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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常常是跳着走的，而且不知道它何时要跳。世上有那么多的学者专家，没有人预测过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会发生苏联与东欧之变局，以及那个变局的戏剧化形式。台湾有那么多专家学者，也没人预测过今年春天连宋二人相继访问中国大陆这一事件所征候的两岸新局。特别是连战及其所代表的中国国民党，更是咸鱼翻身，一扫颟顸老大形象，一时之间竟跃身为时代弄潮儿。
       学者与文化人既无从预测，于是评论纷纷，这其中尤以龙应台女士的评论文字最具行销力。
       这个发生在今年春天的事件，十年后观之，意义为何，可能也不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因为今天所发生的事件，还将要被很多的力量解释与推挤，而其中知识分子所能影响的范围确实有限。但尽管如此，知识分子因职责所在还是要对这个走向提出有立场的解释。基本上，我认为连宋的大陆行是重要的一步，有多重的意义。首先，这是解消冷战架构的重要进步，国民党与共产党在相互关系上，走出内战与冷战的敌对思维，开始进行对话。这不仅对两岸，也对区域和平做出了贡献。其次，这不应仅仅是政党之间和解的肇端，更是台湾人民与大陆人民之间关于和平与沟通的共同需求的外在展现。这中间当然有资本的利益，但人民恶战、避战的和平欲求是更重要的因素。国民党在这个层次上反映了台湾的主流民意，也将带领民进党的走向，这由后者转换口径，承认中华民国为最大公约数之事可以略窥一二。第三，尽管表面上二者都在有技巧地操弄中国人身份修辞，但他们却也吊诡地参与了由李登辉担任首任工程师的国族打造工程，只不过今日是以“中华民国”之名行之。但这样一个国族打造工程在全球地缘政治中将有何命运，却并不很清楚，也似乎另蕴危机，特别是当它牵连到美国和日本在两岸敌对关系中的利益。冷战的解除与再度冷战化，是矛盾并存的两种可能。
       因此，连宋访问大陆这一事实所散发出的讯息是具有矛盾性质的。脚热情地往前踏出和解的一大步，但手却更冰冷地藏在背后。冷战以来，由于东西阵营的对抗以及两岸的对立隔阂所形成的深度文化与价值壁垒，在两岸各据一方时无从展现，反而是当两岸越要开始接触时，这个藏在水面下的壁垒往上浮现的驱力越大。这是我们为什么要在此分析龙女士关于两岸关系言论的原因，因为它是一个足以彰显这个壁垒的重要个案。
       五月下旬，知名文化评论家龙应台女士发表长文《你不能不知道的台湾──观连宋访问大陆有感》，在北京《中国青年报》发表，台湾《中国时报》同步刊出。龙女士以其一贯的感性笔调，对中国大陆读者娓娓道出她所理解的台湾。在文章中，龙女士没有忘记提及《野火》那本书，并不避自举地将之定位为台湾当代史的分水岭：《野火》之前如何，《野火》之后如何。《野火》二十年后，龙女士以大陆读者为对象，或许是希望在大陆这块她心目中的“前野火”之地燃起野火。龙女士抚今追昔，踌躇四顾地向大陆读者报道《野火》的灿烂启蒙事业：“《野火》书一出，一九八五年的台湾为之燃烧，二十一天之内经过二十四次印刷。”
