活的变化，李达与毛泽东逐渐在一些哲学观点上出现分歧，由此在一定程度上拉开了两人之间的距离。第一，李达与毛泽东的哲学交往日益密切，几乎到了无话不谈的地步。毛泽东只要到武汉必与李达见面，探讨哲学问题。他曾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李达要见我，谁也不能挡驾。李达与毛泽东见面历来指名道姓，“润之”、“鹤鸣兄”对称，异常亲密。1956年初夏，李达在同毛泽东见面时想改口称“主席”，被毛泽东制止。谈话中，毛泽东说：“你是黑旋风李逵。你比他还厉害。他只有两板斧，你有三板斧。你既有李逵的大忠、大义、大勇，还比他多一个大智。你从五四时期，直到全国解放，都是理论界的‘黑旋风’，胡适、梁启超、张东荪、江亢虎这些‘大人物’都挨过你的‘板斧’，你在理论界跟鲁迅是一样的。”^[11](第70页)第二，李达与毛泽东哲学交往中出现一些碰撞。在共同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过程中，毛泽东和李达密切配合、默契尽然，世人皆知。然而，在他们愉快的合作中，也有“不愉快”的时候。1958年夏，“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不少地方提出了违反哲学常识的口号，其中最著名的恐怕要算“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了。对于这个口号，毛泽东是赞同的至少是默认的，而李达则有不同看法。9月份，李达当面向毛泽东质问这一口号的科学性，毛泽东说：“这个口号同一切事物一样也有两重性。一重性不好理解，‘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是讲人有主观能动性。”李达又问：“主观能动性是不是无限大?”但毛泽东毫不让步地说：“在一定条件下无限大!”^[12](第72页)。这次争论由经济建设中的具体问题引起，涉及到哲学问题，李达把它概括为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并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违背了他在《实践论》和《矛盾论》等著作中所表达的哲学思想。在这样重大的问题上出现分歧，对双方的关系产生了消极影响。第三，李达反对顶峰论。从1957年反右扩大化后，特别是1958年“大跃进”后，随着个人崇拜的发展，在康生、林彪的影响下，把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逐渐误入歧途，将毛泽东思想说成是马列主义发展的“顶峰”，从而在全党全国掀起了“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热潮。无论是“顶峰论”还是在其指导下产生的“活学活用”热潮，实质上是将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李达不赞成把一个新的用词、一个新的语句统统说成是“发展”，不赞成把马列主义已经讲得很透辟了的东西也说成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出”的东西。他说：讲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要讲得很科学，不要硬讲成到处都是发展；到处都是发展，结果真正的发展反而淹没了；我们的书是中国人写的，讲这个问题更要注意，要站得住脚，否则外国人会问我们：你们就是这么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呀^[12](第72页)!毛泽东与李达出现这样的分歧，一个重要原因恐怕就是：毛泽东主要是一个政治家，在他那里，哲学是要为政治服务的；而李达是一个理论哲学家，在他那里，哲学为政治服务必须坚持科学性原则。
       (三)60年代初，毛泽东希望李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系统研究，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
       经过3年自然灾害的惨痛教训，毛泽东在哲学问题上也有所清醒，产生要求编写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想法，他把这个重任交给了李达。尽管毛泽东与李达之间在哲学上出现某些分歧，但总体上不影响他们的哲学观的一致性，毛泽东对李达是信任的。第一，毛泽东希望李达将《社会学大纲》整理出版。1961年夏，毛泽东在庐山约见李达，在谈话中，毛泽东对李达的身体情况和研究工作一一询问，无微不至。李达也趁便向毛泽东当面请教一些理论上的问题，比如，形式逻辑的推理问题。李达原来主张
       形式的正确和内容的真实必须完全一致。毛泽东则认为，形式逻辑只管形式，如果从错误的前提，推出错误的结论，在形式上也可以是正确的。李达当即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改变了自己的观点。谈话中，毛泽东又一次提到李达在10年内战时期写的《社会学大纲》时说：那本书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列主义哲学教科书，当时起了很大的作用，现在也还有意义，应该修改一下重新出版，并建议在武大哲学系找几个得力助手，在李达的指导下工作。这恐怕是毛泽东交给李达的最后一个重要任务，李达接受了这个重任^[12](第72页)。第二，李达全力编纂《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上半部，即《唯物辩证法大纲》。尽管毛泽东对《社会学大纲》作了很高的评价，但李达认为这本书毕竟是20多年前写的，没有概括新的历史经验和哲学研究成果，没有反映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没有批判当代的错误思潮，没有反映现代科学的重大成果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仅仅对这部旧著作做些修改还不能适应当前的需要。