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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栖身的这座城市的东南部，靠近古运河的地方，有一条解放路；在解放路中段，有一间“为民理发店”。店主姓康，六七十岁，平素爱戴着一副蓝套袖，极干净利落的一个人。大家都叫他“老康”，客气一点的称他作“康师傅”，又因生得一脸麻子，烦他的人就在背后恨恨地骂他“康麻子”。我因为十几年来一直在他那儿理发，于是便同他熟识起来。
       理发，在我童年的记忆中，是极痛苦的事情——一场躲不过的劫难。不管你心情如何，也不管你当时正跟一个大院里的孩子们忘情疯玩，远远地，母亲来了，她说：“走，理发去！”她几乎是揪着你的耳朵强行把你拖走的，因为此前总是遭到你的推三阻四、顽强抵抗，所以她采取了这种突然袭击的方式。等满心不情愿地到了理发店，把你硬按在一张类似牙医使用的、冷冰冰的、白漆铁型的旋升椅上，又在你的胸前勒上一块手术巾似的围布，然后一把同样冰冷的手动推子就不露声色地、凶器般抵在了你的后脖颈上……“理”的过程中，母亲总是站在近旁，命令式地对理发师指指点点，常听见的一句话便是：“剪短点儿，再短点儿！”因为母亲深知把头发剪短了，就会延迟下回理发的间隔，而省下中间一次理发的钱。最倒霉的情况是不巧遇到一个生手，或者有的理发师用一把缺油钝锈的推子在你头上踉跄铰进——这无异于活猪身上拔毛，疼得你龇牙咧嘴，他看在眼里，心知肚明，却仍然是一副面不改色心不跳的样子。当你忍无可忍叫出声来的时候，他终于停手，向立在一侧行监督之责的母亲略略抱怨一句：“咳，现在的孩子呵，真是娇气。”然后，微笑、摇头、叹息……这个时候，你恨不能从椅子上蹦起来朝他的脸踹一脚！你每次受尽酷刑般地从理发店出来，低头耷脑，哭丧着脸，远远跟在母亲的屁股后边，你简直就要流下泪来，因为临离开时你偷瞥了一眼理发店的镜子，发现你的“新头”毫无例外是这么的难看。及至回到家中，镜子便成为一块魔力磁铁，你越是不想照镜子，它越是三番五次地把你吸引到它跟前，你头上生角似的不自然，你为你的新形象感到无比沮丧——你已经预感到随后几天你将遭受同学和小伙伴们的轮番嘲笑。第二天一出门，你的预感很快就得到了证实！好不容易捱过一段烦心的日子，当你开始忘记头发的事，而头发也渐渐恢复了原样，某一天的某个不确定的时刻，母亲那尖锐的眼光会在你头顶一寸的地方停留三秒钟，她突然心血来潮地宣布：“该理发了！”
       ——又一轮劫难！
       我第一次到那儿理发的时候，“为民理发店”就叫“为民理发店”了，十多年来从未更改——它再早之前叫什么，我不知道，但从门首匾额的陈旧程度上判断，它应该还是叫“为民理发店”。理发店所在的那条街，是我们城市中类似贫民区的地方，两边的房屋皆低矮、破旧、拥挤，且一眼便可看出当初在盖的时候就有些偷工减料；尽管街窄，人多，嘈杂，却是一派活生生的世俗景象。
       进理发店须迈上两级台阶，再走下三级台阶，眼前陡然一暗，好一会儿才能适应里面的光线。屋不大，八九个平方的样子，因地势低洼，屋里常年散发着一股令人鼻痒的霉味。十余年的光顾，使我对理发店的格局了如指掌：近门口有一只煤球炉，炉上坐着咝咝作响或噗噗冒汽的水壶，地上放着两把暖瓶，一把竹壳的，另一把是涂了绿漆的铁皮网格的，都是旧得可以拿来做电影道具的东西；往里，是一张深褐色人造革的三人沙发，沙发外帮上竖着几只折起的马扎，一副盆架、一个面盆；沙发对面靠墙的地方是一长溜自己打制的、多半人高的乳白色条几，上面摆着理发用具，从梳子、推子、各种剪子、剃刀、胡刷、粉扑再到爽身粉、凡士林油膏、装在一只尖嘴油壶里的机油等等，一应俱全，条几正面的边框上钉了钉子，挂着一把连线鼠标似的电动推子和一张油光发亮的荡刀皮；条几前面也是一把可升可降、可放倒仰躺的老式磨盘椅，这椅子大概用了更多年头，两边扶手上的白瓷漆早已荡然无存，裸露出黑黑的铁质，椅身的漆也斑驳脱落，猛一看像裹了层豹皮……虽说店内潮湿、拥挤，却收拾得井井有条，每次剪下的头发也被小心地扫拢到角落里，等着每星期的固定一天让收废品的收走。我每次去理发店的时候，无论在做什么，老康看见了都会走到门口笑迎，然后客气地问候一句：“来啦？……铰头？”
