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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三十五岁开始，像老人们那样，每天早上在你们上班的时候，去公园，但不做运动，只是在做运动的老人中间走走。
       也是在这一年，我辞了一个每天早上必须上班的工作，想搞个人为的提前退休，尝试一下，换个活法。至于我以前的生活，我这里不说你也不会损失什么，如今，经济定位后，精神层次上的外现差别就很小了。拿家具说来，要么是马来西亚进口的，或者美国的布艺沙发；要么是中国一般古老的潘家园的旧家具。至于你读什么书，是你自己的事，这事别人不该知道，因为人家不愿意知道。如果你正儿八经地对人家说，你最近读了一本太太好的书，人家以最大耐心听完你说这话之后，告诉你，他读了一本更更好的书。
       全是他娘的屁话，现在哪有这么多好书。所以我想象公园能不能是另一个世界。
       在公园里。
       那个有啤酒肚儿的大婶儿，一辈子没喝过啤酒，所以她能把啤酒肚儿压在儿童单杠上，头朝下翻过去，噗通双脚落地，然后再来下一个。她说，一早上她得翻五十个，“啤酒我可喝不来，一股尿味儿。”说完嘎嘎笑起来，噗通又翻了一个。
       公园里就是这样。当然，我也去别的地方。
       有一次，我从家里出来，从院门开始闭上眼睛，然后向前走一百九十八步，向右拐，再走七十六步，抬脚，三蹬台阶，伸手推门，睁开眼睛时，我已经在雅士书店里面。
       ‘你看，我是闭着眼睛来的，一点差错没出。”我对那个永远不高兴的小店员说。“瞎子不拄棍儿也能到。”他说。“为什么?”我对他说的每句话都感到好奇。“因为我们的书店在死胡同里。”我配合他的话哈哈大笑起来，就在他也快 露出得意的微笑时，我突然煞住笑声，随手拿起 那本前天已经看过，今天还想再看看的《非洲雕 刻史》，匆忙看起来。
       小店员在我背后很响地喝了一口茶，给自己解解围，同时也提醒我别忘了他对我的不满。
       他对我不满，不喜欢我，讨厌我，因为我总来看书，几乎不买书。他对我的这种感情，如果还保留在我可以不在意的程度内，我就不理睬。等到它发展成对我离开书店背影发出诅咒的时候，比如，他说，让他明天把腿摔断吧!这时我就买了一本两百多块钱的画册，控制住他仇恨发展的势头。
       老读者都看出来了，我是这样的一个闲人，喜欢到处看看。现在时兴一种让读者都看明白的写法，所以，在这儿我还得交代一下，这毛病哪儿来的。
       很多年前，在另一个小街心花园里，现在我们都管这样的地方叫绿地，一年四季坐着一个老头儿，除了吃饭睡觉的时间，我总能从窗户里看见他。大学毕业的那天，我第一次跟他说话。
       我问他，为什么老坐在这儿?
       “你想占我的地方?”他头发胡子都白了。
       “你在这儿干吗?回家看电视多好，冬天不冷夏天不热。”
       “傻小子，电视多没劲，那些人儿从左边进来，从右边出去。你看这儿!”他说着把手朝前一指，把一个正好经过的路人吓一跳。“这儿多好，那些人不光是从左边右边前面来，还有从我后面过去的呐。”他把头凑近我，放低声音，“这儿比电视强，都是真人儿，又大又清楚!”
       后来老头儿死了，就不坐在那儿看了。我却踩上了他的魂儿，总得到处看看，有时雨下得太大，在家看看书也行，不然就好像心没在自己这儿。为此，我辞了规划局的工作，如果你是“晚间故事报”的读者，就会被我的笔名吓一跳，我的连载小说肯定是你的必读栏目，尽管它恐怖得不得了。不过，靠吓唬你们，我能把自己养活得很好。 我就是喜欢看看，管它看什么呐。 我认识的一个写严肃小说的人，整天板着脸，每次到我家里喝我的日本清酒都得说一遍，我的连载小说纯粹是胡扯。我说，能吓人就行，他说不行。在他看来最重要的是发生了什么。那以后我再也不请他喝酒了，恐怖小说能不发生什么吗?
       但是，公园是另外一回事，这里不发生什么，或者说发生的事都不是什么。
       老人的世界已经平和，偶然有人故去，大家都很惋惜，一两分钟里没人再愿意就此说点什么，过后会有人问起死者的岁数，六十多了，七十多了，知道岁数后，人们都轻轻地噢一声，慢慢地就转了话题，看看吃什么能多活几年。
       老陈太太从不和这些老太太老头儿在一起，她每天一个人早早就吊到树上：就是用双手勾住一个结实但低矮的树杈打悠悠。在她后面的不远处是另一个也不和别人在一起的老头儿，他用手掌击打树干，嗨，嗨，嗨。他把树假想成谁了?我问过自己几次，美日侵略者还是当下的流氓抢劫犯，当年南京大屠杀时他几岁?在哪儿?
