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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名栏]纪念李达同志重建武汉大学哲学系50周年暨怀念李达同志逝世40周年(摘要)
作者:张昌尔等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07年 第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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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2006年11月,武汉大学隆重举行纪念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教育家李达同志重建哲学系50周年暨怀念李达逝世40周年大会,共500余人出席会议。湖北省委、中宣部、教育部和武汉大学有关领导同志在大会讲话中高度赞扬了李达一生忠于马克思主义信念、追求真理的精神;有关高校哲学院系负责人代表和校友代表发表了对李达同志十分崇敬和深切怀念的讲话。现将其中部分讲话和97岁高龄的著名法学家韩德培教授、93岁高龄的刘绪贻教授数年前在一次怀念李达座谈会上的讲话稿一并编发于后,以飨广大读者。
       学为人师,行为世范
       ——在纪念李达同志重建武汉大学哲学系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张昌尔
       (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
       尊敬的各位来宾,老师们、同学们:
       今天,在美丽的珞珈山麓,我们汇聚一堂,深切怀念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教育家李达同志,隆重纪念李达同志主持重建武汉大学哲学系50周年。在此,我谨代表中共湖北省委、省政府,对这次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对各位领导和专家学者的到来表示最热烈的欢迎!
       2006年是李达同志逝世40周年。李达同志作为党的“一大”代表,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也是我党卓有建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从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开始,李达同志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为创立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为中国社会主义的高等教育事业,殚精竭虑,贡献了全部的生命,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运用和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为建立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建国后,李达同志长期担任武汉大学校长和中国哲学学会会长,他高瞻远瞩,深思熟虑,力请中央重建哲学系,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研究、宣传和发展。今天,我们在这里纪念李达同志,就是要学习他忠于马克思主义的信念、一生追求真理的精神,学习他为捍卫马克思主义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进行不懈斗争的气概,学习他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科学态度,进一步推进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宣传和教育工作,繁荣和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
       50年的风雨兼程,武汉大学哲学系在李达同志的亲自带领下,在李达精神的激励下,书写了一部属于自己的、充满开拓与奋斗的历史华章。在陶德麟教授等一代代资深学者的努力下,武大哲学学院积累了丰厚的学术与思想资源,形成了优良的学术与思想传统。目前,武大哲学学院拥有完备的学科体系,一流的师资队伍,丰硕的研究成果,是国内最有影响的哲学院系之一,在国际上也享有很高的学术声誉。李达同志开创的事业欣欣向荣。
       同志们,哲学社会科学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党的“十六大”以来,实践的步伐和理论创新的步伐都在加快,现代化建设事业同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出现了相互促进的良好局面。继全党兴起学习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之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不断推动理论创新,提出了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既为深入推进各项事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指导,也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提出了新的任务。我们党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和新的认识,更是对哲学社会科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大好的机遇,良好的条件,要求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做出更大的贡献。湖北是科教大省、社科大省,哲学社会科学综合优势突出,拥有以武大为代表的一批全国知名的重点院校和科研院所,有着一支过硬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队伍,有着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的优良传统,应该为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与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武大哲学学院作为我省乃至全国哲学研究和哲学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多年来,为繁荣发展我省哲学社会科学,促进我省经济社会文化的协调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希望你们以重建50周年院庆为新的起点,继承李达老校长的办学理念,突出办学特色,推进理论创新,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希望各位老师发扬“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优良传统,辛勤耕耘,潜心治学,为人师表,教书育人,成为无愧于党和人民的人类灵魂“工程师”。希望各位同学胸怀远大理想,立志艰苦奋斗,坚持发愤学习,注重品德锻炼,早日承担起建设祖国的历史重任。我们相信,在大家共同努力下,武大哲学学院一定会有一个更加辉煌的未来,一定能够把李达同志开创的哲学事业不断推向前进。谢谢大家!
