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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台寺
       不久前，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几位历史学家从南方返回北京途中，特地从宿州下车，要求去古台寺看一看。到了古台寺，他们显得异常激动，拍了许多照片，有一位年轻的考古专家跪倒在地上，不仅叩首膜拜，还抓起一把土，紧紧贴在自己的胸口，他的口中念念有词，似乎在和先人们对话。一位老者也拿信封装上一把土，他说，“古台寺比古还古，8000年前，这里的土地曾经滋生华夏文明，说明这里的地气有仙气，而仙气就是灵气，只有地灵才有人杰呵”！
       是的，古台寺现在看起来也还有灵气。虽然古台寺已经古得没人知道它的历史；虽然古台上的寺庙香火早断，而且寺庙本身已经荡然无存；虽然寺庙旧址周围没有一棵成百上千年的古树，但古台寺到处都有土陶器的碎片。那土陶可是宿州的先人8000年前自己烧制的，那碎片见证的不仅仅是历史，而是人类文明的起源。
       考古学界的主导认识一直是把中国的史前文化分为长江、黄河两大文化区域，而淮河流域的史前文化只是长江、黄河两大文化系统的交汇，具有中介性质。并习惯地把属于淮河流域的河南中、南部和山东的中、南部视为黄河流域，把淮系裴李岗文化和西来的仰韶文化简单地串为一脉相承。但宿州小山口、古台寺及其周边地区大量新石器遗址、尤其是蒙城尉迟寺遗址的考古发现，已经初步证明淮河流域存在着一个完整的、相对独立的“淮河文化大系”。史学家们以新视角审视淮河文化大系是对中国史前文化结构研究的重要调整与修正，并理顺了淮系文化发展的脉络，从侧面展示了华夏古文明多元发展的光辉之路。
       《安徽宿县小山口和古台寺遗址试掘简报》指出：“小山口遗址包括了新石器时代早期、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三个时期的遗存；古台遗址包括了新石器时代早期和大汶口文化两个时期的遗存。这两个遗址的发掘，对进一步认识皖北地区大汶口、龙山文化的面貌性质，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同时也填写了这一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空白。”
       小山口遗址位于宿州市墉桥区曹村镇的小山口村北约2公里处，遗址东部是京沪铁路，西部与萧县搭界。遗址地势平坦，西南有一条小河名叫倒流河。遗址面积约3万平方米。而古台寺遗址位于曹村镇么庄村南约200米，与小山口遗址相距10公里。古台寺遗址东边也是京沪铁路，西边是306国道。遗址高出地面约10米，南北长约300米，东西宽200米，总面积至少有6万平方米。“小山口遗址的地层堆积包括了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而古台寺遗址的地层堆积除耕土层外，“则包括了汉代堆积、大汶口文化堆积和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堆积”。
       考古发掘报告说：“小山口和古台寺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的文化面貌有许多相同之处，二者的陶器均为手制，火候低，陶质软，制作粗糙，以夹砂红褐陶为主，其中夹蚌片、夹草木灰的陶片占较高的比例。陶色不纯，有的呈桔黄色或呈灰褐色，但多以外红内黑为特点。两遗址在陶质数量上的百分比较接近。陶器以素面为主，纹饰较简单，主要有附加堆纹、指甲纹及戳印纹。器形单调，直口器和口沿外有一周凸棱比较普遍，釜、钵、碗等为基本器物组合。据此，小山口遗址和古台寺遗址的早期遗存应属同一文化类型。”
       在宿州古台寺遗址发掘的同时，安徽省考古队对濉溪石山子遗址也进行了发掘。石山孜也是新石器早期裴里岗文化遗址，距今约7000多年，那里的山被誉为“飞来峰”，有“险、峭、怪”独特的风格，山上有“锣鼓洞”和二郎神担山留下的足印，十里长山山清水秀，有“三山夹一井，九路通庙门”的美景。古台寺、小山口、石山孜三点相距都不足20公里，可见七、八千年前，小山口一带非常适合人群居住，如今我们虽然看到的只是一些土陶碎片，但当时先人们和谐的生活画面已经浮现在我们面前，从而使我们失去了八千年时空的距离感，触摸那土陶碎片，仿佛还能感受到先民们的体温。
