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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语：
       几年前，我们几个写诗的朋友都喜欢听谭晶唱的《在那东山顶上》，这首歌来自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一首情诗。徐江的这篇《仓央嘉措在当代》随笔与他往日老辣诗文风格不尽相同，写得细致而深情委婉。通过仓央嘉措诗歌在当下的影响力表达了对诗歌写作“天真”和“自然”的呼唤；李见心的随笔和她的诗歌风格相一致，追求一种生活理想中的极致状态；赵焰的《蝶影抄》带我们在影像世界沉浸，写得情趣盎然，不乏睿智和深刻。赵卡的笔触犀利，不时给人带来惊叹。洪烛的蒙古情节带给我们共鸣。
       ——黄玲君
       ahszh@126.com
       关于仓央嘉措其人其创作，300年来，一些学者和诗人都有过精彩的描述和论断。作为晚生后学，作为在当代继续生活在“诗歌”这一古老而又现代艺术中的一个普通作者，我没有兴趣再对他们的言论去做重复或整合的工作。我只想根据自己的见闻、体验与思考，来跟大家讨论一下仓央嘉措作品在当代的意义，以及为什么仓央嘉措诗歌能够流传至今，他所代表的“诗歌”这一伟大的艺术，为什么能够源远流长？
       下面，我将通过向你们描述我认识的一个人、我听过的一首歌、以及我对诗歌的一种理解，来完成这一工作。
       一个人
       每个人在大学时代的班里，都会碰到一两个“神”人。我所要提及的老祁不能算。我们上大学时的老祁，顶多是大家眼中一特能喝酒的藏族哥们儿。他比我们大两三岁，操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偶尔夹一点青海口音——我估计，普通话流利跟他在民院（现在是民族大学了）上过一年预科有关系。
       老祁的预科经历我所知甚少。只听他们宿舍另一个和他同读过预科的人说，老祁特能打架。但我看到的本科时代的老祁却已是一副安善良民做派。秋冬经常穿着一件当时社会上中年人特爱穿的昵子制服，不是坐在窗边练书法，就是倚在床头读一本厚厚的仓央嘉措研究资料汇编。老祁表现出他的“神”是在大学毕业后。
       那是我们在北师大等着重新分配的日子。某一天，宿舍的门砰的被撞开，老祁拎着行李卷儿进来了：“弟兄们，我也来做个伴儿！”大家说祁老大怎么也回来啦？我们这都是写东西写出毛病了，离开北京逛不了书店剧场美术馆就觉得缺氧，你老人家是——老祁一摆手，“没啥，我跟狗日的校长打起来啦。他说我不服管，让我回来，我说回来就回来。”后来细听才明白，老祁单位的那个校长对下甚苛，大约多少有点偏执狂一类的毛病。而老祁一向散漫惯了，偏又看不起那个校长。双方心里就都存了较劲的念头。
       冲突终于在停电那天来了。老祁那时在他们中学还兼着放课间操音乐的责任。这天校长忽然发现没响音乐，以为终于找到了惩罚机会，兴奋地冲到老祁的办公室责问。老祁腾地就从椅子上跳起来，说：“你他妈眼瞎了，没看停电？你想让老子用蜡烛放音乐？”他复述这一段时，满屋子人都乐了。
       老祁后来重新分配去了敦煌。多年过去，据见过他的老同学说，他在那儿的教书生活还算平静。只是某一天，他老婆忽然发现，他把一辆巨大的摩托开回了家。问他怎么回事，说是买的，花了好几年的积蓄。问他买这么费钱的东西干什么，老祁说周末兜风用，不然憋闷死了。
       此后一到周末，老祁就开上他的大摩托，狂奔出城，去到无人的旷野上待上多半天，然后再没事人儿似的回家。至于他在旷野上想了什么，老婆不知道，远道看望他的老同学们也不知道。老祁后来还喜欢仓央嘉错吗？没人提，我也没问过。
       一首歌
