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的不同时期，一些外国人带着他们的政治信仰来到中国后，参与了中国的各项工作，并被称为“外国专家”。这些“外国专家”的孩子，如今留在北京的还有250多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延续着父亲选定的生活。即便曾为中国文化和生活所困扰，他们最终仍然回到了中国。
父辈信仰
在北京友谊宾馆里居住的“外国专家”的各个家庭，都是像萤火虫一样被吸引到红星照耀的中国来的。“感慨是一回事，”如今，过着标准的北京市民式生活的柯鲁说，“信仰是另一回事。”
作为著名国际共产主义战士戴维·柯鲁克的长子柯鲁清晰地记得，到了耄耋之年的父亲对于自己的传奇一生也不无恍惚之感。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柯鲁曾与同伴维克托一起，反对过父亲们。那时他们不喜欢萧条和混乱，也不喜欢呆在中国。
但自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拥抱市场经济时起，他们思想中的疑团统统消散了。
戴维·柯鲁克是英国人，既加入过英国皇家空军，又参加过西班牙国际纵队，后被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对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记述所吸引，接受共产国际委派而来中国，最终成为了中共领导人的部属。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晚年的戴维·柯鲁克用了10年时间才自己说服了自己：走向市场经济，是追求共产主义目标的必由之路。最终他相信，中国仍在革命，而且将沿着这条曲线到达终极理想之境。
费兰德医生是一个热情而有修养的美国人，对人颇为温和，自从1960年来到北京后，就放弃了自己的医生生涯，先后在新华社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从事外宣工作，他认为自己的生活充实而有意义。
1989年夏天，费兰德因病去世。费兰德在遗嘱中说，想在自己的墓碑上刻五个字：“为人民服务”，要用毛泽东字体。
来自秘鲁的莫沫，也说起自己的父亲胡安·莫里略—— 一位用母语写作的小说家和对外宣传工作人员：“改革开放之后他开明了很多，但是本质上还是信仰左派思想。”
作为一个服务于境外电视台的记者，她曾私下架起摄像机，采访自己的父母。在镜头前面，父亲既骄傲又感慨，母亲则哭了。
“这也许和理想无关，只是岁月本身带来的感情。”莫沫说。
不过，莫里略夫妇对中国的向往却是坚定不移的。莫里略的母亲是一位华裔，但她当时并没有对莫沫强调，那是她的外祖母的国家，而是说：“我们要到毛泽东的国家去了。”
莫沫对这个名字有印象。1976年，她曾在利马随父母参加过一次特别的追悼会，逝者就是毛泽东。至今她仍保存有7岁的记忆，那天有很多人哭泣。
格格不入
1966年，戴维·柯鲁克一家去英国呆了4个月。对于正在风行伦敦的“反文化”，柯鲁印象深刻。他清晰地记得那是甲壳虫乐队的第一个高峰期。
这是一段自卑感如影随形的日子。他短暂地上了一段时间学，让他对于自己在英国生活的种种设想统统破碎，“一下子心就凉了”，他发现自己身上带有明显的红色中国印记，与英国同学格格不入。
1973年，柯鲁得到机会再次返回英国。他和弟弟退掉了中国政府给的机票，用换回来的钱，经过东南亚、南亚和西亚各国，一路乘坐公共汽车返回英国。在伦敦，他在一家零件工厂短期打了一段工，这段经历让他彻底陷落到了沮丧当中。他突然发现英国工人没有什么文化，除了性、酒精和足球之外别无喜好。中国的工人看《参考消息》，英国工人则看黄色杂志。柯鲁恐惧地意识到，自己如果一直呆在英国，就很可能要过这样的生活。那时他思考问题时还用北京话：“哎哟，可别一不小心栽在这儿了。”
对这些外国小孩来说，当时的中国生活不够舒适，而自己的祖国则不够亲切。
对莫沫来说，到中国来，最初意味着一种解脱。在秘鲁，身为知识分子的父母送她去一所富人学校读书。当时的秘鲁早已是“拉美化”的典型国家，贫富差距拉大到荒诞的程度。这所学校的小学生们因此而热衷于炫耀财富，让莫沫恐惧于被人发现自己不是生于富人家庭这一事实。
那时，在大家都一样穷的中国，她终于感到了幸福。她剪了头发，穿上打补丁的裤子。夏天，学校组织大家到猪圈里去挖苍蝇蛹也令她快乐，因为同学们被分成不同的小组，自己的组挖得多，她觉得光荣。后来，她加入了中国少年先锋队，当上了小组长。可是，中文不行，课程自然跟不上。上到初二时，她终于放弃了争第一名的梦想，决心做一个好少先队员。在学习雷锋活动中她做了不少好事，给暖气管刷银粉的活动中她表现出色，乒乓球比赛她积极参与，学校运动会的400米比赛她获得了冠军。为此，她兴奋，她骄傲！
20世纪80年代，孩子们经常在北京紫竹院公园溜冰场相聚。终于有一天莫沫也去了，立刻爱上了那里。孩子们穿着喇叭裤，系着颜色鲜艳的围巾，听着音乐，蹬着四轮鞋，飞驰在冰场上。溜冰场上的一个中国男孩一度跟她比较亲近，可是突然间，这个人不见了。十几年后，当她再回中国，一天在街上被人叫住，她立刻认出了冰场上相识的中国男孩。这时他才说，那时有人找到他和他的父亲，不许他与外国女孩走得太近，他的父亲对他大发雷霆，他的母亲则哭了起来。
1985年的一天，莫沫决定与几个朋友到世界其他地方去开创一个新天地。
回到中国
最终，莫沫一伙又都回到了中国。柯鲁走上了与父亲截然相反的道路，如今是北京一家公司的总经理。莫沫为一家境外电视台服务。
莫沫的父母仍旧在北京生活。1985年，莫沫到了纽约，开始学习美术。在精神层面中她仍然是一个打有鲜明中国印记的女孩。她会在超市里窃笑美国人多么愚蠢。她不熟悉拉丁歌曲，但是对台湾校园歌曲喜爱有加。她从香港买回最新的磁带给大家听。两年后她回到秘鲁，在天主教大学继续学习美术课程，直到1992年，因为秘鲁国内的混乱而再回中国。这次回来，让她感到震惊，因为中国变了。她吃惊地读到王朔、徐星和刘索拉的小说。中国的进步令她眩晕。突然之间，原本被看作是怪物的外国人在北京大受欢迎。不断有陌生人走过来想跟她谈生意：“你是秘鲁人？你有木材吗？”
很多“外国小孩”回到中国，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快，生活前景看好。
同莫沫一样，柯鲁也回到了中国。这位雇佣了100多名员工的总经理的观念与很多中国民营企业家非常相近，认为向社会提供就业机会就是对社会的一种贡献。
维克托是为了到清华大学读土建专业而回到中国，莫沫则是为了照顾父母而归来，最终，他们渐渐接受了这个“新世界”，留在了北京。与他们不同的是，柯鲁在美国麻省大学读了两年教育学，又在斯坦福大学学习中国历史专业，直到博士毕业。往日在北京的艰难岁月，曾促使柯鲁与妻子下定了“扎根”美国的决心。在波士顿他们买好了房子，准备做一些关于中国的商业咨询工作。但到了1985年，他终于还是回到了北京，回到紫竹桥边，喝花茶，吃冬枣。他说：“我自己也觉得奇怪，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就开始想念中国。”
（摘自《决策与信息》200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