       其实，我心疼那树。
       “大爷，前面那个老大娘叫您过去一下。”我想介绍这两个老人认识一下，万一他们对彼此发生兴趣，可能就没心思再折腾这两棵树了。
       老头儿怀疑地看看我，过去了，我跟着躲了起来。
       “你这不是好好地吊着嘛，叫我干吗?!”他的口气能把另一个老头的脑袋砸出大包，太硬了。
       “我叫你，你饿花眼了吧!”老太太更凶狠。
       老头儿又回到原来的位置，四处看，显然是在找我。我走近他，没等我开口道歉，他就说：
       “我知道你不是耍我，是想介绍我们来个黄昏恋，不用了，小伙子，我跟她结婚都三十七年了，你要是能帮我们离了，还算是积德。不过，我知道，这难度太大了，我是办不成了，所以早就不想了，有啥好想的，你说!” “我真的很抱歉。” “抱啥歉?不用了。”我离开公园时，看车的已经来了，他把自行车摆放好，把盛钱用的黄书包挂到脖子上，然后对我递给他的两角旧钱摆摆手。
       “算了，”他说，“要是你早出来五分钟我还 没来呐。”
       “拿着吧，”我说，“我不是晚出来五分钟 嘛。”
       “你看你这个人，那我谢谢你了。”他接过我的两角旧钱。
       我也谢了他，骑上车回家，心情突然就很好。你要是跟我差不多，就会理解我这样的心情。你要是跟我差很多，说不定也能理解我。可是我没骑出去多远，又下来了，有一个戴黑框眼镜的人拦住了我。
       “嘿，哥们儿，刚才你们两个要是把话反过来说肯定得打起来。”他说话时尽量在做些跟眼镜不相配的表情。
       “谁的对话，你怎么回事?”我很惊讶。几十年来，我给人拦住，他们问的都是，东直门斜街在哪儿，或者天客隆超市在哪儿，好像问我别的我也不知道。
       “就是你和那个看车小伙子的对话。要是他先管你要钱，然后你说，我要是早出来五分钟，你还没来呐。然后小伙子说，可惜你晚出来了五分钟，然后会怎么样?”他说得很兴奋。
       “哎你有病吗?我晚出来了五分钟，我干吗要说，我要是早出来五分钟呢?!”
       “你先别管我有没有病，我是说你们两个刚才的对话有挖掘的潜力，写作意义上的。”他认真的表情，阻止了我继续嘲讽他的心愿。
       “你这人挺有意思。”我说，心里估计他是个写剧本的。
       他听了更兴奋，估计也不常有人这么夸他。
       “你看过军规吗?”他问我。
       “哪国的军规?”我问他。
       “说远了，就是那本对话很有缠绕感的小说。连长问士兵，你去厕所吗?士兵说，我不去。连长说，你为什么不去?士兵说，我不想去。连长说，你为什么不想去……”
       我知道，不管这个人是干什么的，他都是一个喜欢演绎这本小说的人。在他之前，我碰见的那个人在八十年代末期问我是否知道美国黑色幽默的代表作家，我摇摇头。他说，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对，他写了一本作家必读的小说，叫《第二十二条军规》，就像歌里唱的那样：朋友，你们都还好吧?
       唱这首歌的那个人，倒很适合开开军舰
       我和黑框眼镜找了一个快餐店坐了下来，我也开始兴奋，但我们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在一个临窗的座位上等待我们的早点。
       我觉得他人挺诚恳的，就告诉他，这是我的第一次，被人拦住却不是问路。
       他说，这也是他的第一次，他拦人家，人家没骂他，还跟他一起吃早饭。
       我说，我从没告诉过那些问路的人，东直门斜街和天客隆超市在哪儿。
       他说，那些被我拦的人一次也没发现，我不是傻，而是在进行另外一种创作尝试。
       还没睡醒的服务员端来了我们的早点，我却没了胃口，当你发现自己已经在别人的创作尝试中，就像鱼进了鱼缸，只能随遇而安了。
       他说了他的名字，我相信那是他的真名字，而且他还真是一个写剧本的，先是写话剧，后来就写电视剧了。有句话他说得还实在，写什么剧本，写好了都不容易，不过听上去有点像废话。
       “我不觉得我写得很差，比我写得差的人有很多，他们自己还不知道呐。”他说，“可是我也不觉得自己写得好，但我还得写。我觉得缺点儿什么，又不知道那是什么。有时候我希望自己在大街上给人抢一把，当然，最好别伤着我；还有的时候，我希望发生点什么事，哪怕我不希望发生的事儿，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建议他打打女人的主意。
       他摇摇头，“我都离三次婚了，女人对我来说和买房子是同义词。”
       “不过，你还是应该庆幸，你毕竟还不穷啊。”
       “可是，再也不发生什么真正的事情了。”
       告别的时候，是我付的饭钱，他也没认真拦我，我猜想，这在他来说是不值得一付的钱，才五块钱。四又是我一个人回到马路上的时候，很想回家，去雅士书店看书也行，总之不想再留在街上了。我骑上自行车，开始慢慢地蹬，好像还会有人再拦我一次。这样的经历不同于问路，几分钟后就忘了，我相信几年后我还会再想起这件事。
       依然是夏天，上午在树荫下慢慢地骑车很舒服。人行道上是从公园撤出来的老人部队。老头儿们在回家的路上都表现出了个性，有的甩手疾走，有的把手抄到背后正常走，有的用一只手把半导体举到耳朵旁边一边听一边走，同时留神不撞到电线杆上。半导体里播放的节目是四十岁以下男的女的和四十岁以上女的都不听的，到底是什么节目，猜猜看吧，算是有奖问答，奖品是光大路“一手”店提供的酱猪手一只。
       我在脑袋里把能参加这次比赛的熟人朋友聚拢了一下，估计有二十人能在电话里回答我的问题，最多有三个能获得猪手，为了保险，我决定现在就去光大路买五个猪手，如果真有五个人猜得贴边儿，我就把他们请到一起吃猪手，再加亡几瓶日本清酒。
       在光大路口，我的自行车扎眼儿了，于是就跟修车的大爷聊了起来。他让我想起那个死去的坐在大街上把日子当电视看的老头儿，他抬着头看人。眼前的这个老头儿得低头看轮胎和胶皮，好像都是安排好的，不容选择，有时却追究不起，到底是谁高高在上。
       一个警察把他的自行车停到我们边上，态度极不友好地看我们一眼，修车老头有点恐惧地朝他露出一个笑脸，说：
       “修吗?”