       龙女士的这篇文章想要在中国大陆怎么描绘台湾，想要达到什么论述效果，我们的确也不掩在意，但无由过问──毕竟任何人都有资格写一篇绍介台湾文明奇迹的当代版《马可波罗东游记》。但是这篇文章并不是只在中国大陆发表，也同时在台湾发表，这就让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从台湾公开批评龙女士的论述对台湾社会以及两岸关系可能产生何种影响。首先必须强调的是，她如何理解台湾，是深刻关连到她如何理解大陆，并关连到如何理解两岸关系的。我的基本观点是：冷战时期美国的现代化意识形态形塑了龙女士理解台湾（以及世界）的框架，并傲慢地用此框架衡量中国大陆，使得“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了两种文明，其间有不可跨越的文化壁垒。这个冷战的、现代化意识形态的心态结构，无论对两岸的真正和解或是台湾社会内部的正义发展都是有害的。
       首先，我们来看看龙女士是如何再现台湾的。龙女士的基本论点是建立在一种历史终结论上头。任何“前现代的”、“专制的”、“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的”（不管是上述哪一种）政权或社会形态，经过人们的奋斗，最后都将驶抵历史的终点，在那儿，人们享受自由与均富，并尊重多元性。而所谓多元性，就是人们不再相信伟大的、壮美的口号或主义，只是现实地生活，包容不同的观点与生活方式；尽管众声喧哗，却强过定于一尊。龙女士以一种庸俗化的实用主义民主观说：民主不过是生活方式，“落实在茶米油盐生活”。所以，台湾的民主景象应如下：没人撑死，没人饿死，每个人当他自己，也不妨碍别人当别人自己。
       这幅个人主义的、享乐主义的、历史终结论的景象不能说坏，但好像缺少了些什么重要东西，而且有些阴影地带好像也不完全是这样。以这样的方式论列台湾社会，似乎是在用远镜头、低标准。首先，路无冻死骨并不等于社会正义，正义是相对于特定历史条件的；长期以来台湾社会里原住民的生存条件，近十余年来台湾社会对跨国迁移劳工的剥削与歧视，近年来台湾社会日益加深的贫富差距，以及现今已是经常性的而且被大大低估的百分之五失业率……面对这些，难道还容许我们对“均富”自我庆功吗？
       其次，众声喧哗并不等于自省的对多元认同的包容。长期被国家、家庭、市场与媒体的葛藤缠绕，充满无力感的台湾一般大众，因无从获得公共论述与集体行动的力量，从而在面对历史的进行时就成为被动的旁观者，而旁观者的并发症就是令人丧气的、犬儒的众声喧哗、无可无不可。这样一种躁郁的文化官能症，却被龙女士完全正面解读，成为台湾人的包容与智慧。但是，难道还需要提醒，在这个表面的“无可无不可”的众声喧哗之下，有一条大黑线，那就是越来越被污名的“中国人”身份，以及许许多多条的小黑线，那就是各种没有公民身份或外于公民身份的身份污名，例如“外劳”、“外籍新娘”、“大陆妹”以及同性恋者。在最近那桩具有猎杀女巫性质的“夏事件”中，我们完全感受不到龙女士所标榜的“叙述多版本”及其游戏规则：“他必须容忍别人的叙述，如果他希望自己的叙述被容忍。”龙女士何其乐观、何其偏择耶！但这种乐观让我们不得不严肃地思考知识人、文化人的社会角色到底是认同、肯定，还是反省、批判？
       美国的社群主义学者沃泽尔（Michael Walzer） 算是一位非常爱国爱乡的学者，但是在论及社会正义时，也会以自我批评的方式来爱国爱乡。他提出了所谓的“政治正义原则”，指出任何自称是民主的国度都必须符合一个正义原则，才有资格自称民主，这个原则即是，任何人，只要在当地的经济体制中劳动工作，只要受制于当地的法律，就应该有充分的公民权，参与对这些影响他们的经济决策与法律的“持续性同意”。因此，任何民主体制除了让境外的劳动者入境工作外，还要给人家第二道允许，即公民权的授予。因此，对于世界上很多所谓的民主国家，只让迁移劳工进来打工，但不打算给人家公民权，那这个政治社群就不是民主的，而是一种软性的种姓制度，因为把人分成两种，自己人与外邦人，后者服务于并受制于前者。那么，尽管自己人之间也许是平等的、均富的、自由的、多元认同的，但这个体制的特色绝不在平等与多元，而在专制统治。那暴君是谁呢？当然就是我们这些有身份的公民，沃泽尔称之为“公民─暴君体”。在台湾，我和龙女士都属于这一体。在东亚区域，龙女士和我和北京市民、上海市民也都属于这一体。
