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时代，一个自青年时期就几乎是“献身”于文学的人日益感到了他所从事的事业变成了游戏，而且是经济社会里最无足轻重的知识游戏。这个无声的事实也许是一个人文学者或具有人文倾向的人在当今社会所经历的最重要的事件。通常缓慢发生的事变总是不被当作事件但却影响深远。越来越轻的命运促成一种反省的时刻，使得一个人要去回首他的知识来路。为了寻找可能性？或纯粹为了认识？通常在看不清前途的情况下，一个人所能做的就是回顾。那时就会发现似乎前途已经到了他的身后。这是我站在青海塔尔寺一个平台上时的感受：望着那些身披绛红色袈裟的喇嘛，从小阿卡到格西（相当于博士学位），我知道他们是我的同行，确切地说是我的前辈同行。虽然他们身在寺院，而我在世俗的大学。世俗大学既是寺院的现代形式，是寺院精神遗产的继承人也是寺院的对手和叛逆者。在这片高原之外，在世界更广大的范围内，世俗大学瓦解了寺院在当代世界中的主流位置，并且早已取而代之。而这里是一块知识的飞地。寺院的四个扎仓（学院）所研习的仍然是传统的经典。但我来这里却是作为一个游客，把塔尔寺当作风景来看待的。虽然我身在此处，也许我要花很多年才能清楚地知道我此刻所占据位置的意义，和我来这里旅行的真实目的。
作为一个喜欢诗歌、哲学和历史的人，不能不意识到他是中古时代僧侣阶层精神上的嫡系后裔。这是最初学习做一个诗人时就已经获得的关于自身知识谱系的一种自我意识。他关心着所谓的存在问题、生死和灵魂的拯救问题。虽然在传统上，这些秘密知识中也包含有一些更有实际效用的知识，比如天文历算和医药学等，但它显然是辅助和附属性的知识。关于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询问和探索构成了宗教和僧侣阶级的秘密知识，也形成了他在社会中的位置、功能和权利。《亡灵书》、《吠陀》、《
礼记》、《西藏度亡经》和许多的经书自然是人文知识的早期形态。这些知识包括着许多巫术，占星、炼金、巫医、祈祷、咒语、祭祀仪轨和超度亡灵术等等。这是一些有魔力的话语和有关仪式的知识。这些神秘的知识为僧侣阶层或更早期的古代祭司阶层所独有。而社会对这种知识的需求就像对灵魂拯救的需要一样，没有这些知识和知识者的帮助，一个人既不能获得真实的生命也不能面对死亡。
只要生存本身存在着问题与危机的时刻，就会有对问题的解答与相关知识的出现。在各种社会形态中，都有一些具有诗性或哲学倾向的人，在古代社会这些人就是祭祀者和僧人。生存论问题并不是一个形而上学问题：死亡与人的有限性、命运的未知因素、偶然性、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祭祀阶层和僧侣阶级的知识活动至少部分地满足了这一需求，或者至少带来精神与内心的慰藉功能。当祭祀学知识或灵魂拯救的知识部分地满足信众的灵魂需求时，祭祀与僧侣阶级同时也在利用普通信众的生存恐惧与不安全感、利用他们的灵魂渴望，对他们的现实命运进行控制。对未知命运的控制变成了对人的灵魂的操纵。祭祀阶层与僧侣阶级作为知识的代言人，获得了知识权力。从另一方面来说，僧侣权威的合法性来源还有僧侣阶级自身的道德要素：“磨难、净化与执著”（齐格蒙·鲍曼）。在祭祀者身上，流血或自我牺牲常常是整个祭祀仪式的一个有机部分。僧侣阶级的禁欲主义与苦行，也是他们从常人那里获得权威性的一个道德要素。这些知识美德即使在现代社会有时也被人们赋予某些知识英雄。这些美德包括弃绝世俗幸福，肉体享乐的牺牲，十年寒窗苦读生涯，自我强制的超人意志等等，以及其他的知识神话。
