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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在江青等“四人帮”的“文攻武卫”煽动下，“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之间的武斗越演越烈，从大刀长矛发展到真枪实弹，简直就像军阀混战一样。
       我们1962年入学的大学生，到1968年9月才分配。当时各单位几乎都处于瘫痪状态，所以我们这批人大部分先到部队农场锻炼改造。
       我分配去的地方是连云港附近的济南军区9636部队，军区司令是十八勇士强渡大渡河的杨得志将军，军长是张铚秀（后来是昆明军区司令），奇袭白虎团的“杨伟才”是我们的军副参谋长。
       我们分配走之前，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将军给我们讲了话。在操场上我们席地而坐，他露着白牙，笑嘻嘻地对我们说：“你们要服从分配……只要在地球上，哪里都是好的，啊……”我们都哈哈大笑，但在第二天的报纸上，我们唯一记住的这句话被删掉了。
       那是以种水稻为主的海边大农场，以连为单位分别管理自己的包管区，我们学生连也有自己的一片“自留地”。
       当时虽然“九大”已经召开，但武斗还是不断，特别是联跨山东和江苏两省的连云港成了重灾区。
       当时的所谓“好派”、“屁派”实际上都有后台支持。在连云港，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王效禹支持的一派占了上风。他们武器精良，实力强大。反对派只好撤出市内，在外面打游击，抢武器发展生存。
       那是1969年5月的一天，排以上干部（我们锻炼的大学生享受排级待遇）都到团部听师政委传达“九大”精神，政委名字忘了，好像叫“周铁嘴”，参加过朝鲜板门店谈判。因为政委亲自参加了“九大”，又是“铁嘴”，所以传达得很精彩。
       十点多钟，突然一阵枪响，警卫员急忙来报告：二连营地遭造反派抢劫。在田里干活的战士闻讯赤着脚去追赶，跑在最前面的一班长被造反派开枪击中头部，顿时脑浆迸裂牺牲。
       会议马上中止，干部急忙赶回连队指挥处理。我们学生连急忙赶到出事的二连。
       二三十名抢枪的造反派硬是被发疯似的战士从卡车上拉下。他们都光了膀子跪在连部操场上，战士们正强迫他们向毛主席请罪。
       一位四川小战士拉指着自己的上衣，嚎啕大哭地对我们说：“这是我们班长的脑浆！”大家一看怒火万丈，特别是与一班长熟悉的几位同学按捺不住悲痛的心情，冲上去就拳打脚踢，把造反派打得抱头跌倒在地。一位同学大声说：“我们打不违反纪律！”大家一哄而上，书生急了也很野蛮，要不是连长等人前来拉住，我们学生连可要大发威风了。
       我们以为这事就完了，回连队吃饭还没有放下饭碗，突然又传来一阵枪声。我们出门一看，看到一位团部的通讯员扛着枪，气喘吁吁地跑来：“造反派的大部队来了，快帮我把枪藏起来！”
       原来上午来抢枪的几十名造反派只是先遣部队，后面来的十几辆卡车已经到达团部，并正在扩散到各连，其中一部分人正朝我们连奔来。
       我们一看情况紧急，赶快接过枪往屋里藏，但往哪里藏？大家没有了主意。有人掀开炕席把枪塞在里面，上面压了被子，大家一看，这藏法也太低级了。机灵的小汤接过枪往外跑，外面有人大喊：“来了，来了！”小汤一看来不及了，急中生智把枪往门口的水井（储淡水用的）里一扔，一阵水花，马上就没声音了。
       一群手拿刀枪的造反派冲进各班房间搜查，有人真的揭开了炕席。
       “我们没枪。”大家指着自己穿的衣服。
