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换到繁體中文

您的位置 : 首页 > 报刊   

短长书
作者:王 诺等

《读书》 2005年 第07期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唯发展主义批判
       王诺
       爱德华·艾比是一位对生态思潮和环境运动影响很大的美国生态文学家。他的作品“吸引了千百万热情的读者,推动了当代环境运动引人注目的发展”,他的许多环保建议“被‘地球优先’、‘绿色和平’等环保组织写进行动纲领”并具体实施。艾比最大的贡献是他对唯发展主义的批判。他为当代人认真反思以往的发展和发展观、确立新的科学的发展观提供了思想资源。
       对唯发展主义的批判贯穿了艾比的整个创作。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大多数美国人正在为“美国梦”打拼的时代,艾比就指出,“为发展而发展”已经成为整个民族、整个国家的激情或欲望,却没有人看出它是“癌细胞的意识形态”。在其最著名的散文作品《沙漠独居者》(一九六八年)里,艾比再次斩钉截铁地下了断言:“为发展而发展是癌细胞的疯狂裂变和扩散。”在其影响最大的小说《有意破坏帮》(一九七五年)里艾比再次提出,必须“想方设法阻止或减缓技术统治的强化,阻止或减缓为发展而发展、阻止或减缓癌细胞意识形态的扩散”。在其晚年的散文集《请珍惜生命》(一九八七年)里艾比又一次强调,唯发展主义带给人类的是“过度发展的危机”,使人类成为过度发展的牺牲品。
       学界一般认为,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罗马俱乐部首先对“增长癖文化”提出质疑和批判(代表作为米都斯的《增长的极限》);事实上,艾比的批判不仅在时间上至少要早十年,而且更加严厉、更为深刻。值得高度关注的是,艾比把唯发展主义称作一种意识形态,而绝不仅仅是具体的方针策略或发展模式。这种可以指导整个国家、整个民族长时期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大政方针和社会走向的意识形态如果出了问题,那绝对不是小问题,很可能造成整个民族甚至整个人类的灾难。
       诚如任何一种生物都有其生存与进化的权利一样,人类作为这个星球的一个物种,自然也具有生存与发展的权利。批判唯发展主义绝不意味着完全否定人的发展,更不意味着反人类;而是要揭示出这种发展至上的意识形态所存在的严重谬误。唯发展主义的第一个错误是严重忽视了发展的前提,即发展的制约性条件。保证当代人安全、健康的生活,保证子孙后代基本的生存条件,就是发展不可缺少的前提,所有的发展只能是在此制约下的发展。然而,艾比指出,唯发展主义者“用了不到三十年,就使西南部的所有城市空气质量全部超标”,以至于“在阿尔布开克市,孩子们下午放学后都不能在露天玩耍”,因为有毒气体会严重“伤害他们弱小的肺部”;用了不到三十年就使几乎所有的食品含有各种各样的毒素,成千上万的人已经受到毒害。
       人的尊严包含着健康生存的尊严;人的生存权包含着环境权。在高度污染的环境里、在各种各样的致病物质和致命物质的围攻下担惊受怕地生活的人没有尊严;在干净、安全的环境里健康生存的权利,是不能被再高水准的富裕发达、再快速的经济发展所取代的。莎士比亚说,“在理性上人是多么高贵(noble)”;然而在生态危机的现实里我们却经常发现:在严重污染的环境里人是多么卑微(ignoble)!正因为如此,艾比才近乎绝望地说:“如果一个人在饮用自己国家的河水和溪水时都会担心害怕,那么,那个国家无论如何都不适合它的国民生活了。移民的时刻到来了,去找另一个国家吧,或者——以杰弗逊的名义——去创造另一个国家吧。”
       人要满足自己的欲望、要生活得越来越舒适,本来无可厚非;但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的生态危机告诉我们,人对物质的无限需求与生态系统的有限承载力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既然人类不可能脱离生态系统而存活,既然现在看来还不可能在地球生态系统总崩溃之前建造出人造的生态系统或迁移到另一个星球;那么,人类目前就只有一个选择:以生态系统的承载力来限制物质需求和经济发展。正因为如此,艾比才指出,无视生态承载力的发展是“一架发了疯的机器,一架专家不能理解、经理不能管理的机器。更为严重的是,这架巨大的机器正在迅速地将世界的资源吞噬殆尽”。