在生死和灵魂拯救问题上，僧侣知识的精神权威似乎是最不可能被制度化的。但它却经历了历史悠久的制度化形式。僧侣阶级以及它的前辈祭祀阶层，并不只是关心人类灵魂的拯救与归宿问题。“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早已是统治阶级的一员。制度化使这些知识变成了赤裸裸的权力，灵魂拯救的知识变成了精神统治的知识。并且，变成了进行社会统治的知识。关于灵魂问题的语用学变成了权力修辞学。祭祀仪式、祭器与仪轨不仅与神灵的等级有关，更直接地体现出祭祀者的社会身份和权力关系。“礼”之初虽然起源于远古社会的祭祀活动，“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礼记），所以事神致福，但犹如章太炎《检论》中所说，“礼者，法度之通名，大别则官制、刑法、仪式是也”。礼由最早的宗族制度内部扩展到政治生活中，成为一套古代社会的政治制度和行为规范。礼乐知识的秘密和其充满严格禁忌的仪轨只有祭祀阶级才能掌握。在古代中国，巫觋不仅是每个宫廷中的成员，而且帝王就是“巫”或祭司阶层的首领。帝王才是最大的祭祀者或大祭司。这就像在现代历史上革命政权的领袖同时总是一个国家的最大的精神导师、最具权威的思想家一样。只有他才能掌握着最高神意（不论是原教旨的主义、历史规律还是人民意志）。知识—真理的具体内容发生了改变，然而作为权力的语用学的功能仍然一脉相传。
与祖先和神灵沟通媒介与沟通手段的独占、以礼为核心的祭祀知识的独占，构成了政治权力的基础，以及他们所配享的财富。因而祭祀阶级最痛心“礼崩乐坏”。礼崩乐坏意味着他们所拥有的知识的破产，以及建立在这些知识之上的制度的破产。礼崩乐坏是一个历史过程，对礼乐或对祭祀—政治制度的破坏与批评也经历过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即使在古代印度严密的种姓制度内，也存在着对社会的最高等第的批评，顺世论派哲学家的谴责是：“婆罗门（即祭祀阶级）在这里为死人举行了一切祭祀仪式，但无论在哪儿都不会结出功果：这仅仅是一种谋生手段。吠陀的三个作者是小丑、无赖和盗贼。”（德·恰托巴底亚耶《印度哲学》第31页，黄宝生 郭良均译，商务印书馆，1980）然而在祭祀和僧侣知识为基础的传统社会内部，要发展出一种如此清醒的批判精神是困难的。在为了控制人们的灵魂、并通过对灵魂的控制达到控制社会的目的，而迫切需要编造神话与秘密知识时，哲学家很难去发展一种完全合理的思想。因为国家与社会的性质带有神学和宗教性质，这种祭祀—政治制度怀着恐惧看待那些不顾经典而坚持思想的理性逻辑的哲学家。这些立法者会把这些哲学家与危险的异教徒联系起来。印度古代最重要的立法者摩奴说：“吠陀叫做经典，律书叫做法典，两者在每一方面都超越弥曼差（理智的应用）的视界。”《摩奴法论》（或译《摩奴法典》）规定：属于高等种姓的人如果依靠“因明论”（即逻辑）的力量违背经典与法典，将被逐出上等社会，逻辑家与异教徒、制度越轨者、伪善者统属异类，一个正人君子甚至不应与之交谈。
逻辑家是指那些胆敢运用理智、运用论证与论据怀疑经典权威的人。祭祀知识如同礼法一样是一种神秘的知识。它通常被认为是神授或天启的知识。至少也是神圣的和圣贤的知识。因此它本身就具有权威性。这些经典与法典是只能注疏与解释，而不能进行反证的真理。
这种神秘知识的制度化的破产，使得生死和灵魂拯救的存在问题再度变成个人的事情。当然，关于死亡和灵魂拯救的问题是否真的变成了个人的事情、而个人是否能够承担是另外一回事。通常人们所感受到的是获得了自由与解放的体验，是世俗幸福的权利。