       在古台寺遗址和石山子遗址的发掘中都发现了几件像小茶杯一样的器皿和残件，考古专家称之为“盅形器”，杯的底径不过五个厘米左右，器壁厚约一个厘米，质地为夹砂红褐陶。为烧制时不炸裂，先民们在陶土里加了云母或沙子，以增加耐热急变性能。器形就好像皖北农村常吃的窝窝头，就连手捏的又粗又深的指纹印也清晰可辨，足见原始杯盏的扑拙之风。当时，宿州的先民们刚从茹毛饮血的旧石器时代步入新石器时代，“盅形器”的出土很容易让我们产生两个联想，一是那时候，先民们很可能会蒸窝窝头了，不然“盅形器”的形状怎么会像窝窝头呢，二是那个时代已经有了酒，“盅形器”就是先民们用来喝酒的酒杯。这是考古专家的推断，如果这个推断被史学界普遍认可的话，那么，淮北地区的酿酒史将推前至新石器早期。我们可以自豪地向世人宣布，中国的酒文化源远流长，宿州是它的源头之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高广仁和研究员邵望平在《淮河流域史前文化的发展阶段及裴李岗文化的主源性》一文中指出，安徽宿州小山口一期文化是淮河流域很早的一支原始文化，它与裴李岗文化似无明显的接触。鲁北的后李文化是否已分布到鲁中南的淮河流域，目前尚无直考古学家所讲的“淮系文化”以淮河流域，包括河南中南部、安徽淮北和江推之间、苏北以及鲁中南淮河支流泗、沂等河流域，为主要历史舞台，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还分迁到豫西南、鄂西北、皖西南、鄂东乃至长江南岸。淮河流域诸史前文化之间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内在联系，发展阶段也大体表现了同步性。他们在文章中指出，“仰韶文化由关中、豫西渐次东来，使裴李岗文化发生了分化：一部分留在原地与仰韶文化结合，形成了具有两源特色的仰韶文化新类型。(郑州大河村)报告称，仰韶文化前三期的一些特征明显地继承了裴李岗文化的因素，后四期具有明显的仰韶文化因素，但鼎类始终存在。一部分裴李岗人或文化影响，沿颍、涡等淮河支流向东南方向迁移、传播，绕过当时的豫东低洼地带，到达淮河下游的泗、沂流域，在地利甚好的泰山山前平原和苏北残丘地带落地生根，发展起了北辛文化，并向周围分迁、传播，与后李文化等土著融合、重组，形成了北辛文化的几个地方类型。北辛文化进一步发展为早期的大汶口文化。在向东分迁、传播过程中，可能与宿州小山口一期遗存相结合，形成了安徽淮北的濉溪石山子文化(以该遗址第二期遗存为主)——后铁营类型文化，这一系统与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早期遗存年代相当，并有不少相似因素。与此同时或稍早，淮南丘陵地区滋长起侯家寨文化”。这是考古界关于史前“淮河文化大系”最全面也最具体的推断了。宿州小山口和古台寺遗存在史前“淮河文化大系”中的源头地位，考古学家已经讲得再明白不过了。《安徽宿县小山口和古台寺遗址试掘简报》中也明确地指出，“以小山口为代表的早期遗存，在淮北地区有一定的分布，它们是皖北地区带有明显特征的一种新的文化类型，代表了该地区新石器时代较早的一个发展阶段。我们暂时称之为‘小山口一期文化’。”
       “小山口一期文化”，它与裴李岗文化同一时期，甚至早于裴李岗文化。“小山口一期文化”“是皖北地区带有明显特征的一种新的文化类型”，考古大家的结论足以让宿州人感到骄傲和自豪。
       对于黄河流域是我国文明的摇篮的传统说法，上世纪六十年代夏鼐曾提出过质疑，随着考古事业的发展，人们的眼界进一步开阔，八十年代以来一批学者在论文论著中作了系统的批驳。他们认为在黄河流域古代文化不断发展的同时，其它地区（尤其是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古文化以各自的特点和途径发展着，形成了高度发达、丰富多彩、相互影响又相对独立的不同的史前文化系统。在距今四千多年前，中华两大流域中下游的史前文化融成夏商文化为代表的中华最早文明。中华文明是本地起源的，而中华文明在本土范围内又是多源的、多根系的，有更为广泛而深厚的基础，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就曾提出过中华文明发展的“满天星斗”说。从这个意义上讲，在以裴李岗文化为代表的“黄河文明”和以“河姆渡文化”为代表的长江文明在中国南北方蓬勃发展的时候，以宿州“小山口文化”为象征意义的淮河文明也已经悄然兴起。
       
