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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淘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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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本《日瓦戈医生》是我从诗人巴彦卡尼达处淘得，漓江版蓝英年译本，感觉还是不错的。
       伟大的俄罗斯文学传统是我们无限景仰的，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帕斯捷尔纳克、阿赫玛托娃、索尔仁尼琴、茨维塔耶娃、曼杰施塔姆、布罗茨基等等，灿若星辰，我想俄罗斯一定像一只捕获了大量猎物的熊骄傲的不得了。
       但《日瓦戈医生》更具有迷人的魅力，帕斯捷尔纳克继承了俄罗斯文学的伟大叙事传统，讲述俄罗斯人在一段特殊时期的精神生活——
       尤里·日瓦戈是西伯利亚富商的儿子，但很小便被父亲遗弃。10岁丧母成了孤儿。舅父把他寄养在莫斯科格罗梅科教授家。教授一家待他很好，让他同女儿东尼娅一起受教育。日瓦戈大学医科毕业后当了外科医生，并同东尼娅结了婚。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瓦戈应征入伍，在前线野战医院工作。十月革命胜利后日瓦戈从前线回到莫斯科。他欢呼苏维埃政权的诞生：“多么高超的外科手术！一下子就娴熟地割掉腐臭的旧溃疡！直截了当地对一个世纪以来的不义下了裁决书……这是从未有过的壮举，这是历史上的奇迹！”但革命后的莫斯科供应极端困难，日瓦戈一家濒临饿死的边缘，他本人又染上了伤寒症。这时他同父异母的弟弟叶夫格拉夫·日瓦戈劝他们全家搬到乌拉尔去，在那儿至少不至于饿死。1918年4月日瓦戈一家动身到东尼娅外祖父的领地瓦雷金诺村去。这里虽然能维持生活，但日瓦戈感到心情沉闷。他既不能行医，也无法写作。他经常到附近的尤里亚金市图书馆去看书。他在图书馆里遇见女友拉拉。拉拉是随同丈夫巴沙·安季波夫到尤里亚金市来的。巴沙·安季波夫参加了红军，改名为斯特列利尼科夫，成了红军高级指挥员。他躲避拉拉，不同她见面。日瓦戈告诉拉拉，斯特列利尼科夫是旧军官出身，不会得到布尔什维克的信任。他们一旦不需要党外军事专家的时侯，就会把他踩死。不久日瓦戈被游击队劫去当医生。他在游击队里呆了一年多之后逃回尤里亚金市。他岳父和妻子东尼娅已返回莫斯科，从那儿又流亡到国外。随着红军的胜利，党外军事专家已成为镇压对象。首当其冲的便是拉拉的丈夫斯特列利尼科夫，他已逃跑。拉拉和日瓦戈随时有被捕的危险。他们躲到空无一人的瓦雷金诺去。坑害过他们两人的科马罗夫斯基律师来到瓦雷金诺，骗走了拉拉。斯特列利尼科夫也到这儿来寻找妻子，但拉拉已被骗走。斯特列利尼科夫悲痛欲绝，开枪自杀。瓦雷金诺只剩下日瓦戈一人。他为了活命，徒步走回莫斯科。他在莫斯科又遇见弟弟叶夫格拉夫。弟弟把日瓦戈安置在一家医院里当医生。日瓦戈上班的第一天心脏病发作，猝然死在人行道上。
       《日瓦戈医生》这部伟大的小说历经10年完稿后，帕斯捷尔纳克也迎来了他多舛的命运——一生中最黑暗痛苦的时光随之造访。1958年，瑞典皇家科学院以“因为他不论在当代诗歌上还是在俄国的伟大叙述传统领域中都获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而授予帕斯捷尔纳克诺贝尔文学奖，一个国家的巨大讽刺也随之而来：《日瓦戈医生》在全世界出版了24种语言文字的译本，为他的祖国带来了巨大的荣誉，但在他的祖国俄罗斯却被禁止出版。