       龙女士为何选择放弃知识分子的批判角色，宁可选择对台湾雾里看花呢？那难免让人觉得是为了取得面对中国读者的高姿态而进行的策略性修辞。但龙女士可曾想到，台湾为你的感性的、便宜的、策略的修辞所付出的代价是什么？是各种争取社会正义与激进多元认同的人群的反挫与内伤：台湾都这么好了，你们这不是庸人自扰且扰人吗？！对于这些人群，龙女士似乎是不愿置一词的。在她的心目中，台湾近二三十年的变迁，只是少数精英的努力结果，不论在“野火之前”还是在“野火之后”。
       和“歌颂台湾”一体两面的却是一个包装精美的对“中国大陆”的深刻不屑──龙女士的这一面是很多“泛绿”朋友所无法或拒绝体会的。龙女士这篇文章，如果反读，其实是对台湾人民介绍“你不能不知道的中国大陆”，而这个“中国大陆”的历史是一个大跳跃，从幽雅古典的“书法、诗词与老庄”中国大陆，直接跳到今日极其不雅驯的中国大陆，其特征为：非（或是）反自由主义、“极其严重的拆迁和土地剥削问题”以及“‘和平崛起’后面所隐藏的巨大的贫富不均”。这样的中国大陆想像，其实和台湾的主流中国大陆想像（不分蓝绿）是一致的。这个想像的确是有事实基础，但却极其贫瘠，对中国大陆人民在近现代历程中的各种努力、想像、理想与实践没有一点同情，因此对于这些理想与实践的失败没有一点共感，非但如此，还径行判决这些理想与实践都是“大叙述”，从而都是反民主的。
       二○○五年五月三十日的《中国时报》已经冒出了“连宋龙”这一复合词，说“连宋龙登陆中国，掀起台湾热”。但我们必须公道地说，连和宋龙应该还是有差别的。连有近现代史意识，能够上下一百年谈北大、谈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把“台湾的成就”和广义的中国近现代史关连起来，而龙女士则将台湾的“成就”内锁于台湾，归功于“野火之前”的知识分子（从赖和到陈映真）、“野火”以及“野火之后”的党外人士与民进党。这样一个史观，除了大胆的自恋外，还有两大问题：一是，延续内战与冷战思维，把台湾孤立于中国的近现代史之外；二是，把陈映真这般苦心孤诣的理想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的奋斗，以及毕生对于现代化意识形态的批判，驯化于龙女士的现代化景象的兽槛中。如果龙女士能这样肯定陈映真，为何不能也移情地同情在中国大陆的近现代历程中，无数和陈映真相类的灵魂在龙女士所否定的“大叙述”里进行的艰苦的、散发人性光辉的、令人尊敬的奋斗与实验？
       对龙女士的静态的、享乐主义的、现代化派的多元文化观，我深不以为然的另一原因在于她论述的方式正好落入她自己曾经批评的“沙文主义”窠臼：以一个负面他者为对照，对自身进行肯定。这无论如何不是一个开放的、进取的、包容的多元文化观。多元认同不是对既存认同与价值作永恒消费，而是要从他者（甚至是你的敌人）那里学习到新的价值。对龙女士而言，“中国大陆”，除了“书法、诗词、老庄”的古典之外，越走到近现代越乏善可陈，甚且是退化。龙女士通过对于“中国大陆”的这种俯拾即是的现代化派的刻板印象，而取得对台湾的自我恭贺姿态──所谓“万千支流，小溪潺潺，得来不易”──不但没法对既有的各种价值与认同提出批判，只能永恒地沉迷于众声喧哗，五色令人目盲，而无法提出批判的基础。瓦解批判的基础，也就是瓦解进步的可能，是对于社会运动的无情伤害，最后刨掉了民主的生机。