       厚积薄发,继往开来
       ——在纪念李达同志重建武汉大学哲学系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陈昭方
       (武汉大学常务副校长、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校友,老师们,同学们:
       今天,我们会聚一堂,在这里隆重举行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教育家李达同志重建武汉大学哲学系50周年纪念大会。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学校,代表出差在外的顾海良书记、刘经南校长,向各位领导和来宾,向回到母校的各位校友,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向哲学学院全体师生员工,表示衷心的祝贺!向长期关心和支持武汉大学和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发展的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表示衷心的感谢!
       武汉大学哲学学科的发展历史大致可以分作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22年-1952年。在这一时期,万卓恒、范寿康、高翰、胡稼胎、金克木等学术先辈们在艰难困厄、风云变幻的时局下,潜心积淀深厚的学术基础和优良的学术传统,直到新中国的建立。1952年,武汉大学哲学学科并入北京大学。第二个时期是1956年到现在。1956年,在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教育家李达同志的主持下,我校哲学学科重新建立起来了,从重建到今天,已经走过50年的发展历程。从当初新建的第一个教研室,到今天的哲学学院,武汉大学哲学学科发展的各项指标在国内名列前茅,在国际哲学界也拥有一定地位。目前,哲学学院有1个国家重点学科和2个湖北省重点学科,有陶德麟、刘纲纪2位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有一批优秀中青年学者和合理的学术梯队。因此,我们可以说,武汉大学哲学学科的重建史,是一段光荣的创业史。
       1952年11月,国家任命李达同志为武汉大学校长。次年2月23日,李达同志来到武大,当晚发表广播讲话,决心把武汉大学办成“国内外具有较大影响的社会主义新型大学”,从此开始了13年的校政主持工作。他为武汉大学的建设与发展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
       李达同志强调,要按照社会主义方向办学,把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教育工作者的首要任务。到任后不久,他迅速组建马列主义教研室,亲自讲授辩证唯物论、中国革命史等课程,带头编写学术性较强的教材,注重抓试验班,并加紧培养马列主义理论师资力量。在李达校长的熏陶下,学校一直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与研究工作一直处于全国高校前列。
       在重建哲学系的过程中,李达同志鼓励独立思考、大胆创造,反对教条主义,提倡生气勃勃的马克思
       主义精神。他以“继续在理论战线上发挥一个老兵的作用”自勉,尽管校务繁重,但始终认为自己是教授,积极带头培养学生,组织领导科学研究,还亲自组建毛泽东思想研究室,开展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
       在主持校政期间,李达同志始终“把教学工作作为学校一切工作的中心”;在人才培养上,他主张“集天下英才而教之”,要求学生“脑、口、手、德、体”并重,积极引导学生全面发展;他十分重视科学研究,鼓励教师出高水平学术著作,并强调教学与科研相结合;他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大力促进学术繁荣,建立和发展珞珈学派;他关于“要使学生能够独立、创造性地进行研究”的思想,丰富“三创”教育(即创造教育、创新教育和创业教育)的内涵。这一系列办学思想和办学实践,对武汉大学近50年的教育教学改革与发展影响深远。
       李达同志十分重视人才在大学发展中的核心作用,他重才、惜才、爱才,不拘一格引才、用才、育才。他常说,“大学是最高学府,教师要有最高学术水平;能否拥有一批学术大师,是体现学校实力的重要标志。”他深感人才可贵和来之不易,为此含辛茹苦,呕心沥血。曾昭伦教授被错划为右派后,别人都不敢用他,李达以其胆略和卓识请他来武大任教。后来,曾先生言传身教,辛勤耕耘,武大化学系很快便硕果累累,声名大振,一批中青年学术骨干脱颖而出。李达同志十分关心青年教师的成长,尊重他们的志趣,努力为他们早日成才创造条件。
       作为一名学者,李达同志以身作则、宽厚待人,深得全校师生员工的尊敬和爱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他治学严谨,追求卓越,研究出版了一批卓有建树的学术专著;他不畏强权、坚持真理,坚决反对林彪所谓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顶峰”等错误观点,并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之一和早期领导人之一,李达同志从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开始,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宣传、研究和传播,做出了丰富的、卓越的成就和贡献。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杰出的代表之一,是在任何困苦危险的环境下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和教育家,是不断追求进步、力求达到当代最高水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战士。武汉大学全体师生员工为有这样的先驱、榜样和老校长而自豪!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校友,老师们,同学们,今天在这里,我们深切怀念李达老校长,缅怀他为武汉大学哲学学科的发展、为武汉大学建设与发展、为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做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一起缅怀江天骥、陈修斋等老一辈学者为武汉大学哲学学科学术声望的提升所做的卓越工作。让我们向他们表示最诚挚、最深沉、最崇高的敬意!
