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幸福老伉俪
“老头，电话，光明日报的。”电话那头传来何兹全先生夫人郭良玉的声音，铿锵有力，爽朗圆润，从中分明能感觉到，两位年过九旬的老人生活得那么健康、滋润，那么祥和、幸福。
初夏的一天，我如约来到北京师范大学那片低矮的红楼区。走进书房，正在伏案看稿的何先生轻轻松松站起来。满头白发，面色红润，真可谓鹤发童颜。如果是初次见面，你定想不到他已是一位96岁高龄的老寿星。
记得2000年初夏的一天我来拜访时，正巧碰上何先生站在小方凳上换灯管。他穿着一双白色运动鞋，显得格外精神，干起活来非常麻利，三下五除二，一会儿就换好了。当时的我，看到一位年近九旬的著名学者，还能干一手漂亮的家务，真是看傻了眼，佩服得无话可说。提起这件旧事，何先生乐呵呵地说：“没啥，没啥。”一旁的郭老师倒忍不住了，幽默地对何先生说：“老爷，您辛苦，我给您沏茶去。”片刻，郭老师进来，递给我一罐椰汁，“命令”道：“喝，必须喝，人的身体七分都是水，所以要不断地补充水。人一天啥也不吃不会死，但一天不喝水肯定不行。”郭老师说话像放连珠炮，听得你想不乐都不行。如此幽默诙谐的话语，如此开朗豁达的性情，还有什么坎儿过不了的呢？这样的老人不长寿，还有什么人能长寿呢？真是一对可敬可爱的好老人啊，真是一对让人羡慕的幸福伉俪！
以首倡魏晋封建说名世
“我这一生没什么成就，教了半辈子书，成果也很少。你看人家季（羡林）先生，那是真正的大家，真正地有学问，成果汇总起来多达三十几卷，不易啊。我的那点东西，扒来扒去，也才六卷，不值一提。”面前的何老就是这样谦恭、坦诚，但史学界谁人不知，在当今史林，要推泰山北斗式的人物，实在非何兹全莫属。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北京大学，名师云集，学风自由。1931年，一个时年21岁的山东菏泽青年考入北大，他的名字是何思九（后因与人同名而改为“兹全”）。在北大四年，他师从陶希圣、傅斯年、钱穆等先生，刻苦自励，勤奋好学，深得诸先生嘉许。1934年，还未毕业的何兹全就在当时颇为有名的《中国经济》杂志上发表了成名作——《中古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在学界引起了一定反响。
当时，关于中国社会形态的论争正在史学界轰轰烈烈地展开。在20世纪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中，可圈可点的事固然很多，但影响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参与人数最多的，恐怕还是这场争论。尽管到现在，史学界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古代社会是宗法社会或帝国时代，没有经历典型意义上欧洲式的封建社会，但谁也无法否认这场中国社会史和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因为它不但长时期地吸引着史学界的注意力，影响着新史学的发展进程，而且还对20世纪的中国革命，甚至后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产生了直接影响。
那时，不光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史学家对中国古代社会性质感兴趣，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也一样感兴趣，于是对中国古代社会的解读五花八门，仁智互见，有主张西周封建说的，也有主张春秋战国封建说的，还有主张秦汉封建说的，当然，也有主张中国无封建说的。何兹全作为一个热血青年，躬逢其事，也醉心其中，并第一个以丰富的史料为基础提出魏晋封建说，在各种封建说中自成一家。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就此在中国现代史学界崭露头角。
随后，何兹全又应《食货》杂志创刊人陶希圣之邀，为该刊写了一篇《魏晋时期庄园经济的雏形》，进一步阐明自己的观点。此后，他在漫长的学术生涯中不断丰富、深化和完善这一观点，即使在学风不那么自由甚至受到不公平对待的岁月，他也从未动摇过。这种刚正不阿的人品、独立不二的学风，无疑是时下新一代学人应当效法的楷模。
