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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耿兄和我同住一个古城。我们职业不同却爱好相向。美其名曰：文学。时节，正是王蒙感慨，放出不要都挤在文学小道上的辰光。奈何，这是那时青年人的时尚！正像现在青年人都喜欢蹦迪、超女一样。江山代有才人出就决定了江山代有粉丝出。对吗？
       耿兄的职业在文化馆，搞文学似乎是他的本义。我的职业是机关秘书。整天忙于剪报抄报和若干等因奉此的应付，搞文学只能算是我的转义或引伸义。二三子偶聚，他挂在嘴边的话就是：轻薄为文。我呢？嘴滑了，交谈起来也在伯仲之间。末了，毕竟偶研骚墨，出货太少，总有点骥尾的感觉。
       耿兄爱旅游。理论根据就是那句听烂了的话：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寒士一个，颇多囊中羞涩的窘境。所以，再虚乎，其行也不远。
       古城北，约五十里，有五柳名胜。宿州谁人不知。他还要去。！据说是每次都有新发现。由此，可以说，他背着我不知偷游了多少次！不知是我的情操不够还是思维疏懒，我觉得其景也寻常。群山中的一个水库伴着陶潜、王绩未成文的野史而已，了无古迹，连个凭吊的地方也找不着。发思古之幽情也没地儿啊。他却说，这次一定要去：有了重大发现！
       他是对的。不过，方位已变成了五柳的东北约两公里的地方。主景观：镇头寺是也！寺，东山而建，断了几十年的香火,已属败寺。满目破壁残垣里，游走着身体健壮的鸡鸭狗鹅，一个面目烟黄，分不清僧尼的人正坐在前朝的勒石上打盹。耿兄似乎累了，他已在正殿门前的石凳上坐下了。且两腿门户大开，眼睛保守地眯细了起来了。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他是在僧尼的境界还是在练瑜伽？。我没有打扰他。驻足在一块石碑前看碑文。碑为石灰岩质。年代的风雨剥蚀，加上文革的洗礼，其文章只能连猜带懵。这是块明碑，读它，得有点句读功夫。端详了半天，我才发现，这块净土里却充满了俗气未脱的文字。字里行间云，山寺原是座古刹，因员外施舍而佛身彰显。似乎在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哦，不能绕古人的舌！一般想来，昔日也应是金碧辉煌，梵音缭绕。善男信女，摩肩接踵。和尚女尼，厮守青灯。繁荣与萧条轮回，禁欲与纵欲错位，由此而衍生了各色故事云云吧？若如此，也真不负了达摩和慧能的心迹呢！神游间，耿兄已养足了神，拍拍我的肩膀，说是要去看珍珠泉。
       据说，百里侯的时候，珍珠泉以天下第一泉而闻名。当时的名气，不亚于今日云南大理的蝴蝶泉。珍珠泉处于寺内。其际遇与寺同，周围并无名木异卉。也难怪，败落能佛法无边？贫穷在碧落黄泉只有真实。泉边竹篱上的一串串秋眉豆不知愁滋味，大大咧咧得热闹非凡，分外招惹人眼。这才真是告诉人们究竟什么是南无阿弥陀佛。
       泉，按搞地质的行话，叫做水文露头。珍珠泉看来被哪代古人精心地打理过。沿露头的周边，已被砌上厚重的秦砖，颇似干旱地区蓄水的大井。只在偏东的地方留一个溢水口。泉壁长满了绿色的泉衣，泉水清可见底。一颗颗水银珠般的气泡铺成一片，静卧泉底。偶尔，成串的银白色的气泡翻将上来，水面便皱成了一小片波纹。俄倾，又归于平静。这大概就是珍珠泉的起因了。然而，令人不解的是，泉的溢水口并不见水流落差。泉与寺外野汪里的水形成的是一个平面。如此，如何浇灌寺外千亩闻名遐迩的香稻米？那可是从乾隆年就出了名的“贡米”！
       耿兄笑了。他在调侃我白背了地质包！我也解嘲似地笑了。连呼：脑袋进水了，潮掉了！汛期一过，泉的水头压力低了不是？原来，泉是在展示它的温柔面呀！她若是美女也是杨贵妃式的，她的阴柔里面集聚了多少阳刚呀！
       唏嘘之间，耿兄要带我去看一个绝胜。条件是，要先听他背一首词。那就来吧！耿兄清清嗓子，甩了一口痰，文人的毛病上来了，摇头晃脑地诗曰：“簌簌衣襟落枣花，村南村北响缫车，牛衣古柳卖黄瓜。酒困路长惟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敲门试问野人家”。苏轼的《浣溪沙》吧？他点点头，默认了。说，最好的一句就是“牛衣古柳卖黄瓜”，它是人生与社会的最恬淡之处。“现我们去黄瓜地吧？”耿兄又说。
