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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要知道，我生长的这个小山城曾经在六十年代是多么的辉煌，有“小香港”之称。因为环绕着山城的那一条江水，它一直流向香港；只要一夜时间，船只就可以从这里出发而停靠在花花世界的码头了。那个时候，许多内地到香港的船只都要在我们这里转个弯。所以这里的人，梦想要比内地很多地方的人都要多，都要早。尤其是我的父母一辈，他们很早就向往着上游，很早就喝精致的红茶兑牛奶，很快就穿上那种尚属英国殖民地的城市流行的T恤，上面印着邓丽君的笑容以及看不懂的英文，满街满巷传唱的都是粤语歌，因为这里的人讲的也是粤方言，所以更加有优越感，也自认自已是“小香港人”了。
       改革开放说实在对这里并没有太大的作用，更多的港口开放了，更多的海湾以更丰富更顺畅的航道夺走了这里的优势。我的父母，到今天，还一直念念不忘，那会儿啊，嘿，江面上密密麻麻的客船货船，跟今天马路上的汽车一样，堵在码头上，等吧，反正没有别的路可走，那些鸣笛声，到夜间还歇不下。码头上的搬运工，外来的也好，本地的也好，都有钱得不行，叫他去干别的活，他还不愿意呢。父母当年的工作也是令人艳羡的——码头仓库管理员，那时候的货物一个码头一个码头堆下去，要排号来等位置上岸，我记得小时候，跟着母亲拿着顺序牌，穿梭在岸边一艘又一艘大轮船上，回来的时候，满袋满手的都是吃的玩的好东西，多神气啊。
       那个百舸争流的时代过去了，留给这个城市的，是一些美人迟暮的伤害。重山包围下的小城，爬起山坡来比同时期的城市都呆滞和缓慢，就像一个打惯水战的老兵要在陆战上取胜的困难。港口的地盘很多被租了出去，盖娱乐城、盖沐足廊、盖西餐厅……陆地拥挤了，河道像一个妇人松弛的皮肤，流淌是多余的运动。
       要说这个山城还能因为水而出名的，就是每年一次的洪水侵袭，总是招引来不少中央、省政府领导人来视察、救灾，像个小病孩喜欢躺在床上，用疾病来引起大人的注意。
       大概六七月左右，人们就会自觉地做好搬家的准备，当然指的是那些住在河边以及楼层低的住家。洪峰一年一年在城市里划下警戒线，如果仔细看看，这里的楼房外墙上多数都有水浸淹过的痕迹。像我家这类房子，在这个城市已经拆了不少，但还是占据了主要建筑风格。这些有近百年历史的老房，有着高高的两条腿，粤方言称为“骑楼”，据说从前，在这里，遇到下雨，都不用打伞，那些高高密密的骑楼，一直可以挡着人过街穿巷。这也是父母嘴里的六十、七十年代的好光景。骑楼上的大木门，是用木栓的，门上还雕龙画风，里头大堂可以让路人看进去，那些年头，睡觉都不用关门，“穿堂风”很凉爽地吹着迷糊了的人，大人小孩安安乐乐。等到涨水的时候，人们就从容地取出备用小船，扎系在骑楼“腿”上二楼窗口边上一个固定的铁环上。摇着小船走平日走过的地方，照旧生活得那么从容，除了物价会涨，除了街没法逛以外，人们一点也不在意水。有兴致的还可以串门，摇着船，到了，就把船系在铁环上，从二楼窗口爬备用竹梯而下。所以，铁环在这个时候，就被主人涂抹上各种醒目的颜色，是方便来人准确靠岸的，那是主人给来客的一个招呼。
       我生活在这样的老房里，睡的是阁楼，床上的一扇花窗，看出去，就是骑楼外的小街，花窗侧外墙上，就是那只长着锈的铁环。我曾经希望它能发出声音，尤其在刮风的时候，像风铃一样。可是，它永远不会，因为它很厚实，贴在老墙上，一直在等待一年一度的粉刷。记事开始，我就睡在暗淡的阁楼，和墙外的那只老环一起等待，天黑等天亮，夏天等冬天。 现在，我等小军。二 我觉得我和小军是天造地设的。 高中的时候，他爱发呆我爱笑，一群女生图新鲜加入文学社听他读新写的诗，听着听着，因为七月的到来，最后就只剩下我一个还在傻听，高考我们双双落榜；现在，我在一间茶楼推着蒸笼车卖烧卖，小军在空调安装维修店给叔父当下手。
       班上的同学还没有离开小城到新大学校园报到，我们就迅速地恋爱了。我们确定关系的时候，就是在我的小阁楼里。在此之前，小军从来没有拉过我的手，可是我们睡觉的时候，我一点也不觉得陌生，我确切地计算了一下，从听他读诗到今天，我已经认识他有三十个月了，三十个月可以怀三次孕了。我这样的运算方式是不是有些唐突?可是我当时真的是这么想的，小军睡在我身边，花窗里透进的是盛夏的阳光，窗棂的影子在我白皙的肚皮上，就像小军刚才的手一样，一道一道地抚摩我。我就是想给他生个小男孩，我想尽快在我的同学们都欢天喜地地踏人她们梦寐以求的高等学府的同时，我也能够以一种新的生命形态，直接成人。
       空气里弥漫着酸笋紫苏的味道。在这个午后，这种味道才在我的生活里凸显出来。
       我们这个小城，有一种传统的“骑楼小吃”，一个煤炉一个锅，几个小碗几张小椅，就构成了这种几步一档的田螺摊。别看这些简单的行头，却能够做出这里的主要风味。要是在晚上，随便走进哪一条骑楼，都能够看到一撮一撮的人，或坐或蹲在煤炉边的小矮桌周围，在小碗里用手捏出一颗颗拇指般大的田螺，撅起嘴，先往螺屁股使劲一吮，接着螺口一吸一拉，嘴里的内容包括：螺掩子、螺肉、花椒粒和汤汁，吐出螺掩子、花椒粒以及最关键的是要用门牙咬断掉螺肉的后半截，那是田螺的下半身。别看程序复杂，这里的人，像北方人磕“毛磕”一样飞快，娴熟，不出错。等到小碗里只剩下浓黑的汤了，再用牙签打探一翻，确认已经没有了，吸田螺的高潮时刻才算来临——端起碗细细把那口汤喝完。“最紧要那啖汤”。这是这里人的口头禅。要知道，这啖汤融汇了多少精华，田螺的、配料的、火候的、时光的……汤的味道成为衡量众多田螺档的唯一标准。在我的家里，长年累月，灶台上都熬着一大锅汤，每天晚饭过后，我的父母就将这些浓黑的汤过一些到小锅里，然后加入刷干净并用钳子钳掉了屁股的小田螺，放到一个小炉子上，门口的田螺档就支起来了。自从我的父母从港口的仓库管理工作下岗以后，这股味道就再也没有消散过。我几乎遗忘了这味道的存在。