       新石器遗存的诉说
       在宿州地区众多遗址（除小山口、古台寺外，还包括灵璧玉石山、萧县花甲寺、泗县佘家台 等）的发掘，出土的文化遗物按质料分有石、骨、蚌、角和陶器等，石器和骨器大部分加工精细，器表经过磨光，钻孔技术成熟，器型规整。具有典型特征的生产和生活用具有：石钺、楔形石锛、石刀、骨凿、蚌刀和蚌镰。据专家介绍，陶器数量最多、型制稳定、特点突出：陶器制作主要是手制，采用泥条盘筑法，小型器物直接捏塑而成。普遍采用分段制作然后组装的工艺技术。器口、器耳、器足等先预制，再与器体套接或按捏上去。长颈壶、罐等器采取的是分段粘对法，壶颈与壶身是分别预制，然后再行粘对，外表抹平，有些器的内壁往往留下粘接痕。陶器按质料分为夹砂和泥质两大类，夹砂陶中有羼和少量碎蚌壳的现象。夹砂陶有夹粗砂和夹细砂之分。陶色主要以红色和灰色为基本色调，分为红褐、灰褐和浅灰色，另外还有橙黄、灰黑和褐色等几种。夹砂陶以红褐陶为主，其次是灰褐陶和灰陶，还有一定数量棕褐陶。泥质陶以灰陶和黑陶为主，一定数量的红陶和少量的白陶，灰陶中有些为浅灰色，黑陶多为磨光陶。陶器器型主要是三足器、平底器和圈足器，圜底器极少见。流行流口、把手、颈、三足、附耳、带柄等，遗址中出土大量的器盖，说明带盖器类普遍使用。主要器物有鼎、罐、长颈壶、短颈壶、高柄杯、缸、尊、钵、碗、盆、豆、甑、筒形杯、器盖等。其中有不少出土的陶器已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正是这些文物奠定了“淮系文化”的基础。
       考古学家面对这些出土文物，是如何解读历史的呢？首先，他们看到了原始农业的发展。距今一万三千年前，末次冰期结束，全球气候逐渐变暖。气候的变化为各种可食用植物的生长提供了条件，人类食物中的植物性食物比例逐渐增加，采集在人类生活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器的细小化，尤其是磨盘、磨棒的出现，便是这种情况的反映。距今一万年左右到距今6000年时，地球气温开始持续上升，气候的变暖和可食用植物采集业的发展，为植物栽培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其具体过程是：人们从发现和利用野生的植物（如野生稻和野生粟）到对它们重点给予关注和管理，最后发展成为对稻和粟等作物的栽培，原始农业就产生了。根据河姆渡文化提供的资料，我国南方地区植物栽培的出现可能接近距今1万年。原始农业与陶器的出现和磨制石器的出现大体同步。三者之间当有某些联系。陶器的出现应与自然环境的变化有关，更直接的可能是与人们的食物结构的变化有关，即植物性食物在人们饮食生活中所占比重增大，及其所导致的烹调方式的变化和储存食物的需求有关。另外，陶器的出现也与人们的定居生活有关，而定居是以食物来源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保证为前提的，这又依赖于自然环境的变暖及由此带来可食用植物的供给量的增加。因此，可以说，农业的出现是自然环境的变暖、可食用植物的增加、采集活动的发展及定居生活共同作用的结果，也是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结果。
       当时，虽然宿州人已经有了农业生产，但野外采集和打猎仍是史前人类生活中一项重要的内容，我们的祖先每天要徒步数十里或上百里，进森林、过草原、涉河流、游湖泊，进行广泛的猎取食物的生存活动。如今，留给专家可考的证据，除了在众多遗址中发现的渔镖、鱼钩、骨镞、蚌镞、石镞等狩猎工具外，还有虎、梅花鹿、獐子、黄牛、野猪等野生动物的骨骼。可想而知，原始人每天徒步行走的活动量非常大。至于当时的人们有没有车、有没有船等交通工具，如今不得而知，即使有车或船，这些容易腐烂的物质，也早己无证可考了。我们的祖先就是这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种植和狩猎应是他们赖以生存的主要生产方式。