因此，他毅然决定重新写一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科书。在此后4年多的时间里，李达全身心地扑在这本书上，差不多忘掉了一切。1965年下半年，《唯物辩证法大纲》脱稿。李达立即用4号铅字印了少量稿本，并以极其兴奋的心情把稿本送毛泽东。毛泽东对《唯物辩证法大纲》高度重视，仔细阅读全书，并写下重要批语^[7](第505－507页)。该书的特点：一是系统性强，即系统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发展的历史，以及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二是吸取了新的科学成果；三是概括了最新的历史经验；四是反映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这标志着当时辩证唯物主义研究在中国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第三，李达未能完成《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下半部，即《历史唯物论》的编纂工作。《唯物辩证法大纲》只是李达计划写作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的上半部分，它的下半部分是《历史唯物论》。他在完成《唯物辩证法大纲》之后，就投入到《历史唯物论》的编写工作之中^[12](第74页)。然而，“文化大革命”浩劫使李达无法完成这一工作。1966年6月，李达竟然被诬陷为武汉大学“三家村头目”、“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代表”、“叛徒”、“地主分子”等种种罪名，很快被迫害致死。毛泽东知道此事后，始终感到遗憾。1969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上讲述党的历史时，特别回忆起李达，说他是党的创始人、著名哲学家。
       四
       以上，我们对李达与毛泽东哲学交往作了一些梳理与评述，可以作如下综述：
       第一，李达与毛泽东的哲学交往，主导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通俗宣传的历史。二者之间交往的三个时期，刚好对应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通俗宣传进行的三个阶段。这不是偶然的，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李达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重大贡献。其主要表现是：系统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建构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催生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哲学思想；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通俗宣传等。李达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二，李达和毛泽东哲学交往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在哲学思想上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双方均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哲学思想体系。从李达这方面来讲，他在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方面献出了毕生心血，独撰了《社会学大纲》，主编了《唯物辩证法大纲》，后一本著作是前一本著作的继承和发展，而恰恰这后一本书是在毛泽东哲学思想影响下、在毛泽东亲自指示下完成的。从毛泽东这方面来讲，他的《实践论》、《矛盾论》吸收了李达哲学思想的丰富养料，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所以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毛泽东哲学思想和李达哲学思想无疑是一对交相辉映的奇葩。
       第三，李达和毛泽东的哲学交往，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非常密切的，也有晚年不甚密切的时候，这是他们的哲学思想总体契合、又有差别的反映，也是形势发展的使然。大致上说，从20世纪20年代初至50年代后期，李达和毛泽东的哲学交往是相当密切的，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在这一点上，李达和毛泽东达成了共识；另一方面是因为李达和毛泽东在诸如矛盾同一性与斗争性、对立统一规律等哲学问题上，都有着相当的兴趣和相同或相似的看法，这也拉近了两人的距离。从50年代后期，李达和毛泽东的哲学交往出现不够密切和不够协调，这一方面是因为毛泽东在政治路线上产生了“左”的错误，而李达是反对“左”的；另一方面毛泽东在哲学上出现了违背他一贯坚持的观点，而李达是不赞成的。可见，由于政治上、哲学上的不同看法，毛泽东与李达的关系就没有以前那么密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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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严 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