       那个午后，小军在我的身上，他刚把校园里那头及肩的长发理成板寸头，每一根头发短短直直的，正好碰到阁楼的天花板上，只要稍微一昂头，就要撞了上去。小军在完成的那一刻，很深地吸了一口气。“啊，酸笋，紫苏。”像当初他读诗歌那样好听。我在他的下面，以一种全新的味觉跟着他去欣赏这熟悉多年的味道，就像以前在校园，总是追随着他制造出与他不期邂逅的假相。竟然就闻出了一股馥郁，像玫瑰?还是像茉莉?那一刻，我真的很感激我的父母，花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熬制这么诗意的一锅汤，最重要的是，他们竟然把我带到了这个世界这个阁楼，让我没有错过这一个湿润、芳香的时刻，让小军进入了我，更让我几乎有一个错觉：我从花窗里窥觑到了生活的真相。
       小军一直睡到了傍晚，我一直醒着。我听着下班的声音渐渐热闹，听到我的父母在门口骑楼下支起田螺摊，那些螺壳在落锅时的碰撞声，哗哗哗，哗哗哗。小军就醒了，他看了看身边的我，把手塞进我的头下，说，我梦到海了，还听到海涛的声音，哗哗哗的。
       以后，小军就经常来我的阁楼。
       我们在一起话不多，我喜欢静静地陪小军想事、发呆，虽然我未必懂得他心里的东西，就像我未必能听懂他的诗，虽然他现在已经不再写诗，就像我再也不会拿起几何代数这些让我十二万分头疼的课本，可是，我们在一起。我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三
       小军不太高，而且偏瘦，母亲说他的身架最适合钻到窗外去弄空调。可我总是觉得小军不会喜欢这样的工作的。每天，在店里等电话，一接到生意就记下所要去的客户的地址，几街几号几楼几房，刚开始的时候，跟叔父一块上门服务，后来，接到一些简单的活比如安装、清洗甚至对付一些常见的故障，他也可以单独应付了。小军经常骑着一辆旧摩托，载着简单的工具箱，在这个小城里找门牌，按门铃。大多数安装空调的客户，都不是我们这样的旧楼，是公寓，有高层有低层，反正是在小城新开发的西区。听母亲说，西区那幢号称全市最高的三十层公寓那块地，以前是乱坟岗。小军到过那里几次给新房客装空调，他说那幢大楼，像一个高高的神主牌，耸立在尚未开发的一大片荒地上，不知压伤了多少灵魂。可是现在的电视上，只要一拧到我们本地台，宣扬的就是“建设大W市”，具体做法就是从那片乱坟岗开始，它的开发商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政府给予了大大的奖励。
       我的家在东区，要过西区其实也不遥远，只要过个跨江的桥。可我很少有机会到这个宣传得很热的新开发区去“观光”，据说那里还建了娱乐广场，还有很新鲜的小食街，里边的小吃，全是些外地风味，上海、西安、四川、湖南，最引起市民一阵骚动的，是有一个从印度来的黑人，专做印度薄饼，电视新闻还对他做了特别报道，我从屏幕看到他黑得像一颗朱古力，很黑的手娴熟地甩着手中一张白白的大饼。母亲和父亲说，这有什么，以前我们在港口看到不少这样的黑人，是做海员的，总在俱乐部被当地人笑，他们喝酒喝多了喜欢撩女人，哪能呢?那会儿这里的人才不会让他们逞能。其实他们也没几个钱，外国人又怎么样?到酒吧还净挑廉价的酒喝。我看着一边给明天要卖的田螺夹掉屁股一边看电视的父母，一下子觉得他们是有见识的人。
       就是这样有见识的人，才会对我和小军的同居生活熟视无睹。
       小军一天下午从我的阁楼爬下来，经过门口摆摊的父母的时候，小军打个招呼，我觉得，小军给父母打招呼的样子，更像个沉默的儿子，一个跟父母生活在一起多年的儿子。我知道，父母一向是希望有个这样的儿子的。他们在生下两个女儿以后，就碰到了计划生育，我的弟弟们多次被老天提前收走。虽然母亲不说，也没有不高兴，但我知道母亲很想要有个男孩。所以小军从我的阁楼下来那一刻，母亲除了很仔细地看了看小军以外，也没有表现出什么，一副平淡而不愿吓着对方的样子。我想，也许母亲也觉得，她那个资质平庸的小女儿，配小军也够了，好歹有个职业。
       母亲最害怕就是下岗。记得大前年姐姐看上了一个没有工作的下岗男人，母亲一眼都不愿看，长得再帅也不依，死活不让姐姐出门。姐姐说那个男人上进，参加下岗再就业培训班。母亲说，年纪轻轻就下岗，什么时候才到退休?再就业的人能有几个赶上好工作?姐姐哭了一天一夜，不久就嫁给了一个在本市少有几家还算稳定的厂里的工人。
       母亲说小军有一门技术，饿不死。
       母亲不知道小军的技术实际上不是对付空调，小军从前是我们这里校园有名气的诗人。这门技术，也许现在小军不是太愿意承认，也没有几个人会再谈起诗歌，可是，我还是很怀念写诗的小军。我的手里仅仅保留着小军的几句诗，印在一张宣传单上，黑的底，白的诗：请带着我的诗歌上路，石头也开出了花；请念着我的诗歌回家，爱人在窗户眺望……我记得在高三的时候，小军印了很多这样的传单，拿到市场、天桥、超市口去派发。那是个冬天，小军穿着深绿色的灯芯绒外套，脸被风吹得很白，可是神情却很激动，他把一张张传单塞到不情愿的人的手里，而我则负责在他附近的垃圾箱里回收一些还算清洁的，重新交还给他，然后他又继续派发。
       我曾经想，我要不是认识小军，我会不会也是那个不情愿或者随手把传单扔进垃圾箱的过路人?