史学大家尚钺先生也是魏晋封建说的代表人物之一。问及此时，何兹全展示了山东汉子当仁不让的良士风范。他耐心地解释说，尚先生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提出魏晋封建说的。斯时，何兹全因为参加过国民党，发表学术言论不得不三思而后行，何况当时在所谓历史分期的大讨论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毛泽东主席支持的以范文澜为代表的西周封建说，此外是郭沫若提出的春秋战国封建说，所以他没有太张扬。但即便如此，他也没有置身事外，还是发表了《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几个问题》和《魏晋之际城市交换经济向自然经济的变化》等文，坚持己说。“文革”前，尚钺先生因为坚持魏晋封建说而受到批判，有人挖苦尚钺，说他是共产党员，但和共产党的同志走得并不近，而和《食货》余孽的关系倒是近得很。这个“《食货》余孽”指的不是别人，正是何兹全。
“我和尚钺先生虽然都主张魏晋封建说，但就异同言，差别还是有的。”何老说，尚先生更多地是从生产力即生产工具、生产手段等方面考察魏晋时期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而他则更多地从自然经济和依附关系即生产关系的演变角度，证成魏晋时期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他还特别谈到，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很多进步学人为弄清大革命失败的原因，转而深入探讨中国历史问题，也就是社会史和社会性质问题。当时很多人都用唯物史观来研究中国历史，马克思主义者如此，非马克思主义者也一样，因此出现了一股用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的学术思潮。而他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开始研究魏晋时期的中国社会经济史并提出魏晋封建说的。正如他在《爱国一书生——八十五自述》中所说：“汉魏之际，社会经济有变化，这大约是研究这段历史的人都能看到的，因为这是历史事实。但认识到这变化是由古代到封建的社会形态的变化，而又给它以系统的理论说明，并以可靠的历史文献证成其说的，大约我是第一人。”
在“文革”后的新时期，何兹全又发表《汉魏之际社会经济的变化》长文，对他首倡的魏晋封建说在若干方面作了补充，使之更趋完善。但经历了“文革”风雨的他，不再与人争辩，而是埋头做自己的学问。用他的同乡、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守常先生的话说，何先生治学有个最大的优点，就是你说你的，他说他的。他不喜欢与人争论，即使有不同意见，也不从正面驳你，而是用史料说话，通过史料表明自己的观点，让读者去分辨谁说的更有道理。在学术之路上，能够做到这一点，一定是有十足的自信，也有十足的功力；否则，哪来这份底气?
爱国一书生
在“文革”中，何兹全曾被当作国民党反动派、反动学术权威揪出来批斗。这种无限上纲的批判令何兹全非常不解，也让他记了一辈子。后来，他终于慢慢地悟出点味道来。他说：“我不会做官搞政治，但我有强烈的爱国心，关心国家的前途，关心国家的政治发展。我们这一代读书人，生在一个外有帝国主义侵略欺侮、内有封建军阀残暴统治的黑暗年代，用鲁迅的话说，这是一个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年代，看到祖国备受欺凌，心里不好受，非常希望祖国能否极泰来，政治能日渐改良。因此，即使是做学问，也天天关心政治。”这是何老先生的肺腑之言。因此，何老先生晚年在写回忆录时，就以“爱国一书生”名之，真是贴切之至。
何兹全生于1911年，在国民革命军北伐的高潮中参加了国民党。他说，当时的国民党是革命的、进步的，也讲马克思主义，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国民党在思想上日趋右倾，淡化甚至禁止马克思主义宣传。
这一时期，何兹全接受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又受考茨基和第二国际的影响比较多，所以虽然信奉唯物史观，向往社会主义，但还是害怕第三国际宣传的阶级斗争，与中共在政治上是有距离的。抗战开始后，政治环境比较宽松，特别是国民政府迁都武汉时期，民主气氛很浓，各党派可以自由言说，自由出版。当时共产党的抗战宣传很有力量，在社会上影响很大；与中共比起来，国民党简直不是对手。这时，何兹全的老师陶希圣也主办了一个《政论》杂志，宣传国民党的抗战主张。何兹全帮他办刊，在《政论》上发表过一些文章。在该刊《发刊词》里，何兹全强调，“真理不怕辩论，真理愈辩愈明。”“大家都把自己的观点摆出来，通过争论与比较，对与错就能分辨出来。”作为一个热血青年，何兹全把问题想得比较简单。他总是直抒胸臆，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始终相信真理不怕争论，真理愈辩愈明。也正因为如此，在国民党时代，他不受当权派的欢迎，有时甚至要遭受他们的强烈批评。但何兹全处之泰然，宠辱不惊，不为物喜，不以己悲。
