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后来虽然成为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以至“人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可长征即将开始时的去向和命运,却被卡在博古和李德的手心里。
当年在赣南中央苏区的博古和李德，一个是中共中央“一把手”，一个是国际钦差“太上皇”，不仅处于中国革命和党政军权力的顶峰，也是他们个人历史上最为显赫辉煌的时期。与此恰成反比的是毛泽东，他艰苦创建了中国第一块最大的革命根据地，带出了第一支最强的工农红军，又为中央领导机关提供了安身地和保护神，得到的回报却是正过着自己一生中挨批最狠、受压最重因而最倒霉、最憋气的日子。他作为“右倾机会主义”、“游击主义”、“富农路线”等的总头头，早已成为“控制使用”的“靠边站”干部，至多是个党内的“统战对象”。仅仅由于苏区军民还认他这个“党代表”、“总政委”和“毛主席”，国民党又恨又怕他这个“匪首”、“贼酋”，才给了他一个“加里宁”式的苏维埃主席空职，保留着党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的虚衔。在博古、李德当权执政时，他只能挂在一边呆着，即使偶尔被通知来参加中央的某个会议，也常常是陪坐末位看人家“唱戏”。但是他并未真的完全沉默，李德回忆说当时“博古已经听到一些谣传，说毛泽东向他（在）军队里的追随者提出的口号是‘口头上服从，行动上反对’”。认为毛泽东正在行使韬晦之计。结果毛泽东越是不动声色，博古等却越是不敢大意，时刻感觉到毛泽东的存在就是对他们的一种威胁，不知他什么时候就冒出一炮，露出一手，并且常常击中中央领导的要害，使人十分“被动”以至狼狈。因此博古等人见到毛泽东就有点发怵，总不愿他在自己近旁身后呆着，还一度想使其“调虎离山”。
就在毛泽东因为“健康原因”难以经常参加中央高层活动时，博古和李德策划索性“照顾”一下毛泽东，给他一次出国“待遇”，让他到苏联治病疗养去，把这个“不安定因素”送得远远的，免得总是在跟前使人防不胜防。假如毛泽东去了外国，放在王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眼皮底下“监护”起来，就成了被压在五行山下的“孙猴子”，不仅再也翻不了天，还可能将他“改造”一番，从此“皈依”国际路线，博古和李德对自己的设计十分满意，为此与国际执委会积极联系力图办成此事。也许莫斯科没有搞清他们的意图（有些话事实上也不能见诸文字），或者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竟没有接受博古、李德的“好意”。国际执委会复电说，现在苏区内正是反“围剿”的紧张时期，大家都应坚守阵地，不应让毛泽东离开根据地，因此不同意他去苏联养病。结果使博古、李德的计划落空，但却使他们别有所获。
共产国际不是不同意毛泽东离开根据地吗？现在正好，遵照国际指示，就不让他走。让毛泽东和瞿秋白、何叔衡他们一起留下来，蹲在老苏区，哪儿也不准去，使中央从此甩掉这个“包袱”。博古和李德的这个意图及其“另册”上的人员名单，当然是绝对机密，当时毛泽东本人又在于都等地布置和检查地方机关的转移工作，竟不知道自己并无转移“资格”。他回瑞金时曾经为瞿秋白和王稼祥能够随军转移，特地去找过甚至求过博古，并且为王稼祥争取成功，竟没想到自己会如何。直到转移出发前不久，毛泽东的警卫员见别人都去供给处领取行军所需的布鞋、草鞋、绑腿、背包带和马袋子以及过冬的棉军衣等各种装备物资，他也去为自己的首长及自己照领一份。哪知供给处的同志在应发以上物品的随军转移人员名单上，怎么也找不到毛泽东的名字，这才发现这位中华苏维埃主席和中央苏区、中央红军的创建者，已经和瞿秋白、何叔衡等“老弱病残”者一样，被博古、李德列入将被甩掉的“包袱”之中。
