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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起“黄皮书”，不由将人的思绪带回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那个精神粮食极度匮乏的年月，一套黄色封皮，上面印有“内部发行”字样的书籍，成为许多人寻觅、传阅的珍宝，那是青年人心中的普罗米修斯，带来异域之火照亮了他们的精神生活。在那些书中，俄苏文学作品占了相当比例，其中一些后来曾以公开发行的方式一版再版，有的如今已被公认为文学史上的经典。那些作品曾直接影响了新时期文学的孕育、分娩和成长，是中俄（苏）文学交流史上一段离奇而重要的往事。三十多年后的今日，我们仍然在很多作家的回忆著作和文章中，不断看到这些名字：《人、岁月、生活》、《带星星的火车票》、《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它们和青春、地下阅读、思想解放等一些词连在一起出现，并未因时间的流逝而褪色。然而，关于“黄皮书”的讲述，基本上都是个人性的、零散的，尚未见到较为全面的介绍，对于其来龙去脉的研究更是付之阙如。
       张福生先生自1977年以来，一直就职于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室，虽然入社时“黄皮书”出版工作已结束，但多年来他用心搜求、多方了解，对“黄皮书”的出版过程已有相当的掌握。
       “内部发行”带来
       “神秘”色彩
       记者：近年来，一些作家、学者常常在回忆文章中提及“黄皮书”的事情，还有一些学者想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却苦于资料难觅，不得其门而入。据传，您是国内收集黄皮书较多的人，与参与“黄皮书”出版的一些前辈也多有接触，能否先简单介绍一下“黄皮书”的概况？
       张福生：所谓“黄皮书”，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内部发行”的图书中较为特殊的一种。由于其封皮用料不同于一般的内部发行书，选用的是一种比正文纸稍厚一点的黄颜色胶版纸，故而得了这么一个名副其实的俗称。也有一些书虽未采用黄色封皮，但人们也把它们归入“黄皮书”的行列，这个后面再详细解释。
       “黄皮书”的封面或封底印有“内部发行”字样，有的书中还夹着一张长一寸、宽二寸的小字条：“本书为内部资料，供文艺界同志参考，请注意保存，不要外传。”开本有三种：小说一般为小32开，理论为大32开，诗歌为小32开本。
       60年代初“黄皮书”问世时，每种只印大约900册。它的读者很有针对性：司局级以上干部和著名作家。这就给它增添了一种“神秘”色彩。据当年负责“黄皮书”具体编辑工作的秦顺新先生讲，他曾在总编室见过一个小本子，书出版后，会按上面的单位名称和人名通知购买。曾在中宣部工作，后调入人民文学出版社任副总编辑的李曙光先生也说过，这个名单是经过严格审查的，他参与了拟定，经周扬、林默涵等领导过目。俄苏文学的老编辑程文先生回忆说，他在国务院直属的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工作时，具体负责对苏调研，所以他们那里也有一套“黄皮书”，阅后都要锁进机密柜里。
       记者：“黄皮书”的出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的？
       张福生:“黄皮书”的出版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文革”之前，主要在1962年至1965年间集中出版了一批“黄皮书”，其中如小说《苦果》（1962）、诗歌《人》（1964）、剧本《德聂伯河上》（1962）、理论著作《苏联文学与人道主义》（1963）等。第二个阶段是“文革”中期到“文革”结束，主要在1971年至1978年间出版了一批，但这时“黄皮书”已经“名不副实”，一些书的封面改为了“白皮”、“灰皮”等，其中如《人世间》（1971）、《白轮船》（1973）、《滨河街公寓》（1978）等。
       诞生于“反修”大背景下
       记者：作为“供批判用”“反面教材”的“黄皮书”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具体的背景如何？
       张福生：从这套书的出版年代和书目不难看出，它是在“反修”大旗下诞生的。这个问题我曾请教过出版界的前辈、“黄皮书”最初的负责人孙绳武和秦顺新等先生。他们说，1959年至1960年以后，中苏关系逐步恶化，中宣部要求文化出版界配合“反修”斗争。人民文学出版社作为国家级文学专业出版社，为“反修”工作服务是责无旁贷的。根据当时苏联文学界争论的一些问题，如描写战争、人性论、爱伦堡文艺思想等，出版社确定了一批选题，列选的都是在苏联或受表扬或受批评的文学作品。
       这个问题，我也曾问过《世界文学》的老领导陈冰夷先生。那天（1998年10月15日），他讲了许多，大致的意思是：1959年12月到1960年1月，中宣部在新侨饭店跨年度地开了一次文化工作会议，当然透露出来的是比中宣部周扬更高一层人物的精神。会后周扬找一些人谈话，讲要出版反面教材，为“反修”提供资料。这是很明确的，但没有正式文件。