       “没坏修什么！”警察说话的时候也看我一眼，他穿着制服，还戴着交通警察特有的白背带，说话时他把别在腰上的对讲机拿到手里，打开，里面立刻传出嗡嗡的噪音。
       “看着车就行了。”警察对老头儿说完就朝十字路口的中央走去。
       他站到路口的中央，原地旋转一周，突然挥 起右手臂，像挥动一只不锈钢的假臂一样，分别 砍向四个路口，将那些还没开出路口的车定住。 已经开到路中央的车识相地加速，远离了。
       我抬头看看，没有红绿灯。
       四个路口内的车都停住了，他满意地巡视一周，对对讲机说：
       “已经开始了，效果良好。”
       有一辆桑塔纳试着往前开了几步，警察立
       刻朝它砍出钢臂，桑塔纳溜溜地停住了。另一辆车的司机下车，走近了警察。为了听见他们说什么，我也凑了上去。
       “您看，能不能让我先过去?”司机谦卑得不能再谦卑了。
       “理由呢?”警察问。
       “我刚接到电话，说我老母亲病了，我赶回去送她去医院。”
       “公车?”警察问。
       “是，是。”司机说，“我跟领导打过招呼了。”
       “打过招呼又怎么样?!”警察说完停了停，又说，“不过，拉老母亲还行，拉老婆就不行，明白吗?”
       “明白，明白。”司机不懂装懂地说。
       “走吧。”
       回家拉老母亲看病的车开动了，其他的车也跟着动了。警察再一次运用钢一般的手臂，把别的车定住。一个小客车司机火了，跑到警察跟前激动地说：
       “凭什么不让走?”
       “新交通管制实验。你想不配合?”
       “我开了快二十年车，还没见过这样的实验，纯粹是神经病。”司机说完，跳上车就开动了，路过警察身边时，他听见警察对他的最后通牒：
       “开不出五百米你就得后悔。”警察吼完，看着这辆车开进另一条街，然后对着对讲机大喊：
       “五四，五四，我是三六，截住白金杯面包一辆，车牌号京A578399。”
       修车的大爷拎着我的车胎，都看傻了，我也一样。这样的人民警察我们都没见过。可惜另一位大爷没活到今天就死了。我感伤地回到我的自行车旁，修车的大爷不好意思地安慰我，说马上就好，马上就能修好。我坐到他闲时坐的小凳上，点燃了两支烟，当我们都抽起来的时候，一辆警车停到了我们跟前。
       他们把站在路中央指挥着一切的警察同行带过来，急匆匆地将他塞进警车里。
       上车前，我听见一个警察对他说：
       “你是不是真有病啊?”
       “谁能证明这一点?”他说完，车就开出去了。我再朝路口看，所有刚才被截住的车都开走了，这里又变得正常了。
       “他的自行车还在这儿呐。”修车的老头儿说着把我打上气的旧车胎按进水盆，开始寻找扎眼儿的地方。
       “他肯定会回来的，你看，他的车还在这儿呐。”修车的大爷说完看看我，我同意他的意见，就点点头，同时补充了一句：
       “警察不会给他麻烦的，他们肯定高兴被人学习。”
       别以为这是一个早上发生的事。如果一个写字的人能在一个早上经历这么多，现在恐怕已经获矛盾文学奖了，尽管我还弄不懂这个奖的宗旨是什么。(请编辑不要把矛盾两个字当错字改正，它们没写错。)
       我再一次回到公园的时候，滞留的老人已经不多，他们大多回家准备午饭去了。这应该是很不同的上午，某些人在办公室里，他们在公园里。谁羡慕谁，现在还说不好。我说的是真心的羡慕，不是虚假的口头表达。
       可我不明白为什么公园的长椅差不多都是背靠背式的，即使有几把背靠湖水背靠树木的单个长椅我也从没坐过，那里永远坐着情侣，至少是我在公园的任何时间里。我怀疑那些坐在长椅上的情人都是有毅力的行为艺术家。
       我好不容易占到一个背靠背的位子。在公园里遛来遛去，来自身体的抱怨也弄得我心情沮丧。女人抱怨你，我可以离婚，身体抱怨我的时候形势就严峻了，已经找到了跟身体离婚的办法了吗?我是说较温和的那种。
       在我背后也是一对情人，男的在给女的念报纸，我也听见了：
       “守门员区楚良身高一米八二，体重二十八公斤。“主教练将X X队的裁判罚出场外。“守门员将球回传给门将。“X球员三十公里外一脚远射。“队员在场上你争我抢，两队的教练也在场下争风吃醋。
       “X X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
       “只见防守队员一个队员两条腿，两个队员四条腿，三个队员……”
       听他念报纸的女的没笑，男的于是不念了，生气地问：“你咋不笑呢?”