       我想会的。
       如果爱有逻辑的话，我绝对是因为爱上小军，所以爱上诗歌的。事实证明，当小军再也不
       写诗的时候，我压根就没想起过关于诗歌的种种。四
       我在码头附近的一间茶楼上班。我们这里的茶市一直很旺，早上从六点钟就开市了。喝早茶的多数是老人，他们很早就被老年的生物钟弄醒，然后上平时惯去的茶楼，叫上一壶茶，一碟拉肠，一碟甜点，看看报纸，与其他搭台的老人聊聊天，时间就耗到了九十点，这种“一盅两件”的模式，又便宜又能打发时间；夜茶属于年轻人的时间，下了班，三五好友，围在一桌，喝茶聊天，吃吃点心，而谈生意的人也喜欢在这种轻松温情的氛围进行。所以，早晚是茶楼的黄金时段，像我这样的服务生，轮上早班和晚班，所听到和见到的事，是昼夜不同的，早上老人们净说些陈年旧事以及发发社会的牢骚，晚上则五彩缤纷得多，很多新鲜的事被我们捡了回去，什么素段子荤段子，什么政治新闻花边新闻，都被我们记了去传了开。
       在我们茶楼，有一个叫阿菊的女人，特别能记段子，而且还能将那些段子翻讲得有声有色。阿菊比我大几岁，又白又漂亮，典型的湖南女人，在乡下书没念多少就跑出来打工。按照惯常想法，阿菊应该去干女人天生的技术活，可阿菊偏不，到茶楼应聘，从服务生做起，不到半年就升到了咨客。阿菊很甜，虽然也有不少男人不怀好意地揩油，但她都不会生气，处理得很乖巧，很讨客人喜的样子。
       在熟客里，真正喜欢阿菊的是“打捞”。
       我所见到的我们茶楼的熟客“打捞”，与一般意义的“打捞”不同。“打捞”在我们这里是干体力活的代名词，就好像四川话里的“棒棒”，我猜测是由于从前我们这个城市的体力活大多来自码头，与水相关，所以“打捞”这个词一直沿用到今天。这个“打捞”并没有干过码头的体力活，因为他姓刘，人们开始叫他“大刘”，叫着叫着就成了“打捞”了，我想这也与他五大三粗的形象很有关系。
       说起这个“打捞”的从前，也是如这个港口从前那么辉煌。
       他曾经是码头派出所的保安，穿制服拿着警棍，腰间虽然没有枪，却别着一副明晃晃的手铐，“打捞”很气派地在各个码头巡逻，高声说话。据阿菊说，他曾把一个贼从码头追到了山顶，最后把贼铐在树下，两人一起睡了个午觉才从山上有说有笑地进派出所。“打捞”连鸡毛蒜皮的小偷也不肯放过，在他眼里，只要动了贪念就要被抓，他说他念小学什么没记下，却牢牢记住了“小时偷针，大时偷金”的道理，小偷如果不被及时制止，一定会变大盗。据我所知，“打捞”当巡警二十年，从来就没有办过惊天动地的大案，净是些偷鸡摸狗、混水摸鱼的小意思。所以，在机构萎缩，派出所并入公安局裁员的时候，“打捞”的名字被列在前几名。四十二岁的“打捞”去年下了岗，就成为这个茶楼的常客，主要早上来，一个人，叫上“一盅两件”，报纸是不看的，跟隔壁左右的打招呼，说笑话，他是比较年轻的一个老熟客了，除了爱听听老人们谈古论今外，他就爱逗阿菊说话，阿菊也挺能放心地跟他说些实在话。我想，阿菊和“打捞”虽然看上去可以是父女了，但阿菊却愿意以另外一种身份待在“打捞”身边，究竟是什么样的身份，我说不清楚，我只知道，阿菊不一定会爱上“打捞”，却会跟他在一起。
       我这样想是有理由的。阿菊在茶楼里，跟我最好，我们在当班歇息的当儿，最喜欢东拉西扯，说的都是些体己话。有一天她跟我说，她最喜欢晚上打烊下班后，把茶楼里的啤酒和花生偷偷带上一些到“打捞”住的船上。她最喜欢‘‘打捞”把船篷掀开，他们在荡漾的船上露着天做爱，然后躺在天空下喝啤酒，遇到晴天，满天的星星让她仿佛回到了老家萤火虫满天飞的田野。“打捞”说，你知道那些天上的星都是什么?她说不知道。“打捞”说，那是他每天晚上扔上去的啤酒瓶盖儿。她笑死了，拍着“打捞”的大肚子说，·那里面装的啤酒不就都是露水?再后来有一次，“打捞”再问起她那些天上的星是什么的时候，她还说不知道，“打捞”说，那是他扑满里的钱币，差天的西北角那块少了几个，她就不用上班不用被茶楼的男人“吃豆腐”了。阿菊说，她这辈子没听到过那么好听的话，她半信半疑地存起这些话，她还把这些话写到信里寄回了家，好像是她出门打工的一种成就。
       听别人说，“打捞”从前有过老婆小孩，因为他经常上夜班，又喜欢跟朋友吃夜宵喝啤酒，十多年前老婆就带着小孩跟别人离开了这个城市，“打捞”把岳父岳母从乡下接了出来，把房子让给了他们住，自己住到了小船上。
       五
       我和小军借过“打捞”的船，像过家家一样，过了一个整天的同居生活。
       那是一个夏天，我让阿菊向“打捞”借他的船，阿菊很爽快，像借自家的油盐一样。
       小军那天跟叔父请了一天假。早早地，我就到市场买齐了我们一天的粮食。当然少不了从家里盛了一大碗田螺。我并不知道小军喜欢吃什么，只是想当然地买。
       “打捞”的船很小，一个小衣柜，一个小饭桌，一个小电视机柜，以及船篷外一个小炉灶。人的生活实际上真的也是可以那么简单的，“打捞”能在船上生活十多年。令我最不习惯的，还是那些摇晃，人在船上，一直就晃动着，船底的水在晃，船上的人也在晃，一下子，就让人感到了漂泊的辛酸。还好，我和小军在船上生活的新鲜感忽略了这些晃动。
       我亲自做饭给小军吃，这还是头一回，小军坐在船尾，看水，看岸。我把饭做好后，和小军一起坐在船尾吃，举目看去，水上一片冷落，跟岸上以及不远的桥上的熙攘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我的感觉像武侠书里费尽千辛万苦逃脱仇家追杀的小情侣，江湖在我们背后，我们栖到了暂时的安稳。
       小军一口一口地吃着我学茶楼里做的酿金瓜花，不时端起罐装啤酒，我喜欢看小军什么都很忘我的样子。他总是在做一件事的时候，就再不能顾及别的东西了。我没有像一般的女人一样问他菜好不好吃，因为此刻的小军正在专注地看水，而我正在专注地看他。这就是我爱的小军，说实在他不是很帅，可是我从来没有用帅来打量过他，我总是在他的沉默里感到一种力量，这些力量并非来自男人惯有的那些雄性，而是忧伤的、超然的或者是别的什么。
       我们促膝而坐在各自的想象里。
       后来我们聊到了江湖。是金庸的江湖。金庸的江湖对于我来说，就意味着张无忌和几个美女的牵扯，意味着令狐冲和他的小师妹。我和小军把一个个主角串讲、评价，小军最喜欢乔峰和张君宝，而我对这些人都没怎么留意过，虽然在我的阁楼里，我对金庸的书翻阅多遍。可我总是把注意力放在温习张无忌和赵敏、杨过和小龙女等一个个荡气回肠的爱情细节里，一次一次地体味那种含蓄却痛到心尖上的情感。
       小军说，江湖像一个瘤子，长在人的心里，江湖对于男人，是想而不能，是爱而不得。 我们吃过饭后，就做爱。 把舱门拴上，跟着船荡漾的节奏，小军是个指挥家。
       这是炎热的中午，我想岸上的人都在顶着烈日往家赶，赶着睡上一场无欲无求的午觉，然后好对付下午疲倦的工作。我相信这个城市里，没有几个人在这个时候跟我和小军一样做同样的事，更不会在中午的水上做爱。岸上的人会留意到一条小船吗?一条晃动得特别厉害的小船?