       艾比特别严厉地批判了汽车工业和整个汽车社会:“汽车最初是作为方便交通的工具来使用的,可是现在它已经变成嗜血的暴君(每年夺去五万条生命),发动一场抵制汽车的运动,不仅是公园管理机构的责任,也是每一位关注荒野保护和文明保护的公民的责任。汽车产业几乎成功地使我们的城市窒息,我们一定不能让它再毁了我们的国家公园。”汽车不仅吞噬了大量的生命(包括动植物),而且穷尽性地消耗着这个星球经过数百万年,甚至数千万年演化才生成的有限的石油资源。决定着汽车急剧膨胀的主要原因,已经不是人类基本和适度的交通需要,而是汽车工业的需要和汽车社会的奢侈生活的需要。这些需要迅速地恶性膨胀,并且即将超越不可再生能源的供给极限。
       艾比进一步断言:“一个只求扩张或者只求超越极限的经济体制是绝对错误的。”疯狂的、非理性的、没有制约的发展,可以用一种意象来象征:加速度冲进大气层发出耀眼光芒同时迅速烧尽自己的陨石。当然,生态的制约可以是动态的,即随着人类在开发替代资源、治理污染、重建生态平衡等方面的不断进展,生态对发展的制约可能不断放宽;但制约却是必需的。没有刹车只有油门的发展无异于直奔死亡。人类(包括后代人)的健康存活和生态系统的平衡稳定,就是发展的制动器。
       艾比的反对者和批评者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发展是美国一切事物的目的。”艾比对此的反驳是:发展绝对不是目的!唯发展主义第二个、也是最严重的错误,就是把发展本身当成了目的,即为发展而发展,或者说以发展为中心、为第一要务。从根本上说,发展是为人服务的,而不是人为发展服务。发展本身不是目的,而只是过程或手段。发展的目的是:人更安全、更健康、更舒适的生存,更自由、更解放、精神更为充实、人格更加完善。发展的目的化,必然导致发展的自足化和发展的异化。发展异变成一个对人具有极大压迫力的自足体,必然会要求甚至迫使人为其牺牲最基本的权利,诸如健康生存的权利、公平对待的权利等。艾比明确地指出,为发展而发展这种本末倒置的意识形态必然会牺牲人类最主要的追求和最重要的普适价值。“为了更大的发展,我们必须放弃一些最重要的品质,而正是那些品质保证了我们高水准的文明生活成为可能。……为了更大的发展,我们将我们所珍惜的价值……转化成有权势的少数人膨胀的银行账户,这个少数群体包括土地投机商、掠夺土地的开发商、银行家、汽车经销商和大型商场贪婪的老板,他们眼里只有利润。”
       艾比还清醒地意识到:唯发展主义者要牺牲这些珍贵的普适价值、不惜一切代价地发展,其更深层的动机也并非发展本身。其真实目的有二:一是满足贪欲,二是保持、巩固和强化既得的权势利益。艾比在七○年代就断言,如此“不断发展和最高速度的经济增长”,其真正目的之一就是“给我更多满足”。在其最后一部小说《海都克还活着!》(一九八九年)里,艾比又描绘了一个唯发展论者的真实面目:这个名叫毕晓普·洛夫的发展偏执狂,整天沉醉在技术工业幻想和发展白日梦当中,“总在盘算如何改变自然、重组自然、开发自然、规划自然和征服自然”。他要“享受发展、富裕和进步的愉悦”,纵使发展的结果是“人们挤在狭窄的空间里生活,被烟雾笼罩,到处都是犯罪、噪声、毒品、警察、交通拥堵、疾病、心脏移植、双头畸形儿、脑积水早产儿、无休止的冲突、难以抑制的仇恨、不断强化的烦躁”。这种疯狂发展的目的就是获得金钱、掠夺财富:“发展。我们要发展。我们要往前走并发展,永远发展,继续发展,向上发展,向前发展,永远向前发展……对我来说,铀闻起来就像金钱,铀闻起来就像工作……我爱这种味道……是的,先生们,我爱金钱的味道。我们不需要更多的所谓荒野,那只能招来更多环境主义分子,就像死马招来绿头苍蝇。”
       艾比又揭示道:为发展而发展的发展主义者“直截了当、狂妄放肆地鼓吹将残留的最后这点荒原全部清除,彻底地征服自然,从而满足工业的需要——但绝对不是人的需要。这真是一种无所畏惧的想法,其无知和强权简直令人钦佩,支撑它的是整个现代历史。”艾比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不惜一切代价的发展,以牺牲生态平衡和人类健康为代价的发展,迎合的是现代化或工业化的需要,而不是人类真正的需要。人类的需要绝对不等于现代化或工业化的需要,绝不等于经济全球化的需要。人类真正的需要是在获得了基本的生存条件、并在自然所能承载的范围内适度和有限地改善物质生活的基础上,在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环境里,更加人性化、拥有更多的社会领域里的自由、人与人的关系更加和谐平等亲切、精神生活更加充实、人格更加完善。