此事一经暴露，从警卫员与供给处的人到中央和军委机关的干部们，都议论纷纷和批评反对这种做法，一致认为毛泽东应该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起随军转移。有的负责干部和领导同志也正式提出意见为毛泽东说情，提出如将毛泽东留下，由于他的名望和影响，万一发生什么意外情况，对内对外对上对下都将不好交代。面对这些意见和呼声，博古倒并不怎么动心，有一点却触动和提醒了他。人们认为毛泽东应走的主要理由之一是，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实际是他白手起家一手创建的，现在把他丢下未免有点太不“仗义”了。博古忽然从中悟到，毛泽东既然过去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拉起一支军队，打出一块天地，现在他经验更丰富了，党羽也更丰满了，不是更可以再创大业重振威风吗？把毛泽东留在他“起家”和“发家”的地方，不等于是“放虎归山”，为他提供了“东山再起”的大好机会了吗？万一他在这里真的又成了事，这里本来就是“中央”苏区，他就是苏区“中央局”负责人，在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都撤走以后，他来个重打锣鼓另开张，再打出旗号同以博古为首的中央分庭抗礼，必将难以对付和后患无穷。与其如此，不如还是将毛泽东管束起来让他还跟在中央机关里，以切断其“后路”。
他把自己的新想法对李德说了，李德连声说好，认为他有战略眼光，并为此举找到了“理论根据”。李德说斯大林曾经讲过一个希腊神话中的安泰的故事，说安泰的母亲就是地神盖娅，每逢安泰与敌人交战失败，只要他往地神母亲身上一靠，就能重新获得力量并战胜敌人，因此敌人战胜安泰的唯一办法，就是切断他与地神的联系，决不让他重回大地。他们现在这样做，正是让毛泽东这个中国“安泰”，离开苏区这块大地，使他悬在空中。他们在自己的“理论发现”之后，以虚心接受意见为名取得了周恩来、洛甫的支持，收回成命，将毛泽东的名字从“另册”上提拔到“正册”上，批准他随军转移。因为毛泽东当时正在发疟疾，“摆子”一来就得躺倒，博古又特批他享受重伤员王稼祥同样待遇，让他发病时可以躺在担架上作为病号随队行军。当人们为博古终于高抬贵手深感中央领导“圣明”时，他也为自己和李德活学活用了斯大林引用过的外国典故，从而断了毛泽东的后路而暗自庆幸不已。
不过毛泽东一获准参加转移，就给博古等的决策方案提出了修改意见，按原计划，中央机关的一些老同志和王稼祥这样的伤员病号，加上一些体弱甚至有孕的女同志以及后补的毛泽东等人，全部分散到各个军团去随军行动，以免拖累中央机关。毛泽东认为不妥，说各个军团都是作战部队，必须格外机动灵活地轻装前进，如果队伍中带了些老弱残兵，必将影响大军行动，到时候既要冲锋打仗，又要照顾老弱，就不能两全了。他提出既然随中央转移的还有大量物资辎重运输大队，不如也让这些老同志和伤病号仍跟中央一起走，他们集中在一起也更便于照应可保安全。博古他们正想将毛泽东放在自己直接监管的视线之内，加之周恩来对将老同志们“下放插队”很不放心，博古他们也就顺水推舟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再次收回成命，改变原有决定，成立了一个全部由老弱病妇等组成的号称“特殊连队”的休养连，跟在中央机关后面行动。又让毛泽东和王稼祥等一起随中央与军委的二队（博古、李德在一队）行军，真的放在他们能“照应”到的视线之内。只是明确规定毛泽东等不得干预中央军政大事和干扰博古、李德的工作，并且让他和妻子贺子珍各在一队，分别行动，正怀孕的贺子珍参加“特殊连队”行军，毛泽东则坐担架跟着中央。
如果当时博古执意不带毛泽东走，或者虽让他跟着走，但却将他限定在一支部队里，使其接触范围和活动天地很小，能量也无从发挥，能否有他后来在长征途中造成的“伟大的历史转折”，看来就很难说了。如今许多关于长征和毛泽东的史书及著作中，都曾引用当年给李德做翻译的伍修权几十年后的话说：
“如果他（指毛泽东）当时也被留下，结果就难以预料了，我们党的历史也可能成了另一个样子。”
这的确很值得人们深思：若是毛泽东真的落得瞿秋白、何叔衡同样的命运，还会有后来的遵义会议及长征胜利吗？再若被留在苏区的毛泽东后来果然东山再起了，这历史又将如何呢？似乎可以说博古那次改变决定，实际上也是一个有深远历史意义的重大抉择，应该被认为是为中国革命以及毛泽东本人做了件大好事。
虽然直到几十年后李德也坚决否认长征这次大转移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甚至是“整个国家的迁移”，还坚持说“这次行动决不是什么‘移民’，或者像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下的中国》（即《