       小军说，岸上再也没有诗人，那些人没法看到这条晃动的小船。于是，小军在我的身上，更加倍地晃动。头一次，我感觉女人真的是水做成的，在挤压的相亲里，在揉搓的赏识里，变形为各种形态的水。
       小军把我变成了水。江湖是什么?江湖是水，水是女人，女人是男人，男人是逃避，逃避是酒，酒是水，水是江湖。
       当我上岸，把钥匙交还给阿菊，我是依依不舍的。这一天的点点滴滴，都是我想要的。那种快乐的晃动，那些促膝的发呆，包括那碟不是太成功的酿金瓜花。
       我想要那种背后是江湖的生活。当然我不想要那条小船。我想和我的小军，在自己的家里，生活，不是过家家似地生活。
       我开始行动了起来。我在银行开了个账户，我开始存钱，我看着它一个月一个月地变换着数字，我的情感也在一点一点地堆积。
       这是我的秘密，没有一个人知道。
       我对小军说，我想要间陆地上的房子，不是我的阁楼的那种老房，是一户一户隔着茶色玻璃面对面，外墙上伤湿膏一样贴满了空调的那种房子。
       六
       暑假总是让我很紧张，紧张的原因是我和小军的高中同学都会回来一大批，互相奔走相告，必然要搞一些同学会，要命的是，他们总要到我所在的那间茶楼聚会。那个时候，我作为一个食客，坐在我平时穿制服推着蒸笼车走过的熟悉的地方，我的同事不时地端这端那，倒茶换碟，由于是自己同事，招呼得特别周到。
       我实在不习惯跟他们坐在我工作的地方，当我从另一种角色进入这个熟悉的喧嚣的地方，我不止一次地感到了不安。
       这样的场合，小军只参加过一次。那一次我们受尽了揶揄，当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强烈要求我们坦白经验的时候，我真的很窘，因为他们要求我们谈的不是什么相识相知相爱的过程。要知道我们这些同学在外地生活半年就已经变得很成熟，他们说到性的话题很自如，而我和小军却很不知所措。其中有一个说，他们宿舍的一个陕西哥儿们，几乎一个月就换一个，干那事的时候，就把舍友全轰出去，规定十点以前不能回来。有一次我的那个同学十点以后回来，一躺下，发觉枕头湿漉漉的，实在恶心，那哥儿们却若无其事地说一句抱歉完事，然后仔细地将刚才的经过描述给他们听，才息事宁人。
       我和小军并排坐在一起，一声不吭，像两个停留在高中时代的笨蛋。实际上，我和小军之间的谈话，都从没有涉及这些，我们用身体体会各自的体会，我想小军不会知道我迷恋他的身体和他的沉默到了什么地步，我也不知道小军对我的身体的感觉，只是，在那个昏暗的小阁楼里，我们彼此看不到彼此的脸，我们在那些酸笋紫苏的味道周围，呼吸着仅有的属于我们的自由。
       那一次，我绞尽脑汁给他们讲了个稀罕的故事，作为补偿他们热情追问下的不合作。
       我说，在我刚刚当服务生不久的时候，那些喝茶的人们照例拿着张报纸边看边讲，一则头条引起了他们的话题，说是一个外省女孩在报上刊登了征友照片，没想到却被人剪下来处理成了全身裸体的黄色照片，卖了不少钱。茶楼里的每个人都在传阅着连同新闻刊登出来的这张照片，即便在关键部位报纸做了处理，但是那张美丽的微笑的面容，配着的绝对是一副魔鬼的身材。后来，一个人大叫起来，那不是阿菊吗?不是这个茶楼的咨客阿菊吗?于是，茶楼里的人都轰动了，我凑过去仔细一看，真的，真的是阿菊!阿菊自己也不知道这件事情。她在那一刻，脸色都发白了，穿着制服哭着跑了。几天后照常上班，很多人还因为想看看这张照片的主角特意来喝茶，阿菊一脸的麻木，照样给客人带路。从那时候起，我就和阿菊好了起来。阿菊说，她只不过从外地来，很寂寞，希望有多一些朋友，才去登征友广告。事实证明，阿菊后来也没有几个朋友，除了我以外，就是“打捞”。
       当我讲完这个故事，阿菊在不远的人群里与客人谈笑自如，我的那些同学们都向她望过去。有谁说了一句，她真人身材也不差啊。
       后来他们就沿着我的话题说了起来，说是像这样的遭遇，在网络上多不胜数，然后他们就说起了网络上骗人的爱情故事，怎么去骗，怎么受骗。
       总算把话题从我们身上转移走了。我很放松地坐在那里，也没怎么听他们激烈的论争，那个离我和小军很遥远的另外一个世界，虚拟也好，实际也好，统统与我和小军的生活无关。
       那一次以后，小军再也没参加过我们的聚会。同学们再也不去追问我和小军的故事。我
       知道，他们并不真正关心我和小军在这个城市的生活，他们只是不断地想告诉我这个城市以外的我们所不能领略的新鲜。
       在那一次聚会上，我们班上一个同样没有考上大学的女孩阿靓也来了。说到黄段子，她笑得最响。在读书的时候，她就是个很外向的女孩，喜欢跟男生一起玩，毕业后就到本市的一间保险公司干起了保险。她说，你要不信也不怨你，人就是很容易遭遇些你预料不到的事情，我当初为什么喜欢上做保险?就是因为有一次我的妈妈在家里，被小凳子绊了一下，脚被摔断了，除了单位的医疗保险以外，妈妈还获得了保险公司一笔可观的保险赔款呢，你说，人在病痛的时候最缺什么?就是钱啊，现在的医药费用飙得那么高，单位还要实行医改，谁病得起啊?尤其是你们俩，她向着我和小军说，没单没位的，光靠那点薪水，有个什么病痛还不把老底全掏光了?我到保险公司做不了两个月，真的就出事了。你们看我的面相吧，也不应该是个倒霉的人，可是人要倒霉起来，那是没有半点情面可讲的。我就站在斑马线上等绿灯，也还会被一辆出租撞出几米远，你们看，你们看，我的手臂上的疤。于是翻出一个不大但挺模糊的疤在我们眼前晃了一下。我当时就躺在马路上，脑子虽然清醒，但已经不能说话，不能动了。还好，大难不死，关键的是，我买了意外险，我自己不但不用花一分钱，还获得了几万块的赔偿。阿靓一口气说得很流利，我们听得很传奇。最后，她看看我们，说，当然，谁会希望发这样的难财?我是个悲观主义者，人的旦夕祸福谁也无法预知，有些事情要轮到你头上，及早做准备会好一些。不瞒你们说，我现在觉得自己做这个职业，有一种很强烈的使命感，保险这种事情在中国已经开始普及，但在我们这个城市还是没有得到接受，那是经济和观念的落后造成，老同学一场，我真心地向你们介绍投保的好处。
       听到这里，我们就开始心散了，说了半天，是职业习惯，那些流利的描述，阿靓不知对多少人说过。我看着她很热心地拿出保单一项一项地向旁边的同学解释，像一个布道者，而我们都很有礼貌地应付着她，也许大家心里都十分地不情愿，赚钱赚到老同学身上来了。