僧侣阶层的知识是最明显地具有伦理特性的知识。这些知识中巫术的部分或已经消亡或部分地传递给了科学，而其中的宗教部分也同样是部分地消亡、部分地传递给了人文学科和权力者的意识形态。这些问题也依然是现代诗歌和存在论哲学的一个主题。只是现代社会里这些僧侣的学徒（或巫师的学徒）已经生不逢时了。或者说，在宗教衰亡之后，作为僧侣的学徒的人文知识者失去了其存在的合法性。一神教也罢，多神论或自然神论也罢，当上帝或神灵隐遁，神灵的祭祀阶层或僧侣的学徒也该失业下岗了。很显然，只有神灵才是生死和灵魂拯救者，僧侣或巫师的学徒只是一个话语的转述者，传递神谕或代人向神灵祈祷的一个中介者。是神灵与人类之间的话语沟通者。在他继续传递神谕时，神灵已经死去。这使他在现代这个祛魅后的社会里丧失了合法身份。继续“传递”有关生死和灵魂拯救信息的僧侣的学徒现在成了假先知。他已经失去了预言、启迪和给予有益的教诲的能力。尽管现代社会的诗人和存在论哲学家仍然在做僧侣的学徒的工作，但无论怎样都无法掩饰其工作的暧昧性和话语的模糊性。他的位置、功能和话语都是一种僭越。他企图谈论的东西总是他所不知道的东西。神谕成为一个秘密，但他并不知道这个秘密。只是他的言谈方式是秘密的。
一个合理化的或理性化的世界已经不能容许僧侣的学徒在知识领域存身。现代社会对这类僧侣的后裔或巫师的学徒有了一种“总的赎买”：那就是把巫师的学徒变成人文学科的一个个分支的专家。有关灵魂的知识变成了有关心理学或精神分析学的知识，有关宗教的知识变成了有关文化人类学或者美学领域的知识。他们被分门别类和划分等级，并且领取学科制度所给予的酬劳。但已经没有人希望从他们那里获得灵魂的拯救。他们在现代社会存在的理由似乎只是“为往圣继绝学”而已。
从历史的角度看，正是启蒙思想的知识话语引发了这一知识或文化领域的变迁过程。启蒙思想把“为天地立心”或代神灵传言变成了独立的个体“我思”。也许可以认为，正是代神灵言述的制度化的崩溃解体，引发了启蒙知识的产生与传播。启蒙思想者的知识剥夺了僧侣或教士阶层的知识的合法性，祛除了僧侣阶层知识的神秘性和魔力。僧侣阶层的知识，其知识权力和知识的伦理功能是靠人们的信仰来维持的，当人们普遍地使用自己的理性，并依赖逻辑与经验进行论证时，这种知识和对这种知识阶级的信仰就被破除了。如果说僧侣阶层的知识来自神灵的启示，僧侣阶级的知识是先知与神灵之间的秘密的、神圣而永恒的立约，那么理性知识系统则是人与人之间的、论争和修改着的临时契约。僧侣阶级的知识并不是要把普通信众变成知识大众，而是维持着“教士”与普通信徒的绝对差别。接受僧侣阶级的知识是要把它变成神秘的信仰，不是掌握这种知识，而是对它的魔力表示膜拜。
启蒙思想者在对普通民众进行启蒙的时候，仍然是“教士思想家”（齐格蒙·鲍曼）类型的。但启蒙思想家的知识却是人人都能够理解的。这种知识本身是一些常识，通过教育和学习每个人都可以掌握。通常所谓的科学知识可能是有难度的，却不再是神秘的，是有力量却不是有魔力的东西。启蒙思想对现代世界的进程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然而，作为知识者个人而言，因为他们的知识而受到社会尊重的程度却大大降低了（当然，技术知识人从社会那里拿到了丰厚的回报）。他们的声望和权力远不如他们的僧侣和巫师前辈。僧侣阶级因为受到人们的尊重而获得财富（尽管这些财富使他们堕落并且声名狼藉），技术知识人可能会因为获得大量财富而受人尊重。现代知识者发现，他们对知识进行生产、传播的结果，是自身社会地位和类似于“教士”身份的丧失，是声望和权力的减少。他们未能继承其先辈通过知识获得的魔力。这正是启蒙思想的逻辑中所蕴涵着的历史结果：破除人们对“教士”的知识的迷信，也就祛除了知识和知识者的魔力。他们不过是一个程序化运转的社会机器或某个机构的雇员而已。而且他们得到雇佣的机会也将越来越少。现代世界正在或已经按照他们的某种知识模式建造起来，然而他们却不怎么喜欢这个世界。