西行漫记》）一书中所写的那样——‘整个国家的迁移’，也不像毛泽东后来所说的那样，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这次行动，是一次经过长期周密准备的军事行动”。可惜当时的情况和后来的事实却不是他说的这样。一直同他们“对着干”的毛泽东一直认为，长征并不是红军主动的转移，而是被迫的撤退。他说第五次反“围剿”的“领导者们畏敌如虎，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不敢举行本来有利的向敌人后方打去的进攻，也不敢大胆放手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结果丧失了整个根据地，使红军进行了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不愿意丧失一部分土地，结果丧失了全部土地”，“最后不得不退出江西根据地”。“反对所谓‘游击主义’……的同志们要装作一个大国家的统治者来办事，结果得到了一个异乎寻常的大流动——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他们所采取的一系列方针“实际上是帮助敌人达到了他们的目的”。
所有亲历过伟大长征即李德所谓的战略转移的老战士更永世难忘，他们最初是怎么被迫撤离自己参加艰苦创业和多年浴血奋战过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呢？当时任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元帅，曾这样记述自己告别苏区初上长征路时的所见所思：
一军团的部队，是10月16日以后，先后离开瑞金以西的宽田、岭背等地，告别了根据地群众，跨过于都河走向了长征之途。过于都河，正当夕阳西下，我像许多红军指战员一样，心情非常激动，不断地回头，凝望中央根据地的山山水水，告别河边送别的战友和乡亲们。这是我战斗了两年十个月的地方，亲眼看到中央根据地人民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的牺牲和贡献。他们向红军输送了大批优秀儿女，红军战士大多来自江西和福建，根据地人民给了红军最大限度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鼓励和支持。想到这些，我不胜留恋。主力红军离开了，根据地人民和留下来的同志，一定会遭受敌人残酷的镇压和蹂躏，我又为他们的前途担忧。依依惜别，使我放慢了脚步，但“紧跟上！紧跟上！”由前面传来的这些低声呼唤，又使我迅速地走上新的征程。
身为红军高级将领的聂帅，当时的心情并不像李德所说的项英那样“非常乐观”，尽管他正率领着比项英手下那些地方武装更强大的“一支完整的军队”，当时心情却如此沉重凄切。普通干部战士和苏区乡亲群众会如何呢？有“诗”为证。
有一首著名革命民歌《十送红军》真切地反映了当时的悲凉情景：
一送红军下了山，秋风细雨缠绵绵，山里野猫哀号叫，树上梧桐叶落完。红军啊，几时人马再回山？
……
三送红军上大道，锣儿无声鼓不敲，双双拉着长茧手，心像黄连脸在笑。红军啊，万般忧愁怎能消？
接着是“禽兽也能知人性，血肉感情抛不开”，“红军哥哥别远走，走了财东要倒算”，“千军万马河边站，十万百姓泪汪汪。红军啊，眼望江水断肝肠！”……
在这些歌声中，多少骨肉亲人连心母子和恩爱夫妻，经受着生离死别的伤痛摧残，今日分手后，走了的一路艰险谁知能否生还？留下的眼看变天命运更是难测！
博古和李德是不会也不愿听到、看到和想到这些的，但是这一切恰恰是他们造成的。在他们笔下、口中十分简单甚至轻松的“转移”两个字，带来的将是千万人头落地，到处血流成河，包含着多少人间悲剧啊！
（摘自《解谜李德与长征》，卢弘著，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6年6月出版，定价42.00元）
编辑的话
举世闻名的中国工农红军25000里长征究竟是如何发生的？这一历史之谜与李德这个德国人有着重要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没有这位共产国际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的参与决策和错误指挥，可能就没有长征。围绕李德其人，几十年里疑云重重。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纪念日到来前夕，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推出新版长篇纪实作品《解谜李德与长征》，帮助读者全面准确地解开了历史的谜团。