       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新阶段,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各种思想观念正发生着激烈的碰撞,现实对哲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哲学教育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哲学是武汉大学的优势学科,哲学学科为武汉大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也为武汉大学争得了许多荣誉,学校非常重视和支持哲学学院的发展,也对哲学学院的发展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哲学学院要以重建50周年为契机,认真落实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等一系列文件精神,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充分发扬优良传统,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把握机遇,乘势而上,为建设特色鲜明、优势突出、基础厚实、充满活力的国内外知名哲学学院而努力奋斗!
       最后,祝愿哲学学院的明天更加美好!祝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专家、各位老师和同学工作顺利、学习进步、身体健康、生活愉快!谢谢大家。
       缅怀李达老校长
       ——在纪念李达同志重建武汉大学哲学系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陶德麟
       (武汉大学前校长、哲学学院资深教授)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纪念李达同志重建武汉大学哲学系50周年,意义非常重大。李达同志是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是我们党的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是杰出的革命家、理论家和教育家,也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1990年10月27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领导小组副组长胡乔木同志在纪念李达同志百年诞辰的会上作了题为《深切地悼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李达同志》的讲话,他说:“在我们党将近70年的历史上,还很少有像李达同志这样勤奋,这样有丰富的卓越的成就,这样在任何困难危险的环境下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教育家,这样坚定勇敢而不断追求进步,力求达到当代的最高水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战士。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完全有理由以有李达同志这样一位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以来,就以全部身心投入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奋斗,数十年如一日的前驱和榜样而自豪。”乔木同志的题词是“坚持真理,不屈不挠。身体力行,万世师表。”这个评价准确地概括了李达同志的一生。近20多年来,学术界也发表了许多研究李达同志生平业绩的论著。我作为李达同志晚年的学生和学术助手,在这里只谈与今天会议的主题有关的几点个人感受。
       李达同志从1918年开始,对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杰出贡献是众所周知的。他亲手翻译介绍和组织翻译介绍的马克思主义名著数量之多,影响之大,在当时无与伦比。但他不是单纯的翻译家,也不是仅从书本上研究和转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书斋学者,而是战士型的学者和学者型的战士。他最难能可贵的贡献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方面。侯外庐同志在《韧的追求》一书中回忆从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中国的唯物辩证法运动时说,当时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不止一人,但“就达到的水平和系统性而言,无一人出李达之右。”我以为主要是指这一点而言的。李达同志明确提出“用马克思学说改造中国”的口号。李达同志在建党前后主编的《共产党》月刊,在当时的社会主义大论战中发表的那些影响巨大的论文,都是联系中国实际的。他在1926年发表的《现代社会学》,是联系中国实际阐发唯物史观的第一部专著,连形式都是中国化的(用浅近的文言文写成)。那本书再版了14次,革命者几乎“人手一册”。他在大革命失败后极其险恶的环境中写的《中国产业革命概观》、《社会之基础知识》、《民族问题》等等,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前途等等作了非常正确的分析和论断,给革命低潮中苦闷彷徨的许多青年以极大的鼓舞。例如,杨沫同志对此就有生动的回忆。