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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位学者在采访章乃器先生之子章立凡时，对章乃器先生评价道：“无论如何，他都是个政治上的失败者。”（《往事未付红尘》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版）
       这话引起了我的思索。如果仅仅从做官方面讲，章乃器无疑是个失败者，而且是个大失败者。1958年初，他被撤消粮食部长、政协常委职务。1963年3月，被撤消全国政协委员职务，之后又被民建开除会籍。岂止是做官上，经济上也是如此。当部长时工资近400元，1957年后减至近300元，最后只发150元的生活费。又岂止是经济上，还是肉体上的失败者——如果可以用这个字眼形容。“文革”中章乃器受到了难以想象的残酷迫害，尤其是在绝食期间。1966年8月24日至31日，章乃器绝食整整8个昼夜。然而，在这8天里，“每天总有几批人来拷打、凌辱我。……有人用钢丝包橡皮的鞭子打我，所得的伤肿特别不容易消退。还有人划了火柴烧我的手，更有人用汽枪射击我的头面。此外，如用冷水浇头，如用水壶灌鼻孔，如硬要我吃肮脏的食物，等等，就算是轻微的了。可怕的是居然有人主张用辣椒水灌我的鼻腔。竟有人在用油彩涂抹我的面部之后，用氨水灌我的鼻孔”（章乃器《七十自述》）。如此遭遇，远比不上文明社会里大墙内的一个囚犯的待遇。说章先生是个大失败者，似乎无可非议。
       然而，在我看来，即使从“政治上”着眼，判断一个政治或其他人物的成败，还应该考虑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其人对正义和真理、对操守和人格的恪守和坚持。是者不应一概视为失败，非者更不应统统定为成功。而恰恰于这些方面，章乃器先生有很多可圈可点之处，需要多说几句。
       章先生一生追求民主和真理，把国家的进步和前途看得比自己的生命都重要，而且矢志不移。一身傲骨，刚正不阿。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他就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闻名中外的“七君子”之一。建国后，勇于做执政党的诤友，敢于向共产党建言献策。鄙视一味逢迎，不搞政治上的庸俗主义。于是，在1957年那场“阳谋”中，被钦定为“右派的老祖宗”之一，在政治上遭遇了灭顶之灾。他对扣在自己头上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自始自终不予承认，并在很多“右派”早已表示要“洗心革面”、“脱胎换骨”进行改造的时候，多次提出上诉。然而，迎接他的却是更严厉的惩罚，撤消全国政协委员、开除民建会籍。章乃器，从此成了一个没有单位的人。一个在解放前令黑暗势力胆寒、让正义青年向往的名字，从此从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彻底消失。但是，即使在这样的逆境和厄运中，章先生仍然保持着“威武不能屈”的古士大夫之风，正如他自己所说：“部长、代表、委员可以不做，人总是要做的。”某个年轻时曾得到章先生提携的教授，在章落难后，对斗争他显得特别积极，章乃器吟诗一首回敬：“名裂身未败，家破人不亡。钢筋铁骨在，冷眼对豺狼。”足见章的气节和风骨。
       章先生于逆境中不但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没有踩着别人以求生，没有低眉顺眼向权势者乞求，相反，仍保持堂堂正正的气节，于国家事务方面仍放胆直言。“七千人大会”前后，他公开批评“大跃进”，我想他是会估计到这种批评的政治风险的。针对企业管理，他认为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如果社会主义的企业加上官僚主义，那它的效率就将比资本主义企业低。资本主义也有好有坏，我们应该吸取对社会主义有益的东西。他在50年代便提出“实践检查真理”等等。章先生的一系列观点和思想，“发现其中许多言论被历史证明是真知灼见，具有超前性”。从这点出发，说章先生“无论如何……他都是个失败者”的断语，是很难令人苟同的。再说，在非民主、非法制的社会里，尤其是像“文革”那样登峰造极的现代封建乃至法西斯专制，个人的政治生命往往决定在别人手里，而且这种“决定”并没有什么程序性的东西。一个没有人权、不讲法治的社会，极容易疯狂。一旦疯狂起来，国家机器就会变成一架可怕的搅肉机，随时会将人吞噬。谁愈坚持真理，谁愈铁骨铮铮，谁被吞噬的概率便愈高。当然，你若是见风使舵、踩着别人求生，或许会好得多。但有时也不保险。吴晗在反右时表现得特别积极，然而十年后，他却第一个被那场大黑暗吞没了。
       试想，从1957年反右到“文革”，假如没有马寅初、梁漱溟、顾准；假如没有彭德怀、张闻天、李锐；假如没有林昭、张志新、遇罗克……那么，中国的这段历史将何以面对先贤，何以面对后人。正是这些大写的人，撑起了一代人的脸面，使可贵的民主、科学、真理精神和知识分子的气节薪火在那浩劫、黑暗的年代，得以传递了下来。应该说，他们都是悲剧人物才较为恰当。悲剧中凝结着悲壮。不过，那岂是他们个人的悲剧，而是共和国的大悲剧，是多少代人都无法弥补的悲剧，至今人们想起来心里还隐隐作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