       磨制石器的出现，与人们砍伐森林和修建房屋的需求增长不无关系。砍伐森林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修建房屋，更重要的是与栽培农业所必需的土地开垦有关。淮河流域的先人们是最会修建房屋的，红烧土排房就是他们的一个创造，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种红烧土排房在宿州小山口、萧县花甲寺遗址都曾出现过，最壮观当数蒙城尉迟寺遗址，那里发现了中国原始第一村。房子都是以单间独立，无套间发现，又以两间、四间、五间、六间组成一排，形成一个布局严谨，分中有合，合中有分的聚落整体。墙体烧烤的非常坚硬，居住面加工的十分光滑，有的与现代的水泥面近似。有的墙体表面还涂有均匀的白灰面或红色涂料，通过采用发射光普法对红色涂料进行了定性分析，其主要成分为大量的硅和铁，并有一定的钠，同时掺入了石灰，说明在距今5000年之前，我们的祖先就已经知道对居住空间进行装饰。
       当时的社会性质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家庭组织结构属于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形态，宿州的先人就在小山口、古台寺、石山子一带定居，不仅用木头修建了房屋，而且大力发展农业。他们种植水稻，也种植谷粟，他们像裴里岗人和河姆渡人一样勤劳而又勇敢，聪明且富有智慧。通过考古发掘得知，在距今5000千年前后的皖北地区，就已经普遍种植大米和小米了，因为在多处遗址中发现了两种农作物的硅酸体实体。在小山口、花甲寺、尉迟寺红烧土房基倒塌的墙体土块中，都可以清晰的看到用稻壳、稻草作草拌泥的现象，同时，专家通过孢粉分析和灰象法，也证实了以上农作物的存在，有的用肉眼既能看到粟(小米)的碳化颗粒。一般认为，大米是南方的特产，是一种喜水的农作物，而小米则是北方的特产，属于旱地农作物。为什么在皖北遗址能够同时存在具有南北两方特点的农作物呢?这应该与地理条件紧密相连。黄淮地区是我国南北两方的自然分界线，今天，仍然有人还把这一地区称为南方的北方或北方的南方，可见，宿州一带具有优越的地理环境和良好的气候条件，既适合喜水农作物的生长，也可从事旱地农作物的栽培，使原始农业在这里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小山口一带生产的夹沟香稻米被誉为贡米，至今仍是宿州的驰名品牌。夹沟香稻米的历史没人说得清楚，但考古学家发现这里几千年前就已经有了水稻，这是历史事实。
       另外，黄淮地区是我国南北两方的分界线，与南北文化相互交融而在此形成交汇也有密切关系。我们知道，稻作文化在我国南方地区起源很早，在距今8000年左右的彭头山文化中，发现大量稻壳、稻谷和其他有机物。从这一现象来看，表明华南地区当时已经出现了稻作农业，这是我国乃至世界上己知最早的稻作农业遗迹之一。而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距今7500多年，当时的稻作农业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规模。河姆渡文化的稻谷遗存为世界最古老的人工栽培稻实物之一。除发现了稻谷的碳化实体外，通常也在陶胎中发现有稻壳、茎、叶的羼和料，并在陶器上刻划着稻穗纹图案。北方地区，在黄河流域较多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中，都普遍发现了粟类农作物遗存，黄河上游的大地湾文化，中原地区的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黄河下游的后李文化等，都发现了粟类作物，说明在距今七、八千年以前，旱地作物已在黄河流域被人类所栽培。当这两种农作物分别在南北两方兴起之后，便逐渐向四周传播，也就是说，北方粟类作物向南方传插，南方稻作农业同时向北方传播，正好在我国南北两方的分界线黄淮地区形成交汇。所以，宿州遗址的农业文化既有地理条件的优势，又有文化传播的因素。