       造反派看着我们都穿着没有领章的旧军服，就抓住通讯员喝问：“你的枪呢？”
       “他是通讯员，从来不带枪。”我们一起帮着说。
       当时的情况就像电影里鬼子进村的感觉一样，真不是滋味。
       造反派转了两圈刚走，团部来命令，让我们一、二、三排去协助保卫团部。女生排留下看营房。
       我们跑步到团部，看不到抢枪的激烈场面，只见团长办公室门半掩着，师政委正在与军区通电话，几个战士守在门口。
       门外十几步外的地方站着一二十个造反派，其中一个像土匪打扮的人，右手拿着手枪，左手拿着一把斧子，大声叫喊：“给造反派发枪还要请示什么？”
       我们身穿旧军装的五十多人突然来到，他们不自觉地后退了几步，一下子形成了对峙局面。
       里面政委正第二次给军区打电话。第一次政委电话请示，军区说要等中央军委指示，但就是迟迟没有回音。
       政委说：“我再说一次，现在我们还有自卫能力，请上级下令。”
       “九大”以后，中央已有严格禁止武斗的决定，对群众抢枪也有严厉的制止措施，师政委亲自参加了“九大”，他的请示是有根据的。
       一排的老吴，大家叫他吴大胆，见造反派只有一个头头有枪，就悄悄地说：“我们上去把他的枪缴了。”说罢大家就一步步向前紧逼，有一部分人开始从后面迂回。
       刚走几步，突然从他们后面人群中走出几个拿冲锋枪的人，不由分说朝着我们就是一梭子，子弹嗖嗖从我们头顶飞过，打得屋顶上的瓦乓乓乱响。
       这是我们第一次近距离听到这可怕的冲锋枪声，一下子全都吓傻了，一个个都趴在地上不敢动弹，知识分子一下全都露了原形。
       团长听到枪声一个箭步冲出房门，大喝一声：“谁也不准动！”
       我们爬起来，躲在墙角，再也不敢动了。
       里屋师政委正在焦急等待军区回电，听到外面冲锋枪声，知道情况紧急，马上又拿起电话。对方说，中央还没有回电。
       “什么时候能回电？”
       “不知道。”
       政委刚要把电话撂下，突然他又向对方补充了一句话：
       “如果五分钟内不回答，就是同意我们自卫！”说完狠狠扔下电话，低声而有力地对团长说：“看好表，做好准备！”
       好一个周铁嘴，竟然向中央耍起脾气来了！
       （下）
       我们急忙奔向河边。
       这是离我们营房只有几百米的一条小河，河的一端通向大海，一端流向赣榆农村。虽然靠海的一端有个河闸，但也没有挡住海水倒灌，所以除夏天外，河水都是咸的。我们吃、洗等生活用水，全部都是用水车到两三里外的内河里拉，然后倒在每班门口的“井”里储存起来。
       我们赶到河岸往下一看，眼前是一幅触目惊心的景象：两名中年男子倒在血泊里，一名妇女舞着双手，嚎啕大叫：“你们打错啦！打错啦！”
       河边岗哨上的两位班长惊傻地站在那里，两支半自动步枪从他们手里滑落在地。他们开枪射杀的人，一个是附近的农民，一个是我们团部的军医。
       这两个班长今天在这河边岗哨站岗。这条河以前经常有装货的船只来往，“文革”武斗后，河里船只基本上不见了。
       下午，两位班长突然发现几百米外有一条船往我们营地驶来，船吃水很深，两个中年男子在岸上吃力地拉着纤。
       河上很久没有见到船了，两位班长顿时紧张了起来。
       这几天，外面风声有点紧。而师部又传来命令，要确保大学生的安全。据说全国在部队农场锻炼的大学生已经发生了多次伤亡事故，这事已经惊动了周总理。
       前不久，我们旁边炮团学生连的一位北京来的大学生，因大雨天在稻田里扛着铁锹巡视稻田水位情况，被雷电击中死亡。
       此事发生后，上面非常重视，已禁止下雨天出去稻田巡水了。那的确是很危险的事，我们南方人都知道，在宽广的田野里，拿着铁锹，全身湿透，是很容易被雷打的。我和小汤雨天巡水时，经常开玩笑说，他个子小，我肯定倒霉。