龙女士在尽力瓦解大叙事的同时，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丢弃了，婴儿，不待言，自然是那改变现状的所有可能性，包含了乌托邦的想像。因为有婴儿，历史才不会终结，社会才会“改变”。龙女士把连宋当成“理想家”（相对于未指名的“大说谎家”），正好说明了我们这个时代缺乏理想，二十年前反戒严体制时空下的“野火”，现已成为中华民国号的“锅炉火”──这是你不能不知道的龙应台。野火总还有乱窜的想头，锅炉火则是被驯化的火，只能和茶米油盐并列在一块儿，慢慢把船带到那个明确的终点而已。龙女士最不可能在这篇文章里谈到的是“理想”二字，但她也还是拿来就谈了，而且是在不对的时刻，不对的地方。
       龙女士要凑上来谈均富这个理想，也很好啊！但为什么她以前不谈，也不在台湾谈，也从不对“均富”的恶化提出过原则性批评，但现在却到中国大陆谈均富？曾经，在台湾的发展经验中，的确可以引以为傲的是，相对于中南美，台湾地区的经济增长并没有伴随恶质的社会财富分配不均。但是这些年来，台湾的相对“均富”已经急速恶化之时，龙女士不对它提出警讯与批评，反而像天真的富家子，不知家道中落，还在外头夸富一般，对着大陆大谈台湾的“均富”。这个姿态其实可能只是对中国崛起的焦虑：毕竟大陆你也富起来了，但是你的“富”，富而不均，不如我台湾的“富”，富而均，富而好礼。这样的以均富为理想的气度很好，但可惜没有历史感，也不符合现实。我们只要引《台湾社会研究季刊》四十四期上美国学者博格的文章的数字，就可以把该说的说清楚了：
       按照世界银行的固定国际贫穷线（每人每年＄392.88 PPP 1983），生活在这条线之下的人数，一九九八年比一九八七年还多──其中包括了中国大陆遽减百分之三十（从一九八七年的三亿零三百三十八万人，降到一九九八年的二亿一千三百十七万人），和世界其他地方增加了可观的百分之十二（从一九八七年的八亿七千九百八十一万人，增加到一九九八年的九亿八千五百七十一万人）。
       其实，真正有气度的批评矛头应该指向的是以美国为首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运动，是它在近二十多年来造成了民族国家范围与世界范围内的贫富不均状况的恶化。但龙女士不曾就此批评美国，毕竟因为美国在现代化道路的终点，是西天；美国的霸权不存，现代化意识形态竟将焉附？龙女士是一个现代化派，现代化意识形态是她隐而不宣的“大叙事”，拿来污名化作为一个理念的中国大陆。大陆是大陆，台湾是台湾，这是龙女士的判断，但理由不是民族主义的，而是现代化意识形态的。龙女士说，台湾纵然有种种问题，但难道，她急切地说，您还看不出来“台湾人本来就还在现代化的半路上”吗？大陆和台湾将永远你是你，我是我，除非大陆走上现代化的道路来。她虽然指出（也许相对于美国、德国，）台湾还在现代化的半路上，但她显然有点过于满意于半路的风景（例如智障儿端出咖啡给等待洽公的你，中庭遇到市长可以索求签名，可以在华灯初上时与三千台北人在国父纪念馆观赏《红灯记》──这，我必须说，哪是台湾！其实只是“你不能不知道的台北东区”），而大有不想走下去的样子，何况停下来还可以回过头，对着远处的、歧路上的中国呼唤。“中国”让龙女士得以重新振奋，得以重燃野火。