1927年就加入国民党的何兹全也算是“老革命”了。他当时希望多灾多难的祖国能够在三民主义的旗帜下统一起来。抗战中，他满心希望国民政府能振衰起弊，奋发图强，战胜日本侵略者。但随着抗战的深入，随着国共摩擦的日渐激化，随着国民党独裁本质的暴露，何兹全的政治理想破灭了，这使他深感痛苦。在痛苦与彷徨中，他决定重返书斋做学问，于是向恩师傅斯年先生求援，傅先生答应调他到史语所工作。在今天看来，这次决策对何先生的一生影响非常之大。正如他后来回忆所说，“和一生命运有关的决策，1930年去北京读书是一次，1944年决定去史语所又是一次。”
1947年，何兹全争取到一个赴美留学的机会，远渡重洋，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研究院，主修欧洲古代史。但即使是在留学的日子里，他也关心祖国政治的发展。当国共较量局面已定时，摆在何先生面前的有三条路：一是去台湾，那里关系比较多；二是留在美国，当时他已有了工作；三是回大陆，建设新中国。何先生心向祖国，义无反顾，怀揣着一颗热血沸腾的心回来了。他想，久历战乱、百废待兴的祖国，需要建设，需要人才，自己应该早日回来，投身新中国的建设事业。
何兹全1950年回国时，正赶上抗美援朝战争，他把自己积攒的19两黄金全数捐给国家。后来，因为极“左”思想的影响，因为他的国民党身份，他的境遇难免有些别扭，心情也偶感凄凉，但他无怨无悔，勤恳工作，总是想着事物的光明一面，以乐观的心态应对时代的风雨。回国时，给他的待遇是“副教授”。这“副教授”的帽子，他一戴就是三十年。心中虽有委屈，但他并不气馁，还笑对记者说：“三十年副教授，全国恐怕只此一家，别无分店。”
士不可不弘毅
士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特殊阶层，过去如是，今天大致也还如是。他们承担着传承中国文脉的责任，反过来，可大可久的中国文化也培养了他们独立不羁的品格。何先生回顾自己走过的路时，也颇多感慨。他说，我们这代人受传统的影响多一些。根深叶茂的中国传统有好的方面，也有不好的方面，但好的方面影响总是大一些，不然中国文化就不会源远流长了。
“士不可不弘毅”，“管仲之器小哉”。
“择善而固执之”，“不以所已藏，害所将受”。
“人海身藏焉用隐，神州坐看可无言”。
这是何兹全最喜欢的三句古语。何先生说，就个人而言，如果说这一辈子多少还有点成就，那真是得益于传统文化之赐。他把上面三句话念给我听，怕我写错了，又写给我看。他说，这三句话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精神，对他的影响也最大，如座右铭般伴了他一生，时时对他起着鞭策的作用。第一句出自《
论语》，孔子的话口气很大，我们不一定做得到，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拿它来警醒自己总是可以的；第二句出自《中庸》和《
荀子》，表明为人处世，要择善而固执之，但同时也要有开放、宽广的胸襟，不要把自己封闭起来；第三句则是小时候在山东老家门墙上看到的对联，说的是在茫茫人海，只要脚跟站稳，不为名利所困，就定能神清气闲，用不着另寻世外桃源。前两句是儒家的用世心态，最后一句很有点“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的境界，蕴含着道家的气息。
何先生一生坎坷，但遭遇挫折总是等闲而过，不能不说与他心里惦记着的这三句话有关。这三句话使他受益一生，因此，他常把这三句话讲给学生听，希望后生小子也能从中受益。何先生强调说，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一个人只要能从中汲取那么一点，就一辈子受用不尽。
作为学界前辈，何先生对年轻一代知识分子更是寄以厚望。他说，每一个时代都应有每一个时代的大师，近代以来就出了不少大师，梁启超、王国维堪称大师，胡适、陈寅恪、傅斯年也堪称大师，我们这个时代也应该有大师，只可惜这半个多世纪大师出得太少了，这是很悲哀的。但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大气候小气候也比过去好多了，年轻一代学人只要沉得住气，甘愿坐冷板凳，一以贯之，二三十年后，就很可能出现梁启超、王国维那样的学术大师，甚至还要超过他们。“士不可不弘毅”，年轻人应该有这样的气魄。
何先生说这话时，语重心长，格外带感情。“士不可不弘毅”，古来如此，近人亦然，在中国文化走向伟大复兴的今天，在学术界翘盼大师的时代，年轻人的确要有这份气魄。
（7月9日《光明日报》，作者为该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