       什么意思？我如坠五里雾中。耿兄说，看看就知。
       这是黄瓜地？这是个小丘。远望去，相对高差也就三十余米。近前看，当属沉积岩石灰岩质。有点特色的是山脚下堆满了小杏树。可以想象，春来了，也是一方杏花天。塬上，孤零零的一棵老杏正在随风晃动。仿佛在倾诉着离群的索然。我无论如何也不能与黄瓜地联系起来。掘掘文化积淀，我倒是想起了柳宗元写的永州八记之一的“钴坶潭西小丘记”。那是个唐氏之弃地。景色因蒙尘而蒙市。刈除恶草木，而后见真容。此景，应属子厚之幸也！与彼丘比，此丘显然少视听之娱。唯一相像的地方就是，“丘之小不能一亩，可以笼而有之”。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吧？耿兄不能苟同我的高论。他的手朝东南方向一指又朝脚下一划，告诉我：这儿就是绵延千年的官道是也！我肃然了。他怎么知道古代地理？我相信，老实厚重的他绝不会瞎说。此刻，我仿佛飘进了历史的天空，见到了那些匆匆的过客。升平的景象、战争的残忍、名利的逐鹿，官员的升贬、王道与霸道，仁与不仁，孝悌与兄弟阋于墙，谋生的百姓与路边的饿殍，一桢桢荦荦大端的写意画在我眼前列队飘过。
       “怎么就想不到黄瓜地呢？”耿兄的语气，似乎对我进行艺术的启蒙，那神态，又似乎是进入了某种角色。以至于，一向沉默寡言的他，嘴里突然涌出许多散珠碎玉。他说，我把那条古道已逝得喧嚣完全看作是无尘的。而这儿，就是无尘的圣地。想想吧，这儿的枣树林、木瓜林、杏树林，沿上坡伴着小丘的朝阳面，该多么悠闲而恬静，在这样的生态里，太守突然出现了，拍落衣襟的枣花，顺着珍珠泉水，流到香稻米田。眼瞧着树荫中歇凉的楚牛，耳听着古刹里的天籁，口吃着农夫叫卖的顶花带刺的黄瓜，这是一种多么和谐，多么安逸的社会呀！这就是我们祖传的文化滥觞！很可惜呀，不见了！你知道吗？我们现在听到的只是一片弦外音！叫做大弦嘈嘈如急雨！
       我愣神了。以我的剪报，我很知道时下的社会意识。他这些下意识的话，完全可以理解为文人的越界飞行。而无常的意识却是危险的呀！没缘没由地在这儿凭吊起发霉的传统文化了。说实话，我无言以对。也不敢以对。
       其实，我对黄瓜并不陌生。我这个秘书本是农民生得。我还可以说，曾经手摇辘轳种过黄瓜。种黄瓜的艰辛和嚼黄瓜的怡然，已经纳入了我的基因，形成了文化。他不知道，在我春风得意回望苦难的时候，还真的研究过“黄瓜”。继而，在记忆的软件中，留下过张骞由西域引进“胡瓜”的编组。以及，由胡瓜更名为黄瓜的故事。我突然有了在这方面形而上的冲动。我口若悬河地说到了西晋末年，说到了“八王之乱”，说到了“五胡乱中华”，说到了后赵王石勒，说到了后赵王朝险些因黄瓜的名称，引发一场血案的野史。
       他笑了。笑得象个夫子。有点“天生德于予”的圣人态。他似乎一点都不在乎我的好记性。那神情，更像是在塑造一种卓然而出世的胸中块垒。在想“三玄”，还是在穷天人之际？
       他说，没想那么多。只是觉得，这个地方诵苏轼的诗最合适。有一种“王道”下的温情。人与社会，经历了激越之后应该是松弛。人有了松弛感，世界才会变得像中国画一般。一个永远打打杀杀的社会是一片血腥！他问我：对吗？
       很遗憾，我答不出。文化这东西是个尤物，也是个谜。他骂我滑头！骂就骂吧，领了。转过来想想，那个时候有此一家之言也属不易！
       想不起什么时辰结束的这段旅行。以后，我工作调动了。听说他走了“西口”，飘缈地成了香妃家乡的邻居。回想当年，只记得在古城边，沱河岸，青草地分手的时候。他说：“这生，能过上一天那样的情调的日子，也就心满意足了”。
       如今，算来我们也都是知天命之人了。双方不知死活，他若还是尘世人，有机会我会约他重游黄瓜地。问：“今天的和谐，是不是你向往的那种日子呢？现在的文化是你当年的追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