       最后，阿靓把保单重新放进自己的包里，解嘲似地说，我现在已经有很多客户，我已经不用再做陌生拜访，我做熟客就已经并且超过一年的业绩了。
       陌生拜访?我知道，我们家门就曾经被很多穿着很整齐的保险人员敲开过，刚开始还应付他们一下，后来就门都懒得开了。我想象着阿靓在门外敲门的样子，那么美丽青春的面容，却不断地忍受着拒绝的冷漠。
       ，
       之后的不久，有一个晚上，小军来找我，问我能不能借些钱给他?这是小军头一回向我要钱。他说，他要买保险，买意外保险。我愣住了，小军说，下午的时候，阿靓做陌生拜访敲到了他家的门。实际上阿靓一直在做陌生拜访，根本没有熟客，她还在街上拦住行人求别人投保，就像那些促销人员。我记起那个冬天，我和小军在街上派诗歌传单。后来我一直很厌恶这样的打扰，走在路上那些百折不挠的热情，让我总是觉得生活的卑微，就像诗歌在垃圾桶里那样的卑微。小军还说，阿靓做陌生拜访，在一个小区，一个人逐家逐户去敲门，敲了一千三百多户，才做成了一单仅仅三千块的保单。今年再没有业绩，阿靓就要“阵亡”了，“阵亡”是他们公司的术语，就是被炒掉的意思。
       我把我那张没人知道的存折里的五千块取了出来，小军拿去买了意外保险。我想象不出在这个平淡的城市里生活，还能有什么意外，除了阿靓散布的那些真真假假的遭遇。 我的存折又从零开始。 虽然我攒钱很慢，但是我很努力。我相信，这个城市一半以上的人在努力攒钱。像“打捞”，才下岗不久，就又寻到了一份新的工作，而且干了不久就干出了口碑。现在连我都知道在医院有一个“陪人”，特别周到，特别讨喜，在他精心陪伴下的病人，恢复得很快。
       “陪人”就是病人家属请来帮看护病人的保姆，干这活的多半是女性，可是“打捞”却比女人还干得出色。因为他很热心很细心，对待病人跟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谁会想到曾经到处追罪犯、大声审小偷的“打捞”居然能干那么细心的活，他在陪病人说话的时候特别逗，讲很多他过去所经所闻的趣事，病人听了可以分心。据说他敢在被毒蛇咬的病人腿上吸血，还敢抚着肺痨患者的胸口一块睡觉，他很有耐心地一遍一遍地帮中风的老人练习走路，抱着离家出走的老年痴呆的老太婆回家……关于“打捞”的好，挨家挨户地传。后来，干脆在报纸上就有了带图片的报道，阿菊高兴地买了好多寄回家收藏起来。阿菊说，你才知道，实际“打捞”很温柔。
       我知道，阿菊是要踏实地生活了，这个在她内心中可以托付终身的人，一点也没有令她失望。
       “打捞”也因为这份新的工作而变得很热闹起来，也没有时间来光顾我们的茶楼了。逢年过节，那些请过他当“陪人”的家庭，知道他一个人没个去处，都喜欢把他请回家里一起过节，有的时候，“打捞”还把阿菊也捎上。有一次过中秋，市长的妈妈就把“打捞”和阿菊一起邀了过去赏月，一遍一遍地告诉阿菊，“打捞”这男人特诚，在她住院的时候，行动不方便，出入都给抱着，连上厕所都待在门外怕有个什么闪失，就算自己的亲生儿子也未必做得到啊。阿菊那天晚上特别开心，她没想到自己还能在市长的家里，在那个大大的阳台上，喝茶，看月亮。多少次，她自己一个人走在这个城市的楼房底下，从下看那些阳台，晒着各种各样的衣服，偶尔还有吊着几叶白菜的，她想，这一家一户，没有一间是属于她的，她终究是个过客。当她有机会站在自己曾经仰望过很久了的阳台，而且还是跟自己认准的那个人，而且还是在这个城市的核心人物的阳台，她觉得这是自己这一辈子都梦想不到的事情。
       那个中秋晚上，她和“打捞”散步回家，回到他们的小船上，在微醉的“打捞”身下，她对着那轮满月，叹了一口气，很满足地说，我要为你生个小孩。
       “打捞”不知道听见没有，像个小孩一样伏在阿菊的身上，不吭声，不一会就传来了鼾声。
       阿菊第二天告诉我这些，我觉得她很像个文学家。很多时候，想到小军，我也会有这种感觉。我和阿菊，一个高中毕业，一个初中毕业，是爱情让我们都成为了文学家，我是诗人，阿菊是小说家。那么?小军是什么?
       我认为小军是个天才，在我卑微的爱里，他一直那么崇高，即使是那么苍白的一张脸，那么单薄的一副身体，即使在做爱的时候，他会那么筋疲力尽地睡去，像个一点没有保护能力的婴孩，可是，他却有那么多的能力去让我为他做任何事情。有谁唱过，“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被放逐天涯，就算这一秒，停留在你怀里，我什么都愿意，什么都愿意——为你。”
       很多时候，我觉得我这样赴汤蹈火地爱小军，是一种病态。实际上小军对我并不是特别关心，甚至有些漫不经心。我却像一个母亲一样难以释怀他的生活，在我心里，他像个容易出错的小孩子，在这个城市很多时候不知所措，找不到路回家。自从小军买了保险，阿靓就经常出现在我们的话题里。事实上，在阿靓陌生拜访的那个下午，阿靓就已经和小军有了关系。小军一向不喜欢撒谎。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无法面对自己的身体，我想小军是不满意我的身体才会和阿靓发生关系的。因为我在感情和生活上，竭尽全力地对小军，小军是知道的。他曾经不止一次地把头埋在我的胸口上，说着很感激的话，他甚至唤我姐姐。
       当我的脑子里掠过阿靓那丰满的身段，那充满活力的动作时，我就很汗颜。
       一个下午，在上班之前，我偷偷一个人跑到街口一间由老电影院改装成的录像厅，我知道那里长期放着一部据说是成人性教育片，那个大大的很没有艺术感的招牌长年地竖在门口，《性的幸福》，是作为每一部录像放映前的附加纪录片，据说只有半个小时。我刚走近录像厅，就有好几个售票员争先地招呼我，拿着一根小小的藤棍，敲打着桌子前的招牌，上面一列的录像片名，都是香艳火爆的名字。我迅速地挑了一个还算文雅的录像厅的名字——郁金香厅，买了票，也没仔细看到底演的是什么，好像是什么《爱你爱到杀死你》之类的。走进郁金香厅，里面黑漆漆，我看不到里边究竟有没有人，一会儿，就有一束电筒光朝我扫过来，一直停留在我的脚前，然后照着我往前走，我一步一步摸索着跟着这束光，在一个位置上坐了下来。电影已经开始了。《性的幸福》，正是我要看的。讲解员像上生理卫生一样给观众讲解性的器官，才不到五分钟，电影画面就变了，很昏暗地上映着两个裸体的男女在席梦思上做爱，讲解的声音换成了暖昧的音乐声，他们变换着不同的姿势，不久，就跳出一个男演员，他向观众介绍着他在桑那浴的时候，最喜欢什么什么招数，喜欢要求那些按摩女郎做些什么，然后就开始以身示范。