       他不说理发，不说剃头，甚至也不说剪头，他说——“铰头”！初听让人颈下一凉。
       我童年时逃避理发，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出于对死亡提前来临的恐惧，而这“恐惧”在理发师准备收拾残局、手握剃刀清理发根时达到了极点。事实上，从理发师在荡刀皮上飞快地穿梭磨刀那会儿，我就开始幻念丛生，紧张得浑身冒汗。当他用力摁低了我的脑袋，刀刃与后颈相触的一刹那，我像一只任人宰割的羔羊感到一阵阵昏厥般的晕眩，全身的感觉汇聚成两个字：“完了！”
       在我看来，手持剃刀的理发师与握着手术刀的外科大夫一般，同样执掌着人的生杀大权，只不过一个在法律之外，一个在法律之内。他们穿着同样的白大褂，有着同样的职业的威严感，我从未见过有哪个人在理发或手术时跟哪个理发师或主刀大夫打起来的，无论再怎么骄蛮跋扈的人，他们一旦坐进理发椅或躺上手术台，就立马变成了一个乖孩子，任人喝唤，要打也是在理完发照过镜子或好了伤疤忘了疼之后。但是，将一把锋利的剃刀交到一个心怀叵测的人手上，的确是件危险的事——
       我过去住的那个大杂院里，有一对夫妻，女的瘦瘦的，挺老实，也算得上有几分姿色；这家的男的为人蛮横、不好惹，在胡同口开了间小理发店，平时又喜欢喝酒，他喝酒导致的直接后果便是打老婆。不知从哪天起，那女的跟一个在机械厂上班的、邻居家的男人偷偷好上了——那时管这种行为叫作“通奸”。也不知后来怎么让她丈夫知道了，当晚，她自然是挨了一顿死揍，她丈夫一边打她一边杀猪似的狂喊：“我要杀人！我要杀了他！”全院的人都听见了，可是没有一个人敢管。那邻家男人理应也听到了，进进出出铁青着脸。这人也不是个善茬儿，因为第二天中午有人就见他光着膀子，晃晃地进了胡同口的那间理发店。许多人都惊动了，怕闹出人命来，全聚在理发店门口，却没有谁敢进去。事后，据从头至尾全程观看的人描述：那男的一进理发店的门就说要理发要刮脸，他相好的女人的丈夫对于他的“光顾”显然有些意外、吃惊，但很快就稳下了，他面无表情地把那男的让进理发椅，然后开始理发。他理得特别仔细，有一种纯粹的职业精神；他的脸色越来越难看，谁也不知道他脑子里动着什么念头。理完发，下一步就该刮脸了，人们的心又一下子提了起来。刮脸之前，他在荡刀皮上足足荡了十分钟的刀，荡着荡着嘴角处就荡出一丝冷笑。他举刀对着门外的阳光瞄了又瞄，雪亮打眼，他满意了，之后走到椅子后面把靠背放下来——这样一来，椅子上的男人就成了等死的半躺姿态。那半躺的男人闭着眼，剃刀按在他下巴上的时候眼皮也没有眨一下，外头围观的人都大气不敢出，唯恐惊动了手中的刀，以及持刀人那张冷峻的脸。刀，在下颌与前颈之间游走，显得过分的慢，仿佛持刀人犹豫不决的心情，又仿佛持刀人故意将过程拉长，造成类似电影中慢镜头的效果。中间几次稍稍的停顿，让围观的人们差点叫出声来，虽然半躺的男人一直闭着眼，但从他喉结颤动的频率跟肢体的僵硬程度上，仍然可以看出他内心的紧张。一切终于结束了……那邻家男人抖落须发站起时，理发师的脸上竟然露出了一丝刚刚妆扮完新郎倌似的满意的微笑。那男人梦游般直直地出了理发店，耀眼的阳光下，他已是汗流浃背。有人曾计算了一下时间：从开始理发到最后结束刮脸，总共用去了三个小时，而且中间两人没有说过一句话——这真是惊心动魄、虚汗直冒的三小时！大院里的人们总算放心了，但对于这个结局却有着一种说不出的、怪怪的不满足，权当是看了场无声的惊险电影。更怪的是，事后不久那邻家男人主动断了与理发师老婆的关系，有人看见他跟理发师坐在一块儿推心置腹地喝酒，竟然成了一对好朋友。世事难料呵……
       
