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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华栋的这篇小说，写了一个男人一天里三次寻爱而不得的过程。其实“寻爱”还是一个文雅的说法，与其说那个男人是要寻找爱人，毋宁说是要寻找临时的性伙伴。与其说是寻爱的一天，不如说是寻性的一天。虽然男主人公迷失在一个“性而上”的陷阱里，但他在迷失中始终存有一份清醒的孤独，这使他的颓废体验变得深刻起来。
       在这个商业化的文学时代里，性文学已经泛滥成灾了。不仅是诱惑性的“美女文学”，甚至连明目张胆的“妓女文学”也堂而皇之地登场了。“身体写作”充斥了当代文坛，文学创作不再神圣，而是沦为了“有了快感你就喊”的过程。文学与性的关系似乎从来没有像如今的文坛这样紧密地纠缠在一起。当然，对一个作家写性作简单的道德谴责是有失偏颇的，现代人不应该做封建的卫道士。只要作家的创作态度是严肃的，其观照性的视角有强烈的人文关怀，这样的性文学就是有存在价值的。如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从政治视角写性，铁凝的“三垛”从文化视角写性，王安忆的“三恋”从生命视角写性，就都是很好的性文学作品。用弗洛伊德的那句老话来说，这样的性文学就是性的升华。而有些性文学，则纯粹是性的展览，是文学的堕落。
       作为性文学，《寻爱的一天》没有沦为性的展览，虽然它讲述的是一个近乎“滥交”的故事，但作者的写作态度却是极为严肃的。邱华栋的这篇性小说，既不是性政治小说，也不是性文化小说，而是从存在视角出发，通过写男主人公的性苦闷、性焦虑、性压抑，写出了现代都市社会里人的生命存在困境，写出了生命的匮乏与虚无、孤独与荒谬、绝望与自审。小说以第一人称展开叙述。对于“我”来说，置身在当下灯红酒绿的现代都市社会里，爱早已被性所置换，所谓爱，不过是性的化妆品而已。“我”是一个中年单身男子，像一个孤魂野鬼一样在京城的钢筋丛林中盲目地游荡。想当初，“我”也曾是一个纯洁的大学生，也曾向往过理想的爱情，第一次面对唐小红的肉体，“我”对她的伤疤充满了同情；当潘甜甜出于报答而要委身于“我”的时候，“我”的惶恐和逃逸，分明流露了“我”的良知未泯；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我”由一个普通的职员逐步成长为了一个公司的经理，“我”早已变成一个情场猎手，浑身散发出攫取的欲望气息，“我”穿梭在与唐小红、潘甜甜、黄美等多名女性的性交网络中，“我”已经习惯了这种性放纵的所谓现代生活。现代都市病已经把“我”异化成了一个追逐性的奴隶。
       直到有一天，“我”突然从这种现代都市病中惊醒，“我”在这一天中看见了“我”的一生。这是寻爱的一天，更是寻性的一天。这一天就是“我”的人生隐喻。从上午约见唐小红到下午骚扰潘甜甜，再到晚上纠缠黄美，“我”的一天成了性压抑和性冲动的丑陋表演。先是唐小红拒绝了“我”，由于两个人都老于世故、老奸巨猾，各自都不想卸载那遮蔽得心灵窒息的人生铠甲和精神面具，“我”和她最终都丧失了做爱的激情。两个人在精神和生理上的同时萎顿，泄露了他们内心深处的匮乏和绝望。绝望中“我”又去骚扰潘甜甜，“我”渴望在性放纵中麻醉自己。但潘甜甜的到来让“我”更加绝望，昔日的清纯姑娘早已变成了风尘模样，两个人都今非昔比，求爱不能，竟然连性也成了奢望。在无边的悲愤和旷世的孤独中，“我”想到了黄美，“我”以为能够在这个曾经卑贱的打工妹身上找到昔日性爱的余光。此时的“我”为性自卑所缠绕，黄美就是“我”挽回尊严的最后一棵稻草。但黄美也拒绝了“我”，“我”只能逃回了市郊的别墅中自慰，在黑暗中，颓废的“我”感觉自己变成了一块绝望的石头。
       可以说，男主人公的这一天是绝望的一天，恐惧的一天。一次又一次的性受挫，他在绝望中恐惧，又在恐惧中绝望。男主人公在无所事事、百无聊赖中追逐性的放纵，又在性的苦闷和焦虑中猛然看清了自己的生命存在困境。作者通过叙事上的节奏重复，隐喻了现代人生命的单调与匮乏。男主人公就像一个为性欲所驱遣的奴隶，在现代都市社会里盲目地奔突，当他终于清醒地意识到了自己的存在处境的时候，他的心中升腾起莫名的虚无感，他体验到了人生的孤独与荒谬。这是一种生命中无法承受之轻，是一种精神失重的体验。当一个人觉得自己陌生的时候，当他的内心呼告在人生的旷野中无法得到回应的时候，他的心会感到无边的恐惧和颤栗。
       李遇春，文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中国新文学学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