李达同志在1935年写的“献给英勇的抗日战士”的名著《社会学大纲》,毛泽东同志作了极高的评价,认为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亲自阅读并作了许多眉批,向延安哲学研究会推荐作为必读书,写信称赞李达同志是“真正的人”,直到1949年还指示中原新华书店重印作为干部学习的教材。他在30年代写的《经济学大纲》的绪论里尖锐地批评说:“从来的经济学……专门研究外国经济,却把中国经济忽略了,我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是极大的缺点。”他敬佩毛泽东同志,晚年把研究和宣传毛泽东思想作为职责,也是因为他认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李达同志也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家。建党初期他创办了“外国语学校”(实际上是党校),培养
       了一批出色的革命家。许多后来成为党的领导人的青年革命者都曾在那里学习过。他创办“平民女学”,又培养了一批女革命家。丁玲、王一知等人都是他的学生。1923年他又在湖南任“自修大学”学长,培养了大批革命家。夏明翰、萧楚女、萧劲光、吕振羽等等都是他的学生。以后,他在白区的大学讲坛上不顾迫害和危险,坚持宣传马克思主义,又教育了一代革命者。后来成了党的重要领导干部的革命家,如段君毅、任仲夷、黄逸峰、陈沂、陶白等一大批同志都是他的学生,都是在他的直接影响下接受马克思主义,投身革命的。他们多年后回忆起来还对李达老师充满了感激和崇敬之情。
       李达同志是武汉大学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校长,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老校长”。他任职13年半,殚精竭虑,直到付出了生命。他有他的教育思想和办学理念,绝不随波逐流。据我的体会,主要有这样几条:一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他认为要在社会主义国家办好大学,不但各级领导干部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办事,还要努力引导教职员工自觉地学习马克思主义,提高理论水平。他一到校就创办了马克思主义夜大学,亲自讲课。同时,他在学术上坚持百家争鸣。二是按照教育的规律和科学的规律办事,不搞违背规律的新花样。三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提高教师的地位,让大家安心治学任教,不遗余力地提高学校的学术水平和教学质量。四是讲团结,坚决反对内耗。他到校之前,武汉大学的主要领导在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中犯了严重错误,伤害了不少教师,留下了后遗症,思想比较混乱。李达同志到校后以极大的耐心做细致的团结工作,调动了广大教师的积极性,使全校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局面。但为时不久,“左”的浪潮又汹涌而来。李达同志忧心如焚,不能容忍。他对当时“教育革命”当中的“拔白旗”、批教授、师生“打擂台”等等荒唐的做法是坚决抵制的,不仅在党委会上旗帜鲜明地反对,而且向省委和高教部负责同志当面提出过尖锐的意见,甚至向毛主席当面陈述自己的看法,抵制不了就提出辞职。在当时的大环境下,他的办学思想不可能完全实现,到了“文革”初期反而成了他“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罪状”。不过,他的正确主张在13年多的时间里实际上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武汉大学在那段时期尽管一波三折,走了不少弯路,总体上还是有很大的发展。
       重建武大哲学系是李达老校长的一大功绩。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有30年历史的武大哲学系合并到了北京大学,武大没有哲学系了。1953年2月李达同志到校后,认为这是一大错误。对这一点,我有亲身的体会。那时我还是学生,在校报兼做一些编辑工作,组织上派我帮老校长整理哲学讲稿。有一次他正感冒发烧躺在床上,还是叫我到他家谈了3个小时,除了讲到许多为人治学的道理,要我跟着他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之外,也谈到武大必须重建哲学系的问题。他激动地说,没有哲学头脑的人别的学问也做不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应当是首席科学;像武大这样的著名大学没有哲学系简直是“荒天下之大唐”。他的话震撼了我,至今还在耳边回响。从那时起他就动手准备重建哲学系了。没有教师怎么办?他采取了几条措施:一是在校内物色人才,由他亲自培养;二是选送青年教师到人大北大进修;三是亲自到人大北大和其他学校去登门拜访教师,动员他们来武大任教。经过几年的努力,1956年武大哲学系重建起来了,他亲自兼任系主任达6年之久。那时哲学系只有他一位教授,副教授也只有两位,讲师也只有两三位,其他全是20几岁的助教。老校长对这支队伍充分信任,认为只要方向正确,团结奋斗,哲学系一定能办出特色。他的办系方针非常明确:第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他提出“一体两翼”的思想,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体”,以中外哲学史为“翼”,带动其他学科全面发展。第二是排除各种干扰,全力提高学术水平和教学质量,鼓励大家以“登山”精神做学问。