       平时，店里客人不多，找他理发的多半是一些街坊邻居、残疾人、抱小孩儿来剃“百岁头”的，还有就是像我这样的熟客。好在这是他自家的老房子，不用担心付不起像现今市面上门头房那样昂贵的房租，而且他说他的两个儿子都有着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他也就乐得挣几个闲钱。因为“闲”，店里便常常坐满了茶客，眼熟面花的，看样子都是老街坊，老相识。康师傅打了头油、向后背起的头发总是一丝不乱，他双臂上缠着那副蓝套袖，端茶倒水，里里外外地忙活，同他们热络地说着话。
       我去为民理发店理发，通常情况下，要留出一个半到两个钟头的时间。他的认真、审慎与精雕细琢，都让人为临走时撂下的区区两元理发费感到不好意思。他给我理发的时候，我一般是对着前面的镜子漫无边际地胡思乱想，神意游荡。那镜子也早成了古董：左下角斜逸出的一枝红梅，尚且完整；上端正中套印着两排红字却脱落殆尽，具体内容不详，仅从残剩的笔划上，方可依稀辨识——“最高指示”。镜面暗淡、模糊，照出来的人形有一股虚幻阴郁之气，真是恍如隔世。再不，我就侧脸看镜旁一字排开的锦旗和镶在镜框里的奖状，其中有一张还是市级“劳模”证书，都是若干年前他在国营理发店工作时荣获的，我估计这店里的好多东西也都是国营理发店撤消那会儿从店里直接买来的。有时，我虚着耳朵听他同那几位茶客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话题不外乎过去的人和事，如今的社会风气和物价，或是他们共同认识的某位老人突然故去的消息，等等。有几次，理着发他突然扔下手中的工具，快步冲向门外——那是有人将垃圾或杂物随意丢在了店前的街面上。一番面红耳赤的喝止与争吵之后，他回来了，嘴里愤愤地骂着：“……没道德！”
       母亲对我的头发的控制，一直持续到我十八岁中学毕业，之后突然放手不管，只是偶尔会向我提一些温和的建议。失却了管制，我反而有些茫然，感到无所适从了。以后多年的经验告诉我,在“留发”这件事上,我永远都无法赶上潮流——有一年，我去找一位画家朋友玩儿，当时他正留着长发、蓄了一脸大胡子，谈话中言及此事，他突然眉毛一挑，愤世嫉俗地说了一通话，大意是：他不能容忍一个人平庸得脸上除了五官之外就没有别的什么东西！过了半年，当我蓄了长发兴冲冲地又去找他，他已是留寸头、脚蹬布底鞋、身穿中式对襟大褂，开始吃斋礼佛了。他像看着一只怪鸟似的歪头打量着我，眼里满是讥讽之意……后来，我终于想出一个偷懒的办法，即：在每年年初时把头发剃光，到年底自然长成为披肩长发，也就是说，一年只理两次发。我像个冒牌的老农似的，藉此体察着从种子破土萌发到作物蔚然长成再到庄稼收割的全过程，内心充满喜悦。可是我的这份得意没有维持多久，某一天，我所在单位的领导上上下下地看了我几分钟，面露蒙娜丽莎的微笑，然后把我叫到他跟前，意味深长地说：“你这个年轻人啊，哪里都好，就是爱走极端！”我一下全明白了，我的政治生命还没有开始，就提前结束了。
       大概一年前，我又到为民理发店理发，而在此之前我曾去了外地小半年。那天，刚折进解放路路口，就感觉有些不对头，一路看过去，两边挨家挨户临街的墙上皆用白灰刷了大大的“拆”字——后面紧跟着一个触目惊心的惊叹号！为民理发店也不例外。进了店，里面冷冷清清的，以往那些熟头熟脸的茶客都不见了踪影。只有老康一个人坐在沙发上，神色黯然。这是十几年中他唯一的一次没有马上站起来迎接客人。理发时，他的动作更显迟缓，似乎有点心不在焉……从老康口中，我知道了事情的由来。就在三个月前，市政府作出一项决定，要在这里投资兴建一个据说是在周边城市中规模最大的建筑装饰材料批发市场，并且要求所有的住户尽快从解放路搬出；同时，市政府还对重新安置原住户或进行迁房赔付作出了规定，其中一条是根据个人意愿，原住户可由政府统一安置、集中配给住房，也可按各户居实有面积的大小给予相应的房款，由个人自行购房。总之，原先的解放路将不复存在。老康的意思是，他不想搬，靠政府给的钱肯定买不起一个门面房，而他理了一辈子头发，除了“理发”这门手艺，他不知道他今后还能干什么。老康说这话的时候，剪子悬在半空，脸上的表情无限伤感。
       剪短了半年积累下来的冗发，像猛地卸去了一顶棉帽子。走出理发店的门，我才觉出世间的凉……
