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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这样一种动物，他们受伤后，会找个隐蔽的地方把自己藏起来养伤，直到伤口愈合后，才走出来生活。所以，你根本就不知道它们曾经流过泪，曾经受过伤。
       我就属于这种动物，从来不想提起曾经的过往。我隐忍地生活着，让眼泪流进心里，让往事在心底糜烂，然后蒸发到空气中。但并非所有的往事都是想蒸发掉就能蒸发掉的，有些往事已经深入骨髓，镌刻于心，将永不能忘怀。
       2000年岁末的时候，我仍在锡都个旧，仍在当矿工，仍在绝望地工作，仍在悲观失望地生活。暗无天日的2000年，是我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受到严重冲击的一年。看到了太多的社会阴暗面，接触了太多腐朽的东西，我变得敏感、脆弱、多疑。对前途人生，我感到悲观失望，渺小的我与社会这个庞然大物搏斗，我不堪一击，我像囚禁于笼中的野兽，只能在笼中绝望地号叫。在社会这个大染缸中浸泡了一年，我已经染上了一些其他颜色，我再也不会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有善良，还有温暖，还有爱，还有好人。
       下面要回忆一下我昏天黑地的2000年。
       年初的时候，我怀着梦想随亲戚来到了个旧。到了个旧，才发现个旧的钱并不好挣，外面的世界并非想像的那样精彩。
       刚开始的时候，我和亲戚在水箐打工。每天早早就背上背篓、提了矿灯、钻进山肚子里去上工，直到天黑了才下班。冬天的时候，上班时天还没有亮，回来时天早黑了，二十四小时都生活在黑暗中。一天班下来，腰酸背疼腿发麻不说，衣服上、裤子上、安全帽上，身上、脸上、头发上都敷上了一层黄色的矿土，整个人灰不溜秋的，像刚从土里刨出来的一样。
       当矿工太辛苦，没出息，得找份有前途的工作。知道个旧恒强工艺品厂招工后，我便急不可待地去报了名。结果上当受骗，身上并不多的钱被骗走，身份证也弄丢了。
       离开骗子厂后，我又去了离水箐不远的卡房。在卡房辛辛苦苦干了几个月，结果工头拿了工人的血汗钱跑了，我又一分钱都没挣到。
       ……
       与我相比，身边的矿工朋友们好像活得很滋润，他们缺钱了就不分白天黑夜、变牛变马在山肚子里苦干。月底结账后，要么没日没夜地赌，要么三五成群去找个小馆子喝个一醉方休，还有的结了账就跑到个旧城去找妓女。一句话，要把挣来的钱花个精光，然后再不分黑夜白天地上班，再领工钱，再去吃喝嫖赌。他们有的是吸毒犯，有的是逃犯，有的砍过人，有的坐过牢，有的杀过人。总之，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个旧这地方龙蛇混杂，乌烟瘴气，什么地痞流氓都聚一块来了。这帮流氓天不怕地不怕，老子天下第一，我是流氓我怕谁？拉帮结伙，打架斗殴，无事找事。偷杀抢掠，吃喝嫖赌，样样精通。无神，无政府，无信仰，无所事事。不上班的时候，他们就像一群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撞，把本来就混乱的个旧弄得乌七八糟。……
       矿山上的工头老板心黑手辣，使用矿工就像使牲口一样不说，还常常卷了工人的血汗钱逃得像死掉了一样，音信全无。
       我就经历了无数次被工头或老板赖掉工钱的事。
       有一个老板，他的一个矿工上班时偷矿，被他知道后，他竟叫人把那个工人打死了扔在废弃的巷道里，然后叫那矿工的家人来领“抚恤金”。……
