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语文读本里的一篇自读课文，林觉民的《与妻书》在中学语文教学中不受重视已属常事，即使有幸在课堂教学中占有一席之地，也往往逃不脱被三言两语加以理性肢解的命运。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很少有人愿意坐下来好好读读它，我以为要能真正感动于其中的真情，体悟其中的“真义”，是非潜心读之，静心味之不可的。
《与妻书》是一封书信，但它又不是普通的书信，它是一封烈士写给爱妻的遗书，其情之真之诚非理性所能全得。庄子曰：“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烈士的情是真的，烈士的情是诚的，但这只是为“动人”提供了可能性，要有”动人”之效果，还得那“人”有被感动的心理机制和情感机制。德国的教育家福禄培尔说，一个学生开始阅读和书写之前，“在他身上对写和读的需要，对能够写和读的渴望，即必要性，必须已经明确和肯定地表现出来。”否则，“他的一切知识将是空虚的、死的、没有意义的、格格不入的、残缺不全的、机械的。”而现在的学生似乎已习惯了教师的精讲细析，已习惯了教师的理性灌注，这种年纪应有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丰富情感被功利的保护膜严严地包了起来，在语文课堂上扮演着一个个沉稳的“小大人”角色。因而《与妻书》这样一篇极具感染力的好文章也难以唤起他们的情感共鸣，这是可想而知的，这是我们长期以来有意无意地强调只“看”不“读”、熟“视”无“读”的结果。
一读：读出真挚、复杂的情感
在通读全文，整体感知的基础上，轻声朗读课文，烈士对妻子的挚爱深深地感动了我们，烈士为普天下人的幸福而舍妻而死的精神深深地震撼了我们。但“至爱”与“舍爱就死”不是矛盾的么？“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似又让人难以理解。怎么解决这个难题？现代解释学认为，语言符号并不是一种理性的和超历史的符码，它来自人与人之间的无限交流过程。阅读作品其实是读者与作者的对话和交流。通过朗读我们能从字里行间把握住作者的情感之脉。“意映卿卿”“吾真真不能忘汝也”“吾至爱汝”无不流露出作者对妻子的挚爱之情；对谁先死问题的讨论，对“初婚三四个月”生活的回忆无不充满着作者对爱妻的眷恋、对小家的不舍；“依新已五岁……”等句又无不表达出作者对儿子的牵挂之情；而“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不能忍受“天下人不当死而死与不愿离而离”的现象，又反映了作者对普天下人的命运的关爱；对“遍地腥云，满街狼犬”之现实的陈述又分明表达了烈士的满腔忧愤。所有这一切，都只能通过朗读才能真切地体会到。真的，当我们读到“回忆后街之屋，入门穿廊，过前后厅，又三四折，有小厅，厅旁一室，为吾与汝双栖之所”时，我们仿佛看到了作者正一步一步走向爱妻，我们似乎听到了作者心跳声；“吾与汝并肩携手，低低切切，何事不语？何情不诉？”我们能够读出一种温馨，一种柔情。而“及今思之，空余泪痕”又传达出作者此时内心的悲怆。“吾今与汝无言矣，吾居九泉之下遥闻汝哭声，当哭相和也。”读到这里，我们除了感动，还能说什么？“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此言得之。只有朗读才能使我们真切地感受到文中涌动着一股强大的情感之流，它时而低徊，时而高亢；它时而凄婉，时而激愤；它时而缠绵，时而高昂。似有两种力量交织在一起，难舍难分，最后融而为一，不分你我。
二读：读出此中真义
一直以来，我们都有意无意地把烈士所阐述的个人幸福与全民幸福的关系以及个人感情要服从革命需要的道理作为遗书的最感人之处，并且大有把“革命之情”、“革命之理”置于儿女之情、夫妻之情之上的趋势。这种看法值得商榷。我以为，这其实是对烈士心曲的误解。杜卡斯在《艺术哲学新论》中说，作品“独特的情感意义均隐含于各种事物的活动、组合与相应关系中。”“是靠写出或讲出的文字语言得以客观表现的文字构成该意义的专用符号，通过阅读与诠释便可悟出其中的内涵。”通读全文，我们会发现，烈士对普天下人的命运的关注，渴望普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其前提是“吾自遇汝以来”夫妻二人的甜蜜温馨；烈士宁愿为改变黑暗现状而抛头颅洒热血之勇气是产生于对妻子的“至爱”——“即此爱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是“钟情如我辈者”对“吾辈处今日之中国”，“无时无地不可以死”或“离散不相见”的悲痛现实的不能忍受。简而言之，汝偶我和我得汝何其“幸”，“而生今日之中国”，“幸”也成了“不幸”！正是这幸和不幸促使“不忍独善其身”的林觉民“勇于就死”。“吾今死无余憾，国事成不成自有同志者在”，烈士把自己的生命置于度外，并且相信革命事业终有继承者，那么他最放心不下的是什么呢？很显然，他最放心不下的还是妻子儿女。爱的起点和终点都是对娇妻的爱恋、对爱子的牵挂。还是列宁说得好：“没有‘人的感情’，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真理的追求。”因此，我们可以说，本文作者对国家命运的担忧、对民族前途的关心，这一切都源于他对亲人的爱、对小家的爱。或者说，这是儿女之爱、夫妻之情的大辐射。在作者心中，二者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如果以一幅画来作比，那么，爱国爱民是其大背景，而显现于前台的主体则是儿女之情。没有背景，这幅情感的图画显得单调、平淡；没有主体，这幅画又显得空洞、平板。只有二者统一于一体，才有欣赏的价值。这就决定了这封遗书的特殊性。它不像“大多数革命烈士的遗书那样激昂慷慨、大义凛然”（见本文预习提示），而正是这一点，使它充满了人性美，充满了人情美，它把烈士从高高的云端拉回到人群中来。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真真切切的、有血有肉的人，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大写的人。正是这“小家”之情显出壮士之气，正是这儿女之情现其英雄气魄。“儿女情长，英雄气壮”正是《与妻书》的“真义”。
《与妻书》丰富的情感和“真义”是用冷冰冰的理性分析所难以味得的？刘勰在《
文心雕龙》中说：“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作者用情和意写出的文章，读者只有用情和意去体验才行。一味地以说教取代感悟，以理性认识取代情感体验和审美愉悦是违背文学教育的宗旨的。看来，对语文这样一门人文性极强的学科用技术化作简单的处理显然是行不通的，“以分析为主”只能是教学模式的一种，对许多情文并茂的好文章，还是要提倡传统语文教学的感悟法。强调在“读”中悟。
陈珍芬，浙江广播电视大学三门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