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从何时起，陈景润有了一个奇特的爱好，就是喜欢日益增长的钱的数字，这爱好符合他的原则：省时间。
陈景润的月工资，1962年以前是56元，1962年至1977年是89.5元。从1957年到1977年，他省吃俭用，每月生活费不超过20元。除每月给父亲寄15元生活费，其余悉数存入银行。20年后，他的存款高达万元。在中国社会还没有出现“争当万元户”口号的时候，陈景润早已是万元户。
陈景润的饮食很简单，总是馒头和面条，咸菜和豆腐。他的食量也不大，发给他的32斤粮票往往有多余。过少的投入和过多的支出，使他的身体很虚弱，听说人参是补品，他买过一些廉价的人参须，以补充能量的不足。
他穿着简单，对于他，衣服仍然保持原始的功能——保暖和遮羞。父亲给他一件旧的棉短大衣，他穿了20年，天暖和了，拆出棉絮，天冷了，再填入。一年四季，除了炎热的夏天，人们总是看到他穿着这件外衣。一顶从蓝色变成灰白色的棉帽，他戴了十几个冬天。1975年，当他准备出席人民代表大会时，从他的“垃圾堆”里翻出一套旧棉布中山服，这是惟一的秋装。
他不愿意花钱，更不愿意花时间去更新早已不堪使用的生活必需品。他简化日常生活，避免任何自认为并不必要的消费。他不刷牙，少洗理，以至于他的小屋和身上常有异味。但他毫不在乎，这不仅不妨碍他研究数学，还为他节省时间和花费。
普通人喜欢钱，因为钱可以用来买东西，可以享用，而陈景润喜欢钱仅仅是因为钱的数字。
在繁重的工作之余，他不时清点自己的存折，欣赏自己收藏的首饰与硬币，甚至睡在被子里，用手电筒细看收藏物。当他从6平方米小屋搬出来的时候，他的研究生帮他收拾出两三公斤重的许多国家的各种硬币。
20世纪70年代中期，陈景润的姐姐专程从福州来探望弟弟，他只花了一元几角钱，请姐姐和外甥吃了一顿午餐。现在，姐姐还记得那顿饭，“大约相当于现在的十几元钱”。20世纪70年代末，他两次出国访问，积攒了7500美元、5000法郎和少许英镑。他没有购买家用电器，只带回一个收音机，送给兄弟姐妹的礼品只是一些廉价的、有纪念意义的铅笔和笔记本。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搬入高级住宅，家里的陈设与高档的房屋完全不匹配，毫无现代气息，没有彩电，没有冰箱，没有洗衣机。
当夫人为孩子买回一台彩色电视机的时候，陈景润颇觉新鲜，逢人便讲：“我们家有了21英寸大彩电。”
在家里，他精打细算，甚至记账。一天，他对夫人由昆说：“经过我的计算，我俩每天7角8分钱的菜金就够了，平均每人3角9分，这样的话，剩余的工资我们可以存起来。”
他的计算已经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令由昆十分惊讶。
由昆理解丈夫的这种奇特爱好，从不过问他的存款。
1992年，陈景润的病情已经不允许他那独特的爱好再延续下去，他把全部家底交给惟一信赖的人——由昆。如果没有国外讲学的收入，以及那笔香港人给的奖金，他的全部存款远不及北京人的平均水平。
（白 林摘自《南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