       龙女士因而是从一种文明的高度来俯瞰中国大陆──以及台湾。这个高度在哪儿呢？似乎是她心目中的西方（美国？德国？）吧！能不是吗？龙女士因而是最初的现代化意识形态主要推手之一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的华裔继承者，背负了更沉重的、更复杂的高等华人的自责、羞耻与愤怒，辗转于古典故国之思与对今日不材之恨的两极之间，但她的位置始终是游移的。她被浓重的道德感所支撑，把所接受到的批评对话当作她的苦行，把她自己选择的流动当作放逐。“中国”是她的试炼、她的救赎，与她的负担，她已经救赎了一个中国了（名曰中华民国），把它安顿在中途之家，旋即赶去救赎另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在现代化承平世界中终不成正果的截教，一个丧失了典雅的古老东方。龙女士戴起盔甲，迎向这个大风车。
       龙女士的道德心理位置是西化高等华人，但就两岸之间实际的政治意义而言，龙女士不得不是个彻头彻尾的中华民国派，是一个超世俗化、现实主义的以及文明主义的民族主义者。这样的一个“中华民国”并没有解决问题，因为这个“中华民国“的理念仍然是连续于过去的内战与冷战思维，并和“近现代中国”处于刻意的、意识形态的，因而是反历史的脱钩状态。以对立于“中国”为自我定义的“中华民国”，仍然受限于霍布斯式国家的古老格局，无法进行真正的区域和解。“中华民国”这个浮现中的主流，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化解了蓝和绿，但并没有超克蓝绿，而是搅拌蓝绿。关于这个主流的浮现，我们并不唱和，而是小心翼翼地以批判的态度对待。我们并不认为现在的情势，和二○○三年《台湾社会研究季刊》以编委会之名发表“迈向公共化、超克后威权：民主左派论述的初构“的宣言时，有真正清楚的突破性变化，虽然战云暂时转淡，但随时可以重卷，因为结构条件仍在。令我们忧心的是，台湾社会的批判的公共论述并没有深化与普及的迹象，人民关于他们的焦虑与痛苦（与茶米油盐有关或无关）的失语状态并没有改善，而精英依然敏于花腔的修辞，拙于探求社会的真实。龙女士所强调的消极个人自由并非没有价值，它当然是台湾经验的一个成就，但显然对批判的公共领域的开展并无助益。
       以上是就龙女士的“理路”（包括发言位置）所进行的批评，但这毕竟非其所长。龙女士，首先与最后，还是一个“文化人”，一个书写感性文章、召唤认同、导引情绪的人。但吊诡的是，这种文人身份，恰恰是她所批判的中国传统里最悠久绵延的传统之一，不做调查、不讲理论，只是舞动生花妙笔。这样的书写，可以无害地作为茶余谈资，但就社会的、历史的层次来说，一个社会里如果占主导位置的言说模式是这般的话，那则是值得深切注意的，因为知识分子文化人的“实践”只是在鼓动情绪、召唤认同。
       龙女士极有才情、极有策略地以《红灯记》在台北上演的侧录作为文章的开场白，描绘出“中华民国人”的群像：冷静、怡然、笃定、包容、尊重、幽雅……这些或许都是事实，而我的确也相信龙女士的目睹报道基本为真，但是以这样的一种文字来向大陆读者介绍“你不能不知道的台湾”的真正问题所在，不是在修辞美文、不是在印象派写作、不是在选择性认识，而是书写者到底要和读者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是要人们进入到你所设定的情绪网罟里，进行感动与认同消费呢？还是藉由对话，深化整体社会的理解、提问与批判能力？
       “中华民国认同”的浮现，对于两岸人民的和解究竟是否有益，我们不敢过于乐观。但要做的事还是要做，我们认为知识分子首先应当反省自身的狭隘在地本位，至少要致力对区域发言，以区域的批判知识分子自居。区域主义的左派(regionalist left)应是最起码的立场。我不同意龙女士的，最终还是在于她虽然在区域间说话，但并没有促进区域间的对话，反而以一种吊诡的修辞，增设了区域间的壁垒。
       二○○五年五月三十一日于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