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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是高中课文的传统篇目，文章表达了作者对黑暗官场的厌恶鄙弃，赞美了农村的自然景物和劳动生活，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但笔者认为，文章在描写田园之乐的同时，隐隐约约地夹杂了作者寄情于田园时的某些孤独、迷惘甚至是悲凉，而这点却被历年来的教材教参给忽略了。其实文章关于这方面的表达是很多的，非常明显的如“胡为乎遑遑欲何之”，人教版第二册（必修）就是这样解释的：“为什么心神不安啊，想要到哪里去呢？”再如课文三次出现“孤”：“抚孤松而盘桓”、“或棹孤舟”、“怀良辰以孤往”，其实“孤松”也罢，“孤舟”也罢，它都是诗人悲凉心境的折射，有着一种“知音世所稀”的感慨与困惑。
       实际上，根据陶渊明的生平经历，想一想陶渊明这里的悲凉，也是容易理解的。首先，它来自生活上的沉重负担。陶渊明曾祖父陶侃曾为东晋大司马，食邑三千户，但到陶渊明这一代时，家道已经衰落，再加上当时社会动荡，战争频繁，陶家亦免不了受其影响。陶渊明在《归》文《序》中就是这样写的：“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亲故多劝余为长吏——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于小邑。”这里陶渊明就很明显的表明：做官就是为了糊口。《宋史·陶潜传》也记载：“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躬耕自资，遂抱羸疾。复为镇军、建威参军。”由此可见，陶渊明多次出仕与贫苦家境有关。这种物质困扰在诗人晚年诗文里也有所体现，如《乞食》、《告子俨等疏》中，就表达了受了邻居恩惠而无从报答的惭愧之情，以及因自己归隐而让子女从小饱受饥寒的内疚之情。毕竟，生活是实实在在的：春光再好，无以果腹；而“童仆欢迎，稚子候门”的喜悦，也丝毫不能抵消“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的尴尬。
       其次，陶渊明的悲凉还有抱负无由施展的苦闷。陶渊明并不是一个天生的隐士，他出生书香之门，从小接受的是正统的儒家思想的教育，曾祖陶侃曾因战功而被任为太尉，祖父陶茂父亲陶敏都官至太守，少年时代的陶渊明习武也习文，希冀着以后能有所作为，振兴家业。青年时他曾投奔当时的名将也是陶家世交的谢玄，可惜谢玄在朝廷的政治斗争中被排挤，陶渊明失去了依靠。中年时期他曾做过当时大将桓玄的幕府，希望借机平定浙东五斗米道人叛乱，为朝廷立功，后来，当他看出谢玄的篡位野心后，才离开了桓府。陶渊明的这种思想在他的诗歌里也有所体现，例如他在《杂诗》（二）中就是这样写的:“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聘。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而《杂诗》（三）则表现得更为彻底：“荣华难久居，盛衰不可量。昔为三春蕖，今作秋莲房。严霜结野草，枯悴未遽央。日月有环周，我去不再阳。眷眷往昔时，忆此断人肠。”这里诗人将春天的荷花与秋天的莲蓬做对比，感叹人生的昔盛今衰，表现对往昔祖先所建立的赫赫功业的企慕和如今壮志难酬的感慨。就是后来东晋灭亡刘裕称王陶渊明被荐为彭泽县令时，他仍积极致力于政务，例如他曾花很大气力清查户口，把一些大官僚家隐瞒不报的男丁都给清查了出来，依人纳税，从而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因而，“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在陶渊明的脑海里其实有着很重的分量，正如韩愈在《送李愿归盘谷序》中所述：“吾非此恶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或许正是时运不济，陶渊明有志难聘，所以我们在分析《归去来兮辞》中“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这样的句子时，就不能简单地理解为陶渊明寄情田园的情怀了。
       综上所述，我认为《归》文中作者的矛盾与犹疑是不该也不能被忽略的，我们不能只顾及文章主旨的完整性而忽略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正以为陶渊明在归隐的道路上走得很艰难，也有过迷惑与不安，我们方能从中体会他个性的率直与人格的刚健，“不为三斗米折腰”的硬气才更有了震撼。
       李彬，安徽师范大学2003级教育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