       我自认为走过不少地方，但没有任何地方有个旧混乱。我去老厂振兴矿打工的时候，刚从老厂镇下车，就发现有人鬼鬼祟祟像贼一样粘住我——后来才弄清那是逼我办暂住证的工作人员。从振兴矿到老厂镇这段约二公里的路上，经常发生抢劫事件。抢人的就躲在灌木丛中，眼睁睁看着过路人走到身边，走到差不多要踩到他们的头上了，他们才像鬼一样突然蹿出来，将路过的人洗劫一空。我在振兴矿打工时，大多数朋友住在老厂，因此经常走那条路，抢劫者之多，多到哪一天不被几拨毛贼全身上下摸几遍就不习惯了。有个朋友带了钱去老厂赶集，翻振兴矿垭口时遇上了抢劫的，他扭头就跑，左脚的大脚趾被天雷炸飞了。还有一个朋友的父亲到振兴矿看望他，路上遇到抢劫的，没听指示乖乖交出身上的钱，右手被马刀砍伤，医了几千块钱。
       我在振兴矿上班的那口矿井，三天两头有人扛了马刀鸟枪火药枪来争夺，三天两头在换老板。
       我有一段时间上夜班，晚上两点左右下班，有次下班回棚子的途中，见一群“全副武装”的人把三四个人打得跪在地上直求饶，这帮人不停地用刀背敲打那三四个人。再也没有什么声音比马刀背敲在人骨头上发出的声音更令人恐怖的了。
       ……
       刚来到个旧的时候，我曾问过在矿山上混了几年的老油子：“为什么这些事警察不管？”
       “警察？警察管得过来吗？神仙也管不了这么多呀！”大多数人这样回答。
       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还敢相信谁？还有谁值得信赖？我已经被这个社会一定程度的染色，我的心已经受到某种程度的扭曲，我是绝不会相信任何人了。
       李绍文是我在个旧的最后一个工头，因为不久后我离开了个旧。
       李绍文当过兵，打过仗，退伍后来了个旧。他浓眉大眼，身高体壮。我们现在干的这口矿洞子听说是他花了一万多块钱买来的。他接手不久就开采到了好矿，引得黑社会的人来争夺，结果当老板的李绍文就变成了工头。
       其实知道李绍文名字的人很少，平时工人们都恭恭敬敬地叫他李师傅。因为他平易近人，对工人很好，还会开车。
       在矿山上，和工人联系最密切的不是老板，而是工头。工人有什么意见，比如伙食太差啦，工资太低什么的，都是先告诉工头，工头再反映给老板。有时候干了几个月也不知道老板长得啥样，被老板黑了工钱还不知道老板姓啥名啥。
       李绍文与工人的联系最密切，他最关心工人，工人都很喜欢他。他将被子行李从家中搬到矿上，与我们同吃同住，和我们一起被抢劫的人围在棚子里，和我们一样被抢劫的人从被窝里揪出来用马刀背敲打屁股蛋。他还像其他工头一样，被来抢矿洞经营权的人打得跪在地上。拉矿师傅车开不过矿洞门前的那个坡了，他就钻进驾驶室，三扭两扭就把车开过了坡。工人病了他忙里忙外，端水买药。他常常第一时间把工人的工钱发到每个人的手中，并叮嘱工人尽快把钱放稳妥。我的一个哥们儿偷矿被他发现，如果换了别的工头，一定会让老板知道，至少要被打个半身不遂，而他却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教育了我那哥们儿一通就算了……
       无论李绍文的和善与平易近人是真也好装的也罢，虽然我也称他为李师傅，但我是不会太相信李绍文的。和善的工头老板我见得多了，到头来还不是卷了矿工的血汗钱跑得无影无踪？
       年底的时候，大多数工人要回家过春节，纷纷要求结账走人。我和小付、开云、关保四人虽不回家，但李师傅还是要求老板连我们四人的工钱一起结了，让我们快快乐乐过个年，过完年后再上班。李绍文给工人结账的时候，说老板还欠四千多块工钱，刚好我们四人的工钱是四千多，李师傅就跟我们四人商量，叫我们四人先等等，等他把其他人的钱结了，他再找老板结我们的工钱。他保证二十八一定来给我们发工钱。我是坚决不同意的，但小付等三人却早早就同意了。其他工人也叫我放心，他们说李师傅是个好人，从来没赖过工人的钱。无奈之下，我只好一再强调：二十八一定要发我们的工钱，我们四人的钱除了寄回家的和被别人抢了的外，剩下的只能维持几天的生活了。李绍文再三保证，二十八日十二点前一定发我们四人的工钱，我只好作罢。
