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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是我的母亲王根英烈士诞辰100周年。我的母亲在大革命时期即投身革命，是我党早期著名的工人领袖，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献身。
       由贫苦童工成长为工人领袖
       1906年，母亲出生在上海市郊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里。8岁那年，幼小的母亲为生活所迫，顶替别人的名字进纱厂当了童工。当时纱厂多是英国人和日本人开办的，对工人很苛刻。母亲每天在装满纱锭的机器前累死累活地连续操作12小时，年复一年，在两头不见太阳的日子里，度过了苦难的童年。
       1924年，怡和纱厂成立第一个共青团支部，母亲当选为第一任团支部书记。因为厂里当时尚无党组织，作为团领导的母亲肩负起领导全厂工人与英国资本家进行斗争的艰巨任务。在中共沪东区委的直接领导下，经过一个月的准备，母亲领导团支部组织工人成功举行了第一次全厂大罢工。这场罢工于1924年6月开始，共有六七千人参加并取得胜利，在老怡和纱厂历史上是空前的壮举！很快，母亲被推选为怡和纱厂的工会主席，1925年由团转党。
       1925年，上海爆发了全国性爱国反帝的“五卅”运动。6月1日清晨，怡和纱厂老厂的7500多名工人在母亲等人的带领下，参加全市各界15万人的罢工示威游行。
       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上海特别临时政府成立，母亲当选为市政府委员。火热的斗争，把母亲锻炼成为一名年轻的工人领袖、党的中坚分子。
       父母在黄浦江边相识相知相爱
       在第三次武装起义的筹备阶段，父亲陈赓就与母亲有过接触。当时他的公开身份是工人夜校的“先生”。青春勃发、敢想敢做的父亲对母亲十分欣赏和喜爱，他曾大胆地表示对母亲的好感，还几次到外祖父一家住的破旧棚户区去看望我的外祖父母、亲属。听与父亲共事的叔叔们说，聪明过人的父亲，来到上海的时间不长，就学得一口流利的上海话，他与上海当地人说话时，一般人很难听出他是外地人，这对他结交朋友开展工作帮助极大。
       父亲用上海话拉家常，我的外祖父母和姨妈们很喜欢他。但母亲当时一心想的是革命工作，不愿考虑个人情感问题，所以没有回应父亲的热情。
       1927年，中共中央在武汉举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父亲陈赓与母亲王根英同为大会代表。24岁的父亲与21岁的母亲开会、讨论整天在一起，父亲再也不想掩饰自己的感情。性格率真的父亲，写了一张表达爱情的纸条，请人传给母亲。未曾想个性倔强的母亲不习惯这样的示爱方式，觉得陈赓在这样的场合做这样的事，让自己“有点下不来台”。她顺手就把纸条贴在会场的黑板上，立即成为各地代表休息时的笑谈。父亲毫不退缩，马上又写去第二张，母亲又将他的第二张字条贴上了墙！父亲马上又写去第三张……周恩来伯伯知道后，批评了父亲，说他求爱不讲策略。最终周恩来伯伯和邓颖超妈妈亲自出面找母亲谈话，母亲终于答应了。
       会议结束后，父母亲就在武汉结婚并甜甜蜜蜜共同生活了几天，两人把从相识以来的感受，好好交流了一番，从此成为情深意重的好战友、好夫妻。
       在白色恐怖下坚守党的情报工作岗位
       母亲后来告诉我，他们新婚后不久，父亲就与母亲分别，跟随周恩来伯伯去了江西，筹措和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军撤出南昌向广东进军中，父亲于8月24日的会昌战斗中负了重伤，左腿中了三颗子弹，胫骨腓骨全被打断，他历尽千难万险，经汕头、香港到上海。当见到了拖着重伤之躯的丈夫，母亲喜极而泣。
       她将父亲安排住在家里尽心照料，并马上帮助父亲和党组织接上了头。党组织知道陈赓伤势严重，就安排他住进著名的牛惠霖骨科医院治疗。数月后，父亲多处骨折的腿长好了，真是一个奇迹！
       此后，父母亲就此在上海住在一起，母亲还带来年幼的姨妈王旋梅、舅舅王鑫昌，四人组成一个“像样”的家庭，以免敌人疑心。母亲的主要工作是协助父亲开展情报工作。
       1929年，母亲在上海生下了我，据说初为人父的陈赓非常高兴。因为我们这一代是“知”字辈，父亲为我起名“知非”。
       为了避开敌探特务的追踪，父母亲从1929年至1931年的两年中搬家达五次之多。在此期间，自幼出生在上海滩、熟悉情况、人脉颇旺的母亲，竭尽全力帮助丈夫开展情报工作。她选择的住房，均有三四个以上的出口，以便危急时脱身。
       我在这样的环境中慢慢长大。有一天我跑到街上去玩，见巡逻的红头阿三(租界印度巡捕)身上挎着枪很神气，一下想起了爸爸每晚压在枕下的枪，就不由上去说道：“我阿爸也有枪！红头阿三的枪，没有阿爸的枪好！”
       印度巡捕一听，马上盯住了我，并紧跟到了家门口。恰巧母亲出来找我，巡捕就问她：“你家有枪吗？”母亲马上知道是我说漏了嘴，她镇定地回应说：“是有支枪，他阿爸在永安公司给他买的玩具枪。”
       看见母亲一身上海生意人家的少妇打扮，讲话又从容自然，巡捕信以为真，放过了我们。