       在艾比看来,真正的发展是向着真正的文明社会的曲折前进,而那真正的文明社会的主要标志就是发展的目的。那些主要标志可分为两大类:一是“以开放、多样化、宽容、个人自由和理性为基本价值”,二是“自然界必须被当作平等的伙伴对待”。以往我们谈论发展,主要指的是经济社会的发展,是物质生活和物质生产的发展。艾比敦促人们冲出这种局限,向另外两个维度扩展人类的发展观和现实的发展。其一是精神生活的充实丰富、人的解放和人格的完善,以及为实现这一发展所必需的社会变革——走向更为公正、更为民主、更加自由和更加和谐的社会。这才是人类发展的真谛。只有这样的发展才能给人带来更多更大更长久的幸福。其二是缓解直至消除生态危机、恢复和重建生态平衡、进而与自然万物相互依存地和谐共处。这是人类永续发展的根本保证,也是检验发展是否科学的又一终极标准(前者是人的标准,后者是生态的标准)。这一标准要求人们以是否有利于维持和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平衡、和谐、稳定和持续存在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终极尺度,去评判和修正人类的生活方式、科技进步、经济增长和社会变革。所谓科学的发展,不是经济增长和物质生产与消费的科学化,更不是没有明确目的和任务的空洞口号,而是以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终极目的——人的自由解放、人与人的和谐相处、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作为标准进行重新审视和修订的发展观。换言之,科学的发展是高水准文明的建设,其主要任务不是物质生产与生活,而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这样的发展,与唯发展主义的发展截然相反。
       社会化设计是否可行?
       吴向阳
       《社会化设计——不忘与人们共创建筑》是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教授罗伯特·萨默(Robert Sommer)博士一九八三年写的一本书,它把设计与行为科学相结合的理论为我们寻找建筑设计与社会结合的途径提供了指南。
       社会化设计概括地说来是设计与行为科学的结合,这里的行为科学主要是指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精神病学和人文地理学等研究人的活动和态度的学科。社会化设计运动的兴起是以纠正人与建成环境的不适为目的的,它强调的是在设计过程中认识使用者的价值观并使其参与设计,而不仅仅设计一种形式上的结果。
       那么,社会化设计同通常的建筑设计方式有何区别呢? 社会化设计适宜于地方性较强的建筑项目,采用适当的技术、重视人的需要,甲方代表除了投资者以外还包括使用者,是由下而上的设计方法,具有民主、包容性强的特点;而通常的建筑设计方式则体现的是投资者的意志,是由上而下的设计方法,具有权威、排他性的特点。
       社会化设计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历史上那些谋求人的平等权利、憧憬世界大同的乌托邦思想家们,它的发展则与世界范围内人们追求基本生存权利的运动有关,它体现了一种全人类(而非少数人)都应享有良好生活环境的理想,表达了人们希望消除贫穷,追求社会公正的愿望。
       社会化设计还同环境运动有关,这里的环境运动己不仅仅是环境保护运动,它还包括消费者权益运动、人口控制、民主参与等等与提高人们生活质量有关的活动,这些活动都表达了人们对生存环境的关心。社会化设计因而成为这些运动向专业领域渗透的手段,其目标是服务社会大众,保障人民的整体和长远利益。
       从美国建筑行业的发展来看,在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的二十多年中完成了从量到质的转变。六十年代的美国建筑设计追求项目规模的庞大和引人注目的外观效果,炫耀高技术,到了八十年代开始转向对地方低层住宅、节能建筑和历史文脉的关注,这一转变表明了美国建筑从追求数量、规模和外在形象转而强调内在质量、适当的技术和文化内涵,设计思想开始向社会化设计靠拢。