第三是重视人才,放手让青年教师挑重担,同时关心他们的生活和身体,保护那些受到不公正待遇的老师。他不顾当时所谓反对走“白专道路”的“潮流”,鼓励教师成为德才兼备的名教授。第四是提倡学术争鸣。他以身作则,从不以权威自居,他与教师和学生亲如家人,青年教师和学生都可以同他自由讨论,当面争论,在课堂上也可以对他提出不同意见。第五是强调要自己编出适合学生需要的高水平教材。1961年毛主席要他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他为此建立了毛泽东思想研究室,带领我们全力编写。他要我一边写稿,一边讲课,听取学生的反映,反复修改书稿,他为此带病整整劳累了5年。在他的带领下,哲学系各学科都高度重视教学与科研结合,编出了有特色的讲义。就这样经过10年奋斗,教师队伍迅速成长,学科逐渐齐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逻辑、美学、心理学、自然辩证法等等都能开出优质课程,武大哲学系在全国声誉卓著。令人痛心的是,“文革”到来,老校长竟然被诬陷为“武大三家村黑帮”的“总头目”而含冤去世,武大哲学系和毛泽东思想研究室被打成“李达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窝”,12位骨干教师被打成“李达黑帮分子”,还有20多位骨干教师也被打成各种“分子”,哲学系受到惨重的摧残,实际上停办了10年。但是,浩劫之后,李达老校长的精神还在,他培养的人才还在,他倡导的学风还在,武大哲学系很快就恢复了生机,在包括真理标准大讨论在内的各种理论活动中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30年薪火相传,一代一代新人茁壮成长,哲学系发展成了哲学学院,更加壮大了。历史证明,没有50年前李达老校长高瞻远瞩的决策和擘画,不可能有今天的武大哲学学院。展望未来,追思既往,我们不能不深深缅怀为重建武大哲学系而筚路蓝缕惨淡经营直到以身殉道的李达老校长。
       李达教授在法学方面的贡献
       韩德培
       (武汉大学法学院资深教授)
       李达教授在学术思想方面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大家都知道,他是我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的贡献,是有口皆碑的。不但如此,他在社会学方面、经济学方面、政治学方面、法学方面以及历史学方面,也是有极其深厚的造诣的。我现在专就法学方面谈谈他的贡献。
       他在法学方面的贡献,知道的人虽然也有,但恐怕不多。他去世后,我曾写过一篇纪念他的短文,题目是《一位少有的马克思主义法学家》。我这样称呼他,并没有夸张,而是实事求是的。早在1928年,他就翻译出版了日本穗积重远著的一本《法理学大纲》,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他所用的笔名是“李鹤鸣”。解放前,他曾在湖南大学法律系任教,并写了一本讲义,也叫《法理学大纲》。解放后,他曾担任过一些与政法工作有关的职务,如中国新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新法学研究院副院长、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等。新中国成立后,设有中央法制委员会,专门负责新中国的立法工作,他又担任过这个委员会的副主任。当时,他还兼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和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他有一次来汉口开会,我因事曾去见过他,并请他到武汉大学对法律系师生做一次报告,他欣然答应了。他讲的题目是《怎样学习法律》,他反复说明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法学,才能使中国的法学出现一种崭新的面貌,给
       法律系师生的印象很深。后来,他来武汉大学担任校长,我除担任法律系主任外,又继续兼管学校的教务工作,因此时常和他接触。他虽然担任了校长,但仍孜孜不倦地从事学术研究和著述。他虽然将他的主要精力倾注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和写作方面,但他对于法学仍然很有兴趣和十分关注。他常常和我谈论法学方面的问题,使我深受教益。1954年我国第一部宪法公布后,他就撰写了一本《谈宪法》和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讲话》的书,帮助人们学习和了解宪法的内容。在这些著述中,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用通俗的语言,对宪法的产生、本质和发展等问题,作了精辟的解释,对后来研究我国宪法的年轻人是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的。