       二十八日十二点左右，李师傅果然来到了我们住的工棚。他给我们送来了四五斤大米，两棵白菜，他说大米是他家吃的，白菜是他家种的。他并没有提工钱，他并没带来我们的工钱。接着，李师傅不停地向我们道歉，他说他去找老板老黑，老黑说手里没钱了，老黑叫他明天去拿工钱。我们说明天就过年了呀！李师傅说他家的过年费也没有，也要等明天老黑给了他工钱才去备年货，他叫我们再等一等，明天十一点以前他一定把工钱发到我们手中。我非常生气，用许多恶毒的话骂他，骂得他灰溜溜地勾头走了。
       
       二十九日十一点我们并没有等到李师傅，过了十二点他也没出现，我们四人都很冒火，日娘捣老子地把李绍文的祖宗八代都骂了个遍。别人已经高高兴兴办年货了，而我们早上已经消灭了剩下的米油酱醋菜，傻等李绍文拿工钱来过年。我们实在等不下去了，幸亏知道李绍文家在个旧的住址，于是，开云和关保看家，我和小付去拿工钱——过年费。
       由于是第一次去李绍文家，我和小付找到他家住的那个破破烂烂的小区后，就再也弄不清楚他家到底在哪栋楼，住几单元几号了。我和小付站在小区门口不知如何是好。这时，李绍文急匆匆从小区里出来了，我和小付忙跑过去堵住他。李绍文吓了一跳，见是我们，又忙不迭地道歉，他说工钱还没拿到，今天上午他费尽口舌，才从老黑手里拿到五十块钱。他说他刚从老黑那儿回来，正打算去矿上叫我们四人到他家来，凑合着把这个年给过了。
       我俩跟在李绍文的身后向他家走去。李绍文家住在这又破又烂的小区中最破的那栋楼中，楼梯的台阶上到处是纸屑、果皮，楼道里散发出阵阵腐臭味。李绍文家住三楼，房子又窄又破，家具又破又旧，家里几乎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没想到工头竟住在这种破地方，我和小付都颇感意外。李绍文的老婆正在洗衣服，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围在盆边嚷道：“妈妈，我饿，我要吃香蕉，我要吃鸡腿……”
       “乖，呆会儿爸爸叫来你的四个叔叔，咱们就买鸡腿，买香蕉，买好多好多东西，包饺子过年，啊！”她抬头见了我们，显得局促而尴尬，一面招呼我们坐，一面找拖把拖地上的脏水。
       坐下后，李绍文很无奈地说：“上次没给你们拿到工钱，我跟她商量，把家里剩下的那一点米匀了四五斤，去地里拔了两棵白菜，一起给你们送去。今天早上家里就断了烟火，到现在大人孩子都没吃东西。哎，不知这个年该咋过！”他长长叹了口气。
       我和小付沉默了，这五十块钱是绝对不够我们和李师傅一家过年的。我于是催李绍文再想办法：“至少要给我们弄个一百二百的吧，要不这年真的没法过了！”李绍文说：“该想的办法我都想了，我也是外地人，人生地不熟的，没个亲戚朋友可以帮帮忙。住的房子是租的，前几天房东就来催房租了，一天催一次，来一次骂一次，今天骂完刚回去……”
       我俩叫李绍文给老黑打电话，电话打了半天也没打通——座机没人接，手机关机。气得我们三人也把老黑的祖宗八代都骂了个遍。最后我们三人决定去找老黑。没钱坐车，只好走路去。到老黑的住处扑了个空，老黑不在，小区的大妈告诉我们，老黑回老家过春节去了。这个王八蛋！
       这样一折腾，就到了下午五点多钟，街上的行人个个喜气洋洋，手中提了大包小包风风火火地往家赶，只有我们三人像死了老娘一样，没精打采，垂头丧气。街道两旁的居民楼里不时传来阵阵欢笑声，空气中飘着饭菜的香味……