       1931年4月，中央特科的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父亲与顾的工作关系密切。因此，周恩来伯伯让父亲隐蔽起来，不久又让父亲去天津工作。1931年9月，父亲装作一个病人，带全家从天津乘火车绕道青岛回到上海。不久，父亲被派往鄂豫皖红四方面军工作，母亲带着我留在沪东区工作。
       周恩来伯伯亲自解救母亲出狱
       父亲离开上海后不久，党组织就派帅孟奇到上海筹备工人反帝大同盟，她找到了母亲，传达了党中央团结各阶层人士实行抗日救亡的主张，并指定母亲负责沪东区反帝大同盟的部分工作。
       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第十九路军奋起抵抗。上海党组织紧急动员起来，全力支持十九路军。母亲组织了沪东工人救护队，直接开到前线服务。“一·二八”抗战结束后，母亲回到工厂做工，她先后在香烟厂、套鞋厂当工人，其间继续领导和组织工人的斗争。此间全国总工会成立女工部，母亲被调任女工部部长。
       1932年秋天，父亲在新集-胡山寨会战中右腿膝盖处负重伤，同年10月离开部队到上海治伤。伤愈后，党组织决定他们夫妇一同回中央苏区。我知道母亲非常兴奋，人在上海，心已飞到瑞金！不料，动身之前的1933年12月，由于叛徒出卖，母亲在家里被捕，被关进了上海提篮桥监狱。
       母亲被判有期徒刑八年，后被转送“南京第一模范监狱”，当时这里关押的还有帅孟奇、夏之栩、何宝珍等“女政治犯”共20余人。她们在狱中组织了数次绝食斗争，母亲表现得坚定勇敢。
       1937年8月，周恩来伯伯和朱德、叶剑英到南京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国防会议，知道母亲还被关押着，于当年8月19日亲自与叶剑英、童小鹏到了监狱，点着母亲等3人的名字说：“今天我要见见她们！”
       母亲她们见到周恩来和叶剑英时，都惊呆了！她们早已做好了牺牲的准备，没打算活着出去，更没有想到周恩来和叶剑英亲自到监狱来营救她们！
       随后，周恩来派车将母亲接到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不久周恩来亲自带母亲到了西安。8月26日，她又由西安转云阳八路军总政治部和父亲团聚。
       父亲在1937年8月27日的日记中写道：“昨日根英由西安到云阳总政治部，小平同志加菜为我们庆贺，并另辟一室使我们做竟夜之谈。是晚彼此互诉离情，直达深夜，尚无疲意，其快乐尤胜于1927年武汉新婚之夕。根英在狱达四年，艰苦备尝，在敌威迫利诱下，始终坚持共产党员的立场，不为动摇，使我对她更加敬佩。”
       几天之后，母亲去延安边区党校学习。她首先对近四年的监狱斗争做了回顾总结，也回顾了自己的革命生涯。她将这些写成了总结，保留下来的有《王根英自传》《狱中斗争》等数篇文稿。
       母亲壮烈牺牲在日寇的枪弹、刺刀下
       在新的工作岗位上，母亲更是投入全部心血和热情。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敌后战场的斗争更加残酷。1938年12月下旬，一二九师越过平汉线，开进冀南地区，母亲所在的财经学校也随部队东进。1939年3月，财经学校又随主力部队西进，转往太行山区。
       一次，学校从南宫附近开始行动时，突与日军遭遇。敌人放火烧了村庄，把学校的一部分人冲散了。母亲因为负责收容一部分伤病员落在后面。她以高度负责的精神，不怕牺牲，一步也不离开伤员，全部将他们带到了一二九师供给部。
       1939年3月8日，母亲随师供给部驻在南宫县的“前后王家村”。这天敌人进攻冀南军区驻地，师供给部被敌人包围，母亲把自己的马给伤员骑，自己徒步随警卫部队突出重围。她冲到村外刚喘了口气，突然发现装有文件和公款的挎包没有带出来，便毅然独自向村中奔去。大家想拦也没有拦住。她在驻地将挎包取出，不幸在出村时与敌人遭遇。同志们清楚地看见她在敌人的机枪扫射中倒下了！等大家组织好队伍冲到村边来接应她时，她已经壮烈牺牲！她的身上，有弹洞也有多处敌人的刺刀洞痕！汩汩的鲜血，染红了身下的泥土……
       这时，父亲正率三八六旅越平汉线西进。他在当天知道了这个消息。三八六旅的政委看见，他手捏报告妻亡的电报，泪水滚滚而落……有记日记习惯的父亲，当天在日记中只写了一句话：“三·八，是我不可忘记的一天，也是我最惨痛的一天。”此后一个多月，他中断了日记的写作。父亲还对战友说：“我要为她守节三年！”果然，父亲在母亲牺牲三年后才重新考虑再组家庭。
       由于父母献身革命，我从小跟着大舅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1946年，担任太岳军区司令员的父亲通过上海地下党找到了我大舅一家，把我接到他的身边！父亲对我详述了母亲牺牲的经过,说，你妈妈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人，她死得很英勇，我们都要向她学习！在延安开党的“七大”时，会场还悬挂了你妈妈的照片。
       母亲要是能看见今天的祖国，看见她的子孙们，该有多高兴！还有我的父亲也是。
       （摘自7月9日《新民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