       在法学方面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他写的那本讲义《法理学大纲》。这本讲义是他在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下,不畏艰险,冒着酷暑,忍着胃痛的折磨写出来的。他去世以后,我们在他的遗物中找到了这部讲义,原有上下两册,可惜只残存上册,下册已经遗失。尽管如此,这残存的上册仍然是我国法学宝库中的重要文献,是我国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地阐述法学理论的专著。1979年武大法律系重新建立后,我继续担任法律系主任。我们创办了一个不定期刊物,叫做《法学研究资料》,就从这本《法理学大纲》中选择了第二篇《各派法理学之批判》,在这个刊物上分期发表。发表以后,引起我国法学界的广泛注意和重视,好多兄弟院系、政法部门和读者纷纷来信索取。为了适应这种需要,我就和法律系几位年轻同事将这残存的上册整理了一下。这本书是几十年前写的,书中有些用语是现在不常见的,不得不按现在的用语改变一下,但仍尽可能保存这本书的原貌,整理后交由法律出版社出版。我还为本书写了一篇序言,封面书名是请陆定一同志题写的。本书出版后,很受欢迎,第一次印刷23500册,很快就销售一空。有一位法学界老同志见到这本书后曾说:“这本书是解放前写的,但现在看来仍然是观点正确,内容充实,特别是里面的‘各派法理学之批判’,30多年以后的今天,还没有人能超过他的水平。”是的,李老对各派法理学的批判,上自古希腊、罗马,下至近代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各种学派,从它们产生的经济根源、政治背景到基本论点,条分缕析,简明扼要,特别在批判时切中要害,透辟深刻,令人信服。除这一篇外,其他篇章也都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与法律的学说来加以阐述。总的说来,这本书为我国的法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子。可以说,李老是我国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法学的一位拓荒者和带路人。也可以说,他对我国新法学的建立起了重要的奠基作用。他在这方面的贡献,也是不可磨灭的。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我所认识的李达同志
       刘绪贻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资深教授)
       我虽然在解放后认识了李达同志,但只限于在公开场合的几次一般交往。我对他的了解,大都是由间接的渠道得来。但是,有些事情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使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李达同志是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一)只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才能在任何情况下坚持马克思主义
       1947年9月,我应聘到武汉大学讲授社会学,根据当时我的思想状况和当时形势,我觉得自己完全有责任给学生介绍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尽可能引导他们按照人民利益的需要走上正途。但是,在当时白色恐怖极其严重、马列著作难找而且即使找到也不能公开、自己这方面知识又很贫乏的情形下,介绍马克思主义知识,谈何容易!不过,我总在想办法、等机会。
       大约是1948年初的一天,我到汉口车站路一家旧书店去看书,偶然发现一本李达著《社会学大纲》,翻开阅读一阵,不禁喜出望外。原来,这正是我梦寐以求的一本书,书名虽题为《社会学大纲》,而内容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李达同志这办法实在太好了!因为列宁认为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是科学的社会学,把论述历史唯物主义的书称为《社会学大纲》,是名副其实。不过,当时国民党统治区学术界一般说没有这种知识,他们只知道从欧、美引进的孔德一系的社会学,这种社会学无害甚至于有利国民党的统治,所以书名叫《社会学大纲》,就可以找机会走进大学的课堂和图书馆。我想,李达同志这部书虽然是根据当时特定环境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妙法,但也好像是为我当时的需要而写的。我把这本书买了回来,后来又促使法学院图书馆买了五六部。于是,我不动声色地将这部书列为选修社会学的学生的必读参考书,并规定为期终考试的部分内容。这样,选修社会学的150多个学生就非读一点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可。
       不久,便有少数学生反对我的这种做法,他们反对的理由是功课重,没时间读这一大套参考书。但是,反对的只是那些平日反对进步学运的学生。我硬着头皮顶住了。但到期终考试时,他们来势汹汹,闹着要罢考。我泰然自若地坚持不让步。后来在进步同学的支持下,他们只好老老实实地参加考试,还不得不答历史唯物主义方面的问题。
       这件事,不仅使我初步系统地涉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还进一步坚定了我对马列主义必胜的信心,为我后来参加武汉地下市委领导的地下工作鼓了气。