那些从这个新的约定、契约或合同中最大的获利者是经济人、商业人而不是知识者。与启蒙思想或现代性的原初设想有着巨大差异的是，现代性的实际进程把启蒙思想所推重的个体自律和自由民主变成了一种工具理性，并且事实上“全面从属”或“附属于工业和商品生产的工具理性的功能性必备条件”（齐格蒙·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第256页，洪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在二十世纪的条件下，不满这个世界的知识人走了两条不同的道路，一是躲进一个秘传知识的象牙塔，一个是选择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启蒙知识者把其先辈的关于存在的知识、关于死亡、复活和灵魂拯救的神秘知识破除了，他们的思想从关于存在问题的层面转向了社会制度层面。把神学问题世俗化，把道德问题变成一个经济学问题，把天国问题变成现实问题。无论是资本主义世界还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实践，都是从存在论问题转向了制度化问题。宗教和哲学的存在论问题变成了虚幻的观念或“意识形态”，真实的问题是社会制度层面的法学和经济学等问题。尽管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所做的选择是极其不同的，但它们都是把神学问题世俗化的不同方式，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启蒙思想的一个结果或变种。在这个历史时期内，甚至文学和诗歌也从属于这样的世俗问题或制度性问题，文学与诗歌也从对存在的关心，对罪恶、死亡和灵魂拯救的关切，转向了对制度性问题和制度性冲突的关切。罪恶、苦难等不再是宗教和道德问题，而是表现为制度性问题。同人类早期探讨和沉思存在、死亡和复活的伟大诗歌文本即我们所说的经典一样，对制度性问题和制度化冲突的探索与描述，也产生了伟大的文本，那就是辉煌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
在实现启蒙思想对人类社会的重新规划的历史过程中，知识者或知识者阶层同他的先辈一样获得了荣誉、权威和尊严。他们都激发了社会对他们在道义上的景仰。僧侣和祭司阶级靠着他们的伟大的禁欲主义生活方式和禁欲主义的道德传统，靠着他们的隐忍和常人难以坚持的精神和日常生活的苦修，靠着古代的为宗教而献身和殉难的圣徒谱系，甚至因为早期的教徒所遭受的迫害，而赢得了道德权威、荣誉和道义上的资本。这种道德资本最终使他们赢得了控制整个社会的权力。也许可以说，与其说是僧侣阶级的知识使他们获得了权威和权力，不如说是其美德和美德的不断蒙难使其最终赢得了权力。因此，启蒙不仅是揭示了神学知识的虚幻性，也主要揭示了教会和教士阶级的道德虚伪和道义上的各种恶行。这个阶级不仅是在丧失其知识合法性，也是在丧失其全部的道德目的时，彻底丧失了统治权。
在反抗这种神学的道德权威的过程中，启蒙思想者付出了几乎是同样的代价，因而也取得了同样的成功。尽管启蒙思想者不必忍受禁欲主义的苦修，但早期的先觉者所遭遇的迫害，在剧烈的社会冲突中的作用，和他们的后来者所进行的卓绝的工作，最终确立了理性的荣耀和尊严。不同于僧侣知识和权力形式的是，启蒙思想者所最终确立的权威，是理性本身的权威，而不是曾经为这种理念而奋斗的个人。权力的基础建立在理性的公约之上，而不是个人的道德和对个别人的道德人格的迷信与膜拜之上。