       我和小付在街角商量怎么办。小付说：“看来李师傅是真的只要到五十块钱，算了，上矿上把开云关保叫下来简单过这年得了。”我只犹豫了一下，还是不同意。我说：“工头老板我见多了，哪个不是比狐狸精还狡猾。五十块钱我们四人都不知道要怎么花才能把这年过掉。李绍文家里肯定还有钱，就是真的没有，他一个工头比我们有路子，这五十块钱还是我们拿走得了。”
       李绍文掏那五十块钱的时候，动作笨拙而缓慢，他一脸的疲惫和无奈，好像一下子苍老了许多。
       我和小付走到老厂至振兴矿的那段路上时，天已快黑了。我俩走得飞快，想尽快回振兴矿，在振兴矿街上的商店里买点东西过年。现在蔬菜水果是买不上了。
       就在这时，那帮抢劫的杂毛又出现了，他们抢走了我俩身上仅有的五十元钱，抢走了我们四人的过年费。真没想到这帮王八蛋过年都还要出来抢劫！
       我和小付欲哭无泪。亲戚朋友们大多数都回家过春节了，没回去的也早借过钱了，能借到钱的话我们也不会大年三十还去李师傅家要钱。走投无路的我们决定再回李师傅家看看，看他是不是真的没钱，看李师傅能不能弄个三十五十让我们把这年过了。我不相信他真一分钱的过年费都没有！
       再一次走在去李师傅家的路上时，鞭炮炸响了，绚丽的烟花在天空盛开了，2000年的除夕就这样到来了。
       李绍文家亮着灯，但并不像其他人家那样，不时传来准备年夜饭的忙碌声和说笑声。他家安静得很。
       就在这时候，屋里突然传来说话声，我和小付忙在门前止住脚步。
       “老李，你看这个年没法过啦，我无所谓，可孩子还小啊！她已经一整天没吃东西了，刚才就不停地喊肚子饿，呆会儿醒了又要哭闹，得——想个——办法呀！”李师傅老婆的声音哽咽了。
       沉默，长久的沉默后，李师傅长长叹了口气，说：“实在没办法了！你也想想，看咱们还认识谁，看还有谁能帮助我们。”
       又一阵沉默后，李师傅夫妇陆陆续续说出一个个人名，又一个个否定掉。最后，只听见李师傅高兴地说：“对了，我记起卡房有一个矿工，他去年跟我干过，我对他很好，我去找他看看如何。”
       “你知道他具体在卡房哪儿吗？说不定人家早回去过春节了呢！再说，去卡房来回要三四个小时，现在黑天瞎地的。”
       “我可以去找，总比在家发愁好！”
       我和小付逃似的离开了李师傅家。原来，李师傅一家真的没有一分钱了。
       回到振兴矿，已经十一点过了，开云、关保还眼巴巴地等我俩买东西回去过年呢。
       我们四人互相安慰：“睡吧，睡吧！睡着了就不饿了。明天一早分头去找钱，借到钱好好吃一顿。”
       躺在床上，我们都睡不着觉。幸亏关保还有半包烟，我点上一支烟后，把今天要工钱的经过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开云和关保，我们坐在床上抽光了关保的半包红河烟。就这样，饥肠辘辘的我们和同样饥肠辘辘的李师傅一家，迎来了2001年的鞭炮声，迎来了2001年的曙光。
       第二天我们想方设法借到了一百块钱，度过了那一段艰辛的日子，不知道李师傅一家是怎样渡过难关的。
       后来，我们四人都离开了个旧，我复读后于二十四岁那年考上了大学，开云回家乡读了一所卫校，毕业后在家乡开了一个小诊所，小付和关保还在异地他乡流浪。我们天各一方，我们并没有沉沦，也没有绝望，我们不会忘记2001年那个饥肠辘辘的春节，不会忘记善良的李师傅和他的家人。
       在这个世界上，无论你多么迷茫，多么无助，多么绝望，只要还会感动，只要还有人能让你感动，就还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