       这件事,还促使我进一步了解李达同志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非凡事迹。后来我才逐渐知道,自从1919年起直到他逝世为止,他学习和宣传马列主义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举例说吧,1920年他主编党的秘密刊物《共产党》月刊,一个小小亭子间就是编辑部,文稿随时有被查抄没收的危险,经费没有保证,最困难时他一个人要担负起从写稿到发行的全部工作。1923年上半年,他因与陈独秀意见不合而脱党,但仍继续受毛泽东同志之托任湖南自修大学学长,并主编《新时代》月刊,宣传马列主义,培养党的干部。同年11月,湖南自修大学和《新时代》被军阀赵恒惕封闭,他到湖南公立政法学校任教,讲授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并将讲稿于1926年以《现代社会学》为名出版。1927年“马日事变”后,他受到通缉,潜往上海避居在法租界一个偏僻的弄堂里,虽然家中有时被不速之客骚扰、抄家,但他仍夜以继日地撰写、翻译马克思主义文章,还与友人创办昆仑书店,出版进步书籍。有一次到暨南大学讲课,竟遭特务殴打,右上臂骨折,出医院后他每天早晨持一竹竿练习上举,并对家人说:反动派想打断我的右臂,让我不能拿笔,放下宣传马列武器,办不到! 1932至1937年,他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统治下,在北平各大学一面运用各种课程宣传马克思主义,一面猛烈抨击蒋政权的卖国投降政策,并于1937年5月在上海自费秘密出版了《社会学大纲》。1941年他在中山大学任教时,因坚持宣传马列主义,被国民党教育部电令解聘,失业后回乡困居,曾遭日寇搜捕,几死于荒山之中。但1947年初经地下党组织介绍到湖南大学任教时,他仍然是个铮铮铁骨的马克思主义者。学校当局为了不让他宣传马克思主义,分配他一门新课——法理学,使他来不及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编新教材。为此,他一个暑假没离开过板凳,屁股都坐烂了,不能坐凳子,用扁担当凳子坐着继续写,终于写成了一本马克思主义的《法理学大纲》。
       解放前夕,李达同志应邀到北平参加政治协商会议,毛主席百忙中在家里热情地接待了他,两人长
       谈一夜,并留他在自己床上歇宿。主席还告诉他:虽然早年离开党组织是个错误,但20余年来坚持马列主义阵地,可以重新入党,不要候补期,自己愿意作他的历史证明人。这样,李达同志很快就获得了新的政治生命。自此以后,毛主席对他在生活上、工作上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不过,这种非常的知遇之恩,并没有使他忘记马克思主义的原则。1958年夏天,毛主席支持了湖北省鄂城县委“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这个错误口号,李达同志便与他争论得面红耳赤,终于使毛主席承认了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1961年,他回自己家乡实地考察后,向湖南省委和中央写了报告,认为1959年彭德怀同志在庐山会议上提出的意见是对的。1962年冬,他患脑溢血和心力衰竭病,经抢救才转危为安,医生对他严重警告,不能再写东西。但他“阳奉阴违”,仍然艰难地继续撰写《唯物辩证法大纲》。以上举的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我们这里不再举了。结论是:这样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的坚持。俗话说,真金不怕火烧,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才能够经受住各种严峻的考验。
       (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
       李达同志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发展的科学;要保持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就必须不断地发展马克思主义。1961年,他接受毛主席交给的任务修改出版《社会学大纲》时,感到这本书是20余年前写的,没有概括新的历史经验和研究成果,没有反映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没有反映现代科学的重大成果与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没有批判当代错误思潮。因此,虽然年高病多体弱,他仍然决定重写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并在这部计划编写的书的上半部(1978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唯物辩证法大纲》)第473页中说:理论认识“只有同实践紧密联系,仔细倾听实践的呼声,才能不断地汲取新的经验,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致停留在原有的地方,变成枯槁的东西”。
       “文化大革命”中,使我极大震动并留下极深印象的是李达同志反对“顶峰”论的事迹,更是他坚持“马克思主义必须不断发展”这一论点的鲜明标志。实际上,无论从理论上或实践上,对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而言,这早已是非常明确的问题,只有那些“为稻粱谋”而著书为文、那些知识贫乏而又刚愎自用、那些随风倒、那些以权力代替真理的假马克思主义者,才会拘泥于经典作家在某些特定时间、地点做出的个别论断。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纪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马克思1842年在致达·奥本海姆信中也说过同样道理的话:“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有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列宁也强调这个道理,“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应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
