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号码公布后，忙呀！”45岁的谢永春坐在办公桌前，顺手拿起一支笔，低下头继续整理一沓资料。资料上记载的不是文件内容，而是一堆从手机上摘抄下来的短信。谢永春说，这些短信都是群众向他的手机发来的举报线索。
嘴角略上翘、长着一副笑相的谢永春，是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反贪污局的常务副局长。6月，宁夏人民检察院在全国首次将三级“两长”（反贪污局、反渎职侵权局）专用办公的手机号公布于众，鼓励群众举报。由此，谢永春等“两长”衣兜里的手机，多了一部。
满脑子都是手机铃声
在来电最多的那段时间内，谢永春的神经出现了一些紊乱，“满脑子都是手机铃声，有时睡觉都睡不踏实，总感觉电话要响了”。
6月10日，一块176平方米的公益广告牌悄然竖立在银川兴庆区大团结广场北侧。广告牌首次公布了自治区检察院“两长”的手机号码。
由此，宁夏检察院一项“领导干部直面群众”的改革拉开了序幕。6月23日，“举报宣传周”活动展开后，宁夏检察机关再次加大了宣传力度，高调公布三级“两长”的手机号码，欢迎市民举报公职人员的问题。
接着，真正的考验开始了，“举报宣传周第一天，电话被打爆了，我换了两块电池。”谢永春说。6月23日那天，他坐在办公室里，但手里几乎一直捏着手机，嘴里一直在说，晚上8时，他挂断了手机，结束了一天的工作，这才发现自己早已“口干舌燥”。
第二天，依旧如此。
一个月过去了，现在谢永春平均每天接到的举报电话维持在七八个，与宣传周期间的“海量”相比，这“已经算少了”。但一个月来，谢永春的工作状态发生了明显变化。
谢永春说，以前他的工作主要是“坐办公室”，工作职责主要是签发与决策，基本是“指导办案”，有时喝喝茶，就把事情给办了。但公布了手机号后，他不再“只坐办公室”，还要直接接听群众的举报电话。
举报电话随时都会响，有时是在食堂的饭桌上，有时是在与家人的谈话中，有时则是在回家的路上。
谢永春说，手机与办公室固定电话相比，并不是通讯形式不同这么简单，固定电话无人接，可以随便找个理由，但手机是随身带的，“你没理由不接听”，公开了手机，就意味着办公随时化。“公开向老百姓承诺了，老百姓都在盯着，上级领导也会时不时拨打电话监督。”谢永春说，“一双双眼睛在盯着，一种责任感，很强。”
如今，谢永春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在随身携带的包中放一沓便笺与一支笔，“在回家路上接到了群众来电，我能随时记录。”
喜欢上与百姓电话交流
举报乡政府官员违规用地问题的张源对记者说，他打电话时，谢局长非常认真，一听就是30多分钟，并问了几个关键问题，还表示要回复并督促查办，张源很高兴，觉得与检察机关的距离“一下子没有了”。
举报电话突破了谢永春每天8小时的工作时间，他说，接到的群众来电内容五花八门。
“很多人是专门打电话来验证的。”谢永春说，他经常接到这样的来电，“喂，你真的是省检察院反贪污局局长吗？”“您好，我是。”谢永春说这句话已经成为了他的“口头禅”，而电话那头，传来的是一种兴奋，“对方很高兴，他们会说，原来你真是局长呀，那好，日后与你联系。”
举报基本都是实名举报。“有的是投诉的。”谢永春说，他曾接到多名打工者的来电，“局长，工钱要不回来，该咋办？”一名新买了手机的男子打来电话问：“新手机电池板有质量问题，该找谁？”而一名学生来电举报，语气急切地状告学校“挤占了我的奖学金”。
谢永春还曾收到了一名四川女子的来电，反映四川当地乡村干部的问题，并问：“这个事情你们受理吗？”
谢永春说，咨询多，投诉多，很多时候他由一名接受举报人，变成了一名普法宣传员。他会不停地就某个问题，向“举报人”讲解我国的相关法律法规。
“原来，老百姓有那么多的疑难事！”谢永春说，接听了一个月的群众举报电话，这是他最大的感受，他随手摊开了一沓整理好的举报材料，说“群众的举报，反映的多是最基层的问题”。
“老百姓的疑难事这么多，心里就想着要多查办些案件。”谢永春说，以前宁夏检察院仅向社会公布一部固定举报电话，现在公开了手机号码，他的任务量加了许多，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自己悄然喜欢上了这种交流。他说，材料举报单一，有些枯燥，有些情况不好及时了解，“手机可以直接交流，有些问题可以直接切入，形成互动。”
公布手机号后，“将民意请进门”，“两长”更累了，却拉近了与老百姓的距离。
（摘自《东方早报》2008.7.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