       古人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将头发从身体中单列出来与皮肤并置，那是夸大其词。但是，头发除了可怜的一点生理意义上的作用和愈来愈明显的装饰作用以外，它还有个重要的、特殊的功用，就是便于——羞辱别人和被别人羞辱。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远的不说，较近的从民国初年的“剪辫子”，到二战胜利后法国人对待战争期间与德国军人通奸的女“法奸”的办法，再到“文革”中“剃阴阳头”等等，全都如此。头发，真是种奇怪的东西，说它是身体的一部分吧，它无关痛痒，说它与身体无关吧，它又跟皮肉紧密相连。况且它与人的头颅是如此贴近，当一个人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它同样也饱受惊吓，所谓“毛骨悚然”、“须发尽竖”。一切操刀持剪者大概都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能够取你的性命，他不，他能够伤及你的皮肉，他也不——他要的是你面临死亡时的谵妄、恐惧，以此引发他内心无比的快感。他们还知道，伤害你身体的某一部分、某一器官，只会激起你一时的仇恨，作践你的头发，给你带来的却是灵魂中永远的耻辱。仇恨，大都有一个明确的针对者，仇恨是聚敛型的，易结易散；而耻辱的施加者往往形容模糊，它不一定是单个的人，它可能是一群人、整个社会，亦有可能是一个漫长而无奈的时代。耻辱是弥散型的，像毒雾，侵入你的每一个毛孔，遍布你灵魂的各个角落，使你寝食难安。即便你死了，连骨灰也不能坦然……
       长久以来，我对于国家和制度有一种最浅表的判法：如果一个国家、一种制度始终对你的须发和穿衣打扮紧盯不放，它就是一个坏的国家，一种坏的制度。而所有的“坏”的集权国家，又无一例外地不仅只对你的头发感兴趣，它更惦记的其实还是你的与头发仅有一层之隔的“大脑”，要取你的人头，随时待命——立等可取！同样，在日常生活中，当一个平时和你关系并不怎么样的人，突然开始“关心”起你的头发来，你大概就快要有麻烦了。
       我最后一次去为民理发店是在半年前。那时，解放路两边的旧房已拆除过半，早先变得冷清的理发店里重又坐满了人，且声音很大。他们是在议论旧房拆迁的事，我因为很想知道理发店的最终去留，理发时就格外留心地听着——他们激动中透着悲愤，愤懑中含着无奈。撇开情绪的因素，把他们的话连缀在一起，我明白了他们不满的原由：当初市政府在出台意见时，他们大都倾向于第二种方案，因为根据第一种方案，他们将被集中安置在离市区较远的“高新开发区”那边，况且除了要按市场价交纳新居中多出面积的相应房款外，还要再补交一份不菲的旧房贴新的差价，所以他们纷纷选择了第二种方案，即由政府出钱、个人自行购房一项。可是等签完了协议才发现，如今房价暴涨，拿着政府给的那点钱根本买不来一套住房，连最小的单元房也买不到，因为本来就没有更小的房子，也就是说，他们将要成为或者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成为了无家可归之人。在我听来，他们所有的意见最后都可归纳为一句话——把贫民窟还给贫民！我想他们真是迂腐得可以，他们的要求就像把池塘还给青蛙、把旧园还给蟋蟀、把皮衣还给羊以及把膏药还给虎骨、再把虎骨还给老虎之类不切实际。须知，时代是什么？时代是音乐喷泉、鲜花广场，是“形象工程”，是磁悬浮、高速公路、星级宾馆、超豪华厕所，是突飞猛进日新月异……总而言之，时代就是钢筋水泥加高楼大厦。他们真是落伍呵……