       被禁止的原因是《日瓦戈医生》作为小说可能成为一种政治文件而具有反苏这一荒谬的结论。事实上《日瓦戈医生》之所以引起作家和执政当局巨大的分歧，仅仅是由于帕斯捷尔纳克坚持朝向内心的写作而拒绝了献媚。在人生最黑暗的一段时间里，帕斯捷尔纳克为了留在自己的祖国拒绝了诺贝尔奖，直到1960年5月30日在莫斯科郊外的一个小村庄里的寓所病逝。
       2
       饥饿的莫斯科，缺乏面包、黄油、蔬菜、土豆、牛奶，哪怕是没有磨过的黑麦和带皮的小麦，勉强能充饥的只有黄米粥和青鱼头的汤；寒冷的莫斯科，缺乏劈柴、酒精等燃料；这就是日瓦戈医生——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一回到的革命后的莫斯科：未经渲染的现实生活，每日聆听苏维埃投机政客的高谈阔论。
       但这位善良的日瓦戈医生是个理想主义者，他在某管制区偷了一根短木桩回到了他在西夫采夫大街自己的家，带回来的还有一份印了一面的号外报，内容是来自彼得堡的关于成立人民委员会、在俄国建立苏维埃政权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府公告。理想主义者日瓦戈医生——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激动了，在炉火旁大声自言自语：
       “多么高超的外科手术啊！一下子就巧妙地割掉了发臭多年的溃疡！直截了当对习惯于让人们顶礼膜拜的几百年来的非正义作了判决。
       关键是毫不使人恐惧地把这一切做完，这里边有一种很久以来就熟悉的民族亲切感，是一种来自普希金的无可挑剔的磊落光辉，来自托尔斯泰的不摸棱两可的忠于事实。
        ——但现在却一蹴而就。这是空前的壮举，是历史上的奇迹，是不顾熙熙攘攘的平庸生活的进程而突然降临的启示。它不是从头开始而是半路杀出，不是在预先选定的时刻，而是在奔腾不息的生活的车轮偶然碰到的日子里。这才是最绝妙的。只有最伟大的事情才会如此不妥当和不合时宜”。
       日瓦戈医生的激情和现实在莫斯科构成了不可遏止的理想主义。问题是革命来临时大家都没有心理准备，他所供职的医院的人都一一辞了职，而拥护新政权的实际行动对日瓦戈来说就是工作，他无比坚决地留下，他说，“我是在给他们服务，对我们的困境我感到自豪，并敬重那些让我们变得光荣、向我们奉献了贫穷的人”。
       一种声音认为这是帕斯捷尔纳克借日瓦戈医生之口表明自己的肯定态度——对苏维埃新政权替代沙皇政权的由衷欢呼，欢呼革命的外科手术般到来。事实上，我看到的却是帕斯捷尔纳克借日瓦戈医生之口对这场灾难性革命的恐惧，他的自言自语和实际意思是截然相反的，特别是以对列宁这种革命投机分子的嘲讽和警惕。而且他也看到了这些革命的苏维埃投机分子权力大得无边的委员，“他们都是具有钢铁意志的人，身穿黑色的短皮外衣、以种种恐吓手段和手枪为武器，很少刮脸而且很少睡觉”。
       日瓦戈医生在难熬的饥饿和持久的困窘生活中突然处于一种谵妄状态，他居然产生了一种美好的幻觉，他还写了诗。
       就这一点来看，我敢说帕斯捷尔纳克就是一个伟大的存在主义者。
       3
       同为和宗教扯上关系的小说，班扬比霍桑还是差了一大截子，尽管霍桑或多或少受点班扬的影响，但班扬的确粗糙了。
       霍桑是个有意思的人，他们一家世代都是虔诚的加尔文教徒，这对霍桑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所以他的小说和清教往往缠绕不休，不过，他的小说都写了偷情。《教长的面纱》写了一个牧师和少女的隐情、《恩狄柯特与红十字》写了胸前佩带红字示众的美夫人。这就让人兴趣顿生，这是一个怎样的作家？痴迷于宗教和宗教氛围下的偷情故事。
