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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脚底下12平方公里的土地，掩藏着距今约3000～5000年前古代蜀国的辉煌历史。之前仅在神话传说中留下只言片语的古蜀文明，密码一般的层层谜团，终于在川西平原的地表下渐渐得到了破译。三星堆遗址的发掘，使一向以黄河文明为中华历史起点的叙述，融进了长江流域的文明起源这一支。
       神秘的三星堆文化，从1929年揭开冰山一角，接下来70多年岁月有断裂的考古历程。这个发现时间仅次于百年殷墟的遗址，从另一个角度见证了中国当代考古的脉络。在滋养着它的四川广汉市，三星堆早已超越了考古学的范畴。这个声名显赫的大遗址，与生活在其中的近万名农民、考古队员、民间研究者以及博物馆的发展一起，共同勾勒出一个丰富的地方生态。
       金杖出土·古国现身
       1986年，三星堆在沉睡数千年之后，成为“一醒惊世人”的世界级考古发现。
       回想起20年前的发掘，不能不说是个大幸运，但琢磨起来，又是对当地考古人期盼已久的一次回应。成都以北40公里的广汉三星堆，被证实是从新石器晚期到夏商时期的古蜀王国核心。此前河南偃师二里头作为4000多年前的中国最早都城遗址，被当作中国文明的源头。
       “一点黄色的物体从黑色灰渣暗淡的颜色中‘跳出’，再用竹签和毛刷清理下去，一条金色的鱼纹清晰显露了出来……”这是1986年的7月30日，一号祭祀坑发掘的第10天。
       凌晨2点30分，炽热的7月末川西平原，31岁的四川省考古所研究人员陈显丹往下挑，又看到了鸟的图案，很快，一条雕刻着纹饰、弯弯曲曲的黄金制品露面了，“这恐怕是古蜀王的金腰带吧？”
       后半夜的三星堆田间安静异常，当时围观的好奇农民已经在上半夜散去。33岁的陈德安是这次发掘工作的领队，被值班的副领队陈显丹叫醒后，两人迅速做出决定：所有正在参加发掘的人都不能离开现场；四川大学来此实习的大学生张文彦，赶紧骑自行车去广汉县城向当地政府报告；陈德安连夜赶去成都向单位汇报。
       5点多钟，天刚刚亮，36个武警被广汉县委书记派到现场。夏天早起的村民们又聚集过来。陈显丹这才对众人宣布：有重大发现，金腰带出现了！待到物品完全出土，人们发现，这不是一个腰带，而是1米多长的一个金权杖。
       金杖上的人物刻像为圆脸，嘴呈微笑之形，头戴“玉冠”，是一个身份极为特殊的人物。与头像共刻在金杖上的鱼、鹰图案，组成一幅典型的“象形文字”，它极有可能表达的是带有王者之气的人。“在古蜀世系表中所记的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等蜀王中，哪一位蜀王与此有关呢？”——那就是“鱼凫氏”。陈显丹说，“我们把金杖上刻的图案从左至右读下去，正好是‘鱼凫王’三个字，也就是说该金杖的主人应是‘鱼凫王’”。
       随后一号和二号祭祀坑的全面发掘，出土了青铜凸目大面像、金面罩、青铜神树等令人震惊的高度文明。三星堆遗址至少是古代蜀国的都城之一。
       终于，1929年首次在月亮湾发现玉石器以来，一直迷雾重重的“三星堆遗址”因为1986年祭祀坑发掘，有了突破性进展，一下子使3000～5000年前的古蜀王国真真切切踩在脚底。在几无文字记载的上古蜀国，这一发现成了破译神话传说的“符码”。
       1986年春天的发掘和一、二号祭祀坑的出现，建立了古蜀文化的序列，将过去几十年来破碎的发现，放进了一个系统。三星堆区域毫无疑问是祭祀区，那么1929年发现玉石器的月亮湾极有可能是宫殿区，沿鸭子河一带可能是手工作坊区，一些被老百姓叫做“梁子”的土埂，作为城墙勾勒出古时都城的轮廓。历年来的发掘出土文物，跨越时间涵盖了距今3000～4800年的这一阶段。在近2000年时间里，三星堆遗址没有间断过，古蜀文化一直在这个地方生长。三星堆商代遗址，将古蜀文明的时间猛然提前了一两千年。
       发掘报告·“三星堆学”
       1986年，祭祀坑出土的近2000件文物面世后，各级政府要求停办了遗址区内的砖厂，并在遗址北边修筑了三星堆防洪大堤。1988年1月，三星堆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文物局也早已拨专款支持这里的考古发掘。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四川省博物馆与四川大学历史系对三星堆遗址有过多次发掘。王家佑、冯汉骥等成为当时研究三星堆的专家。根据长期担任三星堆工作站站长的陈德安记载，20世纪80年代至今，四川省文管会、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广汉县等有过数次联合发掘。西城墙、南城墙等得到确认，2001年在燕家院子又发现了大量三星堆第4期的文化堆积。2005年，在新关山考古发现大型夯土建筑台基。“三星堆古文化古城古国遗址”在近20年里，成为公认的长江上游的文明中心。这几年因为三峡库区的抢救性考古发掘，考古学家据此提出了“楠木园文化”、“玉溪文化”、“哨棚嘴文化”等考古学文化命名，初步构建起三峡库区史前文化的发展序列。三星堆文明也从另一个层面隐约得到了旁证，长江流域的文明起源丝毫不逊于黄河流域。