       半个月之后，我有事经过解放路，吃惊地看到两边的房屋已拆除殆尽，唯有为民理发店还挺立在大片废墟间——只不过这时的理发店，仅剩下东边完整的一面墙、南边不规则的半堵墙，正面和西面的墙已不知去向。店里的格局没变，原先的理发家什也一件不少，但这样一来，就像被开膛破肚的麻雀赫然暴露在世人面前，虽然五脏六腑俱全，却还是让人感到难以接受。老康也在，他正弯腰为一个“民工”模样的人理发，态度一如既往地严肃认真，一丝不苟，而坐在理发椅里正对街面的那人身姿僵硬，呆若木鸡……我发现所有从这儿经过的人，扭头看着这一幕，脸上都露出一种困惑、荒凉的表情。这就像把生活中再寻常不过的场景——比如吃饭、睡觉、看电视等——置于空荡荡的舞台之上，并且台上的人自始至终都在重复着此类单调的动作，让下面的人突感陌生、惊讶、无聊、迷惘，如同观看一出荒诞派戏剧。我站在路边看了好一会儿，内心升起一阵阵空虚，便推着自行车走到不远处一个烟摊儿前。那烟摊儿的主人我老早就认识，也是以前为民理发店的常客，我从他那里买了包烟，然后小声问他究竟是怎么回事，他叹息着摇了摇头，对我讲了事情的全部经过。他本来就是个极能说的人，只是这会儿显得情绪低落，不过在他的详尽叙述下，我依然可以想见当时的情景。因为当初签合同时，只有老康始终坚持不签，为了不影响施工和“建材城”的早日落成，市里下了最后通牒，要他在规定期限内搬出，否则将施行强制拆除。那天大清早，市政工程处的推土机奉命开到了理发店门口，老康却关在屋里整整一个上午不出来，喊过几通狠话又请示了上级领导之后，推土机轰隆隆就开过去了，立马升起一小团蘑菇云。幸亏驾驶员多留了个心眼儿，向外撞倒两面墙后便停下了，尘烟散去，老康的头渐渐浮现出来，他端坐在椅子里纹丝不动，只是满脸的白麻子涨成了红麻子，市政工程处的人都吓了一跳，他们没有想到推土机来了他会真的不躲！……“剃刀来了，——头来了！”我忘记是从谁的诗里看到过这样的话，仿照它，我又想到了另外一句：“推土机来了，——墙来了！”但是，正如历史上那些卑微的头颅终究躲不过强权和暴政的剃刀一样，在庞大威猛的推土机面前，这世间所有的墙亦注定了它们最后坍塌的命运。
       烟摊儿主人告诉我：自打出了那件事以后，老康就开始不说话了，任谁也不说，即便是老婆孩子也不能从他嘴里掏出半句话来，而且从早到晚吃喝不离店。随后他又说了前几天刚发生的事儿，就是这老街上的居民联起手来扯着条幅到市政府门前去静坐（他有意无意地提到，那天老康没去），市长气得拍桌子，叫公安局的抓了几个“领头闹事的”，这事到现在还没有结果。我听了，心里很难受，同时注意到理发店边上多了张钢丝床，大概是老康夜里护店时睡的；我还看见一只无家可归的黑狗，在遍布瓦砾的废墟间疾疾跑动、徐徐止步，而后低头嗅着，一阵风吹来，满地的纸片、塑料袋、毡布招魂般瑟瑟发抖……
       又过了十来天，我再次路过解放路，发现那儿已经全部夷为平地，包括那爿“残存”的为民理发店。不知市里究竟用了什么办法、使了什么招数让老康最终放弃的。而我最后一次见到老康，是在两个月前，其时他正背着一个像是新做的、还没来得及上漆的、药匣似的木制工具箱，在熙来攘往人头攒动的大街上急匆匆走着。虽然他花白的头发仍像过去那样一丝不乱，但腰却弯得厉害，有了明显的老相。我有意避开了他，没有同他打招呼。我想他大概是去登门探访那些熟稔的、苍老的头颅，顺便也为他们修剪一下荒芜多日的头发吧，我不知道他开口说话了没有，如果他恢复了言语，我猜得出他们闲聊时所谈论的话题，而现在又会多出一个新的话题，那就是——“过去的解放路”。只不过这样的头颅如同它上面的残发一般，将变得越来越稀少。看着他与路人渐渐混淆的背影，我突然冒出一个从来不曾有过的念头：这么多年都是谁在给老康“铰头”呢？
       在家中蜇伏了一个冬天。早上爬起来洗脸的时候，看见头发又蓄长了，我得重新考虑再找一家理发店了。春天来了，春天——没有映绿镜子。从盥洗间镜中所映现的窗口望出去：远处，一幢三十几层的高楼已经拔地而起；更远处，一幢使用了十年的“老楼”正在搞“定点爆破”。真快呀。想到我置身的这幢宿舍楼居然有了七八年的历史，照这个速度，用不了两年也该拆迁了吧。镜子里，我忽然发现，我的两鬓不约而同地钻出了几根卓而不群的白发，心中颓然一嗒，正是：衰老来了，——我来了……
       杜辉，作家，现居山东济宁。曾发表小说、散文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