       马克思、恩格斯还非常担心后代人把他们的学说当作教条。马克思说,“我们的任务不是推断未来和宣布一些适合将来任何时候的一劳永逸的决定”。恩格斯说,谁要是想“猎取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猎取真正的、根本不变的真理,那么他是不会有什么收获的,除非是一些陈词滥调和老生常谈”。
       由此可见,经典作家们说得非常明白,他们的学说是需要不断发展的。从实践上看也是如此。现在我们回顾一下,当教条主义在我国盛行、一直发展到“两个凡是论”的那一段日子里,如邓小平同志所说,“从1958到1978年的20年里,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整整20年,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这样建设社会主义显然是违反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原理的。是邓小平同志否定了“两个凡是论”,提倡并领导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我国的经济发展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所以我们说,坚决而忠诚地服膺与实践马克思主义的李达同志是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前面我们已经提了一下李达同志是一位威武不屈的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战士,这里再专门谈一谈他在这方面的突出表现。
       为什么我们说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呢?我想这主要是因为:所谓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乃是这样一种人,他真正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的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为争取全人类幸福前途的思想体系,是一种崇高的理想,是值得志士仁人为之献身并愿意为之献身的事业。李达同志是有这种认识的。当然,他还认识到要实现这种最终目标,首先要争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革命的成功,并愿意为之献身。既然生命都可以献出,还何惧之有!所以,从他1919年献身马克思主义事业起,直到全中国解放的30年间,他面对的是蛮横凶狠的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军阀、拥有中统和军统两大特务系统的蒋政权以及扶蒋反共的美帝国主义,他经受的是驱逐、困厄、失业、疾病、歧视、威胁、殴打以至杀头危险,然而他都等闲视之。这是何等的气魄!
       全国解放后,从50年代后期起直到逝世前10余年间,他又面临着强大的极左思潮和“四人帮”的威胁和迫害。然而,除我们前面提到的为彭德怀同志叫屈和对毛泽东同志犯颜直谏外,他还拒绝过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否定过康生的“辩证法只有一条规律”说,抵制过林彪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捷径”论。不过,最能体现李达同志作为一个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无所畏惧”精神的,还是他抵制“顶峰”论的事迹。“1966年3月,他指着一个印有‘顶峰’提法的材料对他的编书助手说:‘什么顶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发展了吗?这不合乎唯物辩证法嘛!’当时有人提醒他说:‘这是林×××说的呵!’李达同志断然回答说:‘我知道是他说的。不管是哪个说的,不合乎辩证法,我不同意!”’这又是何等气魄!试想,当时有多少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敢于这样无所畏惧地直言不讳地保卫马克思主义呢?说来惭愧,我自己就没这种胆量。这件事后来传出去了,当时炙手可热的康生、林彪都公开点了李达同志的名,李达同志也就戴上了“毛泽东思想的最凶恶的敌人”的帽子。“从1966年5月10日起,李达同志就被‘勒令,停止编书,交代‘罪行’,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6月3日,向全校宣布揪出了一个以李达为头子的‘武大三家村’……接着,各个报纸、电台,连篇累牍地公布李达的‘罪行’,发表‘揭批’李达的文稿;十几万人被组织来武大,‘愤怒声讨’李达。李达同志随时被押到大会小会上去批斗、辱骂、审讯、罚跪。”如果李达不是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也许会由于贪生而一时顶不住,仗着自己与毛泽东的关系,暂时认错,将来有机会再声辩。但他毕竟是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这种不堪忍受的摧残、侮辱和折磨下,他丝毫没有屈服,决不‘认罪’。对那种栽诬陷害的‘批斗’,他一条一条地据理驳斥。”最后,他终于被康生和“四人帮”折磨得为马克思主义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我看,说他的这种业绩“动天地、泣鬼神”也不为过吧!
       (责任编辑 严 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