       陈冰夷先生告诉我：“这个会议很重要，我事先知道，所以我在1959年底，以《世界文学》编辑部的名义，出版了‘世界文学参考资料专辑’，书名叫‘苏联文学界最近时期重大争论’……”后来，我找到了陈冰夷先生讲的专辑的第二本，它收了39篇争论文章，278页。封面上印着“内刊部物·专供领导参考”。这里颠倒了一个字，应为“内部刊物”。封底没有定价，只印有“1959年11月19日编”的字样。
       从陈冰夷先生的谈话感觉，他认为这是“黄皮书”“来龙去脉”的“来龙”。就“来龙”问题，我问过许多老前辈，因为没有文件，大家都说得不很明了。李曙光和高莽先生认为陈冰夷先生的这个说法合乎实情，是可信的。
       “文革”前的“黄皮书”出版
       记者：“文革”前，以“黄皮书”的形式出版了哪些书？
       张福生：“文革”前出版的应包括小说：《苦果》（1962）、《人、岁月、生活》（第一、二部，1962）、《生者与死者》（1962）、《带星星的火车票》（1963）、《解冻》（1963）、《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1963）、《索尔仁尼津短篇小说集》（1964）、《战争与回声》（1964）、《苏联青年作家小说集》（上、下，1965）、《军人不是天生的》（1965）、《小铃铛》（1965）、《艾特玛托夫小说集》（1965）等，大约近20种。
       诗歌：《人》（1964）、《〈娘子谷〉及其他》（诗集，1963）、《焦尔金游地府》（1964）等几种。
       剧本：《德聂伯河上》（1962）、《伊尔库茨克故事》（1963）、《保护儿子》（1963）、《晚餐之前》（1964）、《暴风雪》（1963）等约10余种。
       还有一批文艺理论著作：《苏联文学与人道主义》（1963）、《苏联文学中的正面人物、写战争问题》（1963）、《苏联青年作家及其创作问题》（1963）、《苏联一些批评家、作家论艺术革新与“白俄表现”问题》（1964）、《人道主义与现代文学》（上、下，1965）、《戏剧冲突与英雄人物》（1965）等，约13种。这些理论书很少被人们提起，其实它们是“黄皮书”极重要的组成部分。
       列入“黄皮书”系列的除了苏联文学作品外，还有其他国家的几本书，数量不多。
       记者：“黄皮书”的出版书目是怎么选定的？
       张福生：秦顺新先生告诉我，孙绳武先生当时全面负责这套书，他对送来的每一期《进口图书目录》都仔细阅读，挑选出一些苏联当时最有争议或得奖的图书订购。那时编辑部也订了许多苏联文学杂志和报刊，如《文学报》、《旗》、《星》、《十月》、《新世界》、《我们同时代人》等。大家分头阅读，提出建议，最后由孙绳武先生批准。
       重新启动到画上句号
       记者：“文革”中后期，“黄皮书”的出版工作是怎样接续起来的呢？
       张福生：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黄皮书”的出版自然也就中断了。再重新继续出版，已经是“文革”中期的1971年。据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一批从干校回来工作的俄苏文学编辑王之梁先生讲，1971年遵照周总理指示，出版社重新组建，恢复工作。当时发生了三岛由纪夫剖腹事件，上面有文件，明确指示尽快出版三岛的作品。很快，人民文学出版社就以“内部书”的名义出版了三岛的4部作品。
       随着出版社的工作逐步走上正轨，“黄皮书”又开始重新上马。当初，这套书是从“反修”开始的，时隔数年，尤其是1969年又发生了“珍宝岛”事件，此次则在“反对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旗帜下重新启动。但这时“黄皮书”已经“名不副实”，一些书的封面改为了“白皮”、“灰皮”。出版者也有了很大的变化，除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外，上海译文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也相继加入进来。
       记者：“黄皮书”的出版是在什么时候画上句号的？
       张福生：20世纪70年代末出版的《岸》、《滨河街公寓》、《正午的暮色》等也属“内部发行”，但其吸引力和神秘色彩已渐渐失去，“黄皮书”的历史使命到了结束的时候。随着全国各地出版社恢复正常工作，出版重心逐步转移到解决“书荒”的问题上，许多过去应列入“黄皮书”的作品逐渐可以公开发行了。
       可以流传久远的佳译
       记者：您怎么看待出版“黄皮书”这段特殊的历史？
       张福生：这段历史在中国的出版史、中外（尤其是中苏）文学交流史、文化史上都非常重要。人们有时候觉得，“文革”前后的十余年，中国人对外国文艺的了解完全中断了，但实际上并不是，还有“黄皮书”这根线断断续续连着。这是无法跳过去的一段历史。
       记者：你认为“黄皮书”给后人留下了什么？
       张福生：作为后来的俄苏文学编辑，我对“黄皮书”除了大家抱有的那种“好奇心”外，更多的是钦佩这批书的译文质量。应该说，“黄皮书”的译文大都是一流的。很难想象，在那么紧迫的时间里，那样浓重逼人的政治气氛中，他们需要怎样的一种精神，才保证质量地完成了这样艰巨的任务。
       （摘自8月23日《中华读书报》，标题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