被称为“共产国际军事顾问”的李德（即德国人奥托·布劳恩），是中共党史和人民军队历史上一个不可忽略的人物，了解和研究红军长征史，理解中国革命发展史，不能绕开这个重要的人物。20世纪30年代初期，正是此人，作为中国共产党内三次“左”倾错误方针的主要支持者、推行者，一度以“太上皇”自居，一意孤行，对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指手画脚，打击排挤代表正确路线的同志，最终导致红军未能击败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五次“围剿”．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开始了25000里长征。这次错误使党和红军各损失了90％以上，我党丧失了全部的南方根据地，中国革命几乎因此夭折。毛泽东等人在遵义会议上批判了李德的错误并剥夺其兵权，从而使得党和红军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李德是国际共运史上一个复杂的人物，他的人生轨迹契合了20世纪动荡变幻的风云。关于自己对中国革命应当承担的责任，他并非持一以贯之的态度，晚年时他还著文写书为自己辩解和翻案，攻击和指责中国的党和毛泽东等领袖，配合了当时的反华浪潮。但他又不是一个完全的“反面人物”，从长征后期到他离开中国前，现实的教育和影响曾经使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也曾作过一定程度的检查，当时的他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表示了一定的理解和尊重。李德的错误有主观和客观的多种原因造成，他既是共产国际和王明等人错误路线的贯彻执行者，同时又不失为一个有着一定军事素养的国际主义战士，因此，对这个人物的分析以及重新认识都是有必要的。
《解谜李德与长征》一书的作者卢弘先生从上世纪70年代起便开始搜集研究有关李德的史料，又从当年在中央苏区和长征中担任李德翻译的伍修权同志和师哲、王智涛等老革命家处获得了大量关于李德的第一手材料，他几乎研读了凡涉及李德活动及其背景材料的中外专家学者和作家记者们的各种著述，尤其是认真参考和订正了李德本人的回忆录，历时20余年写成本书，并于1995年首次出版。10年之后，随着对历史考察透明度的不断加大，作者对本书作了重新修订，增加了初版时删去的李德返苏前对自己错误的检讨等重要文字和新的研究成果，考据并订正了大量关于李德的史实，其中不乏独家发现——比如李德到底是不是共产国际派出的顾问？他的对手是不是蒋介石的德国顾问赛克特？他是不是从未承认过错误？以及他的婚恋，他下台与离华后又干了些什么？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对在中国曾经做过如此“惊天动地”事业的李德，在其故乡德国慕尼黑却默默无闻，当地人甚至竟不知曾有过此人。此前只是在日本出过一本关于他的小册子。因此，《解谜李德与长征》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是一部填补重要空缺的著作。特别是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即将到来的时候，它对于希望真实了解并思考当年历史真相的人们无疑具有十分强烈的吸引力。正如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的专家对本书的评价——“作者的写作以大量的历史资料为基础，有些史料更是独家所拥有，这就提高了本书作为纪实文学作品的真实性和吸引力；在讲述一些有争议的事件或问题时，能够同时摆出不同的历史‘版本’，加以分析鉴别并提出自己的观点；在叙事形式上，采用一边讲故事、一边发议论，即夹叙夹议的写法，语言活泼，文字流畅，可读性较强。这些都是本书的见长之处。”
——该书责编 郭米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