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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真，这个曾经轰动一时的名字，随着一本名为《地狱门前：与李真刑前对话实录》的书国庆后面市，再度成为热门主题词。该书讲到，李真曾经想做“焦裕禄”——“那时我想，我一定要尽职尽责把秘书工作做好，将来有机会就到生我养我的张家口市最贫困的一个县做县委书记，像焦裕禄一样带领百姓致富。我死后，不求有那么多人送我，只求有人能在我临终前说‘谢谢你，李书记’就够了。”
       那又是谁妨碍了李真成为“焦裕禄”呢？从李真的堕落史似乎可以看出一些蛛丝：
       当他成为河北省国税局局长之后，“在一定范围内，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没什么阻力。尝到权力的甜头后，就要稳固它，经营它。”除了经营权术，再也没有为人民干事业的斗志；没有忠谏，没有监督，全凭良心行事，一个人的良心又能走多远？
       “在我给省委书记做秘书后不久，就有北京的一个高干子弟给我打电话，想通过我联系一个工程……(事成之后)给我几十万元中介费。”官上有官，权上有权，官大一级压死人，你可以做到不理上门送钱的行贿者，可你拒绝得了上面来的“电话”么？所以，腐败链条一旦形成，即使贵为省厅级干部，想独善其身也不容易。
       “无论是我做秘书还是做局长，我都看到过、接触过这样一些人：他们因为廉洁，不仅生活条件得不到改善，工作上得不到重用，反而还遭到有些人的奚落、责难、孤立和排挤。”当“高尚成为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成为卑鄙者的通行证”，当一个廉洁者寸步难行，腐败者威风八面的社会氛围形成之后，经济学上的“劣币驱逐良币效应”就发生作用，因此权力与廉洁就成为一种悖论。
       权力监管真空、腐败形成链条、畸形的廉政观念，是李真腐化堕落的“三原色”。有了这三者，一个人想不腐都难……
       李真给我们的教训是，作为反腐败，对官员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树立他们正确的权力观固然重要，但切不可固守一法，以不变应万变。我们必须以先小人后君子为制订制度的出发点。用制度来防止“焦裕禄”成为“李真”，迫使“李真”成为“焦裕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