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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人所经历的苦难在后人的心中总是非常淡漠，淡漠到教科书中轻轻翻过的那几页纸。而对当时的经历者来说，却是一生中日积月累寸寸血泪的承受。我们只有到他们生命的褶皱中去访微探幽，才可以感受到那些许痛苦，才能触摸到他们生命的鲜活与温热。
       遥想李白当年，他作为名满天下的大诗人，怎么会落到穷途末路沿门托钵的地步？
       李白是一个文人，但文人并不是一种职业，一种价值的证实。一个文人，如果他不能在官阶上占据一个位置，即使他才高八斗气冲霄汉，也只是一个卑微的人物。李白的一生就是如此。
       在这样的社会机制中，谋求官位是每一个文人本能的生命冲动，李白也不例外。开元十三年，25岁的李白出三峡顺流而下，开始了求仕的生命旅程。其时“开元之治”如日中天，大唐王朝生气勃勃，笼罩在一片金色光辉之中。大唐皇帝玄宗昭示天下求贤若渴，李白才华横溢意气风发。不必怀疑玄宗求贤若渴的真实性，更不必怀疑李白冠绝一世的超迈之才。可是，当李白此刻站在船头，将满江风景纳入胸襟，将天下纳入胸襟，他怎么也想不到，直到自己生命终了，也没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
       为什么会这样？其实，李白的悲剧在出川之时已经由一种自己毫无意识的因素决定了。李白天性率真洒脱，狂放傲岸，这与官场所需的拘谨权变，顺服谦卑恰恰构成了最鲜明的对比，这也是无法调和的两种人格的对比。朝廷求贤若渴是真的，但本质上是需要能干的奴才，而绝对无法容忍一种独立鲜明的个性。于是，哪怕李白之才千古独步，也无法避免终身潦倒的命运。率真的天性成就了李白，也贻误了李白，实现“待吾尽节报明主，然后相携卧白云”的人生理想，但却“十谒朱门九不开”，屡屡碰壁。开元十八年第一次入长安，托门拜府，无功而返。进身无路，报国无门，李白心头泣血，悲愤难平，长叹“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
       天宝元年，朝廷召李白入长安。李白欣喜若狂，以为从此进身有路，报国有门：“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入长安后受到玄宗礼遇，待诏翰林院。但李白不久就失望了。皇上欣赏他的文才，只不过是“倡优蓄之”，侍宴、侍游、侍浴、歌功颂德，点缀太平。即使在离天子这么近的地方，李白也没有泯灭自己的个性色彩。杜甫《饮中八仙歌》活画出他的神采：“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敢叫天子久等，敢叫高力士脱靴，傲岸洒脱依旧。身处江湖要坚守天性也许比较容易，当身在魏阙恩宠有加仍不失天性，仍有力量抗拒那种温柔的扭曲，确实是真正的内心强健。这就是李白，这才是李白。这种姿态是官场绝对不能接受的，这里需要的是谦顺、机变、平庸化。于是李白的政治生涯很快走向尽头，凄然离开长安，从此没有返回。这是宠臣李白的不幸，又是诗人李白的大幸。久在宫廷，就像笼中金丝鸟，高贵却失却了振飞的力量。夕阳下李白凄迷地向长安城投去一瞥，心头在哀怨、在悲泣，却没有意识到自己正走向心灵的解放，走向历史的深处，一片辉煌的创造景象正在眼前展开。
       的确，李白一生也写过不少颂诗和贺诗，但这不是事情的本质。他也是人，他要生存，他不得不如此。重要的是他没有因为对富贵的渴望而放弃个性，保持了心灵的真诚和天性的狂放。“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就是李白，这才是李白。在这个世界上，大官们轻歌曼舞，小吏也有一份温饱，却没有天才李白的一条生路。寂寞、凄凉、卑微、贫窘，这就是一个坚守着心灵真诚的文人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