       1997年的某一天，我买了新上市的朱哲琴专辑《央金玛》回家，边写东西边放。放到某一段，太太忽然停下手中的家务对我说：“她唱的这段，挺像你写的那种诗。”我拿出磁带里歌词来对，她指的是那首《六世达赖喇嘛情歌》。
       《六世达赖喇嘛情歌》并不是一首单纯的歌词，它集纳了仓央嘉措的七首诗：依次是《在那东方山顶》、《黄昏去会情人》、《守门的狗儿》、《人家说我的闲话》、《常想活佛面孔》、《住在布达拉宫》、《喇嘛仓央嘉措》，所选的版本，文字略显粗糙（比如《常想活佛面孔》，即本书中之《观想的喇嘛尊容》，后者口吻显然更符合仓央嘉措的身份）。当然这些都是事后经过细读、比较才得出的结论。事实上，我当时听完太太的话还有几分诧异：作为一个诗人，我当然早就知道自己的诗歌与仓央嘉措作品之间的巨大差异，说它们两者之间相像，我还是头一次听到。我太太那时是不太喜欢读当代诗的，尤其是我写的这一路。所以我后来得出的结论是，她之所以认为我和那位300年前伟大的藏族诗人相像，大概是因为我们都在试图以一种絮语、聊天或自我对谈的方式把读者带入诗歌。
       具体到我买的《央金玛》专辑，我认为，这首《六世达赖喇嘛情歌》，依然是里面最“异样”的一首歌。它的“异样”，不在音乐，也不在人声的演绎，而在言词本身。虽说把六首诗硬拼成一首歌词，这是一种相当野蛮的做法，但它依然无法阻挡仓央嘉措诗作中那种无处不在的“自然之子”气息。这些“情歌”都是在从灵魂的湖泊起飞，去拥抱烟火的人间，而其它那几首由今人创作的歌词，不过是表达了俗人对超凡境界的口头向往。
       虽说人类自打发现自己拥有玄想与追问的能力以后，就一直在追问彼岸的所在。但人类许多时刻并没有意识到一点：其实真正的彼岸，就在他们的身边，就在他们的一日三餐、喜新厌旧或悲欢离合……不管仓央嘉措当时在创作时是否有意，我都愿意一相情愿地认为，他那些迷人的诗句，对世人有着这一精神向度上的教益，它们提醒人，无论经历怎样的悲喜轮回，都要热爱自己生活的这个世界。说到这方面，说不定我们俩的诗，还真有着某种“误读后的契合”，我曾在我的《杂事诗》中写下了这么一首——
       彼岸
       写完诗
       关电脑
       去厨房
       做饭
       这样的诗，何训田和朱哲琴未必会喜欢。但如果324岁的仓央嘉措看到，我相信他老人家会冲着我笑。
       一种对诗的理解
       关于上面的两小节，我想说，我们已经涉及到了仓央嘉措诗歌对当下的意义。
       在《一个人》里，通过我的老同学的故事，我们能感受到孤独对人类的统治性笼罩。孤独无处不在，这跟人的开朗或孤僻、粗鲁还是细腻，全无关系。它是我们每个人一生中都逃不掉的。能帮助我们直面它的，除了我们自身的坚强，只有艺术，尤其是作为语言艺术中最古老的诗歌。而千百年来，诗歌与诗人，对读诗人最大的作用，我认为不是让他们记住华美的句子，而是能够在意识到自己在芸芸众生中的“异样”（或说“与众不同”）之后，拥有独自面对孤独的勇气。老祁现在是不是还能背出、是否还在不停重温仓央嘉措的诗句，这一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20年前的那些阅读，已经在他的内心深处踞有了一个独特的位置。在那些不为我所知的孤独瞬间，我相信仓央嘉措诗句中所蕴含的精神，会陪我的老同学去享受此生难以言传的美妙，去应对那些人生无处不在的、小小不言的尴尬。这也正是所有诗歌于人类的可亲近之处，而仓央嘉措诗歌，以其独有的魅力，成为这种“可亲近”品质的杰出代表。
       在《一首歌》里，我们又触及到了真正优秀的诗歌必须要具备的两个质素：一种能洞悉“此在”与“彼在”之间矛盾转化关系的“冥思上的反向气质”；一种面朝俗世人生敞开胸怀的爱的投射。这两项，恰恰也正是仓央嘉措诗歌的亮色之所在。读他的诗，今天的人与其赞叹仓央嘉措是他那个时代的一名“另类”奇僧，倒不如从更具玄学意味的角度去考虑这样一个话题：六世达赖仓央嘉措以“情”修、演其佛缘，以“真”修、演其诗缘，实是源于上天伟大的意旨。关于这一点，我们甚至也能从本书中他那首预言了他的转世者——七世达赖的出生地的诗篇得到验证：
       
