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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历史，历来有“正史”和“野史”之分。我猜度，所谓正史，是说所记载的人和事真实确切；所谓野史，当然就不那么可靠和可信。前者最权威的莫过于廿五史，后者诸如前人的笔记小说及当今《乾隆下江南》、《康熙微服私访记》、《铁齿铜牙纪晓岚》等等电视文学演义，不可胜数。
       正史、野史的分类，自然有些道理。一般而论，正史是作为国家公务员的史官所为，“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自然比较符合实际情况。而野史则演义、戏说甚至胡扯淡的成分居多，如现今的电视连续剧。但仔细阅读和认真推敲之后，我们也会发现，正史中的虚构成分、编造情节其实也是有的。比如刘邦醉酒斩白蛇，项羽是重瞳子，老实说，或多或少都有一些胡编乱造的成分。史官们将此类事情记录在案，无非是说当事人或是真命天子，或是吉人天相。反观野史，因为没有忌讳，只是为了取悦读者，便十分注重“耳朵效应”，听着风就是雨，怎么离奇古怪就怎么说，怎么写，目的只是为了使受众感到好奇和快活。比如“游龙戏凤”，老百姓一听，原来贵为天子的爱好与咱们都差不离呀！私下里对皇帝老儿也不是那么敬重和畏惧了，且又十分向往那种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的“性”福生活，于是也就容易产生“彼可取而代之”的心理，这对于推翻封建王朝的统治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最近在看一本叫《老中国之死》的书，是描写旧中国即封建社会灭亡的故事。作者是《中国青年报》的高级记者、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张建伟先生。使我感兴趣的，是作者纠正了一些正史中早已铁板钉钉的事实，有些内容与我们所接受的传统教育大相径庭，有些又觉得不可思议，让人感到历史这个东西真是好玩、有趣，甚至有几分可笑、滑稽和不正经。
       比如正统的历史教科书中，都说是孙文孙中山先生领导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结束了中国延续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孙先生因此被称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尊为“国父”。然而实际情况却是：辛亥革命爆发时，中山先生尚在美国，既未遥控指挥，也未参加战斗。辛亥革命的起因，纯粹是一起“突发事件”：革命党人孙武（不是孙文）在湖北省会汉口俄罗斯的租界内摆弄炸药，想造几个炸弹，结果把炸药给弄响了。于是革命党人被发现，来不及跑的就被逮捕甚至被枪杀。剩下的革命党人一见事情败露，觉得横竖是个死，不如豁出去一拼算了！时任新军工程第八营革命党的总代表、后队正目（相当于班长）的熊秉坤，率领一彪人马，向军械库冲去，见有守卫的士兵，当即开枪。这就是赫赫有名、彪炳青史的“武昌起义第一枪”。这一枪竟然导致了中国数千年封建帝制的终结……在整个过程中，孙中山先生虽然是同盟会的领袖，但辛亥首义与他无关，甚至连思想的共鸣、逻辑的暗合也没有来得及发生。简而言之，孙先生在武昌起义时，的确没有起作用。
       当我知道这样的一个历史真相以后，真是觉得不可思议。一时要改变原先头脑中那些神圣的定义，好像三伏天被人兜头浇了凉水一般，茫然不知所措。
       再说袁世凯。按照权威而又正宗的说法，袁世凯是一个既窃国又卖国的坏蛋。其实袁从孙中山手中接过大总统的权杖，从“程序”上讲是名正言顺的。因为革命党与袁曾有协议，谁能使清王朝下台，谁就坐中华民国的头把交椅。后来袁世凯利用他是满清总理大臣的地位和优势，果然逼隆裕皇后签字画押，交出了大权。而孙中山先生也不食言，毅然决然地交出了大总统的印把子。至于说到袁世凯与日本签订的《二十一条》，如果读读《老中国之死》，可能就会解除对袁世凯的误会。事实上，袁世凯在签订条约这一过程中，面对“人有强权之可逞，我无公理之可言”的被动局面，真是绞尽脑汁，坚忍不拔，与日本人虚与委蛇，斗智斗勇，最后所签订的，是将中国的损失降到了最低限度的一个条约。由此袁大头竟然背上了卖国的罪名，实在有点冤枉。
       当然我们不能完全相信张建伟先生的“一家之言”。因为张先生所阅读到的史料，也不是全部的史料；他所进行的判断，也未必尽是正确的判断，但我们至少可以从中得出以下结论：所谓历史，许多地方的许多事实，并非教科书上所说得那么简单、那么完美，正义与非正义似乎是无可争辩。历史的文字与声音，所表述的与历史事实确有差异、走样、不正经之处，让人不敢苟同和恭维。它的完美无缺和颠扑不破，其实是史学家、文学家修饰、润色甚至刻意加工的结果。
       如果说历史是一场演出的话，那么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就是舞台上的演员。而历史学者则是导演、化装师、音响师、灯光照明师。作为普通人，我们不能要求“演员”全部以本色亮相，那样看起来肯定不会光彩夺目。我们只希望演员脸上的油彩不要涂得过于浓厚，连其底色都被模糊和遮盖了。更不要弄一些张冠李戴、指鹿为马和扑朔迷离的情节，让我们真假难辨，好坏不分。■
       【小林荐自《西安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