       我知道，我遭遇到了人们平时说的三级片，科教片已经被偷梁换柱成了三级片。这时，我的脸开始发烧，当我下意识地看了看四周，在一段时间的暗适应以后，我才看清楚，四周全坐满了人，姿态万千，好像都是男的，侧对面居然还是一对情侣在情不自禁地接吻。当我正想离开的时候，旁边坐着的一个大约四十岁的男人，好奇地探过头来看我，大概像我这样年轻的女孩独自来这种地方看三级片，实在少有。这个男人好像是个常客，对着屏幕侧边的放映处，喊，卡带了，卡带了，我看上屏幕，果然，一男一女以一种很怪异的姿势滞留在那里，录像带出了问题，放映员不知从哪个位置噔噔噔地跑进了放映室，不一会又恢复了正常。正常了的屏幕上出现了令我很尴尬的图像，一个女的喘息着把腿张开，那个男的倒骑在她的身上，只听到混乱的叫声。
       我在这种叫声中离开了录像厅，一路经过那些座位的男人们都用好奇甚至有些不怀好意的眼光看着我，尽管在漆黑中，我还是觉得自己是赤裸地穿越这些目光林，一道又一道。
       等我走出来，下午的阳光分外刺目地让我眩晕，我很痛的眼睛流着泪，在大街上，我又很热，我希望进入一间开着空调的商场或是超市什么的。
       我进了新华书店，这个好久没有来的地方，记得从前老师布置买一些复习参考资料，跟同学们结帮结团地来这里，总是要吃书店旁边一个路边档的烤鸡翅膀、烤牛肉串以及鸡杂串之类的。当我跨进书店，发现里边全改了，左边是一个冰室，门口大大的招牌写着“正宗台湾珍珠奶茶”，右边居然是曾经在路边的烧烤档，还增加了牛腩萝卜、酸笋田螺等这里著名的小吃。人不少，空气还不算太糟，因为有空调的缘故。这些昔日都是街边的摊档竟然人室占据了新华书店。
       左右张望，看到正对门的楼梯口上，挂了一个牌，上面一个大大的红色箭头指向上：由此上书店。沿着箭头，我上了二楼，跟楼下的景观简直相形见绌，头顶大大的旧风扇，大刀阔斧地旋转着，寥落的几个人也无心机地翻看着，凌乱地摆着的几架书前耷拉着一个陈旧的牌子——图书五折。曾经两层楼的新华书店也被打了对折。
       那个晚上，我向茶楼请了假。我大概是中暑了。躺在我的阁楼里，听着骑楼底下哗哗哗的田螺翻动的声音，小军说，那是海涛的声音。我很强烈地想着小军，我甚至把脸贴在我的花窗上，向下张望，我盼望能看到小军像往日那样，穿过一桌桌的摊档，走进我家的旧屋，爬上阁楼，照旧什么也没说，直接进入我。
       可是，我什么也没有看到。窗外那只旧环，一直静静地呆在那里，惟独它不知道时光就那样一点一点，注满了它旁边的裂痕。
       九
       成为阿靓的客户这件事情，小军认为，并没
       有影响和我的关系。每个星期，小军总会有一天从我的阁楼爬下来。其他的时间里，我不知道他会是哪一天邀请阿靓到家里做“陌生拜访”，总之，一定会有一天，在阿靓“扫楼”的过程中，顺便去回报她的客户、
       这件事，我没有告诉别人，除了阿菊。我觉得阿菊才应该去买保险，套用阿靓的理论，买保险的初级班是悲观主义者，到了高级班，就是智慧的投资者。阿菊是高级班。
       我们的交谈是这样的：
       你爱小军吗?
       爱，很爱。
       你能想象离开他吗?
       能。
       会怎样?
       马上跳河。
       你能想象他离开了又回来吗?
       能。
       会怎样?
       爱，很爱。
       问题是，你已经跳河，怎么爱啊?
       是啊，万一他回来了，我又跳河了呢?
       所以，还是不要跳河，不要让他离开。
       我就这样没有让小军离开，更加没有跳河，就是害怕哪一天，小军离开了又回来以后，再也找不到我了。
       小军一直把我的阁楼当作窝。这我是知道的，因为他和我在上面做完爱以后，会睡得很熟，很长久。我经常是睁着眼，陪他睡好几个小时。他把疲倦留在这里，随着轻微的鼾声一起从花窗飘出去，很快就被窗外的市声淹没了。他还会做一些奇怪的梦，像他从前的诗句一样奇怪，于是，当他醒来，他就会很满足，像回到了灵感的森林。所以，我想，等到我们结婚，搬出去，用我的存款住到公寓去以后，我还是要搭一个阁楼，我们一直要在阁楼里做爱，他在床上面的我和天花板的夹缝之间，依然游刃有余地自由翱翔。
       我很想念我们在船上的那一次。小军昨天这样说。你知道吗?有一千多次的进出啊，我的记录存在了那里。
       我不知道小军在做爱的时候还在心里数着他的能力，在那条船上，我已经被水的摇晃晃成了水，完全不能意识到任何与规律与节拍有关的东西。
       小军，我很害怕，害怕你总之是要离开我的。
       小军叹了一口气，没有说话，只是用手抚了抚我的脸。我顺着他的手，用唇吻他，手指、臂、肩膀、耳根、头发、脸，还没有等我寻找到他的唇，我已经在下面了，我看到了我头顶的小军，我们这一次特别使劲，好像彼此都用尽了一生的力气，我追随着他，那么紧，那么深。很快，我们都不见了，剩下两只蝙蝠，在黄昏的山洞里，用敏锐的翅膀，一下一下地拍打着对方。
       最后，我们倒挂着，一切都颠倒了，包括花窗外的世界。
       阿菊忽然不见了。一连好几天。这样我才发现，其实阿菊在我的生活里，就是一个上班的标志。当我看不到阿菊的时候，我居然找不到下班后联络她的方法，没有电话，没有寻呼机，不知道她住哪里，不知道她有没有老乡。我们仅仅在茶楼的时候是朋友，我们甚至没有一起下班的时候逛过街，一起吃过一顿饭。这几年，阿菊下班会去哪里?怎么过?
       后来，一个晚上，我到“打捞”的船上找到了阿菊。“打捞”的船因为认识了阿菊以后，就一直没有移动过位置，还是那次我和小军做爱的那个地方，离桥不太远，离市中心也比较近。当我在岸上，看到“打捞”的那只船，船篷被掀开了，没有亮灯。我想起阿菊说过，她最爱在夜晚，和“打捞”两个人，掀开了船篷，在漫天的星空下做爱。我的心开始跳，我有一点期盼看到这样的画面，像电影里一样的浪漫。当我一步一步走近，我依稀看到了一个人，躺在船肚中央，只有一个人。我喊，阿菊，阿菊。没有回答。我又喊，“打捞”，“打捞”。半晌，那个人才回答，“打捞”走了，走了。是阿菊。
       我踩过柔软的泥沙地，走过踏板，上了船。由于我的上来，引起了船的摇晃，又是那一阵熟悉的摇晃。阿菊，你怎么啦?“打捞”走了。陪人去啦?我陪他来了。阿菊，你怎么啦?