       船一步一步向岗哨靠近，两位班长站起来，大声吆喊：“停下！停下！”
       在大风中，两人只顾拉纤，没有任何反应。
       两位班长看着沉重的船越来越近，神经越发紧张。他们断定，船舱里一定埋伏了很多人，船一旦靠近岗哨，他们一哄而上，他俩是招架不住的。
       他们举起枪，大声喊着：“停下！再不停要开枪了！”
       没有反应，船继续前进。船离岗哨只有200多米了，再不停就来不及了。
       李班长决定开枪警告，“砰”的一声，枪声划过天空，拉纤的人头也没有抬，船继续前进。
       
       两位班长经历过上次的抢枪事件，想起了牺牲的二连一班长，看到越来越近的船只，仿佛看到了船舱里抢枪的造反派一下拥上了岸。他俩在高度紧张中分了工：一人一个。
       “砰、砰”两声，不愧是大比武时代的神枪手，拉纤的两人应声倒地，血流满面，从船舱里出来的却只有一位惊慌失措的农村妇女……
       倒地的一位穿着衬衣的是王军医，他是我们团唯一的军区学毛选积极分子。他刚从济南受军区表彰回来，路过河边，见一农民吃力地拉着一船化肥，步履艰难地一步一步走着。他毫不犹豫，脱下军衣，把行李放在船上，挽起袖子就帮着拉起了纤。他俩没有体会到拉纤时荡悠悠的浪漫情调，迎来的却是两颗无情的子弹。
       这件事军区很快就作了通报，至于部队内部怎样处理，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进入秋天，黄澄澄的稻穗呈现了一片丰收的景象。快到收获的时候了，大家都很兴奋，因为这是我们整地、播种、育苗、插秧、除草、施肥等等，一天天劳动的结果啊！
       大家都期待着庆祝丰收的一天。
       但收割还没有开始，师部命令，所有学生连随同部队一起全部撤回临沂的师部营地，后来我们才知道，这是部队换防。
       我们和战士一起，从江苏的连云港，背着背包步行到山东的临沂。一路上，除浩浩荡荡的行军大部队外，还有急急奔驰的吉普车，一队队威武的炮车，这些以前我们只有在电影里才能看到，特别是不时举行的急行军演练，就像当年大部队抢占孟良崮一样，大家感到既紧张又兴奋。接连几天的行军，我们始终没有脱离过大部队，就连女生排也没有一个掉队的，其中包括几个平时有点娇气的上海姑娘。
       临沂的部队营房是标准的苏式营房，一切都布置得有条有理，这时我们才开始有正规军的感觉。
       在那里我们度过了一个冬天，除一开始安排的军事训练，如早出操、晚点名，挖“猫耳洞”等外，大部分时间都是政治学习，其中也包括以后允许的外语学习，晚上就是打桥牌。
       我们在部队过了第二个春节，1970年2月，因我们原分配去的国防科工委第15院（总字825部队）解散（听说与陈伯达有关），我们又重新分配。我和我爱人被照顾一起分到了中国科学院，不久大家就各自走上了工作岗位，结束了难忘的部队生活。
       分别时，团部通讯员用很老式的海鸥照相机给我们拍照留念，这张照片就是我们班与连长、排长等的合影。
       后排左起第二人就是鄙人，当时我很瘦，1.73米的个儿，体重只有115斤。第三人是我爱人的大学同学，后来担任了我国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的市委副书记，也正是他促成了我和妻子的部队姻缘，我们一直感激在心。
       我大学的同学，伟民、延航、小凤等十多人分到了刚刚成立的北京郊区的航天医学工程研究中心（现中国航天员中心的前身），成了后来来的杨利伟等航天英雄的老师、同事和邻居，他们为我国的航天事业默默贡献了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