选择了社会革命的启蒙者虽然运用了理性的力量，但也更多地利用了传统的把知识变成道德、进而变成人民的信仰的古老形式。暴力革命的启蒙者就是用暴力来缩短理性自身的缓慢的启蒙过程。暴力革命只是他们的知识形式的一种延伸，是历史唯物论知识变成绝对真理并进而变成普遍现实的时刻。同传统社会的祭祀阶级，或同他的直系前辈启蒙思想家一样，社会革命者所从事的事业仍然应当被视为一项知识事业。当然，它不只满足于知识的传播，而是执着于知识的社会实践。这样，一个知识集体就成为一种政治武装组织的核心。在使用暴力革命实现社会制度变革的国度里，传统上臭名昭著的恶政使它的反抗者获得了道义上的绝对权威。苦难的水深火热引发了信仰上的狂热，而信仰的广为传布预示着胜利。反抗者往往把旧政权的全部权威通过革命转账到自己的名分之下。革命者像早期的教徒那样所遭受的一切迫害、一切的流血牺牲、一切的流放、酷刑、囚禁，都为革命者赢得了充足的道德资本。这笔巨大丰厚的道德资本记在了人民的信誉的银行。在人民的信誉那里，革命者从中获得了未来世界的授权。人民对胜利者的欢呼、夹道欢迎就是最早的对革命者进行授权的仪式。这个新权力不是通过法律和政治的方式获得政权的，当然也就不需要法律的方式获得人民的授权。反抗者通过暴力革命取得权力。新政权通过人民的文艺的形式和文化仪式——通过被改编成颂歌的民歌、扭秧歌、街头剧、文人的民谣、被组织的自发欢迎仪式——授权而取得了合法性。如同僧侣阶级一样，革命者所遭受的“磨难与净化”把他们置于普通人永远无法企及的地位，与僧侣阶级一样，革命者也奠定和提出了一种基于自我牺牲、献身与奉献的逻辑之上的卓有成效的服务—统治关系。
一个有知识信仰的革命组织把高尚的美德从作为反抗者的权力变成统治的权力。这个政治武装组织作为反抗者所付出的血的代价成了魔法般无穷再生的道德资本。拥有如此雄厚的道义资本的政治组织当然就意味着拥有无限的权力。这个组织知道自己权力的源泉，因而，它的一个主要的权力炼金术就是通过在新政权组织下所生产的人文知识，通过历史、哲学和文学的知识形式，特别是通过通俗化的文化形式，通过宣传教育，通过从小学到大学的教科书，通过各种各样的通俗的文艺形式，通过讲故事，反复讲述牺牲、献身、殉难的故事。并且被抬高到神圣的地步。直到论证权力合法性的道德故事变成了人民的知识与记忆，变成了人民的意识形态，变成了一个时期里知识者的人文学科，这个讲述也不会暂停。这个无处不在的讲述并非只是对早期殉教者的一个纪念，并非只是为了给予死者一种哀荣。它的伟大功能在于在今天的统治者与昔日的反抗者——殉教者之间建立一个光辉的谱系，使它的当权者继承早期牺牲者的那份道德资本。使这个资本如同一个伟大基业的不动产一样永久化。每一次大规模的叙事都是重新投入人民的信誉银行里的一笔信誉资本。
革命者或解放者与启蒙者不同的是，启蒙者在启蒙了人民之后丧失了自身的权力，使理性形式化和制度化，把道德问题，把真理、正义变成制度化层面的问题。启蒙者的知识和崇高理念变成了人们的平淡无奇的常识、化为日常生活的习惯与规范。光辉的启蒙运动之后，伟大的启蒙思想变成了“合理化、科层化”的现状，为一套制度化的官僚程序所替代，和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所支配的资本自身的运营。那些从西伯里亚或从库页岛以及类似地方潜回的反叛者，不喜欢这样的资本现实，革命者尤其是掌了权的革命者，把制度化问题再次转移到道德层面上，变成意识形态，变成绝对的真理，并且占据着真理的解释权。而无论如何他们自己都是道德的楷模和德行的化身，因而牢牢地行使着绝对的权力。在一个时期内，人文知识被彻底意识形态化，并且因此变成了权力的修辞学。从西伯里亚回来的流亡知识者把他们统治的整个世界变成了“古拉格群岛”。在最好和最善意的想象中，这个进行夺权和掌权的知识集团，类似于柏拉图《理想国》里的哲学家－国王，他们寻求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怎样能够设计一种我们刚才说到的那种权宜的谎言，一种高尚的谎言，以便我们可以劝说全社会，如果可能的话，包括统治者自己在内，接受它？”而柏拉图的解决之道与革命者在两极相遇，在《法律篇》中，哲学家钦佩地回忆起埃及祭祀者的文化，文化与道德的典范已经展示在庙宇中，古代圣歌和官方的圣乐所具有的律法作用。