       政府公共管理的规范化、制度化和透明化是催生社会化设计的前提。在涉及到公共利益的建筑项目和城市规划中,政府经常要担当协调人和组织者的角色,以民为本的政府就会自觉地为社会化设计创造条件。在公共建筑项目和城市规划中有很多决策涉及到公共利益的部分,在以往的项目决策中,往往在未作广泛咨询便由政府领导或投资人进行决策,而一旦项目建成,由于考虑不周或是对公众利益的忽视,使用的公众却经常怨声载道。
       市民文化素质的提高和公民意识的增强是社会化设计实行的必要条件。市民参与能力的提高与公民团体的兴起紧密相关,只有发达的民间团体,市民的声音才不会太渺小,太孤单。
       具有社会化设计意识和立场的职业建筑师队伍,也是进行社会化设计的必要条件。建筑师和规划师是社会化设计的具体执行者和组织者,他们如果具有强烈的公民意识,能够站在公共利益的角度去协调各方面的利益,能够懂一点行为科学,与其他社会工作者合作,促进项目涉及到的方方面面沟通并达成某种共识,项目才能决策到位,并顺利实施。
       从以上这些条件来看,我国社会的发展正在逐步地使社会化设计生存的土壤成熟,但目前在这几个方面都还有差距。我国社会的公民意识正在启蒙和增长当中,相配套的政府公共管理正提上改革的日程,并在一些发达的省市先行启动,比如,在城市规划的一些重要阶段,深圳市政府已经制定新的城市规划条例要求将城市设计法定图则进行公示,让市民提意见,一些重大的城市规划和改造项目要进行公开听证,这些制度无疑有助于社会公众的参与。而当代中国也正在出现一批注重公民权利、表达市民愿望、争取合法权益的民众群体,他们作为建筑和城市的使用者,在项目的规划、设计和施工中都是一支重要的参与、监督、使用和维护的社会中坚力量。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来看看台北市的一些做法。台北的城市公民参与城市环境整治大约是在十年前开始的,与美国相比并不是很早,但在一九九九年之后有了长足的进步。台北市在当年创立了“社区规划师”的制度,以此体现对社区营造的重视,同时进行相关政策的搭配,在台北“都市设计及土地开发审议委员会”上明文增加了社区人士的发言权,邀请社区人士对社区内的建筑开发计划发表意见。社区规划师由政府公开选聘,职业建筑师和规划师自愿报名,为鼓励年轻专业人员加入,设立一定金额的资助,号称服务职,而对资深专业人士只发给参加会议的补贴费用,号称荣誉职。
       “社区规划师”的职责有三个:一是为“导师”,提升市民对城市地区的认知;二是为“医师”,通过对社区的调查研究和寻访,发现并提出社区的问题;三是为“伙伴”,与社区居民一起参与环境的改善工作,凝聚居民的共识,协助地方政府推动地区的环境改造计划,并担当起物质空间规划设计的任务。“社区规划师”相当完整地体现出社会化设计的工作程序和方法,很值得我们的相关政府机构和设计同行借鉴。在当年,台北市的万华大理街区通过这种社区动员,在政府制定城市规划的过程中争取到了几千坪的公园用地;而士林的芝山岩社区经过社区的参与设计,将一个使用频度低的公共破旧房屋,改造成为一个独具地方风味的社区活动中心——“猫头鹰”之家。
       社会化设计作为一种强调过程理性的建筑和城市设计方式,具有的优点显而易见,通过使用者和市民的参与,决策获得支持和理解的程度会大大提高;讨论和参与的过程也是一种城市建筑知识的普及过程,能够增强市民的归属感;考虑比较周全,可以避免个人主观意志造成的错误决断。当然,社会化设计需要投入的人力、物力相对于通常的设计方式必然较高,由于要进行很多的讨论和沟通,决策的时间可能比较长,设计的进度受到影响,不可能再有那种仓促上马的项目,也不可能有从决策到建成项目周期超短的工程,这是一刃的两面,有利有弊,相信根据具体的条件是不难取舍的吧。
       政治、民主与新闻:媒介的当代迷思
       胡正荣
       自从西方世界工业化和随之而来的大众社会形成以来,有关大众媒介在社会民主化进程中扮演何种角色的问题,已经成为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激烈讨论的话题。“九一一”之后的世界自然而然地成为学者们瞩目的焦点。在那个令人瞠目结舌的日子过后,西方社会政治民主生活中的一系列事件和变化的确在不断地给已有的各种观点和争鸣带来新的典型例证:从伊战前后美国大众媒体所制造的舆论神话到刚刚结束的美国大选中部分媒体旗帜鲜明的党派立场;从BBC、半岛电视台等“独立媒体”与政权斗争中的尴尬处境到跨国媒介资本无孔不入的全球扩张,政治、资本与媒体在世纪之交的世界舞台上,给我们演绎着难以捉摸的当代迷思。