       但是记者采访时发现，在20年考古中，三星堆遗址声名显赫，却少见系统的学术著作。80年代参与重要发掘的考古人员，有的很快从政，离开了一线考古；有的虽然现场发掘十几年，却几乎没有发掘报告。1986年两大祭祀坑发现，发掘报告拖到1999年才出版。一些专家焦急地感慨：“本来这样一个大遗址，是很多考古人一辈子守白了头也碰不到的。三星堆如此重要的考古价值，却没有出现一个相应的考古大家。”上世纪50年代，30岁出头的石兴邦主持了半坡氏族考古，他撰写的发掘报告成为考古学经典，自己也成为考古大家。可是充满神秘与探究价值的三星堆，却很难找到一线的考古学者，对之进行系统的叙述。
       三星堆博物馆名誉馆长肖先进提到，一个考古大家，要有现场参与发掘的经验，这种现场工作需要多年连续性，再加上统领全局的水平，“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对他从事的工作有感情”。
       如今四川省考古研究所的三星堆工作站刚刚换了站长，新旧站长都不愿意接受采访。沉默背后的现实是，三星堆近20年组织了十几次发掘，却没有系统的文字报告。国家文物局一度暂停三星堆的发掘，现任站长目前最大的压力是，“要赶在明年底，把综合性的发掘报告交上去”。
       在2006年7月召开的“纪念三星堆祭祀坑发现20周年暨史前遗址博物馆国际学会研讨会”上，三星堆博物馆成立了一个三星堆研究院，有学者呼吁建立“三星堆学”。肖先进兼任研究院的院长，他的想法是，把以前零散研究三星堆的海内外学者组织起来，聘用为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再按照课题来系统研究。“人种问题、起源问题、与金沙遗址的关系等等，里边大有学问啊。”
       文物卖点·遗址生存
       “有游人参观后说，原来还以为三星堆是核反应堆呢。”
       三星堆文化的名气虽大，但很多人不明白它的文化内涵，副馆长张耀辉提到，怎样给三星堆博物馆定位，成为最直接的问题。这种定位显然不是考古学范畴，对于当地政府来说，让普通公众接触神秘的三星堆，是一件涉及建立博物馆、发展旅游和保护文物的复杂工程。如何让悬谜的三星堆文明成为一个卖点？怎样做到既“卖得好”，又保护了文物？
       张耀辉说，他们一直在为三星堆的定位做比较研究。比如与兵马俑博物馆相比，秦始皇“名气大”，作为中国的始皇帝是一个常识，“外国人只要学中国历史，必然提到这一块”。兵马俑的文物非常集中，博物馆的大棚子直接建在发掘现场，背景知识也简单，游人一看就懂。
       但是三星堆跨越几千年的上古文化，依旧迷雾重重，多数问题还在争论中。“我们在想，三星堆干脆围绕‘神’字做文章。”一是指神秘，三星堆文化的来源、时间上限、哪些人创造的，都还是谜。“神”还指古蜀王国的神权统治，张耀辉认为松散的部落林立的古蜀王国，正是靠神权统治意志，形成了王朝。现在教育部初步同意将三星堆文化列入中小学教材，“那公众就有更多的知识背景了”。
       
       在肖先进看来，三星堆遗址有很好的优势，遗址面积仅次于郑州商城。郑州商城由于很多新城掩盖了旧城，不够完整。三星堆处在广汉郊区，遗址内比较完整地保留着农业生活，完整性更好。而且它所表现的蜀国文化的地域特色，迥异于中原文化。
       几千年的沧海桑田，并未给这片土地带来太大变化。12平方公里的遗址内，如今居住着9000多农民，其中有388户住在城墙上。城墙上的农民列入了重点搬迁户，但是这个巨大的工程，如今只开展了第一期，200户。由于生活在文物保护区域内，这里的农民不许建厂，没有大型基建，生活比周围村子要差。
       大遗址内到底该不该有住户，住多少人才符合文物保护的标准？张耀辉说，全国都没有一个大遗址保护的理论模式，“你说12平方公里承载多少居民合适？这是个很难量化的问题”。肖先进和敖天照不主张把所有人口都迁出去:“遗址和当地老百姓分不开，这才是遗址的真实性，它是承载生命的。”张耀辉说，前两年的管理政策，使得遗址保护和农民之间有了不少矛盾，现在希望调动整个大遗址中的农民积极保护文物，让遗址遗迹展示促进旅游发展，老百姓生活水平也能提高。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06年第30期，作者为该刊记者,标题为本刊编者所拟）
       国内外100多位专家学者前不久聚集四川广汉三星堆，对三星堆千古未解之谜进行探讨。
       谁创造了三星堆青铜文化