       少年时怀着龌龊心理看《红字》，如小说中丑陋的老罗杰·齐灵渥斯一样，结果兴趣索然，既为偷情故事，全书不著一个脏字，此外也不见小说的高超之处，逐渐淡忘。淡忘了小说却在记忆中长存丁梅斯代尔先生，那个痛苦的要死终将死去的虔诚而博学的牧师，不得不说霍桑先生的功力还是深厚的。
       资料显示，《红字》的故事背景为1650年前后的波士顿，当时的居民是1620-1630年间来此定居的第一代移民，他们之前的身份是在英格兰故土深受詹姆斯一世迫害而被迫来到新大陆寻求人间乐土的清教徒。按说，清教徒在英格兰最初是反抗罗马教皇专专制、反对社会腐败而注重理智、排斥感情、推崇理想、禁绝欲望的，后来却成了迫害异端甚至连妇女在街上微笑都要处以监禁、儿童嬉戏也要加以鞭笞的下三烂货色。
       
       霍桑本来就是清教徒，目睹此状可以想见他内心的矛盾和痛苦，所以《红字》就在一种心理矛盾中诞生了。乍看之下，《红字》平淡无奇，这让我想起了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若是要一般人来写，很容易流于庸俗浅薄的煽情故事，那么，这时候你必然想起来为什么他们是大师。
       作为正人君子牧师的丁梅斯代尔先生和海丝特·白兰偷情，珠儿便是他们爱情的结晶。在那样一个满口道德廉耻的时代，这显然是大逆不道的。问题出来了，人们不知道珠儿的父亲即海丝特·白兰的奸夫是谁，那只好将她示众、逼问，并在她的胸前佩带了红色的“A”字，在英文词汇里那是“通奸”的第一个大写字母。海丝特·白兰忠于自己的爱情，面对上帝和庶民，她决不供出自己的男人，这倒让包括贝灵汉总督、威尔逊牧师和这个地方的人们大失所望。但丁梅斯代尔先生十分痛苦，他在给别人布道时满嘴道德，可自己却是一个负罪的人。在神秘的海丝特·白兰的前夫罗杰·齐灵渥斯的精心设计报复下，丁梅斯代尔和海丝特·白兰先后暴露，想离开此地的想法都破灭了，丁先生崩溃了，在那个示众台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方式亮出了自己的深深烙在肉里的红字。
       和卡夫卡《城堡》里的K先生具有异曲同工的是，K一到了城堡管辖的范围，他就没有隐私可言了，总有人在不断盘问和偷窥；海丝特·白兰的奸夫是谁？这个隐私太吊人胃口了，太刺激人的神经了，所以不论任何人，包括行政长官、牧师、普通人都想挖掘出来海丝特·白兰的
       隐情。
       人类试图不断偷窥和打听别人的隐私以获得根本无益于自己的信息，但仍乐此不疲。那么，霍桑在《红字》里至少揭示了这样一个普遍真理：偷窥和打听别人的隐私可能是人类最不检点的恶习之一。
       4
       霍桑的《红字》于他自身而言也怀着一种矛盾：到底从哪个方向探讨道德？结果道德反过来探讨了霍桑，在宗教和世俗面前，道德都失效了。
       无疑，《红字》里寥寥几个人都牵涉了宗教所规范的道德问题，不论海丝特·白兰、丁梅斯代尔、老罗杰·齐灵渥斯、贝灵汉总督、威尔逊牧师以及那个老巫婆等，都存在他们理解之外的道德问题。特别是海丝特·白兰，他让所有的人为难，连作为总督的贝灵汉先生也没法子，称她为“当之无愧的巴比伦女人！”（《新约·启示录》说，巴比伦的卖淫妇身穿紫红色衣服。）所以，矛盾的霍桑使《红字》的氛围一直很阴郁，甚至给人一种难以名状的压抑感。
       惟有一个例外，那就是丁梅斯代尔牧师和海丝特·白兰的偷情结晶——珠儿，珠儿的确是《红字》的惟一亮色，如果不是珠儿，《红字》从整体结构上说也就失去了某种平衡。珠儿的出现和表现让全书的道德问题以各种形式一一呈现：台前负罪的母亲和幕后负罪的父亲、痛苦不堪乃至增生报复心的海丝特·白兰的前夫老罗杰·齐灵渥斯、左右为难的贝灵汉总督等。还有一段珠儿回答威尔逊牧师的话，简直光彩照人，精彩极了。