这是一种东方化的启蒙和东方的革命。作为启蒙与革命，它打破了历史的连续性。它也断绝了权力从上天而来的观念，权力统治不再是奉天承运，而是来自于民意。但革命与启蒙不同的是，民意并非是理性的公约，而是通过道德完美的人格来体现。
也许这是一个爱听故事的古老民族的历史宿命。人们并不信赖抽象的理念或形式化的理性，而更喜欢道德或社会正义等理念的人格化形式。形式化的理性或制度化的理念，似乎是枯燥的逻辑课程或乏味的法庭辩论。而理念的人格化则包含着激动人心感人肺腑的故事。社会理念的人格化叙事与文化传统之间有着更深刻的连续性，虽然革命本身似乎是历史连续性的断裂。社会理念的人格化，它的道德化和进一步的崇高化，使这种理念更接近理念的神格化而不是理性的公约。社会理念的制度化和社会理念的人格化，形成了两种彼此不同的体制。而今，理性的制度化似乎日益完善、定型，革命后的把社会理念人格化的东方世界正在试图从人格化的破产中走出来。
人文知识传统承担过各种不同的社会伦理功能。知识人曾经是祭祀者、立法者、拯救者，也充当过启蒙者、解放者与革命者。这些活动中诞生了不同的社会人文性质的知识。或致力于灵魂的拯救、道德的教化、社会的改造、人类的解放。这些知识谱系虽然互相敌对与相互颠覆，但它们都承担了在一个社会中的伦理功能，引导了现代知识的诞生。而现代知识活动则非常合理地取消了知识活动和知识者的这种社会伦理承担的荣耀与高贵，取消了它的社会伦理功能，或者说，使它的功能减低到最微不足道的程度。尤其是灵魂拯救的失效、解放事业的破产，使得个人道德目的和社会伦理目标变成了一种笑谈。对个人来说，没有灵魂只是肉体，对个人与社会来说，基本冲突是利益而不是真理。各种各样的神学问题变成了彻底的世俗问题。知识是获取利益的手段，而不是通向真理的途径。知识不是礼而是力，知识是力量而不是道德。知识人茫然四顾，无计可施，无用文之地，也没有雄心壮志。他的祖父辈，即祭祀者、僧侣和巫师的事业，他的父辈的启蒙与革命事业，在一个日益合理化和技术统治的世界里，都已经成为他失去继承权的不合法遗产。在这样的时候，他只能掉转一下马克思的雄心勃勃的哲学命题：哲学家们只是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但哲学家要改造世界就只有变成柏拉图的“哲学王”或变成革命者与反抗者，他们才能“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他的知识祖辈与知识父辈都曾经致力于按照一种知识理想去改造世界，而那是一种没有被充分解释的知识，和一个没有被充分解释的世界的悲剧式遭遇。现在，这个失去继承权的知识人发现，（人文）知识的功能在于解释世界，以及这种解释活动所带来的理解上的自由与宽容精神，和一点点别的小小乐趣。只是在他遭遇到的道理并不复杂、解释也并不深奥、但要按道理去做却无比困难，而且几乎无理可讲时，他的以智慧聊以自慰的小小乐趣就烟消云散了：智慧的快乐在良心的苦痛面前只能体会到的是内疚。他的知识既不能提供神话式的安慰也更不能提供政治行动的力量。他的知识前辈已经滥用了知识功能，而今他这一代人必须以无为自救？
耿占春，学者，现居海口。主要著作有《隐喻》、《观察者的幻象》等。