       ．“笑啥啊?”女的说。我一下子笑出声了，我早就想笑了。“你看人家都笑了。”男的小声说。“谁爱笑就笑呗。”女的又说。因为他们接下来就要吵架了，所以我离开了。但我找不到一张可以不和一对情人背靠背能单独坐下来的长椅，所以我又坐到了另一对情人的后面。他们不说话，都很安静地坐着。如果大家都安静，即使彼此靠得很近，世界也不会有像今天这么多的麻烦。过了很长时间，那女的说：“就一年也不行吗?”男的不说话。“我求你了，我愿意做一切，就一年。”“得了吧，别想这事了。”男的不耐烦地说。“我求你了。”女的求得凄惨，甚至不管我也能听见。
       “哎，你别这样好不好，弄得那么烦干吗?”男的真的很烦，我猜测，这女人一定多次这样求过。我还想到，自己从没让人哪怕是女人这样求过。如果有人这样求我，我会怎么样?会很慌乱，我想。我一慌乱就会烦，然后我会恨让我产生慌乱的人。
       当我再一次注意听他们的谈话时，只剩下那个女人还坐在那里，男人在我走神儿的时候已经离开了。我也站起来准备走，好像男人都该离开似的。
       “你先别走。”我走出几步之后，背后传来那个女人的声音，可惜没有请求，充满了恐吓，好像我们有前仇。我回身，发现她坐在我刚才的位置上，满脸泪水。我坐回到她身边，
       “你都听见什么了?”她一边擦泪水，一边问我，声音不高，却让人害怕，可我喜欢让我害怕的人，所以决定留下来，跟她聊聊，也没管她刚才的那个男人会不会回来，回来会发生什么。
       “听见你说就一年。”
       她冷笑一下，脸上的泪水都擦干净了。她长得挺漂亮，但是看上去并不善良，属于一部分已婚男人喜欢的那类女人，这些男人往往都有老实贤淑的妻子。
       ‘你要是走在街上，能看出来，谁是凶手吗?”
       “凶手?”我强调了这两个字，但表达的意思不是我认为这么说话的人有毛病，正好相反，我已经急不可耐地表示自己的兴趣了。
       “你以为所有杀过人的人都在监狱里，都受到惩罚了吗?”她看着远处，我看着她，她接着又说，“这儿的破案率是你不能想象的。”
       “有一半儿吧?”我说。
       她又像刚才那样冷笑一下，这么说破案率在她看来还不到一半儿。
        “你走在大街上，说不定就能与一个杀人凶手擦肩而过。”
       在她说这话的时候，如果我们正好坐在大街上的什么地方，会是怎样的情形?在公园里，因为看不见大街，就觉得挺害怕的。
       “有一个男人，很讨女人的喜欢。”说到这儿，她看了我一眼，“但是，他比你更恰到好处。”
       “所以我不是凶手。”我说。
       “你怎么知道，他是凶手?”
       “直觉。”我说。她又看我一眼，好像我的智商在她的目光中提高了一点儿。
       “他在离家很远的风景区作业，接近那些一个人出门旅游的女人。你能想象这些女人吗?”她第一次认真地问我。
       “能。她们有较好的收入，和较好的修养，她们喜欢男人，但一接触多就失望，她们在自己的孤独中赏识自己。”“女人真傻。”她说。“所以他能频频得手。”我配合她的话，让我们看上去像两个正在对台词的演员。
       “对，这些女人总以为这一次是例外的，以为自己这次真的碰到了一个各方面都恰到好处的男人。可是她们都死了。” “他是怎么干的?” “他从不首先向女人表示跟性有联系的企图，只是一味地体贴关心，这样他就能把她们领到他熟悉的偏僻危险的地方，然后把她们推下去，自己再到山底下把她们身上的东西和钱拿走。”她停了一会儿说，“现在人们最缺乏的就是关心和体贴，尤其是女人。”
       “对杀害女人的男人，我一直都有恶感。”我说完，她再一次对我冷笑。
       “有一天，他骑车，另一个骑自行车的男人经过他时，回头看了他一眼，绿灯的时候，这个男人又回头看了他一眼。他跟这个男人骑到地方，以后连着几天守在他家附近，把这个男人的情况都摸清楚了。一个下雨天，那个男人一个人在家，他去敲门。等他穿着雨衣离开那里时，那个男人已经告别了一切，去了天堂或者地狱。”
       我得承认，我是一个奇事怪事迷，所有听上去看上去不同寻常的事，都让我上瘾。我的第一个女朋友就是这么吸引我的。当然结局总是寻常得不能再寻常，可我并不吸取教训。我看着眼前的这个女人，又有了临近非常之事的那种紧张。我突然就骂她是一个迷恋凶手的贱女人，骂她迷恋禽兽一样的男人，也没怕那个凶手回来杀了我。我的勇敢架空了我，仿佛我面前的每一条路都通向死亡，即使在乎也没什么可在乎的。她听我这么说，低下了眼皮，像一株茂盛的植物忽然就枯萎了。看见她这样，我的血流淌得更快了，我知道建立在这种情境之下的伟大感觉是靠不住的，但我还是被这感觉充满了。
       她说她也恨自己，可是她无法用别的男人代替他。而她自己就更没有力量停止对这个凶手的迷恋。她试着找的那些男人还纠缠在职称回扣考不考外企或者公务员的层次上，还在为一个二十多岁的傻丫头整天撒谎。只要他们一开口，就免不了得意，自信都垒在三房两厅两卫和一个小车库上面。对她来说，那些没找年轻姑娘的这类男人比已经有了年轻外遇的更可怕，他们总是暗示你，有多少姑娘等待他的垂青。
       我好像多少明白了这个现在坐在我身边的女人，为什么迷恋一个凶手，但是让我周身火热的原因却是另外的。我越了解这个女人，越觉得不了解她。对我来说，她就像还没有怒放的郁金香花蕾，无论我怎样努力，都想不出花蕾里面花蕊能是什么样的，什么颜色的。等到它们绽开以后，里面的花蕊每一次都让我惊奇，每一次都跟我想的不一样。
       我把她带回家了，让她走进了我的房子，不是两厅也不是两卫。在她请求我这么做的时候，我没有慌乱，决心像绝望一样窒息我。在我拉起她的手，把她匆忙领出公园的过程中，心里只有一个发疯的念头，就是操这个女人，不顾一切地，直到她变成另一个女人。说不出来为什么，我恨她，因为恨而起冲动，去操一个女人，这在历史上并不少见。
       她坐在我的床上，又像我最初看见她那样，没有眼泪的脸上只有坏和妖的表情。我拿不准她是不是以她特有的方式在等待我扑过去，把她按倒，然后再抽她一个耳光，就说是替那些死者打那个凶手的。
       “你一个人吗?”她平静地问我，谁也不能从她的脸上找到不安。这也让我愤怒。我把自己的鞋脱了，然后光脚走到她身边，好像我怕自己下一步会用鞋打她。
       面对花朵你可以等待，时间让它们开放。而让女人绽开的方法我认定的只有一种。所以我把她扳倒在床上，刚才控制我的窒息还在我的胸腔里。我说不好是在吻她还是在咬她，说不好是在抚摸她还是在掐她。但是，无论我做什么，她都平静地受着。好多年来已经不再认真生气的我，被身下的这个陌生女人气坏了，终于狠狠地抽了她一个耳光，但没说是为死者打的。她只是扭了一下手，脸上印出的我的手掌印好像也不能带给她什么感觉，这时，我开始怀疑那些死者，怀疑她叙说的那个凶手。如果那些死者都是假的，还会有一个凶手穿着得体地在大街上闲晃吗?