       陶纺轮出土，说明宿州的先人早在6000年前就学会了纺织，可以把含有棉质品、麻质品的纤维植物捻成线，织出最原始的布来。在发展衣着的同时，人们也在美化白己，他们用吃剩下的蚌壳磨制出漂亮的蚌饰，用玉石磨制出精美的玉坠，这是我们的祖先在审美意识上的发展。白天男人们出去打猎、采集、耕种，女人们则在家纺线、织布。男耕女织，多浪漫的原始生活呵。正是在这种浪漫的原始生活中，完成了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的过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吉怀说，“坐落在皖北的原始第一村，倒不如说是原始第一城，因为，我们从中已经看到了文明的曙光。从遗址中所表现的文化内容来说，它已经具备了文明时代的众多因素，或者说此时已经迈入了文明的门槛。当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再向前发展时，将要被一个新的文化即龙山文化所代替，此时的文明社会已经成型，人类发展史上的野蛮时代彻底告退，社会也将跨入更加进步的时代。”
       当我们站在宿州古台寺上，面对今天的古台村，思绪已经跨越了8000年的时空，完全置身于8000年前原始人的田园生活环境中。已经相隔了8000年的田园生活，似乎还在散发着原始民族的生活气息，人类历史文明的进程是那样的急促又是如此的漫长。我们的祖先正是利用手中那简陋的工具顽强不懈的发展着古老的文化，推动着历史的前进。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有规律的发展到现在。站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回首8000年前的原始生活，好像并不那么遥远。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英国大英博物馆客座研究员吴加安先生在一篇论文中谈宿州古遗址的文化意义时指出，“宿州小山口遗址、古台寺遗址发掘的最大收获，是发现了皖北早期新石器文化与大汶口文化的地层依据，濉溪石山子遗址的发掘，也揭露出早于大汶口文化遗存在皖北存在的事实。综合分析上述遗址中的地层关系，基本建立了皖北史前考古文化发展相对关系在地层上的依据。”这段话的通俗涵义是，宿州小山口遗址、古台寺遗址和濉溪石山子遗址既发现了属于裴里岗文化的地层，也发现了叠压在这一地层之上的大汶口文化地层，甚至还发现了叠压在大汶口文化地层地上的龙山文化地层。 吴加安的文章还说，“萧县花甲寺遗址，是皖北地区最早经过发掘的大汶口文化遗存。第一次提供了大汶口文化分布可能进入皖北的资料，同时也提供了该类遗存早于当地龙山文化的地层证据。”考古学家是严谨的，推断一个古遗址的年代及其文化意义，往往从该遗址出土文物和地层文化关系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加以认定。宿州的小山口、古台寺遗址和萧县花甲寺遗址能为考古专家们提供“皖北史前考古文化发展相对关系在地层上的依据”，这是宿州对历史文明的贡献！
       人类发展的历史证明，开放的社会比封闭的社会更具有发展的活力，文化的交流与互动是促进人类进步、社会发展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中国科技大学科技考古研究室利用岩相鉴定及等离子体发射光谱(ICP)，对皖北遗址出土的带有刻划符号的大口尊陶器在矿物稀土元素、地球化学及微结构方面进行分析研究，认定这些陶器是当地取土，当地生产。尽管它们与大汶口文化有相同的文化特征，但不是贸易往来和交换的结构，而是文化渗透、交融所致。从这个意义上说，皖北地区从地理位置上处于南北自然区划的交接地带，也是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东部沿海与西部腹地古代文化相互交流与碰撞的一个重要区域。皖北地区史前文化面貌所反映出的与南北同期文化交流的迹象十分普遍。宿州古台寺和小山口等众多古遗址让此我们看到了古老文化交流的轨迹在广阔的淮北平原划出的一个漂亮的弧线，彰显着华夏传统文化相互交流的恢弘气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