       三星堆的青铜器冶炼技术及青铜文化是如何产生的？对此，许多专家有不同的猜测，但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认为青铜大立人、青铜面具等青铜器反映了三星堆古蜀国的宗教信仰，所以应该是三星堆人自己铸造的。也就是说，三星堆青铜文化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响，至于是否受到别的文化影响尚无定论。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江章华认为，从纹饰的整体风格来看，商文化的同类青铜器明显要细致规范得多，而三星堆系青铜容器的纹饰总的来说显粗犷。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容器应该是三星堆人在商式铜器的基础上，按照三星堆社会独有的宗教信仰及其在宗教活动中发挥的功能进行设计铸造的。
       目前荆楚文化区域还没有考古发现这种文明中心,那么这个文明中心是否就在三星堆？这一观点仍需要通过考古发掘证实。
       三星堆古蜀国宗教信仰
       目前三星堆1986年发现的两个器物坑为“祭祀坑”的说法得到考古学界的普遍认同。多年在三星堆主持考古发掘工作的陈德安表示，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两批宗庙用器，包含各种祭祀礼器、祭器、祭品、神灵、图腾等，内容丰富，立体地再现古蜀国的宗教祭祀规模、祭祀场面和祭祀方式，是一幅完整、生动的宗教祭祀画卷。
       专家通过对这些祭祀品的分析认为，三星堆古蜀国的祭祀方式可能是多样的，反映出复杂的信仰观念，并且已经具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神灵系统，形成了一个具有天神（太阳神）、地（社、山）和人鬼（王国的始祖神、先公先王、组成王国的各族群的祖先）的三层神灵结构。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专家张肖马认为，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青铜器和玉器最能代表与反映出古蜀王国时期的宗教观念，反映古蜀王国时期存在着对太阳、祖先、山、社等的崇拜。古蜀人的祭祀对象与他们的宗教信仰观念是一致的，有某一祭祀对象就存在某种宗教信仰。
       而铜人面具似人非人、似兽非兽的形象，可能代表了古蜀人的先公先王。
       桂林博物馆的专家何英德提出，大量青铜人面具和人头像，确实反映了祖神在三星堆占有较重要位置。他认为这些面具和人头像，大概是安放在木柱上作为祭祀对象。按其大小、形态和发饰，可分为多种，即代表多代和多支祖神。
       张肖马说，古蜀人也祭祀山神，使用的祭器主要是玉璋，另外还使用象牙的，玉璋上的“祭山图”是最好的注解。
       “巴蜀图语”可能不是文字
       在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中，考古专家在三星堆遗址没有发现可以辨识的文字，只发现了一些类似文字的神秘符号，这些符号同四川、重庆等地发现的符号一样，被称为“巴蜀图语”。一些专家认为，如果解开“巴蜀图语”之谜，将极大促进三星堆之谜的破解。
       北京大学文博学院孙华副院长认为，“巴蜀图语”在众多兵器上出现，绝非偶然。“巴蜀符号”应当是一种带有原始巫术色彩的吉祥符号。将这种符号铸于兵器之上，其用意大概是佑护使用者，给使用者以力量和勇气，激励其奋勇杀敌。
       什邡市文管所的考古专家杨剑和刘明芬提出，万物有灵、人神互通的宗教信仰是三星堆文化的重要特色，三星堆宗教祭祀活动充满了“萨满教”色彩。在晚期巴蜀文化的图形符号中，面具纹、神树纹、眼形器纹、手形纹、心形纹、戈形纹等，仍然带有“萨满教”的原始巫术色彩，这些符号不能一个符号、一个图形地宣读，只有当这些图形符号构成一组特定的“巴蜀图语”时，它们才有意义，并且这种意义只有当事人才能解释。
       四川大学考古系教授林向提出，巴蜀文化区具有与东周时期其他地区文化不同的标志性图像，如树、龙、鸟、虎，而其源头可推至古蜀文明时期的三星堆文化。他认为“树、龙、鸟、虎”等标志图像应该是巴蜀地区盛行的“巫文化”的物证。这一观点也印证了“巴蜀图语”与“巫文化”相结合的观点。
       杨剑认为，从早期蜀文化的三星堆众多祭祀物品，到晚期巴蜀文化将这些具体物象改变为同样具有祭祀功能的抽象性图形符号，说明了巴蜀文化的衔接和继承关系。
       已名扬四海的三星堆遗址区面积达12平方公里，虽然经历十多次发掘，但目前仅发掘了约1万平方米。现在，研究者只能根据出土文物来对三星堆的“千古之谜”进行论证和猜想。
       （7月27日《参考消息》，作者为新华社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