       凶手总是有的。
       我脱她的衣服，她很丰满，皮肤白得给人压力。我害怕自己误解她这白得晃眼的皮肤是在等待暴力为它画上颜色。我好像被残暴的东西魇住了。
       惩罚还是飞快地来了，我停止脱自己的衣服，不然她就会看见我身体对我的背叛。她并没有看我，但我却不能装得突然就没兴趣了，我心里堵着一团很乱的东西。我再一次扑到她的身上，结果还是一样，我没有选择：要么操她，要么揍她，不然我就不能发泄。这两点眼下我都
       做不到，只好装得突然没兴趣了。这时我发现活着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她坐起来，从容地穿衣服，既没看我，也不想说点什么废话安慰我。她在男人面前穿衣服的样子，动摇了我对凶手的怀疑，她的确像一个迷恋凶手的女人。她一点也不在意自已的身体，好像穿衣服把自己的身体盖上，对她来说和裸体没什么不同。也许当过多年妓女的女人会有这样的态度，我再一次激动起来，可是我的根本之处却像一个看穿一切的智者，像一个该死的局外人一样，无动于衷。
       她站在门口，看着我笑了一下，然后对我说：
       “别什么都怀疑，说不定他哪一天也会找到你，我反正会把你的地址告诉他，如果他嫉妒，你就倒霉了。”她就这样走了。
       因为她的笑容，我不再怀疑那个男的是凶手。每天都有男人成为凶手的，谁是例外，我吗?随着房门坚定关上的声音，我的家伙晃晃悠悠地起来了，拱起我的内裤，像一个白色的小雕塑，指向我咧开的大嘴。这时我想起，她在公园里，坐在我身边突然恳求我的表情。她那时是怎么想的，她迷蒙的眼神儿，隆起的小嘴儿，无助低哑的声音……
       “带我回家吧，求你，求你，我知道你能帮我离开那个凶手，带我回去吧，你对我做什么都行，求你，求你，带我回去吧……”
       想到这儿我多少清楚些了，公园里的所有绿色都可以为我作证，我是因为这个把她带回来的，不是因为凶手。我不是一个疯子，永远也不想成为一个疯子，如果你不相信我，就怀疑我吧，别在乎我表面的清高和冷漠，我和你没有什么不同，如果你也不是一个疯子。活着的时候，我们都得有个态度，相信，怀疑怎么都行，前提是先得跟自己弄明白。六
       又是另一个早上了，太阳升起的速度亮度好像都和大前天的一样，所不同的是，我好久没去公园了。担心在那儿碰上谋杀吧，谁知道，不过，我还是经常想起那些老头儿和老太太，想起他们就让我安心，因为他们离终点很近，因为他们跟起点没关系，因为他们不能成为我的朋友，所以也不能成为我的敌人，因为他们永远不会拒绝我的关心，因为……
       实话，我过得不怎么样，看上去平静的生活还是被折断了，被那个女人还是被我自己，其实不重要。上午我总想离开自己的家，这让我害怕。不能去公园，我也害怕。
       那天上午，我从公园出来，发生了一件事，让我彻底打消了再去公园的念头。我骑自行车离开公园没多远，快到一个报亭的时候，从后面传来一声大喊：
       “咳，你!”
       回头的有我，有一个走在我前面的女人，有一个跟我脚前脚后出来的老头。
       发出喊声的是个骑车的男人，大约三十多岁。他骑过我们，跟报亭前一个低头看报的男人说起话了。
       “我他妈的喊你，你怎么都不答应啊?”我们这几个回头“答应”了他的人，都听见了那男人的话。
       让我有点不安的是，在我快到家门口的时候，看见刚才喊人的男人在那里站着，而平时喜欢站在那儿的是门房大爷。
        我的第一个反应是，这男人是凶手，他已经把门房大爷杀了，现在等的人是我。
       我的第二个反应是，这男人是我从公园领回家的女人的男朋友，出于嫉妒来找我算账了。
       我的第三个反应是，我必须否定前面的两个判断。
       我经过他时，尽量从容，当我看见门房老大爷也没在门房的时候，估计就走不了直线了，好像能感觉到他的目光追着我。
       “咳，”他又像刚才那样喊，他不喊“嗨”，喊“咳”!我还从没听人把唉声叹气的“咳”喊得这么嘹亮。
       “有什么事吗?”我不是明知故问，但听上去很像。 “你不记得那事了?” “什么事，我整天要记的事多了。”我不耐烦地说。 “别逗了，要是别人说这话我还信，大傻子都能看出来，你是整天没事的那种不咸不淡的人。” “我认识你吗?” “现在不就认识了吗?!” 我和他认识的证明是我三天没出门。他让我叫他老王，他说，他就是那个在公园里坐在我背后的男人，而且他还知道，他的女朋友跟我回家了。
       “可你拒绝了她，她那么求你你也没答应。”
       “那你就可以把她领回家?”他轻声问我，让我有点吸凉气。见我这样，他马上慈悲地说：“不过，你不用担心，我不会跟你计较这个的。” “那你找我干什么?”我问。 “认识一下。”他说。 “我们认识一下?” “她跟你说我是杀人凶手了?”他问我。 我点头。她的确是这么说的。 “你别信她的，她跟谁都这么说。” 听老王这么说，我开始害怕了。 “我们现在算认识了，你有什么具体的事情吗?”我想尽快回家去。
       “哪有什么具体的事情，还具体的事情，你们这些人说话就是累得慌。我就是想认识你一下不行?!”
