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娥冤》是我国古代最具震撼力的悲剧之一，它即使“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王国维《元剧之文章》）。主人公窦娥也随着剧作的广泛流传享尽了赞誉：窦娥通过与流氓恶棍斗，与官府斗，与天地斗，思想意识得到了一次次的飞跃；“她对封建社会不可动摇的造物主天地鬼神进行了无情的咒骂、诘问，对黑暗的封建制度和统治阶级作出了无情的诅咒和血泪般的控诉”，批判锋芒直指“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1]但[滚绣球]指天斥地，“三桩誓愿”却把天地当作秉鉴持衡的法官，如此明显矛盾的态度居然导致偏向一方的结论，岂不让人啼笑皆非。
无视这种矛盾的原因在于没有从剧本整体来观照窦娥，而是从时代文化需求出发任意取舍组合。我们首先还是回到剧本来看窦娥的思想基础。窦娥出场自报家门后说的第一句话就是：“窦娥也，你这命好苦也呵！”她唱的第一段曲子是[仙吕·点绛唇]：“满腹闲愁，数年禁受，天知否？天若是知我情由，怕不待和天瘦。”她三岁失去母亲，七岁离开父亲，结婚二年又成寡妇。她感叹自己命苦，但丝毫没有想到如何去改变自己的命运。她体验到了年轻寡妇的青春寂寞，但从没有想过另觅新欢。她将这凄苦看成是“八字儿该载着一世忧”（第一折[油葫芦]），“前世里烧香不到头”（第一折[天下乐]）。她将自己遭受的苦难归结为命运，因此她“劝今人早将来世修，我将这婆侍养，我将这服孝守，我言词须应口。”希望通过今生的尽孝守节赢取来世的荣华富贵。封建节孝礼法和命运观战胜了她的天性。即使做了冤魂之后也没有放弃自己初始的信念，还要求父亲收养蔡婆，替她“尽养生送死之礼”，完成自己未尽的孝心。卢瑞芬先生认为窦娥悲惨的身世和命运观等为她后来的反抗和复仇的个性作了较充分的铺垫，[2]这实在令人难以置信。一个相信命运并把自己交给命运的人，一个乞求来世的人，一个没有独立的人格的人，她能够反抗什么！我们虽不能以今人的眼光来苛责她，但至少可以这样说：窦娥的反抗缺乏思想基础。
我们再来看窦娥是如何“反抗”的。卢瑞芬先生认为“反对泼皮流氓占据蔡家、反抗张驴的无耻霸占”，“形成了窦娥向恶势力进行斗争的第一回合，加速了她反抗和复仇意志的形成”。[3]第一回合是真，反抗未必成立。蔡婆比我们更了解窦娥的心理，当她被迫同意张氏父子的无赖要求之后同他们一起回到家里，就让张氏父子在门外等候，自己先进去说服窦娥。果然蔡婆的主张遭到了窦娥的坚决反对。窦娥不是没有青春的寂寞和需求，当一个男子闯进她的生活时，她还没有见他，不知他是好是坏，就一口回绝。封建节烈观已经彻底占据她的内心并内化为她的自觉意识。张驴儿垂涎她的美貌，岂肯善罢甘休，又以“药死公公”相威胁，她以“一马难将两鞍鞴”严辞拒绝。贞节高于生命，封建伦理道德成为她抵御外侮的有力武器。她还阻止蔡婆再嫁，其中有几条新的理由：有饭吃、有衣穿、不缺钱、年龄大。这些是指摘蔡婆的理由，又岂不是她自己内心的流露。如果与她的命运观联系起来看，与其说她反对再婚，毋宁说她安于衣食无忧的现状，唯恐张氏父子打破了她们平静而富足的生活；与其说她反抗恶棍，毋宁说她维护封建伦理道德。
卢瑞芬先生认为第二回合是对“昏愦官府”的反抗，“使女主人公的反动性格更加锋芒毕露”。[4]张驴儿药死其父后威胁她是“官休”还是“私休”，她毅然选择了“官休”。“大人你明如镜，清如水，照妾身肝胆虚实”（第二折[牧羊关]），她对官府充满了信心。昏官桃杌的严刑拷打碾碎了她的幻想，但她没有因此怀疑甚至否定封建统治秩序。她愚昧地认为这祸端的来由是由婆婆改嫁违背封建伦理道德引起的，她还好心地“劝普天下前婚后嫁婆娘每，都看取我这般傍州例”（第二折[骂玉郎]）。然后虔诚地高唱着“想人心不可欺，冤枉事，天地知，争到头，竞到底”的悲歌走上了刑场。她虽然对昏官桃杌不满，但更多的还是对蔡婆不甘寂寞的否定。她固执地相信她的死可以感动天地。她不惜以生命来悍卫的封建伦理道德、封建统治精神她怎么会去反抗呢！
说窦娥是反抗英雄最有力的证据是第三折[滚绣球]她指天斥地，认为是“对最高统治者的大胆否定”。这种观点显然与第四折把天地当作法官的态度相矛盾。正确的答案应从我们民族传统的表达情感的方式中寻找。呼天抢地是中华民族在绝望、悲痛、惊讶、高兴等之时的一种特有的宣泄情感的方式，早在《