       威尔逊牧师居心叵测地问珠儿：“你能不能告诉我，我的孩子，是谁造出了你？”珠儿是怎么回答这位愚蠢的牧师的呢，珠儿居然宣称她根本不是造出来的，而是她“妈妈从长在牢门的野玫瑰丛中采下来的”。不仅奇异无比，而且诗意顿生。
       作为小说，没有值得炫耀的跌宕故事，甚至没有高潮，将道德和宗教注入，很难说这小说会取得成功，但霍桑做到了。这样题材的故事，在大师霍桑手里，不是追求荒唐而浅薄的儿女私情传奇，而直接描绘荒谬恐怖的现象，深度挖掘阴暗怪诞的心理，一种晦涩的神秘主义倾向弥漫整个故事，我将它称之为意境。
       难怪霍桑的《红字》甫一面世，相比于班扬《天路历程》的粗糙和脸谱化，其创新象征比拟笔法“当即为麦尔维尔所师法，经过爱伦·坡的评论，转而为法国的波德莱尔所效仿，并开创了现代派文学的象征主义流派”。而霍桑式的渲染气氛、深度探究心理的手法，想必许多人已从亨利·詹姆斯、威廉·福克纳甚至索尔·贝娄的小说中逐一领略。
       至少，我从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中发现了这一极致呈现。
       5
       陀斯妥耶夫斯基先设计了这样一个场景，穷大学生拉斯柯尼科夫在二房东处以十几个卢布当了自己的一块表后，到了一个小酒馆，他想喝几杯，遇上了他根本不认识的九等职员马拉美多夫，（戏剧性的是后来拉斯柯尼科夫遇到了马拉美多夫的为生活所迫卖淫的女儿，大受感动。）这个马拉美多夫就这样和他不相识的人——拉斯柯尼科夫开了场：
       “先生，我可以不揣冒昧跟您说几句体面的话吗？因为虽然您并没有举足轻重的外表，但是我的经验告诉我，您是受过教育的人，而且不习惯喝酒的。我一向尊敬有真挚感情而又有学问的人。此外，我还是个九等文官。我姓马拉美多夫，九等文官。我冒昧地请问，您在机关里供职吗？”
       其后便是冗长而不失条缕的主要讲述了他的酗酒和他女儿领取黄色执照问题，当然，马拉美多夫还不忘为自己酗酒这一恶习振振有辞。
       酒馆、看客，似曾相识的话语方式，这样的场景在哪里见过呢？
       1995年的春天，我在内蒙古西部煤城乌海诗人广子的家第一次读到了孙甘露的小说《我是少年酒坛子》，随之被震惊：用诗歌的语言写小说，并将小说颠覆到无以复加的地步。钱庄、看客、诗人，一个人的极其过瘾的夸夸其谈。此后，我怀揣孙甘露的先锋打听其叙述快感的源头。
       源头就在构成俄罗斯伟大文学传统的陀斯妥耶夫斯基这里，《罪与罚》的开始部分可能被孙甘露发现了其蕴涵的叙事能量，激活了孙甘露深藏心灵的叙述快感。但孙甘露仅止于叙述的快感，不免流于浅薄和庸俗，实为憾事一桩。
       高尔基大致说过这样的话：在艺术表现力方面，只有莎士比亚能与陀斯妥耶夫斯基相媲美。我想，这绝非赞誉过度之辞。
       彼得堡的干草市场、绝望的贫民窟：聚居着身份各异数量庞大流离颠沛的工人、耍手艺者、小商贩、大穷学生、下等官吏、放印子钱和高利贷者、催逼房租的二房东、乞丐、醉汉、小偷、领有黄色执照的妓女、恶棍甚至杀人犯等。就是在这样一种几近窒息的空间里，拉斯柯尼科夫在小酒馆倾听马拉美多夫的场面决定了这部小说的基调——小说的主题突然提高到了对人类绝望命运深思的高度。一个父亲——马拉美多夫，居然在小酒馆给人们讲他的女儿在一种什么样的情况下不得不沦为领取黄色执照的妓女。巨大的悲痛直击人心，我还真没见过有谁能对人生命运的全部悲惨、苦难、羞辱与绝望作出如此深刻的暴露。
       就是在这样一种无限悲悯的庞杂视野里，陀斯妥耶夫斯基展开了他天才的《罪与罚》。没错，俄罗斯的大多数作家让我们看到了苦难，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则让我们看到了无边的绝望，在这一点上，我敢断定，人类文学史上还没有出其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