       我没说什么，门房老大爷还没回来，也让我觉得紧张。
       “你就住这儿?”老王说着指指我的楼。
       “啊，临时的。”我含混地说。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我又不管你借房子，还临时的，你家临时住一住就是十多年啊?!”
       我在这里住了十一年半。
       门房的老大爷还没回来。我东瞧西望。
       “你怎么总紧张啊?我说了不管你借房子。”他进前一步，低声对我说，“也没人要杀你。”说到这儿，他看看我，接着又说，“就是认识认识。”
       我乱了寸脚，意识到了这一点，便生出对自已的厌恶。
       平时，我人前人后一贯表现出来的从容，因为这个突然出现的可能是凶手的人而消失了。我开始觉得好笑了。我是说我。
       老王骑车走了，他说以后再聊。我没有马上回家去，好像只能做一个继续可笑的人，我走进门房大爷的屋子，装作在那里看报纸，可惜一个字也看不下去。过了一会儿，门房大爷回来了，他奇怪地看着我，因为我平时从不到他的屋子里。 “有事?”他问我。 “没事。”我说。说完我走了出去，忘了问门房大爷在擅离职守的这段时间里，呆在哪里。
       我走出大门，朝上朝下，朝远处，朝后面看了又看，好像在看树上的鸟，在看脚下的蚂蚁，在看还没归来的家人，在看身后发出响动的是什么!大门口除了我没别的人。老王已经走了，就像老李老张王二麻子谁都不在一样，我心里七上八下的。
       我知道有一种东西改变了，我猜它该是我头几年里费劲建立起来的所谓的“平衡”。在这种平衡下，在公园里和我家门口的书店里我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别人拿我没办法的“另类”。在大街上，我看别人的笑话，还能充分肯定它们。渐渐的我觉得没什么东西还能让我害怕。
       告别老王回到家里，电话的铃声把我狠狠地吓了一跳。
       我坐下看报纸，看不进去。我打开好久不看的电视，立刻更烦。我没胃口，不觉得饿了。
       我打电话给那个写严肃小说的人，对了，我忘了说，他叫闻言，不是我大学的同学，因为我没上过大学，他也没上过。我这么强调一下不是哕嗦，现在有很多写作的人，都是没受过高等教育的，而且他们成就不小。比如闻言，总共才写了十几个短篇，名声已经振起来。评论界封他为一个新起流派的代表，尽管那个流派的名字不太好听，叫“卒死派”。原因是他们的故事里经常发生莫名其妙的死亡事件。尽管这样，还是发生了文字的血并。那个原以为自己是此流派代表的人，开始攻击闻言。他下了功夫，所以闻言许多年前的各种“韵事”和“臭事”及“丑事”都给翻腾出来了。那人的结论是：文如其人，一个有过这样历史的人，除了臭味还能给我们的事业方向带来什么?!
       没有很多人呼应他对闻言的人身攻击式的批评，从克林顿开始，大家学会了同情被攻击者，不管他做了怎样有损风化的事，风流加负心毕竟还不同于杀人放火。但是闻言更有个性些，他说，谁在乎什么狗屁同情，同情削弱了我为文学所付代价的价值。他好像更感激攻击他的人，好像没有他的嫉妒性的攻击，他闻言也没有显示反击才华和宽容心态的机会。正是后者把他抬到了今天的份上：他变成了领跑者阿甘，后面跟的是记者，据说百分之八十是“娱记”。这让闻言很高兴，他说，他们是最有生气的人群，总是能戳到你的最疼处，这样读者看到的都是赶劲的东西。
       “主动请我到你家，这还是第一次，看我现在成气候了?”闻言进门就这样对我说，同时眼睛在四处找他爱喝的日本清酒，他常说，除了这个，他排斥日本所有其他的东西。我想，他现在是这么有名的人，日本慢慢也会在乎这事儿的。
       “清酒没了，你凑合喝点花雕怎么样?”