诗经》时代就已经存在。“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苍天苍天你在上啊！是谁害得我这个样啊？《王风黍离》）“母也天只！不谅人只！”（我的娘啊！我的天啊！人家的心思你就看不见啊！《风柏舟》）无论是前者周朝大夫，还是后者妙龄少女，无论是为国事感伤，还是因个人婚事不顺，当情感受到阻碍时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找到了“天”来作为自己情感的发泄对象。司马迁曾对此抒情方式作过精彩的论断：“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地也，嫉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这种情感表达方式代代因袭，逐渐形成为一种模式，遗传给了后人。即使在今天，我们极度悲伤，非常高兴，或异常惊讶时，也会脱口而出：“天啊！……”在这里，“天”是一个纯粹的情感符号，是感情陡然淤积以后的渲泄对象。窦娥是从我们民族文化中生长出来的一个戏剧人物形象，面对官吏昏馈，法制腐败的社会现实，有冤无处伸，在极度悲愤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把“天”作为冤屈的倾诉对象，怎么能说是否定最高统治者呢？其实在此之前窦娥就已经将天作为自己的倾诉对象。“满腹闲愁，数年禁受，天知否？天若是知我情由，怕不待和天受”（第一折 [仙后·点降唇]），“天哪，怎么覆盆不照太阳晖” （第二折 [采茶歌]）。关汉卿借助人们的传统心理定势，暴露了元代官吏贪赃枉法，草菅人命，招致天怨人怒的现实。在这里，“天”被窦娥的节孝所感动，对破坏封建统治秩序的行为“出灾害以谴告之”，剧本中的“天”实际上是哀告的对象而非窦娥反抗的靶子。
也许我们的看法更贴近关汉卿的创作初衷，戏剧的题目正名为：“后嫁婆婆忒心偏，守节烈女意自坚，荡风冒雨没头鬼，感天动地窦娥冤”。元杂剧一般借题目正名标明剧情提要，确定剧本名称。可见，关汉卿除了指责蔡婆婆“忒心偏”之外并不想反抗最高统治者。这个题目正名后经明朝臧晋叔修改为：“秉鉴持衡廉访法，感天动地窦娥冤”，特别对清官秉鉴持衡、执法伸冤提出颂扬，更加突出了维护封建秩序的清官和善恶终有报的思想。关臧二人都不想借窦娥来怀疑甚至否定最高统治者，窦娥所有的行动在于“感动”而不是“反抗”。三桩无头愿也正是感动的结果。“冤”之所以成其为冤，就是因为窦娥维护封建伦理道德而又为封建统治者杀害才叫“冤”，如她因反抗封建统治而被杀害，何冤之有？在戏剧结尾，窦天章以朝廷命官的身份手持尚方宝剑出场，代表的不正是封建最高统治者，封建秩序，封建道德吗？这不正是向人们表明天有公理，地有正义，统治阶级有公道？关汉卿虽对封建法制腐败的现实有所不满，但他还没有达到从根本上动摇封建统治秩序的高度。
如果追根溯源，造成评论者产生窦娥是反抗英雄的错觉的原因，臧晋叔应负主要责任。现在通行的《窦娥冤》本子是臧晋叔修改过的，如将“天也，我今日负屈衔冤哀告天！”改成“你错勘贤愚枉为天”。这一改动将窦娥无可奈何的哭诉哀告变成了直面责骂。反抗精神是加强了，却与后面的三桩无头愿相违拗，情节的矛盾人物性格的割裂立刻显现了出来。
纵观全剧，贞节和孝道既是窦娥生活的准则，也是她抵御外侮的武器，最终也成为她身首异处的原因。她的思想和行动没有丝毫的自我否定自我决裂自我飞跃，怎么会成为反抗英雄呢？我们只有把剧本放在民族文化中去系统研究，才能摆脱附加在窦娥身上的反抗性格，还她一个真实的本来的面目。
注释：
[1]卢瑞芬《冤海里酿育的反抗与复仇的意志》《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钟彭怀《谈窦娥的艺术形象》 《龙岩师专学报》（教育教学版）1997年6月；石尚彬《人间的力量 非人间的形式》（遵义师范学报）2003年9月。
[2][3][4]卢瑞芬《冤海里酿育的反抗与复仇的意志》《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
危艳萍，湖北仙桃职业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