       洁白的仙鹤，
       请把双翅借我，
       不会远走高飞，
       只到理塘就回。
       作为上天意旨的另一项证明，则是仓央嘉措的诗歌本身所给出的：他是中华民族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初，最伟大的两个诗人之一（另一个是住在北京的词人纳兰性德）。我们知道，整个中华民族最为辉煌的艺术成就是诗歌，而在它延绵几千年的伟大传统之中，柱石型的诗人以汉族诗人为多，但惟独进入有明之后的14世纪以来，尤其是明清更迭——康雍乾三朝这一时段，那些处于诗坛主潮的诗歌作者，创造力或受惑于狭隘的朝代沿革兴亡之感伤；或受制于全国性的文字狱恐怖；或受诱于朝堂仕途；甚或受困于“学李（白）”还是“学杜（甫）”这一吵了近千年的经验主义怪圈，再没出现过足以叫板先贤、支撑中国诗歌光荣的汉族诗人。捍卫中华民族诗歌荣誉的重任，恰恰是由满族诗人纳兰性德（其先祖拥有满蒙血统）和稍后于他的藏族诗人仓央嘉措来完成的。此二人生前都曾身居贵胄或高位，一反此前中国诗歌传统中，大诗人多为社会中下层出身的现象；他们的诗歌意境也都更贴近天然，不像明清两代的其他著名诗人那么工于对经典的学步、因循与仿制。纳兰和仓央，是中国诗歌自李白、李煜以后，最为卓异的“自然之子”，即便把他们的诗歌，放在同时代的世界范畴内来审视，也是最高级的。
       如此诗歌成就的出现，我认为不是偶然的。虽然人们常说，艺术史本质上是天才的历史，而天才的出现纯属偶然。在我看来，从没有过一部不规则的人类历史，艺术史、诗歌史当然也包括在内。所有的“史”都是有迹可寻的，但它们又都不是线性的。正如社会史、政治史，会因为层出不穷的人性突发事件，而呈现出一种波浪式的曲线；艺术史、诗歌史，也会因为创作中一些经典作者与作品，所衍生出的经验主义对创造力的桎梏，以及历代天才式作者对这些桎梏的打破，而呈现出驼峰式的轨迹。而纳兰性德与仓央嘉措，除了向世人充分呈现出了他们诗歌中所蕴含的赤子之情，纳兰对明清的悼亡体、书斋体、台阁体诗词滥调的涤清；仓央对藏语经院、格律体诗歌写法的解放，都在诗歌的文体上有其不容忽视的革命意义。他们都是上天为了拯救中国古典诗歌自元以后的近世，日渐陷入一种农牧时代的“知识分子写作”，而降临到各自的年代的。
       具体到仓央嘉措的这些诗，可以说它们无时无刻不在向读诗人揭示着“天然”这一品性，对诗歌、对创造力的重要。仅仅把这些诗笼统地归为诸如“王的诗篇”或“王子的诗篇”，那仍是狭隘的看法。仓央嘉措的诗里是没有类似“王”、“至尊”这样的自我式认知的，那里面有的，是一颗无时无刻不面向着自由、面向着此生欢喜的心灵，是一种一以贯之的“天真”。而“天真”无论是在汉语诗歌，还是自近代以来、越来越注重技术和理念的被译成汉语的世界诗歌中，是何其之少！
       我们已经生在了一个日益被技术控制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甚至连前贤反对异化、反对技术掌控人类文明前景的呼吁，都已被一些聪明的同行和文化人发展成了用来包装自己的“特殊技术手段”。那么，当此时节，诗人何为？爱诗的人们何为？在我看来，文明的危境不止需要我们用满腔的“真”去重新擦亮那些已蒙满了学舌者痰迹的前贤对人性的呼吁，它也要求我们慎对自己的文字，多注重一些“真”、“诚”，乃至在此平台上衍生的“自由不羁”。只有这样，文字才有救，诗歌才有救，而首先获救的，乃是我们卑微的自身。仓央嘉措诗歌对于当代人的启示，正在于这里。
       心无芥蒂，智无蒙蔽，自由开始了。
       2007年3月13日写于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