       “你出什么事了?”他问我。在他看来我没有清酒的情况下还打电话叫他来，一定是出了什么大事。他的敏感激动了我。 “我最近挺烦的，总害怕。” 他笑得差点背过气去。一个专写恐怖小说的人害怕。他说，我真得把这个告诉娱记了。
       “你要是这么做，我就杀了你。我反正也活不长了。”
       “你得癌了?”他接着又说，“我们严肃作家最爱这题材了，某某人发现自己得癌了，于是重新认识了生活，活得像人样了，最后发现大夫搞错了化验结果。”
       “不是，我觉得我遇上了麻烦事，有人好像要跟我过不去。”
       “什么样的麻烦事?”他问我。
       我发现我不能告诉他，因为我们从没亲近到这种地步，我可以把心里的担心或顾虑也告诉他。“也许是我多虑了。”“因为女人吧?”我默认了。我不能说这和女人没关系。“她老公发现了，威胁要杀你?”我再次默认了。我毕竟找不出另外的解释。
       “你算是找对人了。我就会解决这样的恐惧症，解铃还需系铃人。来自女人老公的恐惧多半是自己营造的，你再找几个另外的姑娘，就会发现，你把那小小的恐惧夸张了。”
       不知为什么，我没有拦他，虽然也没觉得他说的有什么道理。他打了电话，叫来了两个他认识的女人。她们和闻言的共同特点是，进门就找酒。
       我对这样的女人没有概念，所以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她们去搂闻言，像两片窈窕的叶子，拥着闻言这朵难看的花。
       “就是不吃大锅饭了，也别弄得太不平等了。你们至少应该有一个人去关照一下我的朋友吧。”闻言话音刚落，两个姑娘立刻冲到我的左右，像刚才对待闻言那样，公平地把我围上了。
       “他叫什么?”我右边的姑娘问闻言，好像我不会说话。
       “你们就叫他大先生吧，他胆子小，怕别人知道名字，惹杀身之祸。”
       “这我还从没听说过，你看那些名人不都活得挺好吗?”这是来自我左边的声音，阐明了另一个道理。
       “听见了吧，你这种病人得跟人民学习。”闻言话音落地，我已经感到羞愧。
       姑娘不是来陪我们聊天的，而且她们的时间也不是用我们的废话计算的。
       一个姑娘对我动手，见我没什么反应，就对另一个便了使眼色，然后她们一起看闻言，目光就像一个尖尖的指责，逼得闻言立刻作出了解释。他说，他的这个朋友受到了莫名的恐惧，所以反应应该是很慢的。
       “长这么大，我还从没听说过莫名的恐惧，啥叫莫名的恐惧?”一个姑娘说。
       “长这么大以后，你不是还得继续长吗，那时候你就知道了。”
       “你要是现在说我也能知道。我光听说恐惧是怕点什么，没……”
       “莫名的恐惧就是什么都怕。”闻言结束了这莫名的讨论。
       对恐惧有所理解的姑娘走近了闻言。她再一次动手，在我们的面前，用身体挡住了闻言，很快，我们就听见了他的声音，看见的是姑娘工作时的背影。
       我没什么感觉，尽管，这是第一次亲临这样的处境。我身旁的姑娘也像我一样地看着，好
       像也没什么感觉，但我们肯定不是知音，她无论如何都比我勇敢。因为她站在我身边，而我坐着的缘故，我觉得自己矮小。
       “你怎么样?”在我这样想她的时候，她有点温柔地对我说。
       我笑笑，还是不知道说什么好。
       “你吃一粒这个，”她说着从胸前挂着的一个装饰性很强的袋袋里拿出一粒白色的小药片，送到我嘴边。“吃了以后，我们试试，然后，你可能就不那么害怕了。一有了那种感觉，就没什么好怕的了。其实，人要不怕死，就不会再怕什么了。”她说得挺好的，我就吃了那药片。“是春药吗?”我问她。她摇头。“是摇头丸?”她还摇头。这时，闻言那伙儿的活动已经收尾了。我感到了冲动，好像这是值得接续的事业。
       故事讲不下去了，说编不下去了也行。因为，我发现太多东西都是假的，假惺惺的。我好像恢复了一如往日的平静和从容。但我知道，这也是假的。
       给我药片的姑娘给我打过一个电话，她说，那药片不是春药，也不是摇头丸，是维生素。至于是A几，还是B几，她没说。那以后，我把害怕也当成假的，但我不再去公园，也不让自己再去想老王的事，并告诫自己，如果再碰到老王，就杀了他，把他当成凶手一样像自卫一样杀了他。
       ：
       闻言也给我打了电话，他居然在电话里哭了，因为他再也想不出来让娱记让他自己激动起来的事情，真的假的都不中了。
       我想起了一个笑话。老师解释“日”字，说，一天就是一日，一日就是一天。农民反对说，一天一日，中；一日一天，不中!