       阿菊，开灯好吗?灯亮了。阿菊的脸肿了。“打捞”是真的走了，扔下阿菊和他的船。“打捞”前两个星期，接下了一个陪人的服务。一个大款，他的女儿生了一种疑难病，无端端地走不了路，两腿没劲，没磕没碰地就发作了，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抱到医院去看，一个老医生说，这是一种北方病，在我们这边极少见到，当然也不会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法，建议到北方去看看。大款要看着公司，没法走开，请“打捞”陪女儿上北京协和医院，除了可以让从未坐过飞机的“打捞”坐往返的飞机以外，还付比这里每天的陪人工作多双倍的酬金。“打捞”这一辈子估计是没有离开过这个城市的，年轻的时候在港口码头巡逻，注视着船只从这里出发又从远方回来，来来往往，也不知有没有存过外出的念头；下岗以后，就在各个医院的病床之间来回，在白色的世界里跟疾病、死亡擦肩而过，最大的快乐也许就是跟阿菊晚上躺在天空下，喝酒，剥花生，做爱，外边的世界就是抬头可见的天空。
       “打捞”推着轮椅上的那个女儿，是从码头上走的，上船，先到下游的广州，再在广州到机场，飞向北京。
       在广州的一个路边，“打捞”抽空打了个电话到茶楼报平安，说广州真大，出租车堵车的时候，那个带响声的计费表每跳一下就让他心跳不已，堵得太久，表跳得都让人想跳车。后来，阿菊就再没有听到过“打捞”的声音了。
       前几天，“打捞”原在的派出所找到了阿菊，递给她一个盒子，“打捞”在里边。
       “打捞”在协和医院门口，目睹一个小偷抢了一个妇女的钱包，小偷在拥挤的人群里窜逃，“打捞”一个人在后边穷追，一边喊，不许动，要开枪啦。小偷回头看看他，喊，甭他妈装了，南蛮子!“打捞”急了，追得更紧了，人们看到好像是两个仇家在追杀。在一个僻静的胡同里，“打捞”被捅到了肝。在医院里，“打捞”跟来处理的警察说，我们是同行，我在派出所工作，我也是抓小偷的。于是，“打捞”的骨灰盒依旧是被送到了派出所。那里边的“打捞”不是那个陪人“打捞”，不是在医院那个给人笑给人说话、给人揉胸捶背的“打捞”。
       阿菊哭了几天几夜，没有人会注意到那条一贯在那里的船上的动静，小军说过，岸上已经没有诗人。
       阿菊辞掉了茶楼的工作，住到了“打捞”的船上，也在医院里当陪人。很快，阿菊也做出了口碑来，像从前的“打捞”一样。我相信，阿菊肯定会比“打捞”干得好，因为她年轻，甜美，她能说很多在茶楼里听到的段子。不过，我一直担心，这个湖南女人，这几年学到的本地方言，够不够用?
       后来，我连这点担心也没有了，因为一年以后，我们这里的医院有了新的规定，为了整顿医院的管理，取消陪人的服务，一律由护士代替。
       我就再也没有阿菊的消息了。这个城市虽然不大，可是要寻找一个人，也不简单，尤其是一个你连她上班以外就一无所知的朋友。
       我曾经连续关注我们这里唯一的一份日报，我在中缝里很仔细地看，我希望能看到阿菊的征友启事，我看得很仔细，真的很仔细，我想阿菊是不会再把照片登出来了，我读上边那些写得很诚恳、很格式的文字：ⅪⅨ，女，二十八岁，身高一米六二，家乡四川，温柔美丽。同为独在异乡的你，是否会经常感到寂寞?来，让我们交个朋友吧!这份报纸的编辑，因为没有竞争的压力，教人拟的征友启事，千篇一律的几个版本。没有一个叫阿菊的二十八岁的湖南女人出现在上面。我猜她已经改名了，我猜她也已经修改了年龄，可是我却一直相信她还在这个城市，她不会走。她说她喜欢躺在船上听风的声音，可以听到水的声音，像家乡的麦浪；她喜欢看星空，密密麻麻的像童年的萤火虫阵。
       当我和小军有一次经过那条船的位置，江面空荡荡，曾经扎系过那条船的石桩还在那里，孤单的，就像我的花窗外侧的那个铁环一样，等待着过往船只的靠岸。
       我经常问小军他去安装空调的那些西区的公寓，要多少钱?小军说说不准，楼层越高越贵，像他曾经去安装过一个人家，23楼，要二十万。二十万，在我这样的人眼里，是天价，我们这个城市有大半的人一辈子都存不到二十万。那么一楼呢?小一点的呢?十万以内的也有。小军总是不喜欢继续我的问话，问了两个问题，他就不耐烦，仿佛西区是他独有的世界一般。在西区，真的看不到像我们家这样的骑楼小屋，因为防洪堤筑得高，从此不会被水淹，市政府也搬了过去，然后陆续很多重要的部门都搬了过去。
       我下决心，有一天我和小军也会搬过去。我的存款已经达到两万块了。这一年多来，我几乎没有添置任何新的衣服，实际我基本用不着很多衣服，每天上班穿茶楼那两套粉红色制服，轮流穿着。到明年，我就有资格向银行借钱买一套十万以内的公寓了。我为我的阴谋而兴奋，我不止一次想象我把小军领到我们的新公寓，然后看着小军把空调安在我们的墙外，呼气、吸气、呼气、吸气……
       有一天，小军带我到西区，坐在他摩托车的工具箱前，穿过这里唯一通向西区的那座桥。我们在那幢标志性的三十层楼四周张望。米黄色的外墙，戴着一顶蓝绿色的三角型的帽子。一进入西区，就以它为指南针，向东向西向北向南。小军指着这幢楼，告诉我，你看，这里，12楼、19楼、21楼、23楼的空调都是我装的，看到了吗?数，从这里是一楼，下边不算，下边是写字楼，办公的地方。我顺着小军的手指往上数，我分别看到了那些小军装上去的空调，一个一个附在墙外边。我的头在旋转，站在那上边的感觉会是怎样?往上看我已经脚软了，往下看，我会不会晕倒?
       大楼的周围是一个圈起来的花园，有草坪，有喷水池，一个大铁门隔开了路人，铁门口是穿着制服的门卫，很精神地守着。
       小军，你经常进去吗?
       是啊，检修空调。
       给进吗?
       楼下有对讲机，要上边按了开门才能进。
       小军，以后我们也住进去，好吗?
       我差点泄露了我的阴谋。当然，小军并没有听到，他在看一个人进铁门，一个很年轻，身材很好的长发少女进铁门。
       她今天没有坐小车。她自己放学回家。
       小军，你认识她吗?
       23楼的。请我喝过可乐。她是唯一一个请我喝过可乐的客户。
       她还念书吧。
       高三。
       她一定很美。
       我只看到了她的背影，是很讲究，很优美的背影。
       小军没有再回答我。
       在我们要离开这幢三十层楼的时候，我惊奇地发现了这幢楼外墙上有一排人，从楼顶上吊着几根绳子，绳子上结着个小木板，他们坐在上边，两腿凌空，手里拿着一个带柄的擦布，很整齐地自上而下地擦洗着。那些清洁工，在洗刷这幢大楼的外墙，蓝色的玻璃上，白色的肥皂泡沫，有的像白云一样不时飘下来。这几个人，一边说笑，一边很整齐地刷着，一层一层往下。
       小军，他们不怕绳子断吗?
       不怕，凌空的感觉最好。
       小军说，他最喜欢在高楼装空调，腰间系着绳子，站在只有一个人容身的铁架上，人可以自由地转身，爬高爬低。
       小军最难忘的，就是他那次在23楼外墙的架上，正好一架播种的小飞机低低地掠过，那么近，仿佛可以伸手触到，他就单腿站在边缘，看下去，是蚂蚁的世界，飞机的盘旋牵动了风，风把他的衣服吹得鼓胀，自己像是跟着那架飞机一样飞了起来。
       以后，再也遇不到这样的机会了，他每次到高楼的墙外，总是希望能遇到又有一架播种的飞机掠过。
       实际上，这样的飞机每年才飞一次，是政府为了搞绿化从外地请来的一架专用飞机。
       那个23楼的，是小军在半年前上门安装空调时见到的。
       据后来小军说，当时她穿着一套淡蓝色带碎花的丝绸睡衣，有些汗从背部沁出来。她在
       一间很大的书房里看书，家里的大人都外出了，留下她在家里等上门安装空调。小军从她的大书房的窗户探出去，上螺丝，钉架子，打洞，然后就到钉好的架上装空调，从房间一个角落钻一个大洞，把一根胶管透出去，把房间的空气输换到23层以外。钻洞机很吵地钻着墙，飘下来的水泥、砖粉，覆盖在她那张大大的书桌上。
       23楼的问他，能不能不打洞。
       小军说，不打洞怎么换气?