       以自由民主为标榜的美国社会在政治传播的探讨中始终处于重要的位置,特别是近年来美国政府和新闻媒介的一系列举动,更是吸引了全球的目光。以“幻象政治”为关键概念,华盛顿大学政治传播学教授兰斯·班尼特的著作《新闻:政治的幻象》(当代中国出版社二○○四年版)对美国当代媒体的运作过程和这一过程中政治经济力量的影响,作了比较全面细致的解析。
       作者提出的几个基本问题,也许对我们看清商业媒体的本质很有帮助,比如“为什么言论自由不能保证好新闻”、“被媒体修饰过的政府是如何运作的”。前一个问题很好地诠释了商业利益驱动下,媒体言论自由与社会民主的悖论,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对于那些除了盈利之外没有任何其他政治责任和社会目的的传播内容来说,宪法成为他们的挡箭牌。”而在后一个问题中,作者则切中了他提出的关键概念“幻象政治”。充斥着情节化的故事和“权威人士”的“政治欺骗”,新闻已经越来越缺乏分析和解释性的内容,这使得公民的批判意识逐渐弱化,“当人们依照一种主流的政治画面来做出判断的时候,这种画面本身就会自我放大,创造出一个可能并不真正存在的世界”。
       领略了以上的观点之后,我们不禁发问,既然新闻媒介制造了幻象政治,那么这种幻象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新闻媒介制造幻象政治这一现象的根源又何在?对新闻内容中信息倾向性的分析,很好地解释了第一个问题。班尼特将政治压力和社会变迁下新闻信息的倾向性概括为个人化、戏剧化、碎片化和权威主义。这四种倾向性可以解释已经沦为批量生产的消费品的新闻,为什么没有像理想中那样促进民主事业的发展而往往成为一种阻力。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很难再找到比政治经济学分析更有解释力的范式了。作者从三个方面深刻地揭示了新闻业变迁背后的经济根源:第一,新闻业的“企业利润法则”;第二,媒介垄断带来的信息垄断及其对新闻的种种负面影响;第三,媒介系统外的经济力量如何对新闻施加影响。
       要想对幻象政治有一个更加感性的认识,就要深入到这种意义产生的整个过程,也就是乔姆斯基所说的“制造同意”的全过程。班尼特将这一过程分为三个主要的部分来介绍。首先,从信息的来源上,作者分析了政治家们是如何制造新闻的,其中涉及了媒体和政府的关系、符号政治和形象塑造的技巧以及新闻管理等问题。接下来,作者从新闻从业人员的社会压力、组织压力、工作惯例和新闻行业标准化的专业主义,来看新闻内容的产生所受到的各种政治经济力量的制约。最后当然还要涉及到新闻受众对新闻制造的幻象政治无可奈何的解读。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提到了公民解读新闻过程中遇到的两难,概括为“相信谁”和“相信什么”。其实,我们很难将“相信谁”和“相信什么”加以并列和区分,在主流意识形态通过媒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渗透之下,不仅是被解读的客体——新闻是被生产和控制的,解读的主体——人的头脑也是被生产和控制的,这就是消费文化和资本扩张与统治的需要,而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已经成功地做到了。因此,难不仅难在相信谁和相信什么,更难在解读所依从的价值体系、解读过程和方式本身已经无法逃脱主流的控制,受众更多的不是面对如何选择的问题而是能不能选择的问题。
       相似的问题还出现在全书的结尾部分。作者仍然将公民摆脱媒体束缚的解决办法寄托在“公司的社会责任”这一点上,实在让读者感到些许遗憾。“社会责任”这一术语在二次大战以后便已风行美国,与其说它是解决媒介伦理问题的理想方案,还不如说是政府、民众利益和媒介资本之间妥协的产物。《华尔街日报》一位编辑曾说:“一张报纸是一家私人企业,它不欠公众任何东西,公众也没有特许它经营权,因此它不受公众利益的影响。”这番言论毫不客气地亵渎了社会责任的神话,因为它切中了制度本身的要害。
       班尼特的这部著作多维的视角和多样化的研究范式,以及对美国新闻行业制造幻象政治的复杂机理的分析,甚至著作的局限性本身,都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借鉴,并对我们惯有的一些思维方式提出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