       现在我看，所有关于生活的解释和说法，都是上坟烧报纸，糊弄鬼的事儿。
       当然，我再也不能靠写恐怖小说维持生活，我决定找个工作干干，甚至有点为未来的同事们感到高兴。在家里等消息的时候……我就去离家不远的一条小街，在这条街上有四个小咖啡馆。
       我常去的那家叫“你看我我看你”。老板是个四十来岁的女人，不漂亮但很有姿色。咖啡馆的墙上挂了很多油画，据说都是她自己画的。我一般爱坐在外面，只要天不太凉，因此从没仔细看过那些画。除了这些画儿，还听说女老板有一些外国的男朋友，都是有色人种。
       街对面是一个小型的服装市场，卖的都是出口转内销的货色。我这么说，你就能想象出这里的气氛：看上去挺特别的，其实挺没劲的。但还是不断发生有意思的事，一般都发生在他们身上一他们半公开半隐蔽，他们卖CD和VCD，偶然也购买一点儿外币。
       但是，今天我没看见他们过来，也许是昨晚工作得太晚，代替他们走人我视线的是另几个人。他们跟我一样也是坐在远处看着，但我跟他们不同的是，坐下之前，并不扔出去任何东西。
       钱包躺在街上，好像刚刚从什么人的包里掉出来，从容大方，绝没有街上一般垃圾的卑琐和苟且。钱包就是我对面不远处的那几个人扔出去的，然后，他们就一边抽烟一边等待钱包的故事发生。
       走过去一对夫妻，穿着得体，年纪在五十岁左右。在我估计好的位置上，他们站住，共同回头看那只钱包，然后又像我估计的那样，看四周。接下来发生的事，跟我见过的不同，也是我没估计到的。他们又向前走了，互相挽着胳膊，还没走出我们的视线时，他们坐到了街边的一张长椅上：扭头尽量若无其事地看那个还躺在那儿的钱包。‘他们商量过后，女人站起来往回走，经过钱包时，低头看了一眼，继续向前走，没走多远又折了回来，重新坐到男人的身边。这时我脑子里冒出一个念头：为什么男人总是能说服女人做那些不体面的事，比如眼下这件。
       两个人又商量了一阵，估计是女人汇报了钱包的状况，接着一起站起来，朝回走。我立刻紧张起来，坐直了看他们。
       他们在钱包的近旁站住，装着两个人商量去什么方向，却不时地低头打量那个钱包。就在他们差不多要拣起来的时候，和我一样坐在暗处的那些小伙子中的一个走近了他们，轻轻撞了他们一下，弯腰把钱包拣走了。
       “哎!”夫妻两个不由自主地发出同样的叹 “哎什么呀?钱包是我的。”小伙子说完走到我这边来，在我临桌坐下，点了一杯咖啡。 “今天没得手?”我问他。我看见和他一起来的那几个人都走了。 他说：“刚才那两个人，肯定能拣，但我怕他们拣。” “你敢把钱包当陷阱扔出去，还怕人家掉进去?”我说。 “那得看是什么人，这两主儿，拣个破钱包匝得合计这么长时间，我真怕。” 说完了这个，我们就没有别的可说了。他是东北来的，会拉手风琴，有一次他跟我说，他不喜欢音乐之类的东西，所以也不愿意用这一技之长赚钱。我问他是不是不喜欢动静，他说也不是。 “成都那些茶馆你去过吗?”他问我，“一个茶馆几十个麻将桌，你一进去，那才叫动静呐，哗，哗，哗，壮观，所以你不能说我不喜欢动静。”
       我们都长出了口气，一个暖融融的上午，太阳还没火辣起来，汽车还没像晚上那么多起来，行人的步履还懒懒的，如果你不想太远，我的意思是不想昨天，也不想明天，就觉得挺舒服。
       “你是我见过的不一样的中国女孩儿。”一句说得一字一板，软软的汉语传到我们这儿来。不用回头就猜得出，是个老外说的。
       东北小伙子低声骂了一句脏话，然后问我，这伙计说话怎么是那种动静啊?
       “可能是在台湾学的汉语。”我说，“有点像三十年代国语片的男主角，你说呢?”
       “长得比那些男主角硬点儿。”小伙子说完打了一个很硬汉的哈欠。
       “真的，我父母越爱我，我就越恨他们。”中国女孩儿的声音传过来了。“他们根本就不懂什么叫独立，一点自我意识都没有。”
       东北小伙子越过我，盯着看了我背后一阵儿，然后看着我低声说：
       “这傻丫头要是我女儿，我肯定揍她一顿。”
       我诚心诚意地对他笑笑，他又打了一个哈欠，回家睡觉去了。临走前他说，最好还是白天睡觉，因为晚上比白天有意思多了。
       他走了，我的睡意也来了，我朝服务员招手，想结账回家。服务员进去拿我的账单，但给我送账单的却是女老板。她端着两杯红葡萄酒，左手的无名指和小手指夹着我的账单。她把酒放到桌上，坐在我对面，把账单放到桌上离我远一点的地方。
       “我们认识吧?”她轻松地说。
       “可能是互相见过，互相听说过。”我不避讳地打量她，仿佛想验证她是不是如传说的一样有魅力。
       她笑笑没说什么，这样我也不好说什么。
       “我们进一步交往交往吧?”
       “为什么是我?”
       “听说呗。”她笑兮兮地说。
       “明白了。”我故意说得意味深长。“可我听说，你只跟有色人种。”你不也是吗?!”就在这个上午，我明白了，为什么许多许多男人都随口说“我操”这两个字，原来它们是不可替代的。
       我看着女老板，想着自己作为有色人种的颜色，心情终于有了变化：它隐隐地乱了起来，仿佛明天就能出现一点儿至少与今天不同的事情；仿佛眼前这个会画画的女老板能给我带来一个新的开始，哪怕重新开始之后的日子比眼前更糟也是好的，新的就是新的，它之所以不同于旧的，对我来说就是悬念这回事。
       悬念曾是我生活中最亮的一块颜色，因为它我脱贫了，因为它我买了家庭影院，因为它我雇了保姆，因为它可以上午去公园，奢侈得居然不做运动。 我激动了，我问她： “你想什么时候开始?” “明天上午，我去你家。” “明天?好主意!” 告别以后，我抬着头挺着胸走了，有点像一个还有明天的人。有个电影导演说，他死了以后也要偶尔回来一趟，买张晚报看看。我不是电影导演，只是个曾经写恐怖小说的人，所以我每天都回来一趟，买一份晚报。
       总会有一天，我将读到这样一则消息：
       日前经公安局有关部门证实，连环杀手老王，也是杀害著名作家闻言好友的凶手。闻言昨天对此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说，我这位朋友，人不坏，但是属于活得没什么意义的那种人，整天到处闲逛，把写恐怖小说当成糊口的工具。严格说，这样的人对社会也没什么意义，他们既不危害社会，也不能对社会做出贡献。
       在闻言说到这里时，一个记者问他道：“在你看来，这样的人在不在世都无所谓了?”
       “谁他妈的这么说了?”
       “那你刚才说的话不是这个意思吗?”
       “我刚才说的话就是刚才的那个意思，听懂了吗，小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