       好好的墙硬要打个洞。23楼的嘀咕着。像是什么东西强行侵犯了她。
       安装完以后，X楼的让小军试打开空调，她从冰箱取出一罐可乐递给小军，歇会吧。小军说她的声音很好听，很软，像身上的丝绸一样。空调很快就凉了，整个房间都是那种高级的凉。一会儿，小军收拾工具，说，下周再来检查。可乐只喝了一半，她摇了摇，说，可乐带走吧，扔了可惜。她送他穿过很大的客厅，他看到一堵墙上，一张巨大的她的照片，黑白的颜色，黑白分明的眼睛，像是凝固在墙上，柔和的壁灯照着她的微笑。小军这才看仔细了这个23楼的女孩。
       那里连蚊子喝的都是可乐。小军这样说。
       过了一周后，小军果然去检测，东敲西敲，把脑袋探出去看扇页的转动。那一次，也是只有这个23楼的在书房里等他。小军最后拿出一张维修登记表，要23楼的填。姓名、地址、电话号码。实际上这些都是在购买的时候已经由她的父亲填过，23楼的不太知道这些，她的书桌上摆着她的复习资料，很厚。准备考试了吧?是啊，黑色七月。准备往哪儿考?上海交大。
       哦。上海好，上海好。
       你去过吗?
       啊，小时候去过，没印象了。小军骗她。
       这是小军跟23楼的说话最多的一次。
       简单，W市文化路漾晴大厦23楼03室，3859206。23楼的伏下身子，很认真地填着表。一缕头发从白皙的鬓边垂下，飘荡了几秒钟，然后就被手习惯地掠回了耳后，那双手，跟她身上那套白色的棉质运动衫一样，充满了活力和灵气。
       简单，多么特别的名字。一听就是八十年代以后出生的。小军这么说，像我们这些七十年代初出生的，什么军，什么梅，什么朝阳，什么旭东之类的，都是那些年代的标志。小军是把我和他的名字都鄙视了。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为我的名字而感到过异常，我觉得我的名字应该是小军喜欢的，咏梅，说的不是诗歌吗?可是小军喜欢简单这个名字，这个像男生的名字。
       我后来才知道，小军不仅喜欢简单这个名字，而且还喜欢简单。
       简单当然不知道，那个安装空调的男孩，把她的姓名、地址、电话要去了之后，就开始重新写诗。有几次，我们做爱的时候，他半途停下来。念出几句，然后写在纸上。我的裸体蜷缩在半路，我感到小军写在纸上的那些关于爱情的诗句，与我无关，我的身体也与他的身体无关。我们开始在陌生的路上做爱，我的阁楼就是一个黄昏里的客栈，那些飘荡着的紫苏酸笋味道，在他吟诗的时候，经常廉价得很窘，无措地看着边流汗边激动地在纸上写字的小军，我会希望这些味道全都消失，我会希望我床头的那把老鸿运扇变成一部空调，无声地奉献着制造出来的清凉。
       这是最近让我非常忧虑的事情。我的忧虑总是不得而知地来临。我记得小军从前曾经这样宽慰我：一个临终的老头，把他的孩子叫到床头，说，我这一生，有过许许多多的担忧，可是，它们都没有发生。
       可是，什么时候我才能有资格说这样的话?十三小军像一片纸一样从天上飘了下来。那是一个暑假的下午。
       小军从天上飘了下来，引发了本市的一场大争论，在报纸和广播上，专家们翻着书本在争论。这条命，赔不赔，赔多少?
       当我在太平间看到小军，我已经认不出他来，23楼的高度，把人的结构都错位了。
       小军是死于意外?还是死于自杀?
       这是一直以来人们讨论的关键。
       要知道，小军是一个普通的空调安装工人，他的女朋友是一个茶楼推点心车的服务生。要说特别的地方，这只有少数人知道，小军用诗歌勾引了我，让我病态地爱着他，爱着这个实际不会属于任何人的他，并且让我发疯地攒钱，攒一套实际不会属于我和小军的公寓。
       很多人就他踩在23楼的空调架上腰上有没有系绳子的问题研究来研究去。 这一切，与金钱有关。 小军跟阿靓上了床，用我那五千块买了意外保险，获益人的名字竟然是我。拿着那张保单，我的一个远房亲戚，这里的一个三流律师，帮我估算了一下，保险公司应该赔偿我二十万元。
       二十万，可以买下那幢楼的23楼，就是简单住的那一层，也是小军飘落的那一层。亲戚说，那是你一辈子挣不到的钱。一定要索赔。亲戚打到保险公司，找阿靓，那边说，阿靓早就“阵亡”，被炒掉快半年了，无法联络。辗转找到小军的资料，那边说，他们要调查。
       这将是本市保险公司赔个人最多的一个案例，保险公司死活不干，派人一次一次到23楼出事地点取证。说，事实证明，小军并没有系保险绳在腰上。什么是意外?意外就是，发生了不应该发生的事情，比如说绳子质量问题，或者挂钩质量问题，人掉下去了。小军根本没有扎绳子，没有吊挂钩。
       最后一次我也去了23楼，简单不在，她的父母说，为了给她压惊，让她到国外散心了。
       我看到了客厅上小军说过的那张巨大的黑白照片，简单在那里对每个人笑，我也看到了简单的书房，那么宽，光线很好，很安静，很大的书桌，我也看到了小军在墙上打的洞，那根白色的塑料管硬生生地探进来，是整个书房最不谐调的地方。
       他们打开窗，给我看外边的空调架，实际上，那根绳子的一端还牢牢地钩在铁架上，另外一段，是空的，垂直地荡漾在空中。从23楼望下去的感觉，原来跟那次在楼下数着望上去的感觉那么不一样，风是和我一体的，声音是来自天空的，我想小军一定也很留恋站在架上的感觉。
       我知道，小军是没有扎绳子。那个下午，一个空调安装工人，和一个豆蔻年华前程似锦的高三女孩，呆在23楼无人的空调书房里，她会给他一罐可乐，他想着慢慢喝完了再走。小军说，他最喜欢在高楼的外墙，等待播种飞机的掠过，然后单腿站在边缘，跟飞机一起盘旋一起飞走。那个下午，飞机来了，或者没有来。小军骑着自己的想象飞走了。 保险公司的人说，小军根本是有预谋的自杀，因为那个下午，23楼的客户根本不需要修理和检测空调，是他自己打电话临时上去的。
       简单给小军开了门，小军就飘了下去。
       我始终没有见到简单，简单在墙上，当我关上门离开的那一刻，我竟然有一种绝望，这种绝望一直萦绕着我。我对我的那个律师亲戚说，算了吧。他说，不行，现在这里的保险业还没有完善，我们一定要打赢官司。
       于是，我那存折的两万块，全部花在了二十万的索赔过程中。
       我也被登上了报纸，像当初阿菊一样被茶楼传阅。
       一直过了几年，索赔还是没有结果。这个城市一再地拖欠着小军，而小军，一再地拖欠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